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朱師傅一家

趙大爺死後，朱師傅來了。接替趙大爺，成為我們兒童電影製片廠宿舍樓的管理員。職責和趙大爺一樣，擔負環境衛生及安全。

朱師傅可能比我年齡小七八歲，安徽農民。自然，他住在趙大爺住過的小小門房裡。門房約十平方米，隔為兩間。外間是收發和傳達室，朱師傅住裡間。小小門房一分為二，裡間擺一張單人床和一張窄桌外，也就沒什麼餘地了。收發和傳達另有人負責，地方也特別小，所以朱師傅的起居，客觀上就限定在裡間了。

別人都叫他朱師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齡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覺不合適，故也隨年輕人們叫他朱師傅，他則隨年輕人叫我「梁老師」。

有次我說：「朱師傅，別叫我梁老師，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卻說：「那哪兒成呢？那麼多人都叫你梁老師，我怎麼能叫你老梁呢？」

我說：「那就叫我曉聲，不是也有那麼多人叫我曉聲嗎？」

他說：「他們是你朋友啊！」

我說：「那你也當我是朋友嘛。」

他說：「行，梁老師，以後我就當你是朋友！」

直到現在，他仍叫我「梁老師」——雖然我覺得他已經拿我當朋友了。

和趙大爺一樣，朱師傅也是極有責任心的人。我們宿舍樓周圍的環境衛生一直挺好，人們都是比較滿意的，這受益於朱師傅的責任心和勤勞。

記不得從哪一年起，朱師傅的女兒朱霞來了。朱霞已經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歲了，但看去仍像少女。她自幼患了小兒麻痺，一隻手有些殘疾。人們都很喜歡朱霞，我也喜歡她，她是個有禮貌又懂事的姑娘。人們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師傅的妻子和兒子也一道來了。他妻子是位質樸的農村婦女，她隨朱師傅叫我「梁老師」，而我稱她「嫂子」，這在輩分上是顛倒的。其實我應叫她「弟妹」，但我不習慣那麼叫。而她呢，既然我稱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聽之了。

朱師傅的兒子比朱霞小兩歲，叫朱凡。朱凡是個清秀且聰明的農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點兒的那類青年。

朱師傅常替人們修腳踏車。朱凡從旁看了幾次，會修了。遇有誰家的腳踏車壞了，推到門房外，請朱師傅修，倘若朱師傅沒時間親自修，便將「任務」交代給朱凡，往往還要嚴肅地叮囑：「要認真修啊，不許對付！」

我曾對朱師傅說：「朱師傅，別不好意思，要收錢。」

朱師傅笑著說：「那哪兒行呢？那成什麼事兒了呢？」

我也曾對朱凡說：「你爸不好意思收錢，你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親那麼憨厚地笑，不吱聲兒。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們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這一點上不必學雷鋒，不必搞無償服務！」

她同樣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對某些關係親密者打招呼——「咱們都不要讓人家朱師傅白修車啊！」

人們都說「對」。

其實街口就有修腳踏車的，但那修腳踏車的天一黑就收攤了。住在樓裡的大人們或學生們，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腳踏車有毛病，怕影響第二天上班上學，於是只有求助朱師傅。而朱師傅從來有求必應，即使自己沒空兒，也是先應下來，讓兒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腳踏車搬屋裡修，只能將電燈拉到外邊，凍手凍腳地修……

這不給幾元錢真是讓人過意不去。

但據我所知，他們是從來不收錢的，非塞錢給他們，反而會搞得他們非常窘。我妻子的腳踏車，我兒子的腳踏車，他們也不知貪黑給修過多少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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