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
「你的話真古怪。」她口氣尖酸，「那天早晨也是。」
「我在這棟宅子裡碰到了一些古怪的事情。手槍半夜走火，醉鬼躺在門前草地上，來了醫生卻什麼都不幹，可愛的女人摟著我，把我當成別人跟我說話，墨西哥家僕玩刀子。至於那把手槍，真是遺憾。不過你不是真的愛你丈夫，沒錯吧。我想我以前也提到過。」
她緩慢地起身，冷靜得好像冰塊兒，但她紫羅蘭色的眼睛已經不完全是原來的顏色，也不再如原來那般柔和。她嘴唇開始顫抖。
「出了——什麼事？」她一字一頓地說，朝書房望去。
我幾乎沒來得及點頭，她就奔了過去，一下到了書房門口。她一把推開門，衝進去。如果說我在等待一聲尖叫，那我失算了。我什麼聲音也沒聽見。我感覺糟糕得很。我應當攔住她，小心翼翼地履行報告噩耗的常規步驟，你要有準備，請你坐下來，恐怕發生了一件嚴重的事情，等等等等。你費盡心機好不容易道出真相，其實未必能夠減輕任何人的痛苦。而且往往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我起身進了書房。她跪在沙發旁邊，把他的頭抱在胸口，身上沾滿他的血。她一聲不吭，閉著雙目，緊緊地抱住他，不斷地前後搖晃著。
我走出書房，找到一架電話和一本號碼簿。我打電話給最近的警察分局。其實這無關緊要，他們靠無線電通訊。我去了廚房，開啟水龍頭，把口袋裡的黃色碎紙條衝進電動垃圾粉碎機，然後把另一隻壺裡的茶葉也倒了進去。幾秒鐘後，什麼都沒了。我關掉水龍頭，關了粉碎機，回到客廳，開啟前門，走了出去。
附近一定有警察在巡邏，大約六分鐘後警察就到了現場。我把他領進書房時，她還跪在沙發旁邊。他立即走上前去。
「抱歉，女士。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什麼東西都不應該碰。」
她扭過頭，一下跌坐在地上。「這是我丈夫，他被打死了。」
警察除下帽子，放在桌上，伸手拿起電話。
「他叫羅傑·韋德，」她聲音尖利，「他是著名小說家。」
「我知道他是誰，女士。」警察說著開始撥號。她低頭看著自己的前襟。「我可以上樓換件衣服嗎？」
「當然。」他朝她點點頭，繼續對著聽筒說話，然後結束通話，轉過身來。「你說他被打死了，意思是有人把他打死了？」
「我認為是這個男人殺了他。」她說這話時看也不看我，接著飛快地走出了書房。
警察望著我，拿出了記錄本，在上面寫了些什麼。「我得記下你的名字，」他漫不經心地說道，「你的住址。是你打電話報的警？」
「沒錯。」我報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
「不用著急，等奧爾茲警官來了再說。」
「伯尼·奧爾茲？」
「不錯。你認識他？」
「認識。老相識了。他以前為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工作。」
「最近換了地兒，」警察說，「他眼下是兇案組二把手，隸屬洛杉磯警察局長辦公室。你是這家人的朋友，馬洛先生？」
「聽韋德夫人的口氣，好像不是。」
他聳聳肩，似笑非笑。「不用著急，馬洛先生。你，沒帶槍？」
「今天沒帶。」
「我最好檢查一下。」他動手搜了搜，然後往沙發那邊望了一眼，「眼下這情形，你不能指望他妻子腦子清楚。我們最好等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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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英國倫敦實施的戰略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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