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龍是我家五十年前的近鄰盧叔、盧嬸家的長子。當年我剛入中學，他才上小學。我們那一條小街，是哈爾濱市極破爛不堪的一條小街，土路，一年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是泥濘的。當年我們那個同樣破爛不堪的院子九戶人家，共享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地，而我家和盧家，是隔壁鄰居，我家二十八平方米，他家約二十平方米。我曾在我的小說《泯滅》中，將那條小街寫成「髒街」。我也曾在我的小說《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中，寫到「盧叔」這樣一個不幸的人物。那是一部真實與虛構相交織的小說。這樣的小說，按普遍經驗而言，其中具有了虛構成分的人物本是不該寫出真實之姓的，然而我卻據真所寫了——當年的我，哪裡有什麼寫作經驗呢？
真實的盧叔，亦即《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中的「盧叔」的原型，可以說是一個美男子。我家成為盧家的近鄰那一年，盧叔三十六七歲。當年我還沒看過一部法國電影，現在自然是看過多部了。那麼現在我要說，當年的盧叔，像極了法國電影明星阿蘭·德龍。
盧叔參加過抗美援朝，這是真實的。
盧叔復員後曾在鐵路局任科級幹部也是真實的。
不久，盧叔被開除了公職，沒有了收入，成了一個靠收廢品維持生計的人，這也是真實的。如今看來，那肯定是一樁受人誣陷的冤假錯案。年輕的科長，有抗美援朝之資本，還居然有張歐化的臉，是美男子，肯定有飄飄然的時候。那麼，被嫉妒也就不足為怪了。
盧嬸當年似乎大盧叔兩歲，這是我當年從大人們和他們夫妻倆開的玩笑中得知的。她年輕時肯定也是個窈窕好看的女子，身材比盧叔還略高。我們兩家成鄰居那一年，她已發胖，卻依然有風韻。但，那顯然是種根本不被她自己珍惜的風韻。底層的，丈夫有工作的人家，日子尚且都過得拮据，何況她的丈夫是收廢品的。想來，她又哪裡有心思重視自己的風韻呢？
好在盧嬸是個極達觀的女子、妻子和母親。她一向樂盈盈地過他們一家的窮日子，彷彿窮根本就不是件值得多麼發愁的事。用今天的說法，全院的大人當年都覺得她的幸福指數最高。那一種幸福感，是當年的我根本無法理解的。現在的我，當然已能完全理解——與盧叔那樣一個美男子成為夫妻，在底層的物質生活極其匱乏的年代，在對物質生活的憧憬若有若無的她那一類女人心裡，大約等於實現了第一願望吧？何況，盧叔是個有生活情趣的男人，還是個懂得心疼自己妻子的丈夫，同院的大人們常拿這樣一句話調侃他——「這是留給你媽的，誰偷吃我打誰！」而所留好吃的，往往是難得一見的一點兒肉類食品罷了。
玉龍是盧家長子。他的姐姐叫玉梅，弟弟叫玉榮。玉榮之下，還有兩個妹妹。他最小的妹妹，是我們兩家成為近鄰之後出生的。有一點是過來人對從前年代有時難免懷舊一下的理由，那就是比之於如今的孩子們，從前的孩子們真的格外有禮貌。這不僅體現於他們對於大人的稱呼，更體現於他們對鄰家子女的稱呼。即使年長半歲，甚或一兩個月，他們也慣於在名字後邊加上「哥」或「姐」的。我家兄弟四個依次都比盧家的子女年長，故依次被盧家的孩子叫作「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我的哥哥精神失常以後，盧家的孩子照樣見著了就叫「大哥」的。盧家的子女都很老實，從不惹是生非。我只記得玉龍與另一條街上的孩子打過一次架，原因是「他們當街耍笑我大哥」！
盧家孩子稱呼我家兄弟四人，「哥」前既不加「梁家」，也不帶出名字。玉龍和玉榮兄弟兩個，從小又是極善良、極有正義感的孩子。我從未聽盧叔或盧嬸教育過他們應該怎樣做人。進言之，他們在這方面是缺乏教育的。我想，他們的善良與正義，幾乎只能以「天性」來解釋。當年，我每天起碼要聽到十幾次出自盧家孩子之口的「二哥」。盧家五個孩子啊，往往一齣家門就碰到了一個，聽到了一句啊！
如今想來，當年，每天聽到那麼多句「二哥」，對我是一件重要之事，那使我本能地遠避羞恥的行為。被鄰家的孩子特親近地叫「二哥」，這與被自己的親弟弟親妹妹所叫是很不同的。被鄰家的孩子特親近地叫「二哥」，使當年的我不可能不在乎配不配的問題。
大約是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春節前，我第二次從北京回哈爾濱探家。我已是年輕的一夜成名的作家，到家的當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地挨家看望鄰居的叔叔嬸嬸們，自然先從盧叔家開始。
而盧家人正吃晚飯，除了盧嬸，我見到了盧家全家人。盧叔瘦多了，我問他是不是病過，他說確實大病了一場。玉龍的姐姐玉梅、弟弟玉榮，還有玉龍的大妹妹，全都從兵團、農場返城了，都還沒有正式工作。除了盧叔，盧家兒女們，皆以崇拜的目光看我，使我頗不自在。我六十多歲的老父親，雖已勞累了一輩子，從四川退休回到哈爾濱後，為了使家裡的生活過得寬裕點，在一個建築隊繼續上班。經我父親介紹，玉龍也在那個建築隊上班。我問玉榮為什麼不像他哥哥一樣找份臨時的工作？玉榮被問得有些難為情，玉龍則替弟弟說：「弟弟是兵團知青時患了肺結核，從此幹不了體力活了。而要找到一份不累的工作，像玉榮那麼一個毫無家庭背景的返城知青，等於異想天開。」
氣氛一時就很愁悶。
我心愀然。事實上，連我返城的三弟，當時也只能託我那當了一輩子建築工人的老父親的「福」，與我父親在同一個建築隊幹活。
我又問：「盧嬸怎麼不在家？」
盧叔反問我：「你家沒誰告訴你？」
我聞言困惑。
而玉龍憂傷地說：「二哥，我媽秋天裡病故了。」
玉龍實際上只有小學文化，從他口中說出「病故」二字而非「死」字，使我感覺到了他心口那一種疼的深重——不知他要對自己進行多少次提醒，才能從頭腦中將「死」字摳出去，並且鉚入他不習慣說的「病故」二字，足見他對他母親的懷念之情。
我的心口也不禁疼了一下。那樣一家，沒有了盧嬸，好比一棵樹在不該落葉的季節，掉光了它的葉子。
我又沒話找話地說了幾句什麼，逃脫似的起身告退。
「二哥……」我已站在門口時，玉龍叫了我一聲。
我扭回頭，見盧家人全都望著我。
盧叔悽笑著說：「大老遠的，你還想著給叔帶幾盒好煙回來，叔多謝了。」
我說：「院裡每位叔都有的。」
盧叔說：「那你給我的也肯定比給他們的多。」
而玉龍說：「二哥，我們全家都祝賀你是名人了。」
我又不知說什麼好。
盧家的兒女們，一個個虔誠地點頭。
因為我哥哥幾天前又犯病了，我的家也籠罩在愁雲憂霧之中，家人竟都沒顧得上告訴我盧嬸病故了……
第二年春季，父親到北京來看孫子。
父親告訴我，盧叔也病故了。
父親誇玉龍是個好兒子，為了給盧叔治病，將他家在後院蓋的一間小磚房賣了。
父親惋惜地說：「因為急，賣得也太便宜了，少賣了五六百元。如果不賣，等到動遷的時候，玉龍和玉榮兄弟倆就會都有房子結婚了。」
父親最後說：「但玉龍是為了使你盧叔走前能用上些好藥，少受些罪。他做得對，所以全院都誇他是個好兒子。」
夏季，玉龍忽一日成為我在「北影」的家的不速之客——將近一米八的個子，一身嶄新的鐵路制服，一表人才。
他說他父親當年的「問題」得到了糾正，所以他才能有幸成為一名鐵路員工。
我問他具體的工作是什麼？他說在貨場管倉庫，說得很滿意。
他反問我：「二哥，我文化也太低呀！所以應該很滿意啊，對不對？」
我和我的父親連說：「對、對。」
我和父親特為他高興。
他怕誤了返回哈市的列車，連午飯也不一塊吃，說走就走。
我和父親將他送出「北影」大門外。
他說：「真想和大爺和二哥合一張影。」可臨時哪兒去借照相機啊！當年連我這種人還沒見過手機呢！
父親保證地說：「下次吧！下次你來之前怎麼也得先通個氣兒，好讓你二哥預先借臺照相機預備著。」
玉龍說：「大爺，我爸媽都不在了，有時我覺得活得好孤單，我以後可不可以把您當成老父親啊？」
父親連說：「怎麼不可以！怎麼不可以！」
玉龍看著我又說：「那二哥，以後你就好比是我的親二哥了吧。」
我說：「玉龍，我們的關係不是早就那樣了嗎？」
望著玉龍走遠的背影，父親喃喃自語：「好孩子啊！也算熬到了出頭之日了，他弟弟妹妹們有指望了……」
兩年後，我那有了正式工作不久的三弟「下崗」了。
那一年的冬季玉龍又出現在我面前，穿一件舊而且破了兩處、露出棉花的藍布面大衣，看去像個到北京上訪的人。他很疲憊的樣子，不再一表人才。我訝異於他為什麼穿那麼一件大衣，以為大衣裡邊肯定還穿著鐵路員工的藍制服。但他脫下大衣後，上身穿的卻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紫色秋衣，顯然又該洗澡了。玉龍說：「二哥，我下崗了。」
我一時陷於無語之境。
他買了我寫的十幾本書，說是希望通過送書的方式結識什麼人，幫自己找到份能多掙幾十元錢的活幹，說再苦再累他都幹，只要能多掙幾十元錢。我一邊籤自己的名，一邊問他弟弟妹妹們的情況如何？
他說，他弟玉榮的病還是時好時犯，好時就找臨時的工作，一向只能找到又累又掙錢少的活兒，幹到再次病倒了算。他姐有小孩了，也「下崗」了。他兩個妹妹同樣沒有正式工作。
我聽著，機械地寫著自己的名字，不忍抬頭看他，寧願一直寫下去。
書中有一本是《一個紅衛兵的自白》。
我正要簽上名，玉龍小聲說：「二哥，這本不簽了吧。」
我頭也不抬地問：「為什麼？」
他說：「你就聽你弟的吧。」
我固執地說：「這一本書我寫得不那麼差。」
他沉默片刻，以更小的聲音說：「二哥，不瞞你，有看了這一本書的人，攛掇我告你。」
我這才想到，在《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中，我寫到的一個人物用了盧叔的真姓，但卻加在了書中那個「盧叔」身上一些虛構的成分，還是那種有理由使盧家人提出抗議的虛構成分。我終於放下筆，緩緩抬起頭，以內疚極了也憐憫極了的目光看定他說：「玉龍，你起訴二哥吧。你有權利也有理由起訴我，那樣你會獲得一筆名譽補償金，而那也正是二哥願意的。」
我說的是真誠的話。
事實上每次見到玉龍，我必問他缺不缺錢？他總是說不缺，說真到了缺的時候，肯定會向我開口的，然而，我覺得他肯定永遠不會主動向我開口的。據我所知，盧叔盧嬸在世時，生活最困難的盧家，不曾向院裡的任何一戶鄰居開口借過錢。在這一點上，盧家兒女有著他們父母的基因。
聽了我的話，玉龍的臉頓時紅到了脖子，當面受了侮辱般地說：「二哥，你這不是罵我嗎？哪兒有弟弟告哥哥的呢？我那麼做我還是人啊！」
我說：「兄弟互相告，姐妹互相告，甚至父母和子女互相告，這類事全國到處發生。你放心，二哥保證，絕不生你的氣。」
他說：「那我自己也會一輩子生自己的氣，我姐我弟我妹他們也會生我的氣！二哥你要是不歡迎我了，我立刻就走好啦！」
我只得笑著說：「那再版時，二哥一定做一番認真修改。」
後來，玉龍又出現在我家時，我送給他一本簽了我的名也寫上了他名字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告訴他，是一本修改過的書。
他又紅了臉，笑道：「二哥你看你，還認真了，這你讓我多不好意思！」該臉紅、該不好意思的是我，卻反倒成了他，我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他一下。他找著拎著的，帶來了兩大旅行兜五六十本書。他累得不斷地出汗，說經人介紹，幫一位是東北老鄉的生意人在北京跑批發，聯絡業務得自己出錢送禮，而送我的簽名書，對他是花錢不多卻又比較送得出手的禮物。
我不許他以後再買我的書，要求他提前告訴我，我會為他備好籤名書，他來取就是。他說：「那不行，這已經夠麻煩二哥的了，怎麼能還讓二哥送給我書呢！何況我每次需要的又多，二哥寫一本書很辛苦，絕對不行！」
到現在為止，他一次也沒向我要過書。
後來，我的人生中發生了兩件毫無思想準備的傷心事，先是父親去世了，幾年後母親又去世了——這兩件事對我的打擊極沉重。
再後來，我將哥哥接到北京，也將玉榮請到北京幫我照顧哥哥，同時算我這個「二哥」替玉龍暫時解決了一件操心事，等於給他的弟弟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玉榮在回哈爾濱看望哥哥姐姐妹妹的日子裡，不幸身亡，而我四弟的妻子不久患了尿毒症，一家人的生活頓時亂了套。
那一個時期，在我的頭腦之中玉龍這個弟弟不存在了似的。兩年後，等我將我這個哥哥的種種責任又落實有序了，才關心起久已沒出現在我面前的玉龍來。
那是北京寒冷的冬季，我給四弟寄回了兩萬元錢，囑他必須儘早聚上玉龍，不管玉龍需不需要，必須讓玉龍收下那兩萬元錢。
不久，四弟回我電話說，交代給他的任務他完成了。
春季裡的一天，下午我從外開罷一次會回到家裡，見玉龍坐在我家門旁的臺階上，雙眼有些浮腫，上唇起了一排火泡——他一副心力交瘁的樣子，卻沒帶書，只背一隻綠書包。
進屋後，他剛一坐下，我便問他遭遇什麼難事了？
他說他最小的妹妹也大病一場，險些搶救不回生命來。
我問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他說：「我知道四嫂那時候也有生命危險啊，我什麼忙都幫不上，怎麼還能告訴二哥我自己著急上火的事呢？！」
「二哥，你的心意我領了，但這兩萬元錢我不能收。二哥的負擔也很重，我怎麼能收呢？」他從書包裡掏出了兩萬元錢，放在我面前。他說等了我將近三個小時，他這次來我家就是為了送錢。兩萬元錢帶在身上他怕丟，所以一直耐心地等我回來。
我生氣了，與他撕撕扯扯地，終於又將兩萬元錢塞入了他的書包。
這時響起了敲門聲，我開了門見是某出版社的編輯，我忘了人家約見的事了。
玉龍起身說他去洗把臉。
他洗罷臉就告辭了。
編輯同志問他是我什麼人。
我如實說是老鄰居家的一個弟弟，關係很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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