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同志說他見過玉龍。
我心中暗驚一下，猜測或許是給對方留下了某種不良印象的「見過」。
編輯同志卻說，前幾天她出差從外地回到北京，目睹了這麼一種情形——有一精神不正常的中年女子，赤裸著上身在廣場上邊走邊喊，人們皆視而不見，忽有一男人上前，脫下自己的大衣，替那瘋女子穿上了。
我說：「你認錯人了吧？」
她說：「不會的。當時我也正想脫下上衣那麼做，但他已那麼做了。我站在旁邊，看著一個非親非故的男人為一個瘋女人一顆一顆扣上大衣釦子，心裡很受感動。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極深，所以不會認錯人。」
編輯走後，我見裡屋的床上有玉龍留下的兩萬元錢。
那一年，玉龍出現在我面前的次數多了，隔兩三個月我就會見到他一次。
雖然用手機的人已經不少了，但他還沒有手機，我也沒有。他或者在前一天晚上往我家裡打電話，那麼第二天我就會在家裡等他；或者貿然地就來了，每遇撞鎖，便坐在我家門旁臺階上等，有時等很久。
「二哥，你瘦了。」
「二哥，你顯老了。」
「二哥，你臉色不好。」
「二哥，你可得注意身體。」
以上是他一見到我常說的話，也是我一見到他想說的話。每次都是他搶先說了，我想說的話也就咽回去不說了。
那一年，我身體很差，確如他說的那樣。
那一年，他的身體看去也很差，白髮明顯地多了，臉還似乎有點浮腫。
我暗暗心疼他，正如他發乎真情地心疼我。
他帶來的書也多了。書是沉東西！想想吧，一個人帶五六十本書，不打的，沒車送，乘公交，轉地鐵，是一件多累的事啊！以至於我往往想給他幾本我新出的書，由於心疼他，猶猶豫豫地最終也就作罷了。
他來的次數多，我於是猜到他換掙錢的地方也換得頻了。
贈某某局長、處長、主任、經理……我按名單簽著諸如此類的上款，而他常提醒我不要寫「副」字，「贈」字前邊加上「敬」字。我根本不認識那些人，他顯然也一個都不認識，他只不過是在落實他「老闆」交給的任務。
有次籤罷書，他起身急著要走。
我說：「別急著走，坐下陪二哥說會兒話。」
他立刻順從地坐下了。
我為他換了茶水，以閒聊似的口吻說：「怎麼，不願讓二哥多知道一些你的情況嗎？」
他說：「我有啥情況值得非讓你知道的呢？」
我說：「比如，做了什麼好事、壞事……」
他立刻嚴肅地說：「二哥，我絕沒做過什麼壞事。如果做了，我還有臉來見你嗎？」
我說：「二哥的意思表達不當，我指的是好事。」
他的表情放鬆了，不無自卑地說：「你弟這種小民，哪兒有機會做好事啊！」
我就將編輯朋友在火車站見到的事說了一遍，問那個好人是不是他。他側轉臉，低聲說：「因為大哥也是得的精神病，我不是從小就同情精神病人嘛，那事兒更不值得說了。」
我一時語塞，良久，才說：「玉龍，我是這麼想的——二哥幫你在哈爾濱租個小門面，你做點兒小本生意，別再到北京四處打工了吧，太辛苦啦！」
他低下頭去，也沉默良久才又說：「二哥，那不行啊。在咱們哈爾濱，租一個最便宜的而且保證能賺到錢的門面，起碼一年五六萬，還得先付一年的租金。二哥你負擔也重，我不能花你的錢。再說，我也沒有生意頭腦，一旦血本無歸，將二哥幫我的錢虧光了，那我半輩子添了塊心病了。我打工還行，力氣就是成本。趁現在還有這種不是錢的成本，掙多少是多少吧！二哥你家讓你操心的事就夠多的了，別為我操心了吧……」
我又語塞，沉默了良久才問出一句廢話：「打工不容易是吧？」
玉龍忽地就低聲哭了。
我竟亂了方寸，一時不知該怎麼勸他。
他邊哭邊說：「二哥，有些人太貪了，太黑了，太霸道了，太欺負人了……只要有點兒權有點兒錢，就不將心比心地考慮考慮我這種人的感受了……」
我已經記不清我是怎麼將他送出門的了。
我獨坐家裡，大口大口地深吸著煙，集中精力回憶玉龍說過的話。
我能回憶起來的是如下一些話：
「二哥，我受欺負的時候，被欺負急了就說，別以為我好欺負，我是不跟你一般見識！我二哥是作家梁曉聲！多數時刻不起作用，但也有少數起作用的時候。二哥，你是玉龍的精神支柱啊！別說三哥四哥秀蘭姐家的生活沒有了你的幫助不行，我玉龍在精神上沒有你這個支柱也撐不下去啊……
「二哥，我希望僱我的人多少看得起我點兒，有時忍不住就會說出我有一個是作家的二哥。他們聽了，就要求我找你，幫他們疏通這種關係、那種關係。我知道你也沒那麼大神通，只能實話實說。結果他們就會認為我不識抬舉，惱羞成怒讓我滾蛋……
「二哥，有時我真希望你不是作家，是個在北京有實權的大官，也不必太大，局一級就行，那我在人前提起你來，底氣也足多了……
「二哥，有時候我真想自己能變成一條龍，把咱們中國的貪官、黑官、腐敗的官全都一口一個吞吃了！但對老百姓卻是一條好龍，逢旱降雨，逢澇驅雲。而且，一片鱗一塊玉，專給那些窮苦人家，給多少生多少，鱗不光，給不完……」
那一天，我吸了太多的煙，以至於放學回來的兒子，在門外站了半天才進屋。
那次見面後的一個晚上，玉龍給我打來一次電話。
他說：「二哥，我真有事求你了。」
我說：「講。」彷彿我真的已不是作家，而是權力極大的官了。
玉龍說的事是——東北農場要加蓋一批糧庫，希望我能給農場領導寫封信，使他所在的工程隊承包蓋幾個糧庫。
我想這樣的事我的信也許能起點兒擔保作用，爽快地答應了。
我用特快專遞寄出了一封長信，信中很動感情地寫了我家與盧家非同一般的近鄰關係，以及我與玉龍的感情深度，我對他人品的瞭解、信任。我儲存了郵寄單，再見到玉龍時鄭重其事地給他看——為了證明我的信真寄了。
玉龍頓時高興得像個小孩子，也將我像摟抱小孩子似的摟抱住，連連說：「哎呀二哥，你親口答應的事我還會心裡不落實嗎？還讓我看郵寄單，你叫我多不好意思呀二哥……」
但那封信如泥牛入海，杳無迴音。
而那一次，是我那一年最後一次見到玉龍。
他並沒來我家找我問過，也沒在打電話時問過。
我想，他是怕我在他面前覺得沒面子。大概，也由於覺得我是為他才失了面子的，沒勇氣面對我了。
之後兩年多，我沒再見到過玉龍。
今年五月的一天，我應邀參加一次活動，接我的車竟是一輛車體寬大的賓士。行至豁口，遇紅燈。車停後，我發現從一條小衚衕裡走出了玉龍。他緩慢地走著，分明地，有點兒駝背了。剃成平頭的頭髮，白多黑少了。穿一件褪了色的藍上衣，這兒那兒附著黃色的粉末。腳上的舊的平底布鞋，也幾乎變成黃色的了。
他一臉茫然，目光惘滯，顯然滿腹心事。他走到斑馬線前，想要過馬路的樣子，可卻呆望著綠燈，似乎還沒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過。
他就那麼一臉茫然，目光惘滯地站在斑馬線前，呆望著馬路這一端的綠燈，像在呆望著紅燈。
我想叫他，可是如果要使他聽到我的聲音，我必須要求司機降下車窗，必須將上身俯向司機那邊的視窗，還必須喊。因為，賓士車停在馬路這一邊，不大聲喊他是聽不到的。
我話到嘴邊，卻終究沒要求司機降下車窗。
然而，玉龍到底是踏上了斑馬線。
當他從車頭前緩慢地走過時，坐在車內的我不由得低下了頭，我怕他一轉臉看到了我。那一時刻，某些與感情不相干的雜七雜八的想法在我頭腦中產生了。那一時刻，我最不願他看到他的「精神支柱」。被人當成「精神支柱」而實際上又不能在精神上給予人哪怕一點點支撐力的人，實際上也挺可憐的。那一刻，我對自己鄙薄極了。
玉龍終於踏上了馬路這一邊的人行道，站在離賓士四五步遠處，似乎，還沒想清楚應去往何方，去幹什麼。
我停止胡思亂想，立即降下車窗叫了他一聲。
然而，紅燈變綠燈了。
賓士開走了。
玉龍似乎聽到了我的叫聲——他左顧右盼。左顧右盼的他，瞬間從我眼前消失……
幾天後，傳達室的朱師傅通知我：「那個叫你二哥的姓盧的人，在傳達室給你留下了一個紙箱子。」
紙箱子很沉，我想，必定又是書。
我將紙箱子扛回家，拆開一看，不僅有二三十本我的書，還有兩大瓶蜂蜜。
一張紙上寫著這樣一行字：「二哥，蜜是我從林區給你買的，野生的，肯定沒受汙染，也沒有加什麼新增劑。」
下邊，是密密麻麻的一片需要我寫在書上的名字。
所有的書我早已簽寫過了，然而現在都是兩個多月以後了，玉龍卻沒來取走。他也沒打過我的手機，沒給我發過簡訊。他是有我的手機號的。
以前，他也有過將書留在傳達室過些日子再來取的時候，但隔了兩個多月還不來取，這是頭一次。
我也有他的手機號。
我撥過幾次，每次的結果都是——該手機已停用。
他在哪裡？在幹什麼？難道忘了書的事了嗎？
不由得不安了。
後來，我就做了一場玉龍他變成了一條龍的夢。
我與四弟通了一次電話，「指示」他必須替我聯絡上玉龍。
四弟第二天就回電話了，說他到玉龍家去過，而玉龍家動遷後獲得的小小兩居室又賣了，已成了別人的家。四弟也只有玉龍的一個手機號，就是那個已停用的手機號。看來，我只有等了。不是等他來將我簽了名的書取走，那一點兒都不重要了。
我盼望他再一次出現在我面前，使我知道他平安無事。
有些人的生活，做夢似的變好著。好得以至於使我們一般人覺得，作為人，而不是神，生活其實完全沒必要好到那麼一種程度。即使真有神，大多數的神的生活，想來也並不是多麼奢華的。
有些人掙錢，姑且就說是掙錢吧，幾百萬幾千萬幾億的，幾通電話，幾次秘晤，輕輕鬆鬆地就掙到了。這裡說的還不是貪汙，受賄，是「掙」。
而有些人的生活，像垃圾片似的，要出現一個小小的好的情節，那幾乎就非從頭改寫不可。而他們的草根之命是註定了的，靠他們自己來改寫，除非重投一次胎，生到前一種人的家中去，否則，「難於上青天」。
而有些人掙錢，仍會使人聯想到舊社會——受盡了屈辱、剝削和壓迫。
最不幸的姑且不論，中國又該有多少玉龍，其實艱難地生活在無望與渺茫的希望之間呢？而盧家的這一個玉龍，他有許多種藉口坑、蒙、拐、騙，卻在人品上竭盡全力地活得乾乾淨淨——我認為他的基因比某些達官貴人高貴得多！
我祈禱中國的人間，善待他這一個野草根階層的精神貴族。
凡欺辱他者，我咒他們八輩祖宗！
玉龍，玉龍，快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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