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冬日，我們拜讀了查爾斯·麥克拉文的大作《石頭建築》，見識大長，知道了還有防水密封、地基和冰凍線這些知識。殘留下來的石牆高度不夠，而重建的石牆必須能夠支撐一直延伸至我們家門口的山地。新石牆除了長一百二十英尺外，高需十五英尺，背後還要有支撐物。等看到書中提到填充層、推力、平衡以及土地受凍時的變化等建築常識時，我們不禁懷疑，擬建的是中國的萬里長城。
一點都沒錯。回到巴瑪蘇羅，我們請來幾位經驗豐富的泥瓦匠過來檢視餘牆。工程大得嚇人，與之相比，室內裝修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天哪，太多了！」泥瓦匠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聽說了，科爾託納最近出臺了新法令，對位處地震帶的建築牆壁有新規定：所有牆壁必須使用水泥加固。遺憾的是，巴瑪蘇羅就位於地震帶，而我們當初根本沒打算用水泥。瞧，有五英畝的黑莓和漆樹等著清除，幾片果林等著修剪，房子的裝修就別提了，哪來的閒錢建水泥石牆？它的預算可是天文數字呀。況且願意接這活兒的人屈指可數。
雖然如此艱鉅，我們還是建好了石牆。就讓我來告訴諸位，托斯卡納的波蘭大城牆是怎麼建成的。
馬提尼先生幫忙介紹了兩三個朋友，而我則將醜話說在了前面：要馬上開工；只付本地人的價錢，不付外國人的價錢。新井打好了，我們暫緩一口氣。但房屋修建的批文還沒下來，還不能開工。他介紹的第一個朋友表示，建這些石牆要六十天。至於他的報價，夠我們買一艘小遊艇和一輛跑車，環遊希臘一圈。而介紹的第二個朋友，阿費羅，開的價錢連我們都意想不到，非常合理。此外，他還有一個好主意：另一堵牆應該與這堵相鄰，緊挨著菩提樹。如果你無法流利使用一種語言，就無法掌握判斷一個人的諸多線索。我們倆都認為阿費羅瘋了，可馬提尼先生說他很膽大。我們希望這活兒能在我們住在這裡的時候開工，所以很快就與阿費羅簽了約。設計師理查蒂先生沒聽說過他，提醒我們，他有空接這個活兒，說明他手藝不怎麼樣。可是，他的話我們沒有聽進去。
根據進度，星期一就得開工。可是星期一過去了，星期二、星期三還不見人影，直到星期四才運來了一卡車沙土。到了這周的最後一天，阿費羅帶著一個十四歲的小男孩終於出現了，沒想到隨行的還有三個波蘭大漢。他們一到便幹起活來，日落時分，剩下的一長排牆居然全被拆完，實在難以置信。我們整天看著他們幹活。那三個波蘭大漢，舉一百磅重的石頭像舉西瓜一樣。阿費羅沒有說一句波蘭話，而他們說義大利語加起來不超過五個詞。好在幹體力活不需要什麼語言。「via，via.」（那裡，那裡。）指指石頭，他們就過來搬走。第二天，他們開始挖土。沒見到阿費羅在場，可能去忙別的了。那個小男孩，阿列桑德羅，整天繃著臉。他是阿費羅的繼子，顯然阿費羅是想讓他學點東西。可他呢，倒像個梅第奇王子，一臉厭惡和不耐煩，無精打采地瞎晃盪，時不時地用網球鞋踢踢這塊石頭，踹踹那塊石頭。波蘭人沒空理他，從早上七點到中午十二點，一刻不停地幹著。到了正午才停工，開著波蘭造的菲亞特離開工地，下午三點回來，又一氣不歇地幹五小時。
歷史上，義大利人去許多國家當過「外籍勞工」，而現在，義大利卻被外籍勞工問題搞得焦頭爛額。我們住在巴瑪蘇羅的第二個夏天，就阿爾巴尼亞移民湧入南義大利海濱地區一事，義大利民眾義憤填膺，而對民眾的反應，報紙採取默許態度。我和埃迪都是從舊金山來的，那裡每天都有新移民抵達，所以對這種事見怪不怪了。美國城市居民早就注意到移民的數量在與日俱增，估計到世紀末，美國的人口分佈圖就需要大幅度調整。但是歐洲人對這種現象很難接受。「我們國家有自己的窮人。」他們不以為然地對我們說。「沒錯，美國也有自己的窮人。」我們反駁道。義大利人幾乎都是同一種族，在托斯卡納很難看見非洲人和亞洲人的面孔。最近，東歐人發現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到處都是他們自己的面孔，於是開始向繁華的義大利北部轉移。現在，我們明白了，為什麼阿費羅的報價比別人低。通常，義大利工人的薪資是每小時兩萬五至三萬里拉，而這些波蘭人的報酬則是每小時九千里拉。阿費羅保證，他們都是合法勞工，都買了保險。波蘭人對自己的報酬也很滿意，因為以前國內工廠沒倒閉時，上一天班也不一定能掙到這個數。
埃迪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個波蘭裔天主社群長大。父母都是波蘭移民的後裔，在威斯康星與明尼蘇達交界地帶一個說波蘭語的農場里長大。埃迪不會說波蘭話，因為父母希望他做個地道的美國人。他試著對波蘭人說了三個字，可他們一個也沒聽明白。不過，他覺得這幾個無法用語言溝通的人很親近，名字也很耳熟。每次走過後院的時候，我們都會向他們點頭微笑，僅此而已。拉近我們之間距離的是詩歌。有一個下午，我無意中翻到一首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詩歌。米沃什是波蘭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很久以前流亡到美國。我知道，幾年前他終於返回了自己的祖國。這時，一個波蘭人推著獨輪車，從我身邊經過。我問他：「知道切斯瓦夫·米沃什嗎？」他眼睛一亮，馬上大聲告訴兩個同伴。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每當我經過，他們都會說：「切斯瓦夫·米沃什。」好像這是個問候語一樣。我也會回一句：「對，切斯瓦夫·米沃什。」
現在，我們開始為阿費羅頭疼了。他做什麼都像蜻蜓點水，開個頭糊弄幾下就不見人影，有時甚至連續幾天蹤影全無。當我發現對他和顏悅色不管用後，就改變戰術，像個兇悍的老南方人，衝他大發雷霆。我發現自己還挺潑辣的。剛開始，他還畢恭畢敬地認真聽我說話，可過了幾分鐘，就像個安靜不下來的小孩心不在焉起來。當然，他也有迷人之處。一說起賽蛙、摩托、汽車、葡萄酒之類的話題，便眉飛色舞，用手拍著肚皮，說著方言，我們倆聽得雲裡霧裡，不知道他說的到底是什麼。於是我準備動怒的時候，就把馬提尼先生找來，只有他聽得懂阿費羅的話。我發火的時候，馬提尼先生直點頭，雖然他心裡一定覺得很好笑，阿費羅滿臉通紅，三個波蘭人面無表情，埃迪卻一臉尷尬。我說我很malcontenta（不滿）。我朝工地又擺手又搖頭又跺腳。阿費羅只在大石頭下墊了小石頭，連牆基都沒打，水泥裡都是沙子。馬提尼先生聽到這些，衝阿費羅大吼。阿費羅雖不敢頂撞我，卻敢頂撞馬提尼先生。「蠢貨！」我又聽到了這句罵人的話。原以為阿費羅捱了罵，會夾起尾巴做人。但我想錯了，人家第二天露面的時候可是一臉陽光，似乎早把昨天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了。
「挪開！搬走！」馬提尼先生用腳踢了一下阿費羅砌的牆，「你媽送你去哪兒上的學？是哪所學校教你把水泥和成沙堡的？」然後他們倆同時轉身，衝著波蘭人大吼大叫。好幾次馬提尼先生跑進屋子，給阿費羅的母親打電話（他們倆是老朋友），但總是開頭惡言惡語，結尾好聲好氣。
私底下，他們肯定以為我們很聰明，懂這麼多。其實，真正的高人是那三個波蘭人。「太太，義大利人的水泥。」指點我們的波蘭人克利斯托夫用手捏了捏水泥，太乾了；又用腳踢了踢堅硬如石的牆腳，說：「波蘭人的水泥。」看來，這被他上升成了民族問題。「阿費羅，水泥少。」說完他用手捂住嘴巴。我向他道謝。我懂他的意思：阿費羅用的水泥太少了，不要說是他說的。後來，如果發現有問題，而阿費羅又在場，他們就給我使眼色，或者等阿費羅走後，通常他很早就開溜，再把問題指出來。所有的一切，似乎只要一經阿費羅的手，都有問題。可是我們簽了合同，而他們又受他所僱，所以不能毀約。再說，要不是阿費羅牽線，我們彼此也不會相識。
在石牆最頂端，他們發現了一截齊地高的樹樁，阿費羅說：「nonimporta.」（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我們看見波蘭人裡卡杜飛快地搖了搖頭，於是埃迪斷然下令：挖出樹樁。阿費羅讓步了，建議我們往樹樁上澆汽油燒掉它得了。我們指了指那口二十英尺開外的新井，表示此地不宜。三個波蘭人一直挖了兩個多小時，還沒挖出樹樁。原來，下面有三根粗大的樹根，緊緊扣在一塊輪胎大小的磐石上，數以百計的小樹根則向四面八方延伸。現在我們知道了，誰才是導致石牆坍塌的罪魁禍首。終於，樹樁連同磐石一塊被挖了出來，三個波蘭人堅持要把樹樁根部和頂部磨平，用獨輪車運到菩提樹蔭下，當桌子使用。我敢說，這一定是全託斯卡納最醜陋的桌子。
波蘭人唱著歌兒搬石頭，全世界的人在勞動的時候都應該這樣歌唱才對。克利斯托夫有時會用假嗓唱，聽著他的歌聲，再看看他那魁梧黝黑的身形，心中莫名地感動。他們從不偷懶，就算老闆不在場也依然如故。有時候材料用完了，而阿費羅又忘了備貨，我和埃迪乾脆叫他們停工，趁機僱他們給田裡鋤草。到後來，又請他們給百葉窗磨砂。他們很能幹，什麼都會做，而且速度很快，比我見到的其他工人要快兩倍。每天干完活兒，他們就脫去衣服，用水管沖洗全身，再換上乾淨衣服，跟我們一起喝點啤酒。
當地的神父唐費比奧收留他們住在教堂後面的一間屋子裡。一人五美金，包括一日三餐。他們一週工作六天——神父禁止週日幹活，把賺來的里拉全部換成美元，等回家時交給妻子。裡卡杜今年二十七歲，克利斯托夫三十歲，斯坦尼斯洛四十歲。他們工作了幾周，使我們的義大利語水平下降了不少。斯坦尼斯洛以前在西班牙幹過活，所以大家對話時，常把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波蘭語和英語混在一起使用。我們學了不少波蘭話，比如jutro（明天）、stopa（腳）、brudny（髒）和jezioro（湖），還有一個詞的發音像是grubbia，說的是馬提尼先生的大肚子。他們也從我們這裡學會了beautiful（漂亮）和idiot（白痴）這兩個詞，還有幾個義大利詞語，但大都是不定詞。
儘管阿費羅帶來了不少麻煩，但最後建好的石牆卻堅固耐看。在第一片梯田和第二片梯田之間，還修了一道弧形階梯，兩端各預留了一個平臺擺放盆花。新井和蓄水池四周也都用石牆圍好。從下往上看，石牆巍然高大。看慣了坍塌的破牆，還有點兒不適應呢。我們知道過不了多久，新牆就會像其他牆一樣，從縫隙裡鑽出小小的植物。由於用的是舊石頭，新牆除了略高一些，與周遭環境幾乎渾然一體。接下來我們就想著從井邊車道到石階這一段該種什麼才好。兩頭種花草，沿石牆種上小樹。試著種了一株木槿，沒過多久就開花了，可把我們高興壞了。
一個星期日早上，三個波蘭人上完教堂，穿著熨好的襯衫褲子和從超市買的一模一樣的涼鞋，來看我們。我和埃迪正在鋤草。以前都是他們穿大短褲，現在反過來了，我們倆穿著大短褲，渾身髒兮兮的。斯坦尼斯洛帶了一臺大概是三十年前造的蘇聯相機。我們圍坐一圈喝可樂，拍了不少照片。每次接過可樂，他們都要說一句：「噢，美國！」他們連衣服都沒換，就領我們到新牆旁，把牆基上方几英寸高處的泥土鏟乾淨。牆上赫然印著用混凝土寫的大字：polonia（波蘭）。
巴瑪蘇羅的樓梯裝的都是手工鐵扶手，上樓時兩邊對稱的弧形扶手會叮噹作響。大門的扇形窗、臥室露臺上的鐵柵欄和大門上方的圍欄，全都是手工製作的精緻鐵製品，只是生了一點點鏽。車道入口的那扇鐵門，曾經很氣派，如今因為荒廢多時而破敗落寞。鐵鎖鏽跡斑斑，鐵門上方的半個鉸鏈已經斷裂，整扇鐵門搖搖欲墜。
吉斯帕帶了一個朋友，一位技術高超的鐵匠，來看我們的鐵門是否還有挽救的餘地。吉斯帕總唱反調，說這麼漂亮的別墅，應該換一扇更氣派的鐵門。從他車上走出的那個人，乍一看，像是穿越了時空隧道從中世紀來的——高個清瘦，貌似林肯，一頭黑髮暗淡無光，穿了一件黑色工作服，模樣非常怪異，可我又不知該怎麼形容，總之像是用其他材料造的。他話不多，臉上總掛著靦腆的笑容。只一眼我就喜歡上了他。他靜靜地摸了一遍大門，似乎要說的話全在手上。顯而易見，他非常熱愛自己的手藝，將畢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它。是的，他點了點頭說，這門能修，只是耗時。吉斯帕聽了一臉失望。他一直希望我們裝一扇更富麗堂皇的大門，總伸手在空中比畫著心目中的理想模樣：帶有拱頂，上面刻著箭矢形圖案，十分精美，裝上彩燈和電子遙控系統，只要在屋裡一摁，大門應聲而開。可現在擁有一位鑄鐵藝術家，你們卻叫他僅僅修理破門？
在一起去鐵匠鋪看鐵門的路上，吉斯帕停了好幾次車，讓我們欣賞這位鐵匠朋友的傑作。有幾扇大門上刻著簡單的劍形圖案，另有幾扇則刻著環環相扣的圓圈和麥穗，相當繁複。還有一扇在鐵門上方刻著主人姓氏的縮寫字母，它旁邊的則刻著一頂皇冠，著實奇怪。我們中意精美的弧形鐵門，喜歡環飾甚於硬邦邦的箭矢圖案（後者會讓人聯想到教皇派和保皇黨之間延續了兩三百年的燒殺掠奪）。所有的大門都顯然非常牢固，似乎可以永遠屹立不倒。來到每扇大門前，這位鐵匠都只是用手輕輕撫摸，一言不發，只讓作品說話。突然，我的腦海裡出現了新構想：大門中央刻一輪小太陽，四周是彎曲的陽光。
鑄鐵是托斯卡納一門古老的手藝。每一個義大利城鎮，都有複雜的中世紀門鎖、捲曲的鐵燈罩、軍旗旗臺、花園大門，甚至可愛的鐵製動物和釘在牆上用來拴馬的蛇形圓環。但是如同其他傳統手藝，鑄鐵手藝已經後繼乏人，即將消失。其理由不言而喻。要知道，blacksmith（鐵匠）一詞的關鍵是「black」，即黑。鐵匠鋪裡炭火不息，鐵匠從早到晚滿臉煤灰，在打鐵工具和大熔爐旁勞作，凡此種種，彷彿從赫菲斯托斯點燃阿佛洛狄忒爐子那一刻起，歷經滄海桑田絲毫未變，連空氣中都瀰漫著一層煤灰。左鄰右舍的鐵門都出自這位高超的鐵匠之手。看到自己的作品舉目皆是，他一定非常滿足。鐵匠鋪正對著的，是他自家的房子。那一個方形陽臺，毫無疑問是現代工藝的產物，為了彌補不足，安裝了擺放盆花的鐵籃。房子和鋪子之間是一群母雞、十幾籠兔子、一片菜園和一棵李子樹，一架手工木梯斜靠在果實累累的樹上。吃完晚飯，他肯定會爬上梯子，採摘自己的甜品。此時，我越發覺得他來自另一時空。那麼「阿佛洛狄忒」去哪兒了？應該就在鐵匠鋪的附近吧。
「時間。唯一的問題是時間。」他說，「鐵匠鋪裡就我一個人。我有個兒子，但他……」
我無法想象，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還會有哪個年輕人願意待在一家黑糊糊的鐵匠鋪裡，聽著門外車馬喧囂，整天與鐵酒桶、鐵柴架、鐵籬笆和鐵大門為伍。但我還是希望子承父業，或者有哪個人拜他為師。他拿來一根有方形狼杖頭的手杖遞給我，又用手指了指，沒說一句話，但他的神情令我突然想起在錫耶納和古比奧看到的火炬手。我們詢問了重修鐵門的大概費用，也諮詢了做一扇新門的價格，新門不需太複雜，只要跟巴瑪蘇羅屋裡樓梯的扶欄相配就行，興許還會在鐵門上方再刻一輪太陽，正好跟房名匹配。這一次沒再問工期多久，因為我們已經學乖了，別去與拉丁民族那令人羨慕的時間觀唱反調。
真的需要一扇手工鐵門嗎？我們反覆自問，省點事兒不好嗎？巴瑪蘇羅畢竟不是我們真正的家啊！可是，打心眼兒裡想要一扇他親手鍛造的鐵門，哪怕需要等好幾個月的時間，也心甘情願。我們還沒離開，他就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兀自拿起一些鐵塊，在鐵砧和冒著火焰的爐子之間忙碌開了。我們的鐵門必定做工精良，我彷彿聽見了新門闔上時的咣噹聲響。
看著新井和新牆，我們覺得自己小有成績。可是房屋仍未動片瓦。主要的修繕工作沒完成之前，其他的不好動工。牆壁遲早要挖開安放熱水管道，所以提前油漆毫無意義。波蘭人已經把窗戶拆下來了，正刮白漆，為日後上新漆作準備。我和埃迪要麼去田裡乾點活兒，要麼四處挑選浴室的瓷磚、五金、油漆，還有鋪廚房地面的老式薄磚。有一天，我們在本地傢俱店裡買了兩把靠背椅。等椅子送到家才發覺它們相當笨重，黑色的蘇格蘭佩斯利螺旋花紋也十分古怪。不過，可能是坐了兩週花園裡僵硬的椅子，新椅子舒服極了。遇到雨夜，不能在室外用餐，我們就把兩把新椅子相對擺好，中間擱只板條箱，鋪上桌布，吃飯之地就解決了。在「餐桌」上點一根蠟燭，放一個插了野花的果醬罐，就可以美美地享受由麵糰、茄子、番茄和羅勒組成的佳餚了。假如是涼颼颼的夜晚，我們就用柴生五六分鐘火，把料峭寒氣驅逐出去。
與上個夏季不同，這個夏季雨水很多，暴雨頻頻。在白天，每逢大雨來臨我都格外興奮。小時候生活在美國南方，習慣了天上雷鳴電閃的壯觀景象，而舊金山難得下場暴風雨，令我想念得緊。「這樣的熱氣該散了！」常常是母親話音未落，就見天上烏雲密佈，一道上億瓦的閃電劃過天幕，緊接著雷聲大作。托斯卡納的暴雨通常在夜晚降臨。我斜倚在床頭，拿著一個本子構思廚房和臥室的佈局；埃迪在聚精會神地研讀，當然不是羅馬詩人的詩集，而是我先前認為他絕對不可能去碰的《塗抹石灰的技巧》，身邊還放著一本《家庭自來水系統》。雨突然啪嗒啪嗒地打在棕櫚樹葉上。我走到窗前剛剛探出頭去，又急忙縮了回來。閃電像一根根之字形長矛直刺地面，跟卡通片中描繪的一模一樣。三道、四道、五道，幾乎同一時刻，齊齊下刺，把整棟屋子圍在裡面。雷聲起初只在遠山隱隱響起，才一會兒就逼近耳邊，如我自己的脊椎骨啪啪折斷般清晰，連房屋都被震得搖晃起來。這絕不是一場普通的雷雨。電燈熄滅了。儘管我們已經緊閉門戶，狂風依舊裹挾著大雨，不知從哪個縫隙勇猛地闖進屋內。陣陣陰風，如同鬼魅，從煙囪進進出出。好一個不平靜之夜！
大雨肆無忌憚地敲打著房屋，門外那兩棵傻乎乎的棕櫚樹，只是一味對狂風讓步，身子彎了又彎。我好像嗅到了臭氧的味兒，肯定是房子某處遭雷擊了。這場暴雨選擇了巴瑪蘇羅作為攻擊目標，似乎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位於暴風雨中心的我們，也許會被衝到特拉斯蒙諾湖裡去呢。「你選哪個？」我問埃迪，「被山崩活埋還是被閃電擊斃？」我們像十歲的孩子一樣躲在被窩裡，每一次閃電來臨都嚇得大叫：「快停吧！」「別閃了！」
當暴風雨漸漸北去，黑色夜幕上居然露出了被沖洗乾淨、亮晶晶的星星。埃迪開啟窗戶，徐徐的微風把被暴風雨打落在地的松枝和松針散發的清香送給我們。還是沒有電。我們倚著枕頭靠在床上，靜等心跳慢慢平復。窗外好像有聲音。是一隻小貓頭鷹掉到了窗臺上，腦袋不停地轉來轉去。或許是它的棲息之所被風吹落，或許是它在暴風雨中迷了路。月亮露出雲端的時候，貓頭鷹正定定地看著我們。我們一動不動，不住地祈禱：千萬別進來。我很怕鳥，這是兒時留下的後遺症，沒想到，現在居然有隻小貓頭鷹守在窗臺上！貓頭鷹似乎不是簡單的鳥類，在美國它像圖騰，至少充滿象徵寓意，在這裡也一樣神秘莫測。我驀地想到了密涅瓦的貓頭鷹。其實它不過是住在這座山裡的一隻小動物而已。有幾次，我們在夜裡看見過它的大個子長輩。它始終不走，而一聲不吭的我們終於敵不過濃濃睡意。第二天早上醒來，它已經不知蹤影，窗臺上只有清晨六點的陽光。金色的陽光，急匆匆地趕跑夜色，為的是照亮山谷，迎接劫後餘生的藍色天空。
德拉·羅比亞（1435-1525），義大利雕塑家，以大型彩飾浮雕作品著稱。
赫菲斯托斯，古希臘神話中的火神和冶鍛之神；阿佛洛狄忒，古希臘神話中的愛與美之神，是赫菲斯托斯的妻子。
密涅瓦，掌司智慧、技術、工藝的羅馬女神，因她的神殿在夜間會有貓頭鷹出沒，人們相信那是她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