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六六年「文革」發生，父親之後兩年沒再探過家。一九六八年我下鄉了，從此與父親南北分離，天各一方。算來，十餘年沒見過父親了。

我又見到了父親，他已是完全禿頂，蓄著半尺長的白鬚的老頭了。

那年二十九歲的我，不太覺得自己與十年前有什麼區別，但父親變化著實令我暗自神傷，感慨多多。父親不僅是一個老頭了，而且，分明還是一個自卑的老頭了。似乎，不知從何時起，他那種「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領導階級」之一員的光榮感、自豪感，徹底地被某種外力摧毀了，徹底瓦解了。為了使他開朗一點，起碼不那麼像個啞巴似的，我經常主動找些話題與他聊，然而他總是三言兩語地應付我，一次也沒聊成。

一日，家裡收到一封掛號信，是父親單位從四川寄來的——一份「政治問題」審查結論書，寫的是關於父親系「日本特務」之嫌疑罪名，實屬誣陷，徹底平反。而關於父親在「文革」中的錯誤言行，經複查一一屬實，維持原處分。

我大愕，問父親「日本特務」之嫌是怎麼回事？

父親說，那是因為自己當時說幾句日本話跟工友開玩笑惹出的禍，自己是從「偽滿時期」過來的人，會說幾句日語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啊。

又問「文革」中的錯誤言行是怎麼回事？

父親說，「停產鬧革命」時，他想不通，確實說過一些話，如「普通的工人階級文化程度都很低，‘文化大革命’跟咱們沒多大關係」。「工人都不做工了，農民都不種地了，這麼鬧下去，天下大亂還只是亂了敵人嗎？」

再問：「後來號召‘抓革命，促生產’了，那時怎麼沒為你平反呢？」

父親吞吞吐吐地承認，自己當年還先動手打了批鬥他的人，一拳將對方打得口鼻出血，這當然激怒了對方，圍毆他。他也被激怒了，掄起了鐵鍁，差點兒劈死了一個人……

這太符合父親的性格了。不問我也想象得到，父親肯定因而大吃苦頭。

我說：「爸，你別管了。你的事，我管定了。」

我當即覆信，在信中寫了幾多「你們他媽的」、「混蛋王八蛋」之類，總之是罵了個淋漓痛快。信末，限對方在我要求的時間內給我以答覆，否則我將親往四川，找他們當面算賬。

如今想來，我還是認為，那是我生平寫過的最好的信之一。

當年，那也太符合我的性格了！

為了等到回信，我推遲了回北京的日子。在我要求的時間內，家裡收到了回信，是一封措辭極為客氣、懇切、委婉地承認他們思想認識有侷限性的信。結論嘛，自然是按我要求的那樣，一概平反，賠禮道歉。

我將那封信讀給父親聽時，他一動不動地仰躺在床上，眼角不停地流下老淚來。

自那以後，父親「幽閉」般的沉默寡言終於不再，頗願與我這唯一上過大學的兒子交談了。有時，甚而是主動的。

於是，我也就瞭解了他的某些屈辱經歷——不是解放以前的，而是解放以後的，並且如果我不講，弟弟妹妹們是不知道的，連母親也知之不詳。畢竟他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一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優秀建築工人，故有人暗中保護過他。他被獨自派遣到一座山上看倉庫，以示懲罰，一年見不到幾次人，連貓狗也不許養。倘允許，父親當年是寧願與一隻小貓或小狗分吃自己那一份口糧的，但絕不允許。父親也從沒有過「半導體」，即或有，在大山裡也收聽不到什麼廣播，而且那是更不允許的。也沒有任何讀物，非說有，便是家信了。家信輾轉到他手中，比以往晚一兩個月的時間——得由上山拉建材的人帶給他，還得那人願意。

那些年裡，父親自制織針，偷偷下過幾次山，向村裡的婦女們請教，以極大的耐心學會了織衣物。他寄給我們的線背心、手套、襪子、圍巾，便是那幾年裡的成果。他收集建築工人們丟棄的破勞保手套，洗淨，拆之，於是便有了線。父親的織技發揮到最高水平，也只不過能織成一件背心。

「文革」結束後，他仍留在山上，反而不願下山了。到了退休年齡，他還獨自留在山上。那時他已有伴了——一隻被他發現，由小養到大的狍子。

六十二歲他不得不離開那座山之前，將狍子帶往深山放跑了。他說，如果不那麼做，狍子肯定會被上山的工人們吃掉的。

他還說，即使在看倉庫的那些年，他也完全對得起國家發的那六十二元工資。因為他不只看倉庫，還在山坡開出了幾大片地，用自己的錢到村裡去買菜籽種菜，每隔幾個月，山下的工地食堂便會派人派車上山拉走，多時一次能拉走兩卡車。

「我好後悔。起初我是瓦工，瓦工最高是七級。我到四川之前就是四級瓦工了，可是偏讓我當水泥工班長。水泥工最高才六級。退休前終於給我漲了一次工資，也不過是五級水泥工。同級的水泥工與瓦工相比，每級少幾元錢呢。熬到五級，少十幾元錢呢！……」

這是我從父親口中聽到的唯一的抱怨話。

他一向說「他們對不起我」，從不說「國家對不起我」。

他是一名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工齡三十餘年，退休後的工資是四十六元，我記不太清了，總之是四十幾元而已。

父親的身體一向很好，偶生病也就是吃幾片藥「扛過去」罷了。即使患了癌症，也沒住過一天院。何況一檢查出來便是晚期，住院也是白住。

我服從他的意願，使他得以「走」在家中。在一箇中午，我與他並躺床上，握他一隻手，他就那麼靜靜地走了。

三十餘年間，他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錢，加起來不超過三百元。

我曾問他：「爸，你是工人的年代，工人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你覺得你真的領導過什麼人嗎？」

他沉默良久，才以低緩的語氣回答：「我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但凡是一個國家，哪一個國家沒有幾種國家說法呢？有些事是不必較真的，太較真沒意思。」片刻，又說：「我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對得起發給我的每一份獎狀，這就行了，是不是？」

我反而不知再說什麼好了。

我覺得父親也算是幸運的，退休早，避過了後來千千萬萬工人的「下崗」。

而如今退休工人普遍一千七八百、兩千多元退休金的待遇，父親卻沒趕上。這對於他，又不能不說是終生憾事。

如今的退休工人，比如我的弟弟妹妹，時常抱怨「那點兒」退休金太少，根本不夠較寬鬆地來花，但與當年四十幾元的退休金比起來，委實是父親那輩人做夢也不敢想的啊！

聯想到新中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工人，不禁生出疼惜不已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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