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想強調——這一部影片，並不僅僅使我聯想到十五六年前的那一場討論，還使我聯想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即使沒有這一部影片的公映，我也還是打算寫出些文字發表的。只不過這部影片的公映，使我打算以後寫的文章提前了。

我聯想到了如下「中國印記」的往事種種：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約都不得不承認——很長一個時期以來，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人性及人道主義教育是那麼薄弱，根本不曾形成為什麼「環節」。一切文藝及文化載體中，稍涉對人性及人道主義的反映，便會被扣上種種政治性質的罪名，遭到口誅筆伐。而作者也往往從此厄運降臨。縱觀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間文藝和文學的全貌，幾乎沒能向中國讀者和我們的青少年，提供什麼人性及人道主義的優良營養。與此相反，階級鬥爭的哲學，上升為唯一正確的社會原則。這也是一種冰冷的理論。這一理念，一旦在青少年的頭腦中被當成「真理」，當成至高的原則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實踐，便是符合規律的了……

我是哈爾濱人。哈爾濱這座城市，當年也有養雞的人家養豬的人家。故我小時候，常聽到孩子們間這樣的呼應聲：

「殺雞啦，快去看呀！」

「殺豬啦，快去看呀！」

圍觀如看戲，饒有興味。

終於有一天我聽到的是：

「殺人啦，快去看呀！」

「文革」前，少年們虐殺小貓小狗之事，我至少見過三四次。無「戲」可看，他們便自「導」自娛。他們後來成為「紅衛兵」，其「革命」行徑也就可想而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有關部門曾組織各界知識分子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案》。我有幸應邀參加。記得在會上，我提出建議——在進行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的後邊，是否可考慮加上亦進行人性及人道主義教育？

後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實加上了。只不過概念限定為「無產階級的」和「革命的」。我極感動，亦大欣慰。

大約是1990年或1991年，我受某大學之邀「講座」——談到發生在深圳的一件事——幾十名打工妹，被活活燒死在一玩具廠。上了鎖的鐵門，阻斷了她們逃生的唯一齣口。講述之際，不免動容。

而我當時收到的一張條子上寫的是——「中國人口太多了，燒死幾十個和計劃生育的意義是一致的，你何必顯出大發慈悲的樣子？！」

這是冰冷的理念的又一例項。

我針對這個條子，不禁言語嘔嘔。

結束——學生會一男一女兩名學生幹部攔了一輛「面的」送我回家。

途中，那名女學生幹部說：「改革開放總要付出點兒代價。農村妹嘛，她們要掙錢，就得變成打工妹。既變成了打工妹，那就得無怨無悔地承受一切命運。沒必要太同情那些因企圖擺脫貧窮而付出慘重代價的人們。她們不付出代價，難道還要由別人替她們付出嗎？」

文質彬彬的模樣，溫言款語的口吻——使人沒法兒發脾氣。甚至也不想與之討論。但我當時的感受確實是——「如酷暑之際中寒」。

我說：「司機同志請停車，我不要他們再陪送我了。」

待我下車後，我聽三十多歲的司機對他們吼：「你們也給我滾下去，小王八蛋！還有點兒人味嗎？」

如此這般的例項，我「遭遇」得太多太多，只不過由於篇幅的考慮，不能一一道來。我想，是否便是人救人「值不值得」之討論的思想前延與後續呢？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救人的問題。

有朋友似乎擔心，否定了他們不救的行為選擇，等於在呼喚多一些人性的同時，剝奪了他們的人性的自由，異化了他們對人性更高層次的理解。於是，似乎呼喚多一些人性，動機倒變得可疑和有害了。那害處據說是——有強迫人們變成為「道德工具」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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