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式落地長窗緊閉著，空氣沉悶，拉下的百葉窗使房間裡光線昏暗。空氣裡瀰漫著一股刺鼻的氣味，以及重得讓人透不過氣來的寂靜。從門口到沙發不超過十六英尺，而我還沒走到一半就意識到躺在沙發上的是個死人。
他側身躺著，面對靠背，一條手臂彎曲著壓在身下，另外一條前臂擋住了眼睛。前胸和沙發靠背之間有一攤鮮血，血泊裡躺著一把韋伯利雙彈簧無撞針手槍。臉上血跡斑斑。
我俯下身去，看著他圓睜的眼眶和赤裸發紅的手臂；他頭部有個腫脹發黑的窟窿，剛好圈在手肘內側，血仍在慢慢地往外滲。
我沒動他。他的手腕還是熱的，但毫無疑問，他已經斷了氣。我四處看了看，想確認他是否留下了字條或者亂寫的東西。書桌上除了一摞文稿，什麼也沒有。自殺的人並不都會留下文字。打字機的蓋子拿下來了，裡面沒東西。除此之外，一切都相當自然。自殺者為自己餞行，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喝酒，有人精心安排香檳晚餐。有人穿晚禮服，有人赤身裸體。人們上樓頂，跳水溝，進浴室，或高空或水上或水下。他們在倉庫上吊，在車庫吸煤氣。這位看來是個省事的。我沒聽見槍響，不過那一槍準是在我去湖邊看衝浪的人轉彎時打的。那時候汽艇正在轟鳴。羅傑·韋德為何會在乎這個——我不明白；也許他並不在乎，只是最後的一閃念剛巧和汽艇撞到了一起。我不喜歡這個結局，可沒人會在乎我喜歡什麼。
支票的碎片還在地上，我沒去管。他那天晚上亂寫的、已經撕成碎條的黃色稿紙還在字紙簍裡，這些我沒留下。我把它們撿了出來，一張紙片也沒剩下，統統塞進口袋。字紙簍幾乎是空的，所以沒費什麼事兒。去琢磨那把槍之前放在哪裡，實在是徒勞。有太多地方可以藏一把槍。可以藏在椅子或沙發的靠墊下面，也可以放在地上或書堆背後，到處都可以。
我走出書房，帶上門。我側耳傾聽。廚房那邊有動靜。我走過去。艾琳繫著藍色圍裙，水壺剛剛開始發出哨音。她關小了火，朝我冷淡地瞥了一眼。
「你的茶裡喜歡加點什麼，馬洛先生？」
「從壺裡倒出來就行。」
我背靠牆壁站著，為了不讓手指閒著，我掏出一支香菸。我擰它，捏它，後來還把它弄成了兩截，一截掉在了地上。她的視線隨著那截香菸往下滑。我彎腰拾起它，把兩截斷煙揉搓成一團。
她沏好了茶。「我一向要加牛奶和糖，」她扭頭說，「真奇怪，我喝咖啡是不加任何東西的。我在英國學會了喝茶。他們用糖精代替糖。戰時自然也沒有牛奶。」
「你在英國生活過？」
「我在那裡工作過。大規模空襲期間，我都在那裡。我遇見了一位男士——不過那段經歷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你是在哪裡遇到羅傑的？」
「紐約。」
「在紐約結的婚？」
她轉過身來，眉頭微皺。「沒有，我們沒在紐約結婚。怎麼了？」
「等著上茶，隨便問問。」
她從水池上方的窗戶看出去。從那裡可以看見湖面。她靠著滴水板邊沿，手指撥弄著一塊折起來的茶巾。
「不制止不行了，」她說，「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興許該把他送進某個機構，可我自己很難做得出來。我得在檔案上簽名，是吧？」
說最後一句時，她轉過身來。
「他可以自己籤，」我說，「我是說，以前他可以自己籤。」
計時器的鬧鈴響了。她轉過身去，將茶水從一個壺裡倒進另一個壺裡，然後將新壺放在已經擺好茶杯的托盤裡。我走過去，端起托盤，送到客廳的兩張長沙發中間的茶几上。她在我對面坐下，斟了兩杯茶。我伸手將我那杯挪到跟前，等茶涼下來。我望著她在自己的茶杯里加了兩塊糖和一些牛奶。她嚐了一口。
「你最後那句是什麼意思？」她突然開口問道，「你說以前他可以自己籤——自己把自己送去某個機構，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隨口說說。那天早晨我跟你提到過那把手槍，你把它藏起來了？就是他在樓上演了那出之後？」
「藏起來？」她皺著眉頭重複了一遍，「沒有。我從來不做這種事。我不相信藏起來有什麼用。為什麼你問這個？」
「你今天忘記帶鑰匙了？」
「我告訴過你。」
「但沒忘記車庫鑰匙。這種房子大門鑰匙通常可以開所有的門。」
「進車庫我不需要鑰匙，」她提高了嗓門，「車庫門由開關控制。前門內側有個延時開關，你要出去，往上扳就可以了。車庫旁邊另有一個開關控制那道門。我們一般不關車庫門。甜哥兒出去時會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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