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全都在「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團裡規定——老職工老戰士家，不得養母雞。母雞會下蛋，當歸於「生產資料」一類。至於豬，公的母的，都是不許私養的。母豬會下崽，私人一旦養了，必然形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公豬哪，一旦養到既肥且重，在少肉吃的年代，豈非等於「囤稀居奇」？違反了規定者，便是長出「資本主義的尾巴」了。倘自己不主動「割」，則須別人幫助「割」了。用當年的話說，主張「割得狠、割得疼、割得徹底、割出血來」。

有一年，有一名老職工和我們班在山上開創「新點」。五月裡的一天，我忽然聽到了小雞的吱吱叫聲，發出在一紙板箱裡。紙板箱擺在火炕的最裡角。

我奇怪地問：「老楊，那裡是什麼叫？」

他笑笑，說是小鳥兒叫。

我說：「我怎麼聽著像是小雞叫？」

他一本正經地說：「深山老林，哪兒來的小雞啊？是小鳥兒叫，我發現了一個鳥窩，大概老鳥兒死了，小鳥兒們全餓得快不行了。我一時動了菩薩心腸，就連窩捧回來了，養大就放生……」他說得煞有介事，而且有全班人為他做證，我也就懶得爬上炕去看一眼，只當就是他說的那麼回事兒……不久後的一天，我見他在喂他的「鳥兒」們。它們一個個已長得毛茸茸的，比拳頭大了。我指著問：「這是些什麼？」他嘿嘿一笑，反問：「你看呢？」

我說：「我看是些小雞，不是小鳥兒。」他說：「我當它們是些小鳥兒養著，它們不就算是些小鳥兒了嗎？」這時全班人便都七言八語起來，有的公然「指鹿為馬」，說明明是些小鳥兒，偏我自己當成是些小雞，以己昏昏，使人昏昏。有的知道騙不過我，索性替老楊講情，說在山上，養幾隻小雞也算不了什麼，何必認真？再說，也是「豐富業餘生活」內容嘛……

我也覺得大家的生活太寂寞了，不再反對。你沒法兒想象，那些「小鳥兒」，不，那些小雞，是老楊每晚貓在被窩裡，用雙手輪番地焐，焐了半個多月，一隻只焐出來的……一日三餐，全班總是有剩飯剩菜的，它們吃得飽，長得快，又有老楊的精心護養，到了八九月份，全長成些半大雞了。「新點」建還是不建，團裡始終猶豫，所以我們全班也就始終駐紮在山上。「十一」那一天，老楊殺了兩隻最大的公雞，我們美美地喝了一頓雞湯。

春節前，連裡通知，「新點」不建了，要全班撤下山。這是大家早就盼望著的事，可幾隻雞怎麼辦呢？大家都犯起愁來。最後一致決定，全殺了吃。

其中四隻是母雞。殺雞的老楊幾次操刀，幾次放下，對它們下不了手。

他懇求地望著我說：「班長，已經開始下蛋了啊！」我說：「那又怎樣？」他說：「殺了太可惜呀！」我說：「依你怎麼辦？」他進一步懇求：「班長，讓我偷偷帶回連隊吧！我家住在村盡頭，養著也沒人發現。發現了我自己承擔後果。我家孩子多，又都在長身體的時候……」

而我，當時實在說不出斷然不許的話……我卻不曾料到，這件事被我們班裡一個極迫切要求入團的知青揭發了，於是召開了全連批判會，於是這件事上了全團的「運動簡報」。批判稿是我寫的，我代表全班讀的。儘管我按照連裡和團裡的指令做了，我這個班長還是被撤了職……老楊一向為人老實，平時對我們也極好。他感到了被出賣的憤怒，也覺得當眾受批判乃是他終生的奇恥大辱。一天夜裡，他吊死在知青宿舍後的一棵樹上……

我們被吩咐料理他的後事。他死後我才第一次到他家去。那是怎樣的一個家啊！一領破炕蓆，三個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孩子，一個面黃肌瘦病懨懨的女人……那一種窮困情形咄咄逼人。在他死後，尤其令人心情沉重而又內疚不已……

我們將埋他的坑挖得很深很深……埋了他，我們都哭了，在他的墳頭……後來每個星期日的夜裡，都會有一爬犁燒柴送到他家門前……後來我當了小學教師，教他的三個孩子。我極端地偏愛他們、偏袒他們，替他們買書包、買作業本。然而他們怕我、疏遠我……

後來他們的母親生病了，我們全班步行了二三十公里，趕到團部醫院去要求獻血。我住到了他們家裡，每天替他們做飯，輔導他們功課，給他們講故事聽……可他們依然怕我、疏遠我，甚至在他們瞪著三雙大眼睛聽我講故事的時刻……

後來我調到團宣傳股去了。離開連隊那一天，許多人圍著馬車送我。

我發現我的三個學生的母親，默默地閃在人牆後，似在看著我，又不似……老闆子發出趕馬的吆喝聲後，我見她雙手將三個孩子往前一推，於是我聽到他們齊聲說出的一句話是「老師再見！」頓時我淚如泉湧……當年，我們連自己都不會保護自己，更遑論善於保護他人。這樣想，雖然能使我心中的悔不再像難愈的傷口仍時時滲血，卻不能使當年發生的事像根本沒發生過一樣……

如今二十多載過去了，心上的悔如牛痘結了痂，其下生長出了一層新嫩的思想——人對人的愛心應是高於一切的，是社會起碼的也是必要的原則。當這一原則遭到歪曲時，人不應馴服為時代的奴隸。獲得這一種很平凡的思想，我們當年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啊！……

上海人劉鴻飛

1972年，我從團部宣傳股，被「精簡」到木材加工廠。全團僅「精簡」二人，一男一女。男的自然便是我。被「精簡」之於我，帶有不言而喻的懲罰性。原因是我作為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組」的成員，在木材廠「蹲點」時，公然替一名將被開除團籍的鶴崗市知青進行了「放肆」的辯護。結果是他保住了團籍，而我被逐離團機關。當年的我血氣方剛，並不怎麼沮喪，反而覺得自己乃是實際上的「戰勝」了強大對手們的落魄英雄——畢竟由於我慷慨陳詞的辯護，那鶴崗市知青的團籍保住了。

當年若不被「精簡」，我便不會與上海人劉鴻飛成為親情深焉的知青戰友。如今想來，格外欣慰，認為是一種補償，一種生活對受到不公正懲罰的人的溫愛。這一種補償，這一種生活對人的溫愛，越來越顯出它美好風景般的意義和價值。起碼對我如此。

鴻飛個子很高，一米八以上。當年高且瘦，一副形銷骨立的模樣。鼻樑也高，木材廠的知青就送了他個綽號「高鼻子」，後來進化為「老高」。

我初到木材廠的日子，不明所以，便也叫他「老高」。他從未糾正過我。我叫他「老高」，他就自自然然地答應，彷彿本就姓高。其實他比我小四歲。

直至有一天全連點名後，我奇怪地問大家：「連長把老高的姓唸錯了，怎麼沒人笑？」於是眾人皆笑。鴻飛也淺淺地笑……

鴻飛是連裡最安分守己的知青。什麼雞鳴狗盜、名利紛爭之事，都與他無涉。他也是毫無緋聞的一個知青，彷彿頭腦裡天生的沒這一套「程式」。女知青們普遍地對他抱有良好印象，但也普遍地就剎在印象良好為止。他在她們面前一向做謙謙君子、斯文紳士之狀，從無輕佻言語和舉止。我不曾見他和哪一個女知青調笑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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