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當年又有另一種觀點介入討論。這另一種觀點是——如果那名碩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個兒童，也許就比較值得了吧？顯然，這是一種很缺乏自信的，希望迴避正面辯論，達到折中目的之觀點。但這一種折中的觀點，當年同樣遭到了義正詞嚴的駁斥：如果那兒童弱智呢？那兒童將來一定能考上大學嗎？如果考不上，他不過是一個芸芸眾生中的平庸之人。以一名碩士生的生命換一個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對其更寶貴的生命的白白浪費嗎？即使那兒童將來考上大學了，考上的肯定會是一所名牌大學嗎？肯定會接著考取到碩士學位嗎？再假設，如果那兒童長大後墮落成罪犯呢？誰敢斷言絕對沒有這一種可能性？

當年這一討論和辯論，曾在報刊上報道過，似乎還在電視中進行過，最後不了了之。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鳴似乎更普遍……

當年我便隱隱地感到，那討論和辯論，顯然與當年的中國人，尤其青年人，尤其當年的大學生對人性的理念認識有關。翻一翻我們的祖先留下的五千餘年的思想遺產，這一種討論和辯論，即使在我們祖先中的哲人之間，似乎也是從來沒涉及過的。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沒有留下關於這一話題的討論的殘跡。

當然，我們誰都知道——老父與稚子同時沉浮於波濤，或老母與愛妻同處生死倏忽之際，做兒子、做父親、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個的古老人性拷問。

還沒有一個男人回答得最「正確」。

因為這種拷問在本質上是根本沒有所謂「正確」答案的。它呈現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兩難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這迷惘中包含著沮喪。

但由於這一人性拷問限定在與人最親密的血緣關係和愛戀關係之間，故無論先救哪一個，似乎又都並不引發值得不值得的思索，僅與人剎那之際的本能反應有關。在現實中，一般情況下，人總是先救離自己最近的親人，不太會舍近救遠。

而那名碩士生捨命所救的，卻是與自己毫無血緣親情，毫無愛戀關係的陌生人。依我想來，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辯論，蓋基於此。倘他所救是他的老父，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喋喋評說值得與不值得嗎？倘他所救是他的幼弟，世人還會在他死後假設那被救的孩子長大了是否成為罪犯嗎？那麼，何以只因他所救的是陌生人，在他死後，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這樣那樣的假設就產生了呢？一針見血地說，這顯現了人類理念意識中虛偽而又醜陋的一面。即我不願那麼做的，便是不值得那麼做的；別人做了，便是別人的愚不可及。死了，也是毫無意義的死。並且，只有將這一種觀點推廣為理直氣壯的不容置疑的觀點，我的不願，不能，才進而成為不屑於。無論什麼事，一旦被人不屑於地對待，那事似乎就是蠢事了，似乎就帶有美名可圖的色彩了。於是，倒似乎反映出了不屑於者的理念定力和清醒。

我敢說，在全世界，自從「人性」二字被從人類的生活中歸納出來至今，從頑童到智叟，除了在當代中國人之間，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彷彿那麼嚴肅認真地，煞有介事地討論過，更沒有辯論過。

討論和辯論發生在當代中國，是非常耐中國人尋味的。而這正是我們中國人抱怨人世變冷了的原因。

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討論和辯論，與今天關於「英雄流血亦流淚」的討論是不一樣的。後一種討論並不貶低英雄的行為，批判性是針對於使英雄流淚者們的。而前一種討論和辯論，用理念的棉團包纏了的批判性的鋒芒，卻是變相地針對於流血甚至捨生了的英雄們的。據我想來，今天「英雄流血亦流淚」的現象，只怕是與十五六年前那一場討論和辯論不無關係的。

十五六年前，連我也不能對那名碩士生的死做出非常自信的評價。普遍的輿論傾向和人性觀點，使對它心生懷疑的人有時也不禁三緘其口，保持曖昧的沉默。

直至一個多月前，我才對印在記憶中的，靠頭腦封存了十五六年之久的話題豁然想明白了些。某日與友人北影廠文學副廠長史東明相遇，他扯住我說：「曉聲，有一部美國片如果上映了，你一定應該看看。」

我問片名，他搖頭說還不知道。說他也沒看到過，是聽別人將內容講給他聽的。於是扯我至路邊開始講給我聽……

內容如下：「二戰」時期，一位美國母親，三個兒子都上了前線。而在同一天裡，收到了兩個兒子的陣亡通知書。斯時第三個兒子正在諾曼底登陸戰役行動中，生死顯然難料。如果第三個兒子也陣亡了，誰還能硬起心腸向那位母親送交第三份陣亡通知書？於是此事逐級上報，迅達總統辦公室。於是總統下令，組成一支特別能戰鬥的營救隊。唯一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將那位母親的第三個兒子活著帶回美國。當然，此戰鬥行動那位母親並不知道。於是營救隊一路浴血奮戰，個個捨生忘死地撲到了諾曼底前線，當尋找到了那名戰士，一支營救隊已僅剩一人。當那名戰士明白了一切，他寧肯戰死也絕不離開戰場的恆心，又是多麼地能夠被人理解啊！

據說這就是美國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據說劇本依據生活原型而創作。據說奧斯卡獎的評選已格外關注這部影片。據說它深深感動了每一個觀看過它的人……我想，中國是很難產生這樣的影片的。起碼目前很難。犧牲那麼多士兵的生命只為救另一名士兵，這值得嗎？問題一被如此理念地提出，事情本身和一切藝術創作的衝動，似乎頓時變得荒唐。

多麼冷冰冰的理念質疑啊！我們可拿一些中國人目前這一種冷冰冰的理念原則究竟怎麼辦呢？它不但仍被奉行為多種藝術門類的創作前提，而且似乎漸漸成了我們中國人面對一切現實事物的原則。

日本人曾被視為「理念的動物」。依我想來，我們相當多的中國人，在這一點上正變得極像日本人。現實得每每令同胞們相互之間倍感周身發寒。十五六年間，產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國印記」的理念思維之標本。比如將「優勝劣汰」這一商業術語和競賽原則推行到社會學科的思想領域中去。一件產品既劣，銷燬便是。但視一個人為「劣」的標準由誰來定，由何而定呢？一個生存競爭能力相對較弱的人，則就該被視為一個「劣」的人嗎？這種標準老闆們定出來，他人自然無話可說，但是要變為國家意識是否可怕呢？接著的問題是，在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家裡，究竟能採取多麼高明的方式「汰」掉為數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國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們的國家並沒有聽取某些人士的諫言，我們的大多數同胞也沒有接受此類教誨。所以我們才有國家行為的「再就業工程」「扶貧工程」，才有民間行為的「希望工程」……

我敢說，在全世界，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主張對自己的同胞「優勝劣汰」過。恰恰相反，許多國家的頭腦和目光，幾乎都在思考同樣的問題——怎麼樣才能使生存競爭能力相對較弱的一部分人，得到更多些的國家性的愛護和體恤。而不是以冷冰冰的理念思維去想——要是能把他們統統「汰」掉多好！或誰叫他們「劣」來著，因而遭「汰」一百個一千個活該！

讓我們還回到人性的話題上來。當年的知青金訓華為撈公社的一根電線杆而死，大不值得；當年的知青張勇，為救公社的一隻羔羊而死，大不值得；甚至，「少年英雄」賴寧的「英勇」，依我想來，也是根本不應被一切少年們效仿的。

但，人救人，關於這樣的事，根本不存在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和辯論的任何一點兒積極的意義。無論少年救老年，或反過來；無論男人救女人，或反過來；無論知識者救文盲，或反過來；無論軍人救百姓，或反過來；無論士兵救長官，或反過來；甚至，無論警察救罪犯（只要後者非屬罪大惡極理當槍斃），或反過來；無論受降計程車兵救俘虜，或反過來……只要人救人，皆在應該獲得到人性正面評價的範圍以內。若不幸自己喪生，更是令人肅然的。

人救人之人性體現，是根本排斥什麼「值得與不值得」的討論和辯論的。進行這種討論和辯論的人，其思想意識肯定發生了疾病。這種疾病若不被指出是疾病，傳染開來，肯定將導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一頭象落入陷阱，許多象必圍繞四周，不是看，而是個個竭盡全力，企圖用鼻將同類拉出，直至牙斷鼻傷而戀戀不忍散去。此獸性之本能。人性高於它，恰在於人將本能的行為靠文明的營養上升為意識的主動。倘某一理念是與此意識相反的，那麼實際上也是與人性相悖的，不但冰冷，而且是醜陋的理念。人性永遠拒絕這一種理念的「合理」性。願中國人再也不討論和辯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這一可恥的話題。人性之光，正是在此前提之下，才是全人類心靈中最美最神聖的光耀。其美和神聖在於，你根本不必思考，只要永遠肅然地、虔誠地「迷信」它的美和神聖就是了。願當代中國人尊重全人類這一種高貴的「迷信」……

料想不到的，一篇談人性及人道思考的文章，竟又引發了一場幾乎和十五六年前一樣的討論。為什麼是料想不到的呢？因我以為，在其後的十五六年間，許多中國人，必定和我一樣，對於人性及人道原則，早已做了相應的反省——看來我估計錯了。果而如此，我的「補白」，也就不算多餘的話了。

首先我要宣告——我的文章，並非是為又一部美國大片所做的廣告，具體關於《拯救大兵瑞恩》的評價是另一回事。人性及人道主題在該片中體現得究竟深淺，或極端或偏執，甚至，究竟有無必要從這一主題去談論該片，則屬藝術評論和接受美學的範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眾說紛紜，殊不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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