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駕車去了維克托酒吧，想著去喝一杯琴蕾，坐著等《新聞報》的晚報上市。可酒吧很擁擠，一點意思也沒有。我認識的酒保晃悠過來，喊我的名字。
「你喜歡酒里加些苦料，沒錯吧？」
「偶爾為之。不過今晚給我加雙份苦料。」
「我最近一直沒見到你朋友，就是那個喜歡加綠冰的。」
「我也好久沒見到他了。」
他走開了，回來時端著飲料。我慢慢地啜著，這樣可以喝得久一些，我不想喝得半醉。如果不能醉個昏天黑地，那就保持清醒。過了一會兒，我又要了一杯同樣的。剛過六點，拿著報紙的報童就走進了酒吧。一個酒保吆喝著讓滾蛋，但在侍者揪住他把他推到門外前，他已經飛快地在酒客中間兜了一圈。我便是買主之一。我開啟《新聞報》，掃了一遍頭版。他們果然照做了，全都見了報。他們將影印件轉成了白底黑字；尺寸縮小了，全部排在上半頁。另一個版面上刊登了一篇措辭強硬的簡短社論。署名朗尼·摩根的文章佔去了半面專欄，排在另一個版面上。
我喝完酒便離開了，去另一個地方吃晚飯，然後開車回家。
朗尼·摩根的文章清楚明白地重新敘述了倫諾克斯一案和羅傑·韋德「自殺」的實情——針對當初報紙上的報道。沒有添油加醋，沒有故意隱瞞，也沒有歸咎於誰，是一篇乾淨利落、有條有理的報道。社論則另當別論。文中提出了質問——公職人員被抓到把柄時報紙通常會提出的那種質問。
大約九點半的時候，電話鈴響了，伯尼·奧爾茲說他回家前會順道過來一下。
「讀了《新聞報》沒有？」他閃爍其詞，還沒等我回答就把電話掛了。
他到了之後，一個勁兒地抱怨臺階太長，說要是我有咖啡，他能不能喝一杯。我說我去煮。我煮咖啡時，他就在屋裡到處轉悠，隨意得好像在自己家一樣。
「像你這種惹事精，住在這個地方太過冷清，」他說，「山那邊是什麼？」
「一條街。怎麼了？」
「問問而已。你這裡的灌木叢該修剪修剪了。」
我端著咖啡走進起居室，他坐下來，慢慢喝著。他拿了我一支香菸點上，吞吐了一兩分鐘，又掐滅。「越來越不在乎這東西了，」他說，「有可能是拜電視廣告所賜。那些廣告讓你痛恨它們賣力推銷的任何東西。老天爺，他們一定以為大眾都是笨蛋。每回那些穿著白制服、脖子上掛著聽診器的混賬，舉著牙膏、香菸盒、啤酒瓶、漱口水、洗髮水，或者一小盒讓肥胖的摔跤手散發出丁香氣味的玩意兒，我總是記著決不去買。媽的，就算我喜歡，也不買。你讀過《新聞報》了，嗯？」
「一個朋友事先漏了點風聲給我。是個記者。」
「你還有朋友？」他作出驚訝的樣子，「沒告訴你他們怎麼弄到這份材料的？」
「沒有。像這種情況他並非一定得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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