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一列德國運兵火車徐徐開赴西線。車窗內擠滿了興高采烈計程車兵。他們揮著手，唱著歌，確信他們會在幾周後成為勝利者。但計劃中的「閃電戰」變成了一場歷時4年的大戰。時至1918年11月，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沒能活著回來。

這場戰爭的暴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戰爭。它以前所未有的技術現代化和全面化，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和曠日持久的殺戮。獲得非凡進步的武器，精度大幅度提高、具備巨大毀滅性的槍支，以及隨著戰時暴力升級出現的工業化屠殺，不僅影響了後世的戰爭，也影響了當時幾乎所有士兵的思想。

1914年及隨後陸續走上戰場的年輕人，不會預知這場戰爭釋放的殺傷力。他們以為他們會像父輩或祖父輩一樣英勇地與敵人搏鬥，卻不知昔日的戰爭，無法與由重炮、飛機、潛艇、坦克，以及毒氣和噴火器構成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現代化戰爭相比。

大多數傷亡者是炮彈、機槍和榴彈的受害者。士兵們本身也像槍支彈藥般被視為可部署的材料。死亡作為他們的常伴，被解釋為「為國捐軀」。為了躲避死傷，防止炮擊和敵人的進攻，他們挖戰壕，構築防禦工事。而來自戰壕的暴風雨，讓進攻者比防禦者的死傷更為慘重。

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的巨大消耗戰、最慘烈的陣地戰——索姆河戰役，成為殘酷戰爭的縮影。141天，1,123,907人受傷，318,700人陣亡。「戰鬥中，人失去了一切感覺。」「我在戰壕中顫抖，手中夾著最後一支香菸。」「我看見了那個傢伙！我們說，這是什麼？是戰爭巨獸嗎？它朝我們滾滾而來，有的甚至開進了戰壕！」「可怕的死狀。我理解了什麼是死。」——幾位索姆河戰役的倖存士兵，多年後講述了他們初見坦克時的情形和其他親身經歷的悲劇。

鐵絲網，淤泥，黃綠色的毒霧，血染的池塘，消失的森林，遍地的殘屍，徹底的毀滅。沒有一塊土地倖免於難。大量的死亡和嚴重的傷殘——對士兵們精神的折磨和肉體的摧殘一直持續到戰後。那些在戰爭中倖存下來計程車兵，遭受著戰爭神經症的折磨（僅戰後英國就有8萬人確診）——他們中很少有人得到具有充分依據的幫助。

在這場被稱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中：

共計16,543,185人死亡

其中士兵9,721,937名

平民6,821,248名

共計21,228,813名士兵受傷（或致殘）

共計5000萬至1億人受到戰爭傷害

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最直觀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學校走向戰場，最終死在兇殘的戰爭機器中的一代人的命運。主人公保羅·博伊默爾是名德國高中生。他和他的同學們在老師的鼓舞下自願從軍，並在西線經歷了戰爭的恐怖，最終紛紛犧牲在戰場上。

在一段未經發表的《西線無戰事》手稿中，雷馬克以第一人稱敘述了保羅於1915年走上戰場前的生活：

我父親為人簡樸，是個手藝人。他早年曾當過幾年水手，這讓他在他的圈子裡有幾份優越感。我們是窮人。父母很難送我上高中。但母親並不甘心，為此她一件外套穿了多年。除了做家務，她還替人縫縫補補。我也在課餘時間給人上課，起碼能賺些買書錢。

我們住在一幢新樓的四樓，位於體面的街區，公寓裡甚至有間浴室。我母親有幾分心高氣傲，她很看重這些。我家裡還有兩個姐姐。

我的小房間裡有個書架，一個棕色皮沙發，一張書桌和一張彈簧床。我很快就愛上了讀書，並盡我所能買些書。近年來，我發現讀書不僅是消遣。因此我謹慎地選書，儘量把錢花在刀刃上。在買書之前，我還先去市立圖書館借閱。沒有什麼比錢少、無法買到喜歡的書更讓人難過的事了。

這段時間我寫了些詩，也做了些其他寫作上的嘗試。有一次我買了幾支荷爾德林牌雪茄，花了二十五芬尼，還買了瓶酒。晚上家人睡著後，我坐在陽臺上，點燃蠟燭。從陽臺可以看見遠處的風景。我讀了會兒書。隨後藉著燭火燃著一支雪茄。我倒了杯酒，做出某種向女人敬酒的姿勢——懷著奇怪的感覺和念頭。固然，我會為這個姿勢感到害羞，但第二天晚上，只要還有酒，我仍會端起酒杯，重複一遍這個姿勢。我一次只喝一杯，最後還常把喝剩的倒回酒瓶，以便第二天晚上能再拿出來喝。因為我沒什麼錢買酒，我更願意拿那點兒錢買書。這件事，我從來不會告訴任何人——

可這算什麼？我跟人說它又有什麼意義！我已和它告別。自從世界變了，我也根本不願再想起這些。

1915年11月11日，我們有康託列克老師的體育課。他身材矮小結實，總穿著件灰色外套。我們正在練雙槓和單槓時，他把我們叫到他跟前，給我們讀了一份報紙：德軍再次取得了勝利，俘虜了很多敵人。接著他發表了一通演講。他說，我們也是男人，也能幫上忙。他要求我們馬上和他一道去地區指揮部，志願報名參軍。見我們鴉雀無聲，他隔著眼鏡氣憤地挨個盯著我們，強忍怒氣地輕聲問：「是否有人懦弱到根本不敢跟他去？」

貝姆回答說：去之前，他想先和他父親說一聲。

康託列克猛地轉向他，灰色的外套衣角一甩：「瞧瞧這兒的這位寶貝，他要先和他父親說說！說不定他還要和他奶奶談談。」

有幾撮人爆發出笑聲。有些人站了出來。貝姆漲紅了臉，試著解釋，但康託列克卻走向他，戰友般舉起手，放在他肩膀上，換成一種友好而機趣的口氣說：「嗯，貝姆，你是跟我們一起去呢，還是不去？」

貝姆點點頭。康託列克笑了：「好！當然了，你們回頭可以問問你們父母。現在走吧，同學們！」

他從沒這樣稱呼過我們，也從沒以這種態度對待過我們。他是位嚴厲的老師。因此我們懷著特殊的，甚至崇高的心情跟他一起去了地區指揮部。途中，他越發激動，甚至忍不住給我們講起他服兵役時的事情。他向我們保證，他在指揮部有一定的影響力，會為我們說情，讓我們被優先錄用。他甚至摟著貝姆，對他眨著眼說：「姑娘們都喜歡一身戎裝。」貝姆尷尬得兩隻手不知往哪兒擱。

下午我和父母說了這件事。我母親不贊同。她認為，我們該等到春天，或許到那時，我們還能在開拔前參加應急考試。我寬慰她。康託列克已經答應我們，在考試這件事上也關照我們。後來我們才得知，他沒讓他在另一所學校讀書的兒子在考試前報名參軍。但知道這件事時，我們早已在前線了。

我父親說，他聽人說我們這個年級本來就要在幾周後應徵入伍。母親看了看他說：「幾周，幾周裡會發生很多事哪。」

父親搖著頭：「說不定到那時，戰爭都結束了。」

晚上，康託列克請我們喝啤酒。他異常興奮，熱烈地為我們慶祝著，我們也很高興。他對我們顯然是真誠的，但他恐怕嚴重地混淆和他有關的事，以及他不該操心的事。他該帶著他兒子單獨去地區指揮部，單獨去喝啤酒。

可當時我們什麼也沒想。我們太年輕，相信一切理當如此。日後，我們中的米特爾施泰特為我們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補償。1918年，他因負傷，作為一名少尉回到了衛戍地。當時的康託列克也應徵入伍，在衛戍部隊服役。米特爾施泰特特意安排康託列克加入了他的連隊。他親自到軍需儲藏室監督康託列克領取制服。他不無禮貌地為他找了件褪色的藍外套，上面打滿了深藍色的補丁；一條已經磨破的黑褲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一頂過小的無簷帽子，年代久遠，戴上後像個囚犯，用這頂帽子，康託列克可以燉出一鍋肉湯；還有那雙寬大的、鐵硬的古老繫帶鞋，某種側面繫帶的常見款樣，硬得要用鐵絲才能綁緊。

幾天後我們被錄用了。營房是一幢位於山丘上的大樓，樓前有寬闊的操場，四面圍牆。我們去之前還一起去颳了鬍子，連理髮師都感到驚訝。我們中很多人還是平生第一次刮鬍子。但對我而言，刮鬍子還根本沒什麼必要。之後我們去喝了杯杜松子酒，買了雪茄和香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