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

我上小學前見到他的時候是不多的——他大部分日子不是家裡的一口人，而是東北三省各建築工地上的一名工人。東三省是新中國之重工業基地，建築工人是「先遣軍」。

那時的我便漸漸習慣了有父親卻不常見到父親的童年。

我上小學二年級那一年，父親所在的建築工程公司支援大三線建設去了，父親報名隨往。去與不去是自願的，父親願去。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他覺得能在國家需要時積極響應號召，是無上之光榮。

父親遠赴外省之前，母親與他幾次發生口角——因為水泥。

當年的哈爾濱，除了道里、道外、南崗三處市中心區，大多數居民社群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城市特徵可言，多是一片片的泥草房，即黃泥脫坯所建、稻草為頂的一類房子。長江以北的中國農村，家家戶戶住的基本是那類房屋，而住在哈爾濱市那類房屋內的，大抵是一九四九年以前「闖關東」的農民——我的父親也是。他們沒錢在市中心買磚房，城市也沒能力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他們只能自己動手解決，並且也是買不起水泥和磚瓦的。所以，只得在經允許的地段自蓋那類泥草房，形成了一片片當年的城中村。

那類房屋，每年都須用黃泥抹一層外牆。因為經過一年的風吹雨打，起先的一層黃泥處處剝落，土坯牆體暴露出裂縫，不再補一層泥，冬季必然挨凍，俗話說「針尖大的縫隙斗大的風」啊。

為使黃泥不易剝落，人們想出了多種多樣的和泥之法。普遍的經驗，是將草繩頭、破袋子、草簾子拆開，剪為等長的乾草截攪入泥裡。那個年代，除了市中心，農村進城的馬車幾乎隨時隨地可見，城裡人只要留意，草繩破草袋子草簾子也幾乎處處可以撿到，甚至這一戶城裡人家可以向那一戶城裡人家借到鍘刀，足見某些所謂城裡人家「城市化」的歷史有多麼短。他們轉變身份之前，即將某些農具帶入城裡了，預見必會有用，也將完整的農村生活習慣帶入了城裡，如養雞鴨，養豬。少數人家，雖已入城市戶籍，卻無工作，靠圍一塊地方養奶牛賣牛奶為生。像在農村時那樣，以土坯蓋房屋，以泥草維修房屋，對於他們是輕車熟路之事，對於我的父親也是。

然而成為城裡人後，畢竟會學到新的經驗以使幹後的牆泥結實——將爐灰拌入泥中，便是很城市化的法子。但一戶人家燒一冬季的煤，其實煤灰多不到哪兒去，即使挺多也沒處堆放，用時還需篩細，挺麻煩，所以此法往往只在和泥抹內牆、炕面、窗臺或鍋臺時才用。在當年，篩細的爐灰對於尋常百姓人家便如同水泥了。

有一年，一座煉鐵廠搬遷了，引得許多人家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紛紛出動，帶著破盆、破筐，推著小車爭先恐後地前往。

去幹什麼呢？

原來鐵廠的某處地方，遺留下了厚厚一層鐵鏽——聰明的人不約而同地想到，將鐵鏽和到泥裡，幹後的泥面一定不容易裂，大約也比較能經得住水溼。事實果然如此，並且泥面呈褐色，也算美觀。

我家住的雖然是當年的俄國難民遺留的小房屋，但已有三十幾年歷史了，地基下沉，門窗歪斜，早已失去了原貌，比沒住幾年的草坯房差多了，而且父親早已開始用黃泥維修了。

某年父親和泥抹房子時，母親又一邊幫他一邊嘮叨不休：「說過幾次了，讓你從工地上帶回來點水泥，怎麼就那麼難？」

父親那時每每板起臉訓母親：「再說多少次也白說！從工地上帶回來點兒？說得好聽，那不等於偷嗎？水泥是建築行業的寶貴物資，而我是誰？……」

母親也每每頂他：「說來聽聽，你是誰？你不就是十七歲闖關東過來的山東農民的兒子梁秉奎嗎？」

父親則又不高興又蠻自豪地說：「不錯，那是從前的我，現在的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中國領導階級的一員！休想要我往家裡帶公家的東西，你那是慫恿我犯錯誤，有你這麼當老婆的嗎？」

「抹抹窗臺、鍋臺、炕沿，那才能用多少水泥？怎麼話一到你嘴裡，聽起來就是歪理了呢？」——母親光火了。

「我把咱家的窗臺、鍋臺、炕沿用水泥抹得光溜溜的了，別人一眼不就看出來了嗎？你當別人都是傻子？如果誰一封信揭發到我單位去，班長我還當得成嗎？！」——父親也光火了。

「那就不當！不當又怎麼了？我問你，那麼個小破班長，不當又怎麼了？」母親則將鐵鍁往泥堆上一插，賭氣不幫他了。

為了修房屋時能否有點兒水泥，父母之間不止發生過一次口角。當年我的立場是站在母親一邊的，我討厭窗臺、鍋臺、炕沿經常掉泥片兒的情形。依我想來，就是一次帶回家一飯盒水泥，幾次帶回家的水泥，也夠將我們的小家很主要的地方抹得美觀一點兒的。當年我也挺輕蔑父親將自己是一名建築工地上的工人班長太當回事兒的心理，在這點上，我的一輩子與父親的一輩子完全不同。父親當他的班長一直當到「文革」開始那一年，以後不曾再是班長了，似乎是他心口永遠的「痛」。而我這一輩子，從沒在乎過當什麼。不管當過什麼，隨時都可以平靜面對被「免去」的結果——只要還允許我寫作。而今，連是否「允許」我繼續寫作都不在乎了。快七十歲的人了，爬格子爬了大半輩子了，一旦不「允許」了，不寫就是了。

父親去往大西南的前一天晚上，母親又與他鬧得很不愉快，還是因為水泥。母親一邊替他收拾東西一邊嘟噥：「說走就走，一走還去往那麼老遠的省份，把這麼個破家丟給我和孩子，叫我們往後怎麼辦？你看這炕沿、窗臺，還有外屋那……」

父親打斷道：「還有外屋那鍋臺是不是？你就別叨叨了，饒了我行不行？我還是那句話，佔公家便宜的事我肯定不幹，因為我是領導階級一員，領導階級得有領導階級的樣子！」

父母之間的不快，使父親與我們臨別前那一個晚上的家庭氣氛沉悶又彆扭。

我上初一那一年夏季，父親自四川歸來。他這一次探家歷時六日，先要從大山裡搭上順路卡車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交至成都，而後乘列車至北京，從北京至哈爾濱。當年直達車每日一次，沒趕上的話，只得等到第二天。如果還沒買到票，那麼只得再等一日。直達的票極難買到，父親便索性一段段向北方轉乘。因為根本無法確定到哈時間，父親就沒拍電報要家人去接他。

他是很突然地進入家門的，在晚飯後那會兒。當時家中有位鄰居大嬸與母親嘮嗑，不唯那大嬸，母親和我們幾個兒女也訝然不已。他帶回了太多東西，肩挎一截粗竹筒，一手拎一隻大旅行袋，還揹著一隻不小的竹編揹簍，很沉。我和哥哥幫他放下揹簍，見他的藍工作服的衣背一片白，像是被面粉搞的。母親用掃炕笤帚替他掃時，鄰居大嬸驚詫地說：「哎呀媽呀，你家梁大哥太顧家了，還從四川那麼遠的地方往家裡帶東西啊！四川不是出水稻不出麥子的省份嗎？」

父親無言地笑笑，沒解釋什麼。等鄰居大嬸走了，他才說，揹簍裡那兩個布袋子裝的不是面，而是白灰和水泥。

母親心疼地說：「你中魔了？那是非往家帶不可的東西嗎？」

父親說：「是啊，我要了你的心願，用水泥把咱家窗臺、鍋臺、炕沿抹得光光溜溜的，再把咱家屋刷得白白的，也讓你見識見識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幹活的質量標準！」

母親愣愣地看了父親片刻，一轉身，雙手捂面無聲而泣。

我們的家在父親連續幾天的勞累之下舊貌換新顏了。粗竹筒裡裝的是十來份獎狀，都是晚報展開那麼大幅的。花錢仔細得要命的父親，居然捨得花錢買了十來個相框。當十來份獎狀鑲入框中，分兩排掛在迎門牆上後，簡直可以說很壯觀，使我們的家蓬蓽生輝了。

片警小龔叔叔來家裡看父親，而父親去工友家儘自己的探家義務去了。小龔叔叔掃視兩排獎狀，正了正警帽，莊重地敬了個禮說：「向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致敬！」

母親將小龔叔叔的敬意告訴父親後，父親紅著臉笑了，笑得滿臉燦爛輝煌……

二

一九七八年，我回哈爾濱探家時，父親已六十二歲了，退休不久。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特批他晚退休兩年。退休與沒退休，每月差二十元左右呢。

在一九七八年，二十元對任何一戶普通城市人家都是一筆某種程度上關乎生活水平的錢數。

作者「梁曉聲」的其他小說

《忐忑的中國人》《花兒與少年：梁曉聲散文》《我心靈的覺醒》《年輪》《今夜有暴風雪》《紅磨坊》《中國文化的性格》《你在今天還在昨天》《尾巴》《疲憊的人》《人世間》《紅色驚悸》《浮城》《知青》《京華聞見錄》《泯滅》《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狡猾是一種冒險的遊戲》《我的大學》《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