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他傷心地說，「我真為這事兒難過。」
「為什麼？」我問道。
「哦！天哪！那就是他們弄斷一個小孩子的肋骨的學校呵。你多大了？」
我說我八歲多點，九歲不到。
「對，就是你這麼大，」他說。
打斷了我們的話題。
院子裡響起了驛車的號角聲，「請問我該給堂倌多少錢才對呢？」我紅著臉說。
最後我給他幾個便士就上車走了。
我發現大家都認為那份飯菜是我獨自個吃了，這可真叫我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能發現這一點，是因為我聽見那個女人對管車的人說，「喬治，對那個孩子多操點心哪，恐怕他會漲破肚皮呢！」同時，又看見女僕們都圍過來，一邊看我，一邊笑，說我是個小怪物。我那位不幸的堂倌朋友，恢復了常態，精神勃勃，看到這種情況，跟人們一齊起鬨。
我們下午三點從雅茅斯出發，預計第二天上午八點左右到達倫敦。車從一個村莊穿行而過時，我便想像農舍裡是什麼樣子，人們都在做什麼；男孩子們跟在車後奔跑，攀到車上，抓著車悠盪一會兒，這時我猜測，他們難道也沒有父親，難道在家裡也不快活？我想了很多，然後就是想我們要去的那個地方。
太陽終於出來了，我的旅伴們睡得舒服了一點。他們這一夜，鼾聲如雷，嗝聲不斷，睡眠之困苦簡直難以想像。太陽昇高了，他們一個一個地醒來。但人人都說自己沒有睡過，誰如果說他睡了，他便特別生氣。這種情況，我聽了，感到疑惑，就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不明白。我不明白，在人類所有的弱點中，為什麼我們最不甘心承認的弱點，竟是在車裡睡覺這件事呢。
遠遠望去，倫敦真是個令人驚奇的地方，我相信，我所喜愛的那些英雄們的驚心動魄的悲喜劇都在那兒扮演著；在我的想像中，那兒比世界其他城市有更多的奇觀、更多的罪惡。我們慢慢接近倫敦，並按照原計劃我們要去的白聖堂區一家客店。那家客店究竟是叫藍牛，還是叫藍豬，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是叫藍什麼來著，我們驛車後背上就畫著它的招牌哪。
下車的時候，管車的看了我一眼，然後喊道：「這兒有人等著接一個從薩福克郡的布蘭德斯通來的後生嗎？後生登記的名字是摩德斯通。」
沒人回答。
「請你再用考波菲爾這個名字問一問看，先生。」我在車上不知道怎麼辦，就說。
「有人來接一個從薩福克郡布蘭德斯通來的後生呀？他登記的名字是摩德斯通，也叫考波菲爾，有人來接嗎？」管車的說。「我說，有沒有？」
沒有人來接。我著急地望著四周。
梯子拿來了，我跟那個女人下了車：我等到她把籃子拿開，才敢動的。這時車上的乘客都已走光，行李也很快搬走，這時候仍沒有人來認領我。
我比魯濱遜·克魯索還要孤單，我懷著這種心情走進賬房，值班賬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到櫃檯裡面，坐在他們給行李過磅的磅秤上。我坐在那裡想。如果沒有人來領我，店裡的人能讓我在那裡坐多久？他們不會叫我那七個先令都花光了的？正當我著急的時候，一個人走進來，跟賬房先生說了幾句，賬房先生馬上把我從磅秤上拽下來，推到那人身邊。
我和那個新相識走出賬房，我邊走，邊偷看他。那人很年輕，很瘦，臉色蒼白，下巴頦同摩德斯通先生的一樣黑。他身穿一套黑衣服，那身衣服也是暗淡無光，袖子和褲腿都很短；他還繫著一條白色領巾，但並不乾淨。
「你就是那個新來的學生吧？」他說道。
「是的，先生。」我說。
「我是塞勒姆學堂的教師。」他說道。
我不由得站起來鞠了個躬。我不能向一位教師提那些平凡的事，我委婉地向他說明，這隻箱子或許今後還用的著；我們又返回去，他告訴賬房，下午他來取。
「對不起，先生，」我說道，「那地方遠嗎？」
「離布萊克黑斯不遠。」他說道。
「那地方遠嗎，先生？」我害怕地說。
「不近，」他說，「得走六英里哪。咱們坐驛車去。」
我已疲憊不堪，沒有力氣，讓我支撐著走六英里路，實在太難了。我對他說，我一整夜沒吃東西了，如果他能讓我買點吃的，我會非常感激。他聽了很驚奇——這時他停住腳步，看了我一眼——想了一會兒，說他要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我可以買上點麵包帶到那位老太太家裡吃。在那裡我們還能喝點牛奶。
就這樣我們找到一家麵包店，隔著櫥窗向裡張望，我要買這，要買那，他說吃了上火都不讓買；最後我們買了一塊小巧精緻的黑麵包，花了三便士。然後，又在一家食品雜貨店買了雞蛋和鹹豬肉。這樣，我那第二個先令找回來的零頭，還剩下很多，因此我認為，倫敦買東西很便宜。我們把吃的東西帶好以後，繼續往前走。我們過了一座橋，到倫敦橋（一點不錯，我記得他告訴過我，說那就是倫敦橋，不過我當時半睡半醒，沒有留意），一直走到一個窮苦人家的房前。從房子外表和大門上方一塊刻石的銘文來看，我肯定那是一所貧民救濟院，因為石上刻著：此房為二十五位貧寒之家婦女興建。
我們走進這些年老而貧窮的婦女之一的家，只見這家的老婦人正在吹火，要把一口小湯鍋燒開。她看見我們就站起來行了個禮。
「請給這位少爺熱下早餐，可以嗎？」塞勒姆學堂那位教師說。
那個老太婆說。「當然可以。」
「菲畢特森太太今兒怎麼樣？」教師問，只見那個老太婆身上穿了那麼多，我真慶幸當時沒把他當一堆衣服坐上去。
「她今天生病了，」頭一個老太婆說。「她的病又重了。萬一爐子裡的火熄滅了，我相信她會被凍死的。」
我們都給老太婆那兒看。那天很暖和，但她好像只想烤火。在我看來，她連火上的湯鍋都有些妒忌；她眼看著那爐火為我服務，給我煮雞蛋，烤鹹肉，她心裡不平衡；因為，在這種烹飪沒人看著的時，有一次，我那雙眼看見她對著我晃了晃拳頭。我的早飯做完了，她見火空出來，非常高興地大笑一聲——我得說，她笑得特別難聽。
我坐下來享用我的早餐呀，頭一個老太婆對那個教師說：「你的笛子帶來了嗎？」
「帶來啦。」他說。
「你吹一次吧，讓我聽聽。」那個老太婆說。
教師聽了這話，掏出笛子，開始吹起來。經過多年思考，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比他吹得更糟糕的人了。一會兒笛聲聽不見了，耳邊卻響起車輪聲，我又踏上旅途。驛車猛然顛簸了一下，笛聲又回到我耳朵裡，塞勒姆學堂的教師坐在那裡，吹著笛子，而那個老太婆則笑眯眯地在一旁聽。但接著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沒有了，只剩下沉沉的酣睡。
我好像在做夢。
我這一個盹兒打了很長時間，這時塞勒姆學堂那位教師已把笛子收好，叫醒我帶我出去。我們發現驛車在身邊，便爬上車頂；但是我還是特別困，當我們中途停車時候，他們把我叫到車廂裡；那兒沒有乘客，我便大睡起來。當我醒來的時候，發現驛車正在山坡上爬行。不一會兒，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走了幾步，我們——教師和我——就到了塞勒姆學堂跟前。
「這就是那個新生。」教師說。
安著假腿的那個人看了看我——鎖住我們身後的門。我們正往那座房子走去，他突然喊起我的帶路人來。
「喂！」
我們回頭看去，看見他站立在小屋門口，提著一雙靴子。
「喂！梅爾先生，修鞋匠來過了，」他說，「這雙靴子沒法修補了。」
說著，他把靴子朝梅爾先生扔過來，梅爾拾起來靴子，我們繼續往前走著，他看著那雙靴子（恐怕他這時很傷心）。這會兒我才注意到，他腳上穿的那雙鞋破得更厲害，襪子也不能穿了。
塞勒姆學堂是一座磚結構建築物，房子周圍一片寂靜，於是我對梅爾先生說，我想學生們大概都出去了；梅爾先生告訴我這是假期。
他把我帶進了教室，我愣愣地看著它，這麼冷清荒漠的地方我還沒見過。到現在，那間淒涼的教室仍歷歷在目。
梅爾先生丟下我，提著他那雙沒法修補的靴子上樓去了，我小心地走到屋子另一端，一路上看著這一切。我忽然看見課桌上平放著一塊硬紙板，上面寫著：「當心。他咬人。」
我馬上爬上課桌，以為桌子底下有一條大狗。但是我怎麼也看不見它。這時候，梅爾先生回來了，他問我在桌子上幹什麼。
「對不起，先生，」我說道。「我在找那條狗呢。」
「狗？」他說道。「什麼狗？」
「那不是一條狗嗎，先生？」
「什麼一條狗？」
「要當心的那個東西呀，先生，那個會咬人的？」
「不，考波菲爾，」他嚴厲地說，「那不是狗。那是一個學生。人家給我的指示，要我把那個牌子掛在你的脊背上。一開始就對你這樣，我很難過，可我必須這樣做。」
他說著，把我扶下了課桌，後來我無論走到哪裡，背上揹著牌子，心裡才踏實。
任何人都難以想像我為了那塊牌子受的那份罪。總之，凡在這個學堂的人，都看見了這個牌子，都知道得當心我，因為我咬人。我記得，當時連我自己都怕起自己來了，認為我確實是個咬人的小狗。
這個運動場裡有一扇舊門，學生們都喜歡把名字刻在這扇門上。門上斑斑駁駁，佈滿這種題銘。我很擔心假期結束後學生們都回到學堂裡來。看到這個名字，他們會是什麼態度呢？
生活單調無味，時刻擔心新學期開始，這種苦惱簡直難以忍受！每天梅爾先生叫我做很多的功課；因為沒有摩德斯通先生和摩德斯通小姐在，這些功課我都做出來了，而且還做得不錯。在做功課之前和做完功課之後，我都到運動場上散步——是在安假腿的那傢伙的監視之下。那座房子特別潮溼——當我回想往事的時候，這一切又呈現在眼前。一點鐘，我和梅爾先生在那間飯廳的一端進餐，飯廳裡擺滿松木桌子，散發著油膩的氣味。然後，我們接著做功課，到吃茶點時。我當時發現每天從早晨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梅爾先生都在教室裡他自己那張桌子上，把整個半年的賬目一筆一筆結算出來。晚上工作完後，他就拿出笛子吹起來。
現在我眼前出現了很多畫面。而我心裡最怕的，是那個安假腿的人把門上那鎖開啟，讓可怕的克里克爾先生進來。在上述情況下，我認為我就是個危險的人物，但在這些情況下，我都得揹著向人示警的那塊牌子。
梅爾先生不和我多說話，但他也不虐待我。我想，我們已經結成無言之交了。有件事我忘記提啦：他有時莫名其妙，特別古怪，但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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