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初冬，已經很冷了。颳了一夜西北風，大地見了凌碴兒。梁永生一家人，越過一窪又一窪，穿過一村又一村，忍飢忍寒，苦熬硬挺，取道天津奔向關東。
梁志勇又冷又餓，而且越餓越冷，越冷越餓。他對娘說：「你聽，我的肚子叫喚呢！」娘說：「哎，勒勒腰，嗆嗆勁，快走吧！」
「哎。」
「志勇，你看前邊那煙囪。」
「那是哪裡？」
「天津衛。」
「天津衛好嗎？」
「好。」
「大嗎？」
「大。」
「那裡有雜麵湯嗎？」
「有。」
「多不多？」
「多。」
天真幼稚的志勇，心裡想著天津衛的雜麵湯，臉上泛起飽含希望的笑意，他把眉毛一揚又問：「娘，天津的雜麵湯讓咱吃不？」楊翠花怎麼回答孩子呢？說「讓吃」？不！不能欺騙孩子；說「不讓吃」？孩子準像個撒了氣的皮球，奔不上勁了。因此，只好不答腔。志勇仰臉一望，一顆亮晶晶的淚珠兒，正巧落在他那張大了的嘴裡。志勇向娘說：
「娘，我不餓了！」
「好孩子！」
翠花說著閃出一絲微笑，可臉上的淚水更多了。
天津，終於來到了。
一家工廠的門口，就像散了戲的劇場一樣，湧出一股人流。這些下班的工人，帶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全部資財——飯盒子和菸斗，離開工廠，摻雜在馬路兩邊的人流中。他們那破破爛爛、油汙斑斑的衣著，標誌著他們那繁重的體力勞動和貧苦的生活環境。可是，他們那魁梧健壯的體魄，蘊藏著旺盛的火力；他們那一張張閃著紅光的臉上，卻洋溢著堅毅、豪邁的氣勢，樂觀、自信的情緒，而沒有一點悲觀和頹喪。他們一邊昂首挺胸地走著，一邊向從另一家工廠走出來的工友熱情地打著招呼。正在這時，一輛插著膏藥旗的日本軍用卡車，從金剛橋邊橫衝直撞地飛馳而來。一位工人趕緊拉住志勇往道旁一閃，那卡車嗖的一聲擦身而過。有個老頭兒躲閃不及，被碾進車輪……一個獨耳朵的日本鬼兒，從司機棚裡探出頭來，滿不在乎地朝後看了一眼。卡車沒有停，繼續向前飛馳。
灰塵飛揚的馬路上，一片怒罵聲。有些工人忽忽啦啦追上去，他們一面追還一面向前邊路口上的警察揮臂呼喊：
「截住！」
「截住！」
梁永生望望那輛罩著黃帆布的日本軍用卡車，又望望那個站在路口呆若木雞的警察，憤怒的眼裡要噴出火來。他將一口唾沫「呸」的一聲吐在河裡，狠狠地罵道：
「天津衛是中國人的地面兒，為啥准許日本鬼子這麼橫行霸道？」
兜卷著灰塵的秋風，很快就把車輪的血印吹掉了。可是，這條仇恨的血印，將永遠印在梁永生的心裡，印在中國人民的心裡。
梁永生正然憤憤不平地嘟嘟囔囔，突然覺著背後有人捅他一把。他回頭一看，原是個拉洋車的。永生正想問「捅我幹啥」，車伕搶先開了腔：
「老鄉，從鄉下來吧？」
「是啊。」
「是不是山東、河北邊上的？」
「你咋知道？」
「聽口音有點兒像！咱們是老鄉啊——我也是那一帶的人。」
「你的口音變了！」
「不變不行啊——說話不隨地道，人家說咱是‘佬趕’，處處掐虧兒給咱吃……」
車伕把車子往路旁一靠，又問：
「你們想來天津幹啥？」
「我們不在天津站下。」
「噢！來投親的？」
「不！這麼大的天津衛，我白天認得太陽，晚上認得月亮，除了它倆，再也沒熟人了！」永生說，「打算闖關東去！」
「噢！你準是聽說關東養窮人——是不是？」車伕說，「唉，才不是那麼回事哩！我年輕的時候，聽說張作霖的老師在江北開了個大煤窯，又管吃，又管穿，月月都是雙工錢……像我這窮跑腿子的，站起來一個人兒，躺下一個鋪蓋捲兒，走到哪裡不是家？所以我就投奔煤窯去了。走哇，走哇，一直走了好些天，總算阿彌陀佛——奔到了煤窯上。你猜怎麼著？登上了號頭兒，住了狗（工）棚子，見天有狗（工）頭兒拿著鞭子催你下洞子，一氣兒十二個鐘頭不叫歇著。到了月頭兒算賬時，大經理、二掌櫃，人人都要上你的稅；那個狗（工）頭兒心更狠，胡他媽地說：‘老子天天侍候你，還要工錢？活著給我幹活兒，死了上「萬人坑」跟閻老五要錢去！’我受不了那號罪，也咽不下那種窩囊氣，一跺腳，不幹了！又跑到黑河去淘金。唉，那金子甭管澄多少，咱連個金星兒也得不著，全入了掌櫃的保險櫃了。」車伕緩了口氣，又說，「還幹過啥？還在興安嶺打過獵，長白山挖過參，也開過荒，伐過木頭……幹了這些行當，都是從屎窩兒挪到尿窩兒，哪裡也不是咱窮人的‘安樂窩兒’。這不，又跑到天津來拉上了這輛‘臭膠皮’。」
翠花聽了這一套，心裡怵了頭，就向丈夫說：
「咱甭下關東啦。」
永生只顧抽菸不吱聲。車伕拽拽永生的衣角又說：
「你撅著這個小棉襖兒就下關東？」
「咋的？」
「不行唄！你們走一步冷一步，走一天冷一天。腳下關外早下大雪了。你們這身衣祿，一齣山海關還不凍成肉乾兒？」
梁永生覺得這位好心的車伕說得滿對。可不去怎麼行啊，這天津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哇！因此，只好說：
「我們是‘逼上梁山’——沒法子呀！」
「你們是不是在衛裡偎個冬？要去明春再走。」車伕說，「那樣，走一天暖和一天，路上還好混點兒。」
「大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心我也承情。」永生說，「可是，俺一家五口子，都是兩隻肩膀扛著個嘴，指啥在衛裡偎冬？」
「你會手藝不？」
「會鋦鍋。」
「不好辦！那一行，要不在行會，在天津走不開。」車伕慢慢地試探著說，「哎，幹我這一行——行不行？」
「拉洋車？可是沒幹過！」
「拉洋車是個苦差事，有力氣就行——這營生兒沒有三天的力巴。」車伕說，「要幹我給你找個車保……」
「那敢是好！這件事就讓大哥你費心吧！」
車伕從腰裡掏出一把鑰匙，遞給永生說：「我有個窮哥們兒，也是賣大力的。前幾天，鎖上門回老家了，他那間房子我代管著，你們先到那裡住下吧。以後他回來的時候，咱再另想法子。」車伕說罷，又告訴永生地址——南門外，海光寺，沿河五號。讓永生領著家眷先自己去，他又拉著洋車去攬座兒了。臨分手時，他還抱歉地說：「按理說，我該送你們去。可是，咱是螞蚱打食緊供嘴，住了轆轤便幹畦；一天掙不著錢，肚子就歇工。拉洋車不同別的，全仗著個窮力氣；肚子一歇工，明天也就沒法子幹了！」他說完要走，永生問他：
「大哥，你叫啥名字？」
「看，你不問，我倒忘了！」車伕笑著說，「我叫周義林。」
梁永生一家，雜在馬路兩邊的人流中走著。渾濁的空氣裡，充滿了汽油味兒、煤油味兒。他們扯大拉小，東打聽，西打聽，轉了老半天，才找到「沿河五號」。永生掏出鑰匙，捅開門鎖，摘下門銱兒，進屋一瞅，鍋、碗、盆、勺樣樣有，高興極了。不大工夫，周義林大哥來了。他拿來一些吃的燒的，滿懷熱情而又深含歉意地說：「都餓急了吧？快做飯！」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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