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行二十人進了大門。經過崗樓時，我們中的一些人衝著站崗的哨兵大叫。他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一眼也沒看我們。於是我們衝著另一名站在門口的哨兵嚷嚷，他對我們咆哮道：「你們這群雜種，把嘴閉上！」

我必須得說，我們對接待感到失望。我們原本以為至少該有通演講，或許還有握手和戰友般的隆重歡迎儀式。但相反，一位悶悶不樂的副中士命人記下了我們的名字。我們向一位文書提供了我們的履歷，之後在練兵場上到處溜達，等待著下面的安排。

每時每刻都有新部隊開到。那些人看上去和我們不大一樣。他們拿著捆著繩子的行李，粗手大腳，目光遲鈍。他們是弗裡西亞島的農民和漁民，城裡的工人和工匠。其間也來了些看著和我們差不多的人。

我們瞅瞅他們。他們瞅瞅我們。那是種氣氛壓抑的不安等待。從那些人身上，我們根本看不出，我們和他們能發展出友誼還是敵意。

我們二十人來自一個班級，一起長大。我們一直同心協力，直至最後一刻。我們一起幹活，一起偷懶。我們普遍對那些樂意用各種我們不熟悉的規則束縛自己的二十歲以上的人心存質疑。我們太年輕，根本意識不到，除了我們這個年齡能理解的東西之外，還有什麼事是重要的，更不會把什麼規則放在心上。

近幾年來，我們這群人顯露出個性上的差異。一種叫「稜角」的東西在我們身上蛻變出來。我們已近乎成人，有了固定的目標和有限卻輪廓清晰的職業規劃。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看到，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未來向我們招手。我們的集體中逐漸孕育出某種人們籠統地稱為「精神性」的細胞。我們將屬於由教師、法官、醫生、記者、學者、宰畜場廠主和牧師構成的階層——受到粥式教育的滋養，以柔軟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價值。

教育——多好的一種塑造！我們被精心調教了八年。那些留著整齊鬍鬚的男人在我們身上看到他們畢生的傑作——可當西摩爾史託斯下士第一次粗暴地稱我們為「王八蛋」，說我們是「一路貨色」時，這種塑造已開始不再牢靠。八週後，它在持槍敬禮、屈體下蹲和分列行進中灰飛煙滅。我並不為此感到遺憾。這甚至很好。我們還年輕，我們會忘記這些。在往後的日子裡，我還遇到許多比揹負沉重的軍囊更難以承受的事——甚至這些事，也在戰火中消逝了。

當時我們對此並不擔心。康託列克告訴我們，我們這代人是被特別揀選的人。戰爭會將我們鑄造成真正的男人，錘鍊成鋼鐵青年。這將成為我們未來大有作為的基石。不知怎麼，他說這類話時，總會偶爾扯上上帝。

我們站在練兵場上等待時，首先學會的是一條基本規則：一名士兵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徒勞地站著。

終於，一名肥胖的軍官出現了——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所有定員軍官都是胖子——我們被劃分成兩隊，編為下士班。我們二十個人當然不會被分在一起。我們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班裡。但我們還是很高興，至少事情有了進展。我和米特爾施泰特、特羅斯克、卡梅里奇和邁耶一個班。班上還有幾位年長者和幾個徵召入伍的東弗裡西亞人。

一位矮小計程車官傲慢地站在我們面前。他厲聲喝道，我們是第八班，由他，下士西摩爾史託斯帶領。這個特別的名字讓邁耶忍俊不禁。為此，他在隨後的三個月中付出了代價。

西摩爾史託斯矮小強悍。精力充沛的人大多都很矮小。他有張淡黃色的、空洞的臉和捲曲的小鬍子。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假裝嚴厲。在他表面的力量背後，總讓人覺得，有張老實巴交、心地善良的郵遞員的臉時隱時現。這種人應該在新年時站在各家各戶的房門前，謹慎地按響門鈴，送出祝福。而事實上，他原先確實是名鄰近城鎮的郵差。他偽裝得極為出色：假如真是偽裝，簡直堪稱徹底。有天早上，我為他整理了二十三次床鋪；他總能挑出毛病，總覺得不夠完美。

有時，他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帶著某種屠夫才有的幸福喜悅，幾乎慈愛地看著我們。在軍營裡，他強烈的事業心為他下達了任務。他要將一群魚目混珠的瞌睡蟲——如他所言——變成真正的人。

首先，他帶我們去了軍需儲備室。我們每人都領取了各自的物資。很多東西：軍裝，靴子，鞋，腰帶，帽子，鋼盔。（中斷）

柏林，1927年秋天的夜晚，坐在凱瑟爾達姆114號公寓的書桌旁，創作《西線無戰事》的雷馬克——記者、編輯，戰後曾經的教師、會計、墓碑商、瘋人院管風琴師、抒情廣告詞撰寫人——不會想到他日後的命運。這部僅用6周完成的小說於1928年11月11日至12月9日間連載於柏林《福斯報》，並於1929年1月29日在柏林柱廊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當年，《西線無戰事》就被翻譯成26種語言，時至1930年夏天，僅在德國已銷售過百萬冊。

沒有哪位作家曾像雷馬克一樣，如此公開而不留情面地將戰爭描寫為對生命巨大的敵意和殘忍、痛苦的野蠻之海。儘管民族主義勢力視戰爭為力量之源和即將到來的共同體之核。1930年納粹統治初期，《西線無戰事》在好萊塢被搬上銀幕，但戈培爾阻止了這部電影原定於1930年12月4日在柏林的首映。雷馬克被迫流亡瑞士。同時，他「有害的、不受歡迎的」作品在德國被禁，並於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學，連同他1931年創作的該書續篇《歸途》一道被公開焚燬。1938年，他被剝奪了德國國籍。

埃裡希·保羅·雷馬克作為書籍裝訂工彼得·弗蘭茲·雷馬克和妻子安娜·瑪麗亞·雷馬克的次子，於1898年6月22日出生於德國奧斯納布呂克一個法國移民後裔家庭。據他年輕時的朋友漢斯·格德·拉貝記載，雷馬克於1789年出生的曾祖父約翰·亞當·雷馬克，來自亞琛一個法國家庭。他祖母出生時的孃家姓為博伊默爾。1922年11月起，雷馬克將自己的中間名改為「瑪麗亞」，以表達他對詩人賴內·瑪麗亞·里爾克的仰慕和對母親安娜·瑪麗亞的懷念。自1924年開始，他只稱自己為雷馬克，以強調自己的家族來自法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6年11月，雷馬克通過緊急考試應徵加入預備役。1917年6月作為士兵開赴西線。7月底，他因四肢多處被彈片擦傷和頸部中彈，住進了杜伊斯堡陸軍醫院。傷勢好轉後，他在醫院的文書室工作並記錄了在醫院的所見所聞。1918年10月痊癒後，他回到奧斯納布呂克的預備部隊，11月獲得一級鐵十字勳章。

《西線無戰事》僅部分借鑑了他個人的戰爭經歷。小說主人公保羅·博伊默爾也並非他「舊自我」的翻版。與保羅不同，雷馬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倖存者。與博伊默爾在書中預測的戰爭倖存者命運相反，雷馬克在戰後的生活中重新站穩了腳跟，並開始了他成功的寫作生涯。流亡瑞士後，雷馬克於1939年定居美國，並因電影和以英文出版的作品，在美國享有與同期其他德國流亡作家迥異的知名度和聲望。二戰結束後，德國當局並未允許雷馬克重新申請德國公民身份。雷馬克於1947年加入美國國籍，並自1948年起居住在美國和瑞士隆科港兩地。他廣為人知的作品還包括小說《三戰友》《里斯本之夜》《愛與死的年代》《黑色方尖碑》和《應許之地》。

雷馬克是位傑出的、有魅力的作家和藝術家。他令人震驚的筆觸時而兇猛殘忍、不加修飾，時而又在無限而深刻的不安中，營造細膩溫柔的節奏與脈搏、光影與色彩。當他在艱難困苦中以極端的膽識，詠歎近乎神聖的意象時，「對大地的崇拜」和「獻祭」的音樂激盪在他的字裡行間——那是屬於他的殘酷而壯麗的「春之祭」。雷馬克也是位女性靈魂的鑑賞家。他和舞蹈演員尤塔·伊瑟·贊博納曾兩次結婚。第一次從1925年10月14日到1930年1月4日。第二次從1938年1月22日到1957年5月20日。再次和雷馬克結婚，讓贊博納得以跟隨他流亡瑞士，併到美國避難。在這段婚姻期間，雷馬克與瑪琳·黛德麗相戀3年，與葛麗泰·嘉寶等感情曖昧，並將他與娜塔麗·帕蕾的愛情寫進小說《天堂的影子》。1958年2月25日，他與查理·卓別林的前妻、女演員寶蓮·高黛結婚。兩人共同生活在雷馬克的第二故鄉瑞士提契諾，直至他於1970年9月25日因心臟病離世。他被安葬在朗科·索普拉·阿斯科納公墓。

戰爭和流亡鑄就了雷馬克的生活和作品。他是「迷惘一代」的一員，始終「站在批評、指責和讚譽的戰線間」。

在他的成名作《西線無戰事》中，戰火從未真正消歇。但我們仍看到在「該死的爬滿蝨子的戰爭」中偶爾飛來蝴蝶。這隻振翼脆弱的蝴蝶或許能撫慰我，一個無力而悲傷的譯者，也能撫慰你，我親愛的讀者。我們值得相信，在陰霾無法籠罩之處，總有原野中盛開水仙，山谷中綻放百合——

1914年平安夜前後，西線交戰各方中至少有10萬名官兵暫時放下了武器。其中來自沃格蘭魏施利茨的薩克森134步兵團的庫爾特·澤米希中尉，曾是名會說法語和英語的教師。他命令他的人在聖誕期間不要向對方開槍。他們將蠟燭和冷杉放在墳墓上。而英國人則以口哨和掌聲對他們的舉動做出迴響。他們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一些英國人拿著足球走出了戰壕。

感謝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給予幫助和鼓勵的老師和朋友們。特別感謝t，妮妮和小舟。感謝編輯和出版人。

姜乙2020年8月18日於北京

quelle:statista.

dokumentarfilm:dieletztenzeugendesgroßenkriegs-schlachtandersomme.

quelle:centreeuropéenrobertschuman.

erichmariaremarque:imwestennichtsneues,kiepenhauer&witsch,1.auflage2013.

wilhelmvonsternburg:alswäreallesdasletztemal.köln:verlagkiepenheuer&witsch,1998.

magazin-welt:derweltkrieginzahlen,02.08.2014&wikipedia:weihnachtsfrieden(ersterweltkri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