我們也只能送些東西，變相地表示感謝。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過病，廠裡為此發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總之幾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願。

原本僅容得下一張床的傳達室裡間，四口之家是顯然、絕對沒法兒同住的。但這世上在一些人看來是顯然的、絕對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們，往往就不那麼顯然不那麼絕對了。正所謂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間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氣兒卻可以大一些。朱師傅撿了一張破木床，修修，將兩張木床摞起來了，成了雙層的床。又撿了一塊板，晚上臨睡前將下床接出一條。就這樣，顯然而又絕對解決不了的困難，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朱霞和母親每晚睡下床，睡得多麼擠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師傅自己，則每晚在廠裡到處找地方借宿。好在廠裡有些供值班人員睡的床，一般情況下他借宿不會遭到拒絕。

現在，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師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維持著，但我從未見朱師傅愁眉苦臉過。朱師傅另外還有沒有收入呢？有是有的——四處撿些廢品賣。

他清除七個垃圾通道時，常將易拉罐兒、塑膠瓶挑出來攢著，我也常見他推了滿滿一車廢品送往什麼地方的廢品站。

我曾聽有人說：「嘿，又發了，也許賣不少錢呢！」

我不相信現而今誰靠撿廢品賣會「發」。倘真能，為什麼我們城裡人不也「發」一把呢？一個易拉罐兒幾分錢，一斤廢報幾角錢，這我也是知道的。一車廢品賣不了多少錢的，明擺著的事兒。

朱師傅掙的是城裡人，尤其是北京人顯然、絕對不願掙的錢，也是顯然、絕對在靠誠實的勞動掙錢。

故我常將能賣錢的廢品替朱師傅積攢了，親自送給他。

有次我問：「怎麼最近沒見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說：「去學電腦了！」

這一位中年的，安徽農村來的農民父親，就用自己賣廢品所得的錢，供他的兒子去學最現代的謀職技能。

現在朱凡已經在某郵局謀到了一份臨時的工作，儘管收入和他父親的收入一樣很低微，但畢竟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師傅見了我，吞吞吐吐地問：「你看，如果我想在車棚這一角用些膠合板圍一處我睡覺的地方，廠裡會同意嗎？」

我說：「我不是早就建議你這樣做了嗎？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廠裡我替你說。」

廠裡的領導也很體恤他一家。

現在，朱師傅有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就在門房的邊上，一米多寬，兩米多長，用膠合板圍的一個箱子似的「房間」。睡在裡邊，夏天的悶熱，冬天的森冷，大約非一般城裡人所能忍受。

現在，這一家人已在北京，確切地說，在我們童影的門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師傅、「嫂子」和朱凡，都在為生活而掙錢。不管一份工作多麼髒，多麼累，收入多麼低微，在北京人看來是多麼不值得幹，不屑於幹，在他們看來，卻都是難得的機遇……

在風天，在雨天，在寒冬裡，在赤日下，我常見「嫂子」替朱師傅清理七個垃圾通道，替朱師傅打掃宿舍區和廠區的衛生，也像朱師傅一樣，從垃圾裡挑揀出可賣點兒錢的東西。她替朱師傅時，朱師傅則也許往廢品站送廢品去了，也許另有一份兒活，去掙另一份兒錢了。「嫂子」推垃圾車的步態，騰騰有力，顯示出一種「小車不倒只管推」的樣子。

這一家的每一個成員，似乎總是那麼樂觀，似乎總是生活得那麼親情融融。有時我不免奇怪地想，他們的樂觀源於什麼呢？當然，我知道，他們一家人要通過共同的努力，早日積攢下一筆錢，然後回安徽農村去蓋房子。那須是多大數目的一筆錢呢？三萬，還是五萬？他們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呢？

似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再豁上七八年的時間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達到，一定能達到。難道，這便是他們樂觀的生活態度的因由嗎？哪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哪一個家庭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身處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不謗世妒人，不自卑自賤，不自暴自棄，一心確定一個不超出實際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生活目標，全家人同舟共濟，付出了一個七八年，並準備再付出一個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實現呢？

我清楚，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這一種生活態度不是很可敬嗎？

自尊，自強，自立——於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師傅一家一樣嗎？十分難得的是，他們還有那麼一種彷彿任什麼都腐蝕不了的樂觀！這樂觀可貴呀！我常對自己說，朱師傅是我的一面鏡子。他這一面鏡子，每每照出我這個小說家生活的矯情。

我也常對妻子和兒子說，朱師傅一家是我們一家的鏡子。相比於朱師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還有什麼理由不樂觀地生活？我們對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滿足不如意，不是矯情又是什麼呢？

作者「梁曉聲」的其他小說

《忐忑的中國人》《花兒與少年：梁曉聲散文》《我心靈的覺醒》《年輪》《紅磨坊》《今夜有暴風雪》《你在今天還在昨天》《中國文化的性格》《尾巴》《浮城》《京華聞見錄》《疲憊的人》《人世間》《紅色驚悸》《知青》《泯滅》《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欲說》《狡猾是一種冒險的遊戲》《我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