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診斷上寫著二小的肺結核又復發了，且正有傳染性，大小將二小接回了哈爾濱。

我給他們帶上了一萬元錢。

幾天後，我說服哥哥，住進了朝陽區的一家精神病託管醫院。半個月後，惦著二小，又託人捎回了五千元錢。

一個月後，二小從哈市郊縣的一所醫院打來電話，說住院費每天就得三百多元。

我明白他的意思，再次電匯五千……

又住院了的哥哥，我每去看他，他總說：「二小怎麼還沒從哈爾濱回來？寫信告訴他，我想他了，讓他快回北京來接我出院。」

我說：「哥呀，二小的病還沒養好啊！他怕傳染你啊！」

哥哥說：「我不怕。寫信太慢了，打電話催他回來！我不怕傳染上肺結核。」

我暗想，我的老哥哥呀，你不怕，我怕啊！你精神不好，再患上肺結核，連住院都沒醫院收了，我可該怎麼辦！

再後來，好長時間沒有了二小的音信。

再再後來，聽說他在這兒或那兒乾點兒活。

別人曾替我分析，說二小兄弟倆的話未必可信，暗示我那也許是他們兄弟倆做的一個圈套，多騙我些錢去先花著……

我不信。

我始終覺得二小他本質上是我家老鄰居的一個好孩子，始終認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

我相信我的感覺。

即使他們真的騙了我，我也寧願原諒他們，因為那肯定的是由於他們面臨難言的困境。

終於有一天我接到了二小的電話，他說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掙錢很少。

我問多少錢？

他說才三百多元。

我問累不累？

他說倒不累，替人看一個攤子。

我問住哪兒？

他說還能住哪兒呢？又厚著臉皮住妹妹家了唄！

他說：「二哥，我想回北京，還照顧大哥。」

我說：「二小呀，大哥適應了醫院，出出入入，一反一復的，對大哥的病情不好啊！」

電話那一端，二小沉默良久後，低聲問：「二哥，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這一問，也將我問得不禁沉默了片刻。

「二哥，你要不管我，我活著就沒什麼指望了。」二小的聲音，悲悲切切。

我反問：「二小缺不缺錢？」

二小說：「二哥我給你打電話不是要錢的意思。你寄來的錢，我還有兩千多元沒花。」

我說：「二小聽著。一名下崗工人的最高撫卹金，也不過三百多元，而且他們有子女，要供子女上學。你掙的確實少，但你畢竟已開始自食其力。這是你在社會上的起點，你應該堅持一個時期。如果你確實缺錢了，就打電話告訴二哥，但別一開口五萬十萬地要，那二哥給不起。二哥出一本內容全新的書，也不過才三萬左右的稿費。但五千六千，二哥是捨得寄給你的。而且，依二哥算來，當可使你過上半年。市郊租一間有傢俱的小房，不過二百元；一個人每月四百元生活費，也算可以了。所以，我再給你寄錢，半年內如果沒有特殊情況，你就不應該再開口向我言錢。相當一段時間內，二小你一定要學會節儉地活著。你照顧大哥的一年多，二哥曾給你開的工資，你是怎麼都花掉的呢？……」

那一天，我在電話裡批評了二小。

最後我說：「我不願你流落街頭，但哪一天你真的陷入絕境，那也不要怕，有你二哥呢！」

二小在電話那端情緒樂觀了。

他說：「二哥，這我就放心地活著了。」

後來大小來電話麻煩我，我關心地問起二小，他說二小在燒鍋爐，一個月掙四五百了。

我說：「那不是很累的活嗎？他是肺結核病人，怎麼幹得了呢？」

大小說：「現在取暖都改燒油了，不燒煤了，不累。但是責任大，要留心看儀器……」

我心遂安。

又很久沒有二小的訊息了。

我想，他在社會上四處乞討似的討的只不過是一種能夠生存下去的最低等的機會而已，最終恐怕還是覺得，陪伴一個老鄰居家的患了三十餘年精神病的大哥，依賴一個寫小說的二哥提供住處和飯食，並每月給開七百元「工資」，對於他更是一種較好的活法。即使一輩子，即使我這位「二哥」曾明確告訴他，指望我給他娶個老婆成個家，是多麼不現實的念頭。

但我卻不像他那麼想。我一直很理性地認為，陪伴我的哥哥無論對於二小還是對於我的哥哥，都只能是一個時期內的事。當時二小瘦得可憐，身體狀況看去比我的哥哥還差。倘我不做出那一種安排，他是活不了多久的。事實上，他當時正是處於人生的絕境。

我希望他早有人生的另外一種出路，而我的哥哥的餘生由我來負責。

我覺得他總算是找到了出路。

所以當大小在電話的那一端告訴我「二小走了」，我一時不能明白大小的話，以為二小不幹那份燒鍋爐的活，離開哈爾濱到外地謀另一種人生去了。我竟有些生氣，又說：「那活不是不累嗎？不是工資也不算低嗎？不是還有住處嗎？他跟你商議了嗎？你也同意他走了嗎？……」

我接連問過之後，大小在電話那端沉默。

「你怎麼不說話？」

我斷定大小也是同意了的，直想在電話裡衝大小發火。

不料大小想快而快不了地回答：「二……二小……死……死了……我……我們剛……剛把他……火化……」

我一時握著話筒呆住，頭也突然的不暈沉了。如同被醫術很高的中醫師，將一枚銀針深深地捻入我足以使頭腦清醒的穴位。它彷彿紮在我一根極敏感又脆弱的神經上了，而那一根神經每使我對生死之真相陷於宿命的悲觀。大小的聲音，聽來平靜，似乎在通知我一件糾纏了他很久，也使他很累很無奈而原本不過是「死馬當作活馬醫」之事終於徹底結束了，一了百了。「野草根」們的親情，並不像我從前想象的那樣更加溫愛更加密切，事實上好比干旱來臨時非洲原野上的野生動物，各顧各成了一種不二法則。我低聲問：「怎麼才告訴我？」連自己都聽出了只不過是自言自語。

大小反問：「二哥，早兩天告訴你，你能為他，回哈爾濱嗎？」聲音仍那麼的平靜。

奇怪這話，大小倒說得一點兒都不口吃了，彷彿是背了一百遍的一句臺詞。我，只有緘默。

大小告訴我，二小是這麼死的——端著他的一大瓶茶水，下什麼跳板，一失足，從高處摔下，頭腦撞磕於水泥臺的尖角，在醫院裡躺了三天，頭腫大得不成樣子，三天後就死了。

死前，嘴裡還唸叨著：「北京，大哥，二哥……」我心一陣酸楚。

現在，二小已經死了兩個多月了。

我去醫院探視我的哥哥，他必問：「給二小打電話了嗎？他什麼時候來北京？不是讓你告訴他我不怕傳染上肺結核嗎？……」我只有支吾搪塞而已。

野草根，野草根，野草根啊，人命一旦若此，那是如我這樣的一個寫小說的二哥，既陪伴不起，也實際上安慰不了的。

有時我放眼望我們這個有著十三億之眾的國家，「草根族」竟比比皆是起來。

似乎，還在一茬一茬地增多著。

而我，由於來自於他們，便從根上連著他們的根，斬不斷，理還亂。優越於他們，卻也只有徒自地優越於他們，並一再地辜負於他們。

我這輛「破車子」，怎載得了人世間許多困苦艱難？

也只有寫下些勞什子文字，祭我和他們曾經同根的那一種破絮般的人生之緣，並安慰一下自己的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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