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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一葉扁舟逐著驚風駭浪，在黃河的急湍中駛航，先後克服了流產、早產和難產三重難關，幾番逃過滅頂之禍，到了三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嚲娘總算生下了一個嬰兒，為多災多難的馬家添了一口先天不足、營養不良，不知道能不能養活長大的女小子。剛剛透過一口氣來，這個微弱的喜訊馬上就被一個更可怕的噩耗沖掉了。五月初九，河東榆次一戰，宋軍敗績，馬家的家長馬政與主帥种師中一起戰死。
馬家的第二代男主人馬擴這時還關押在真定府的監獄中，等待曠日持久的審理結案，事情未許樂觀。
馬家第三代的男主人，尚未成丁的馬亨祖原在和尚洞山寨中。四月底，馬政隨軍出征河北，路經真定，與馬擴在監獄中見面時決定把亨祖帶去見小種經略，接著隨軍西入河東，榆次之戰，馬政戰死，亨祖訊息不明，生死難卜。
經受得起千錘百煉、有著鋼鐵般意志的馬母，在媳婦、兒子、丈夫的災難中，還是挺住了，把這些訊息一個接著一個地，和血帶肉地吞入肚裡。但是最後一個訊息把她打倒了。她臥倒在床，就在床上向劉七爹作個叩頭的虛勢，要他去河東一遭，查明亨祖的確息。如果他受傷未死，被誰收容了，設法把他帶回；如果他成為金人的俘虜，尚未遭毒手，這裡傾家蕩產，變折了銀子也要去把他贖回來；如果他已戰死，就在當地為他招魂，設法把爺孫的屍骨一起帶來保州暫厝，將來盤迴西北熙州，與祖宗葬在一起。
當男丁將絕，這個家已瀕於破碎的邊緣，馬母心裡只留下了這樣一個唯一的願望。
在這段時期中，全靠趙大嫂內外兼顧，既要維持這一家人的生計，又要照顧馬母和嚲孃的病。幸虧有她這根支柱，這個家還沒有完全垮下來，但也已經是岌岌可危了。
馬家的命運也成為靖康朝廷的縮影，東京保衛戰的勝利，暫時延續了它的壽命，但是這個微弱的喜訊，擋不住接二連三而來的重大的打擊，加上內部糾紛，層出不盡，戰守大計，迄無定策，等到當年冬季，兩路金軍再出，這個朝廷也早已搖搖欲墜了。
金軍剛剛解圍北去，朝廷故態復萌，在幾個重要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參加爭論的，除了主戰、主和兩大派外，還有可戰可和派、朝戰夕和派、陽戰陰和派等形形色色的派別，他們都在發表議論，傳播奏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官僚階級議論多、務實少的政治特點。
爭論的一個方面是用人問題。
東京數十萬軍民痛心疾首，好容易把他攆下臺的主和派頭子李邦彥甚至在金兵還沒有完全撤離東京時就回到太宰的位置上。理由是：太宰張邦昌出質金軍，揆席猶虛，需要他來坐鎮。似乎沒有李邦彥，天就要塌下來。
李邦彥剛坐上太宰的位子，就要排斥與他勢不兩立的死對頭种師道和李綱，後來種、李先後出任河北宣撫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表面上倚任，實際上是把他們排斥於朝廷之外。這個企圖十分明顯，可謂路人皆知。
李邦彥組成的這副政府的班子，以後人員雖屢有變動，基本政策卻沒變，賣國投降，直到他們的政策完全貫徹，政府垮臺為止。
爭論的第二個方面是追擊金軍的問題。
金軍退走前夕，种師中率領的秦鳳軍三萬人，風馳電掣般地開到東京。种師道即命他率部尾隨金軍之後，俟其半渡而擊之，可殲其全軍，永消後患。三天後，李綱又建議用澶淵故事「護送」全軍出境，密告諸將，有機會就縱兵追擊，當時金軍掠奪到手的金銀絹帛婦女輜重極多，軍行遲緩，擊之確有可勝之道。
種、李的主張都是正確的，淵聖也同意李綱的建議，派軍十萬，緊緊「護送」。這個重要的戰略措施又受到李邦彥等人的反對、破壞，結果是中書省、樞密院各行所是。樞密院下的命令是「出擊」，中書省下的命令是「保護」，弄得護送諸將摸不著頭腦。最後結果又是主和派的主張勝利，他們派人在黃河邊上豎立大旗，嚴令軍隊不得繞過大旗追趕金軍，否則，一概處死。
以後种師道又提出亡羊補牢的辦法，建議集合大軍駐屯黃河兩岸，防止金軍再次渡河，預為「防秋」之計。淵聖准奏施行，不久又聽了主和派大臣的話，認為萬一金軍不來，這筆巨大的軍事費用，豈非白白浪費了？這一條還是拒絕採用。
大好機會都被斷送了，以後种師道氣憤致疾，以至病死。李綱在河北、河東宣撫使任上，受制於朝臣，無所作為，最後被逐到江西。朝廷清一色地都換上主和派，這才使得他們耳目清淨。
爭論的第三方面是對發動宣德門事件的軍民太學生處分的問題。
宣德門事件以後的第六天，金軍即自動撤退，兩者的因果關係十分顯然，可以說，是人民挽救了北宋王朝。何況，那一天淵聖宣旨中有「諸生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的話，充分肯定陳東等人的愛國行為，本來已沒有再加討論的餘地。
不過主和派在宣德門外吃了大虧，豈甘罷休？他們一再提出「陳東等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太學的行政官國子司業黃哲上奏：「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鬧，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導，不能表率諸生……難以備員學官，見今待罪，伏賜黜責。」
這件事輿論的反應強烈，太學生的特點之一是壓得越厲害，反抗也越強烈，他們打聽到黃哲之待罪是由於受到某些政府要員的脅迫所致。太學生沈長卿上書抨擊主和投降派之無恥行徑，也提到目前某些措施與當日淵聖本人的表態前後矛盾：「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終反覆如是也。」這封萬言書敢於指責當權的政府要員是「奸邪之人」，也敢於指責「陛下德音始終反覆如此」，可說是封建式的民主的一個樣板。
鑑於士氣激昂，淵聖皇帝批覆黃哲的奏章有「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等語，再次肯定伏闕事件。對沈長卿這樣激烈的言論也沒有加罪，反而下旨褒獎參加伏闕上書的太學生雷觀，賜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一個月以後又賜陳東同進士出身，溫旨褒獎。主和派看看這出戲唱不下去了，只得暫告休戰。不過事情並沒有完全結束，他們對陳東等人的切膚之恨是消除不掉的，只在等待機會，再向陳東他們開刀。
以上幾個問題的爭論，反映朝廷中兩大派鬥爭的激烈。
馬擴希望戰釁一啟，各方面的人員都能捐棄成見，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事實證明，這隻能是一個善良、天真的幻想。在東京，派系的矛盾，正議與邪論的交鋒，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爭取淵聖皇帝站到自己一邊來的努力正在不斷加劇，有增無已，首都從來都是各種鬥爭集中的場所、矛盾的焦點。其他地方也不見得好多少，譬如在真定，則連他本人也成為這個偉大的信念的犧牲品了。戰爭並不能消除矛盾，反而製造了新的和更大的矛盾。而各種形式的矛盾肯定會大大地削弱備戰力量。
北宋政府能夠用來抗戰的一點力量，在新的戰爭來到之前，已經在內部糾紛中消耗殆盡了。
李邦彥第二次下臺後，徐處仁、吳敏曾分別升任太、少宰，以下的執政除樞密使許翰外，基本上都是主和派。徐處仁有「清亮剛直」的美譽，從外地調到朝廷來，擺擺樣子，實際上，除最後與吳敏吵了一架以外，並沒有表現出什麼「清亮剛直」的作風，倒是同流合汙的地方很多。吳敏則依仗有定策之功，得到淵聖皇帝的信任，獨掌朝政大權。
吳敏促成太上皇禪位之議，在第一次東京保衛戰中曾向淵聖竭力推薦李綱，用為親征行營使，在太學生伏闕上書的關鍵時刻，他又代淵聖宣旨撫慰，複用李綱、种師道，表現不錯。這是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人物。他只有與李綱合作的時候，才能幹出一點好事。這一點，他的侍姬遠山老早就看到了。遠山曾說過他自己的軀殼裡是沒有靈魂的，要李太常給他安放進一個去。金兵撤退後，他與李綱分道揚鑣，讓李邦彥把一個黑靈魂安進他的軀殼中。他為李邦彥昭雪洗冤，竭力推薦他復職。後來索性代替李邦彥，成為主和派的領袖，官做得越大，做的事情越加荒唐，實際卻是個低能兒。每次坐在政事堂上，胥吏們捧來一大沓文書，等他裁決，他想了半天，只判上「依舊例可也」五個大字，什麼事情都是「依舊例」，以後「依舊例」就成為東京人稱呼他的代名詞。
東京人善於用概括、幽默的語言來諷刺當朝人物。當時有「十不管」之說，這十件應管不管、不應管的倒都管起來的事情，大都是「依舊例」的吳敏的德政。它使人看到在榆次敗績、盤陀兵潰，太原日益危急前的半年時間中，朝廷裡的大臣們正在忙些什麼。這是一幅很好的朝政寫真圖，不過把這十大件羅列出來，要加些註解，才能說明問題。
不管太原，卻管太學。
當時太原受到猛烈圍攻，糧援兩絕，已到了析骨而炊、易子以食的絕境，朝廷並無積極救援的措施，這時卻忙著對王安石的功罪進行再評價，下詔太學，撤去他的畫像和「十哲」的地位。
不管防秋，卻管《春秋》。
這一條是指吳敏拒絕採納种師道屯兵大河兩岸防秋的建議，卻忙著具札子「乞令學者添治《春秋》一事」。
不管炮石，卻管安石。
炮石指金軍撤退時，曾在西門外遺留下五百尊大炮，至今無人收管。老百姓已經有遠見地看到金軍將再度圍攻東京，而朝廷方面，並無任何準備，卻根據國子司業楊時的一道奏章：「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聾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為奸，以誤上皇，皆安石啟之也。」把亡國導亂的罪名都掛到王安石頭上，要太學生議論議論，省得他們有工夫上萬言書，混淆視聽。
不管肅王，卻管舒王。
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死後追封為舒王。肅王趙樞是淵聖的兄弟，奉命代替康王趙構為斡離不的軍前人質，斡離不退軍時，把他攜往北方，政府不敢索取。
不管燕山，卻管聶山。
太原猶未淪陷，朝廷尚且不能救，已經淪陷了的燕山府當然更顧不得去管了。聶山原任開封尹，這時升為同知樞密院事，淵聖問他：「山，大物也，何以為名？」他回答道：「臣素慕周昌之為人，乞改名為昌。」於是奉御筆改名為昌。這一條是淵聖親自與聶昌之間直接打的交道，與吳敏無涉。
不管東京，卻管蔡京。
金軍退師後，太上皇本人被李綱等大臣接回東京來，退處龍德宮。宣和權奸集團的成員紛紛受到處分。王黼、梁師成二人於解圍前，已被誅殺。蔡京、蔡攸父子被放逐到廣東的儋州和雷州，童貫放逐到吉陽軍。至此，蔡京在潭州病死，後來蔡攸賜死，童貫正法，連帶趙良嗣也被誅殺。靖康主和的臣僚與宣和的權貴集團本來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現因權力衝突，靖康諸臣唯恐有朝一日徽宗復辟，又是蔡京一夥人的天下，不如把他們都貶死了，以絕後患。同時也可以取得明正典刑、賞罰分明的美名，不失為一舉兩得之計。
由於首創「海上之盟」的趙良嗣已受誅戮，參加談判活動的馬擴也處於不利地位，他的冤獄，遲遲不得昭雪，可能與此有關。否則王淵、李質的誣陷十分明顯，一審就可以判明是非了，何至於把馬擴在真定獄中關了九個月，一直不能釋放？這方面雖無直接的史料證明，道理卻可以推想出來。
平心而論，不管李邦彥、吳敏等人的動機如何，誅殺、放逐宣和權貴集團這些壞蛋卻是大快人心、十分必要的。把這一條放在「卻管」裡面，似乎不太妥當。
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
不管河東，卻管陳東。
這兩條都容易理解。
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
二太子即斡離不，東京兩次被圍，最後淪陷，斡離不即為戎首。這裡提二太子而不提大太子粘罕，可見在東京人的心目中也把斡離不看成為最可怕的敵人。太子即淵聖與朱皇后生的皇長子，圍城時尚封為國公，此時正位太子。
「十管十不管」反映了東京老百姓對朝廷施政輕重緩急失當的憤懣情緒，其重點在於譴責朝廷在軍事上拿不出有效的辦法防止金軍再度南侵。在這個問題上，老百姓十分敏感，而當局者，無論是徐處仁，無論是吳敏，都已麻木不仁了，真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其實這些當權派並不都是瞎子、聾子、啞子，他們心裡也有一整套想法：他們希望最好金軍由於某種原因，改變南侵政策，停止進攻。譬如說，一場大瘟疫，一場大地震，粘罕、斡離不、兀朮、闍母、婁室等積極主張南侵的將帥，統統捲入了，個個死絕，一個不留，那就很有希望天下太平了。至少幾年之內，金軍不會南侵，這自然是上策。
萬一既不發生瘟疫，也沒有地震，金軍一定要來，那也只好由它來。他們還有一個泥首乞降的辦法。好在宋朝有的是土地財帛。金銀財帛隨他要，土地也可商量，賄以三鎮不足，那就劃黃河為界，如還不滿意，再送多少都可以。只要存在一個小朝廷，他們保得牢太宰、少宰的官職就好，至於這個叫作宋朝或者其他的什麼朝的疆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倒也可以不計較，這不失為中策。
萬一乞和投降都不行，金朝一定要把他們逼得走投無路，那當然可怕。為未雨綢繆計，他們也有一策。即在金軍出動以前，先就借個因頭，脫身而去，溜之大吉，把這裡的國事，「投大遺艱」於後來者，雖然丟掉宰相之位，卻可保牢身家財產，這也算得是一條下策。
那段時期，太原方面的警報，雪片似的飛來，吳敏、徐處仁兩人的心情都不舒暢。一天，在政事堂上，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起來。一個怪他對蔡京下手太重，致使他患故潭州；一個怪他對太學生縱容遷就，致使他們十分囂張，不肯斂跡。一個罵他沽名釣譽，一個罵他貪天之功。後來越罵越兇了，竟涉及個人隱私。徐處仁先罵吳敏縱情聲色，帷薄不修，成何體統。這指的是吳敏寵愛遠山。但與侍婢鬼混，原為當時社會風氣所允許，除非遠山別有所歡，否則就談不到帷薄不修的話。這件事吳敏一直自認為風流千古，值得自豪，根本不以為恥。他反擊的一句卻十分厲害，他罵徐處仁是「白日儼儼，外竊清剛之名；夤夜幢幢，內行貪賂之實」。
這吳敏原是「風雅絕世」的人物，罵起人來，也用對仗精工的四六，音調鏗鏘，這一句卻擊中了徐處仁的要害。當時他正在據案作書，一時惱羞成怒，把一支飽蘸濃墨的筆直往吳敏面上擲去。吳敏不防有此一著，躲閃不及，面額上早已著了他的飛筆，唇鼻之間，一團烏黑，忙亂之間，他用手揩抹，頓時把白臉郎君變成了「黑麵大王」，真正成為「近墨者黑」了。
查一查國史，本朝定鼎以來，一百餘年中，並無左右僕射在政事堂上大打出手、飛筆擲人的舊例可依，兩個一齊告到淵聖皇帝御前。這件事實在太不像話了，成何體統？御史相繼彈劾，兩人一齊下臺。徐處仁改知東平府，吳敏改知揚州。這不光彩的下臺，也許是符合兩人之私願的，甚至也可能是他們早已默契在心，表現一番，就藉此下臺。如果這樣，他們不僅瞞過了當代人，也瞞過幾百年來歷史的編纂者和讀者，他們都可算得是第一流的相聲演員了。以後他們的行動十分一致。詔書下來，不待辦好接替手續，就搬運家人家資，急急忙忙地搭上渡船，分別到東平府和揚州去履新了。
以上就是太原淪陷前的靖康朝廷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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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次東京保衛戰之間的一段時期中，宋、金雙方的軍事首腦們始終著眼在太原一地。一方猛攻未下，一方死守待援，雙方的軍事佈置也莫不以太原為中心。宋軍幾次解圍不成，太原最後淪陷。不久，金軍即兩路南下，合圍東京。如果說，太原一戰，成為宋金戰爭之關鍵，太原一地，關係東京之存亡，揆諸當時的軍事形勢，這種說法完全符合事實。
貌似強大的金軍，其實實力有限。第一次進攻東京，斡離不的東路軍渡過黃河後，在河北只有完顏烏野也率領的一小部女真兵盤踞燕山府城。助紂為虐的常勝軍不為金朝所信任，只讓郭藥師帶一千人作為南侵的嚮導，其餘統歸完顏烏野也管轄，散駐燕山外圍各州縣，算是金朝的軍佔區。除此之外，河北一路，並無金軍。這時在河北的大名府、中山府、真定府、河間府以及保州、邢州、趙州等各地宋朝的正規軍總數加起來不下二十萬人。他們有的據城自保，如保州、中山府等，有的坐擁大軍，觀望遷延，如邢州、大名府等，有的在內部矛盾中消耗了力量，如真定府等，沒有出一兵一卒阻撓斡離不的後路，或進攻完顏烏野也在燕山的根據地，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
斡離不回師以後，才開始經營河北地方以擴大和鞏固他的根據地。
在東京圍城時期，宋朝政府已答應割讓中山府、河間府、太原府三鎮以求和。太原府屬於河東地區，正在圍攻中。中山、河間都在河北，這時斡離不派完顏烏野也率軍前去武力接收，中山、河間的軍民不願投降，實行抵抗，這才開始了長期的攻守戰。
三月中，宋朝廷調整了軍事機構，任种師道為河北宣撫使，駐在黃河北岸的滑州，統籌兩河軍事。任西軍大將、姚平仲的父親姚古為河東路制置使，將兵救太原，任种師中為河北制置副使，將兵救中山、河間各地。當時稱為三大帥。
姚古出兵後，先後收復隆德府與威勝軍。隆德之戰，姚古部將王德率領十六騎突入府城，活捉偽知府姚璠，獻俘朝廷。姚璠原為遼殿前司副都指揮使，曾接伴馬擴，降金後出守隆德。淵聖皇帝臨軒問他被俘的情況，他說：「亡臣為夜叉所獲。」想見當時王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入府城的威猛，從此王德就獲得了「王夜叉」的雅號。
河北圍攻中山和河間府的金軍，懾於种師中的威名，种師中大軍才開到真定，完顏烏野也就率部自動退走了。
河北、河東連獲勝利，此時宋朝的軍事頗有起色。只是太原城從去年十二月被圍以來將近五個月。金朝的東路軍從東京撤退，西路軍圍困太原，仍不放鬆。他們在太原外圍修築了逶迤數百里的夾城，隔絕太原與外界的聯絡，防止宋朝援軍的突入，使太原的地位更加孤立。
由於軍事好轉，這時在朝廷上的主戰派同知樞密院事許翰也比較好說話了，主和大臣對他不敢十分掣肘。當時樞密院擬定了兩路救援太原的計劃。命种師中率部九萬，從真定出井陘，突入河東路，命姚古率部六萬，從威勝軍出發北上，兩軍約在五月中會師太原，一舉解圍。
這道命令中兩軍的人數都誇大了，譬如种師中奉命「護送」金軍渡河時，手下只有秦鳳軍精銳三萬人。現在朝廷明令中山府路兵馬總管王、真定府路兵馬總管王淵各以所部萬人來會，事實上這兩支軍隊都沒有調到，這個好聽的數字，無非存在於一紙空文的詔旨中，壯壯聲勢而已。种師中率領西征的援軍，除了為數不到一萬名雜牌軍以外，還是他的基本部隊三萬人。姚古那裡的情況也是如此，他的實際人數不超過二萬五千名。
雖然如此，種、姚都是西軍名將，麾下猛士銳卒如雲，這時又挾連連戰勝之餘威，兩路並進，勢如雷霆。看來，這一仗要打勝的可能性還是不小的。
种師中的大軍出發前，已在真定府駐紮了七八天。种師中根據樞密院的檄調，要王淵率領真定軍參加作戰。王淵託病在家躲起來了，不敢出見种師中。原來他為馬擴之事，心懷鬼胎，唯恐受到种師中信任的行軍參謀馬政打擊報復，藉故把他扣留，不敢露面。其實憑這一條，託故拒調，种師中就可以把他扣留起來，軍法從事。不過，有劉鞈擋在前面，替他打掩護，劉鞈也不願把自己的這筆本錢在一場戰爭中花光，他列舉出許多理由，說明真定的防務還是十分吃緊，不但王淵，即使李質也無法隨徵。由於他的態度十分堅決，种師中也不能勉強，結果真定軍沒有一兵一卒參加西征。
樞密院明文規定，這次种師中西征之師所需給養、輜重，還特別提到備作立功戰士賞品的金牌、銀碗等，都應該由真定府撥支應付。劉鞈一時拿不出這許多東西。樞密院督促出師之期已迫，种師中未便久候，最後只好同意劉鞈提出的先撥付一小部分，其餘的加緊徵集，隨到隨解的辦法。
這兩項交涉都辦得不順利，种師中看在多年的老關係分兒上，寧可自己吃虧些，不為己甚。隨他出徵的參謀官黃友、統制吳革、親信將領李孝忠等都感到憤慨，卻也無可奈何。
在真定駐軍期間，种師中、馬政都去監獄探視了馬擴。這時奉朝旨「根勘」馬擴一案的法司畢蟠已到真定開始審理。种師中作為一軍的大帥，未便干涉司法，只好拜託劉鞈道：「子充乃忠義之士，豈能作過？此中必有別情，朝廷派人審理必能水落石出。在此期間，劉閣學務要好好護持他，為朝廷留個有用之才，為國家保持一分元氣。」接著他嚴肅地警告，「子充如有不測，你我尚有何面目再見西軍故舊？」一向溫和剋制的种師中，這話說得十分嚴重了，劉鞈自然只能唯唯諾諾允承下來。
這時馬政已與兒子見過面，備悉這場冤獄的原委。劉鞈與馬政見面時，心中不無慚愧。馬政以大局為重，不動聲色，始終沒有與他談起兒子之事。
馬政再一次入獄探視兒子時，父子商定把亨祖從山寨中接來，一起參加西征之役，接人的差使自然又落到劉七爹頭上，不兩天他就把亨祖接來了。
出征前夕，馬政帶著孫子，再一次入獄探視馬擴。父子叔侄祖孫三代抑制了個人的感情，忘卻了其他的一切，而把所有希望寄託於這次決戰的勝利。馬政、馬擴都明白這一戰不但要決定太原的命運，也將決定朝廷命運。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個人生死、家庭存亡都算不得什麼了。
最後臨到辭別時，亨祖向馬擴跪下，剛叫得一聲：「三叔！」眼淚已在他眼中滾動，忽然抬頭看見祖父嚴肅的神色，急忙把眼淚制止。馬政自己倒掉過臉去了。
馬政三次入獄，探望兒子，這個事實的本身就表現了他為父的感情。
西征軍出發前，馬政已看到種種不祥的朕兆，這是在監獄中的馬擴無法知道的。馬政三次與兒子見面時都瞞住他不以實言相告。他心裡想道，兒子已關在獄裡，心情鬱郁不暢，何必再叫他提心吊膽地過日子，讓他高高興興地等候捷報就是，說不定這一仗還能打勝的。
用虛偽的安慰掩蓋事實真相，這從來不是馬政的習慣，今天他第一次這樣做也表現出他為父的感情。
他制止孫子下淚，是因為他不習慣用眼淚來表達感情，這不等於說他沒有感情。
3
种師中、姚古兩路大軍分別從冀西、晉南出發，出援太原，這是一次朝野矚目的重要決戰。由於种師中在西軍中的聲譽、威望和過去的戰績都非姚古所及，加上秦鳳軍在數量和質量上也都超過熙河軍，因此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一致認為种師中是這次出擊戰的主帥，在兩軍之中，又以他的東路軍為主。
但對种師中本人來說，他考慮的絕不是主次從屬，而是正兵、奇兵的問題。換言之，他考慮的不是個人地位，而是兩軍的作戰任務、作戰性質，以及怎樣根據作戰性質來完成這個任務的問題。
在種師中看來，既然樞密院明確規定兩軍各自為戰，互不統屬，那麼彼此之間只有相互配合而沒有從屬的關係，再提為主為次的問題已失卻其現實意義。何況姚古現在的官銜是河東路制置使，种師中的官銜是河北路制置副使，姚古還要比种師中高一級。如果要講主次，那也應以姚古為主，种師中為次。一向謙虛謹慎、顧全大局的种師中，特別對於與他們種家成見很深的姚古，更是小心翼翼地應付，決不願在這個容易導致矛盾、造成糾紛的敏感問題上去惹怒姚古。由於种師中的堅持，這個麻煩的問題小心地避免了。姚古體面攸關，十分滿意。
不過种師中心裡十分清楚，主次可以不分，奇正卻一定要弄明白。古代作戰，重視正兵、奇兵的關係，一般是以正兵為主，奇兵為輔，有時出奇制勝，奇兵地位的重要性又超過了正兵。就這一戰役而論，姚古的一軍是正兵，他的一軍是奇兵，他們有著不同的任務。
姚古一軍之所以成為正兵，因為過去宋朝幾次出兵救援太原，都取道晉南北上，那裡已吸引了金方的重兵。粘罕的副帥婁室此時正在這一帶佈防，阻擊宋軍。大家都知道婁室是個經驗豐富、指揮老練的可怕的敵手，甚至比粘罕本人更難對付。估計姚古收復隆德府、威勝軍以後，就要與婁室正面對壘，那時再要北進，奪取每一里的土地，都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姚古的任務顯然十分艱鉅。
金軍的分工，粘罕本人指揮圍攻太原的軍隊，對晉東一帶，不甚措意，看來种師中要插入金軍的後方，靠攏太原，任務還是比較輕鬆的。不過最後不免要與粘罕惡戰一場，迫使婁室撤軍來救，這樣就間接減輕了姚古一軍北上的壓力。到那時他們兩軍齊頭並進，只要能攻破太原外圍金軍修築的夾城的任何一段，與城內張孝純、王稟取得聯絡，裡外夾攻，戰爭就會有勝利的希望。
根據這種戰略設計，姚古的一軍是正兵，要採取常規化的作戰形式，逐步取得進展。他種師中的一軍是奇兵，要用突擊奇襲的作戰形式，出敵不意，插入其心膂之地，然後選擇有利的時間和地點，進行決戰。兩軍任務不同，性質也有區別。
朝廷負責軍事佈置的樞密院對兩軍的性質、任務沒有進行很好的分析研究，就貿然下令，河北河東兩軍於同一天從各自的所在地出發，約期半個月後，在太原會師，與金軍進行決戰，實現解圍。這道純憑主觀臆斷髮出的命令是脫離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