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每一瞬間，都有無數的歷史蔓展，都有無限的時間延伸。我們生來孤單，無數的歷史和無限的時間因破碎而成片斷。互相埋沒的心流，在孤單中祈禱，在破碎處眺望，或可指望在夢中團圓。記憶，所以是一個牢籠。印象是牢籠以外的天空。
重病之時
重病之時，有幾行詩樣的文字清晰地走進過我的昏睡：
最後的練習是沿懸崖行走
夢裡我聽見，靈魂
像一隻飛虻
在窗戶那兒嗡嗡作響
在顫動的陽光裡，邊舞邊唱
眺望就是回想。
重病之時整天是夢。夢見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夢見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爾醒來，窗外是無邊的暗夜，是恍惚的晴空，是心裡的懷疑：
誰說我沒有死過？
出生以前，太陽
已無數次起落
悠久的時光被悠久的虛無吞併
又以我生日的名義
捲土重來。
重病之時，寒冷的冬天裡有過一個奇蹟——我在夢中學會了一支歌。夢中，一群男孩和女孩齊聲地唱：生生露生雪，生生雪生水，我們友誼，幸福長存。莫名其妙的歌詞，聞所未聞的曲調，醒來竟還會唱，現在也還會。那些孩子，有我認識的，也有的我從未見過，他們就站在我兒時的那個院子裡，輕輕地唱，輕輕地搖，四周虛暗，瑞雪霏霏。
這奇妙的歌，不知是何徵兆。
懂些醫道的人說好——「生生」，是說你還要活下去；「生水」嘛，腎主水，你不是腎壞了嗎？那是說你的生命之水枯而未竭，或可再度豐沛。
是嗎？不有些牽強？
不過，我更滿意後兩句：我們友誼，幸福長存。
那群如真似幻的孩子，在我昏黑的夢裡翩然不去。那清明暢朗的童歌，確如生命之水，在我僵冷的身體裡悠然盪漾。
妻子沒日沒夜地守護著我；任何時候睜開眼，都見她在我身旁。我看她，也像那群孩子中的一個。
我說：「這一回，恐怕真是要結束了。」
她說：「不會。」
我真的又活過來。太陽重又真實。晝夜更迭，重又確鑿。我把夢裡的情景告訴妻子，她反倒脆弱起來，待我把那支歌唱給她聽，她已是淚水漣漣。
我又能搖著輪椅出去了，走上陽臺，走到院子裡，在早春的午後，把那幾行夢中的詩句補全：
午後，如果陽光靜寂
你是否能聽出
往日已歸去哪裡？
在光的前端，或思之極處
在時間被忽略的存在之中
生死同一。
八子
童年的夥伴，最讓我不能忘懷的是八子。
幾十年來，不止一次，我在夢中又穿過那條細長的小巷去找八子。巷子窄到兩個人不能並行，兩側高牆綿延，巷中只一戶人家。過了那戶人家，出了小巷東口，眼前豁然開朗，一片寬闊的空地上有一棵枯死了半邊的老槐樹，有一處公用的自來水，有一座山似的煤堆。八子家就在那兒。夢中我看見八子還在那片空地上瘋跑，領一群孩子吶喊著向那山似的煤堆上衝鋒，再從煤堆爬上院牆，爬上房頂，偷摘鄰居院子裡的桑椹。八子穿的還是他姐姐穿剩下的那條碎花褲子。
八子兄弟姐妹一共十個。一般情況，新衣裳總是一、三、五、七、九先穿，穿小了，由排雙數的繼承。老七是個姐，故繼承一事常讓八子煩惱。好在那時無論男女，衣裝多是灰藍二色，八子所以還能坦然。只那一條碎花褲子讓他倍感羞辱。那褲子紫地白花，七子一向珍愛還有點兒捨不得給，八子心說謝天謝地最好還是你自個兒留著穿。可是母親不依，衝七子喊：「你穿著小了，不八子穿誰穿？」七、八於是齊聲嘆氣。八子把那褲子穿到學校，同學們都笑他，笑那是女人穿的，是娘們兒穿的，是「臭美妞才穿的呢！」八子羞愧得無地自容，以致蹲在地上用肥大的衣襟蓋住雙腿，半天不敢起來，光是笑。八子的笑毫無雜質，完全是承認的表情，完全是接受的態度，意思是：沒錯兒，換了別人我也會笑他的，可惜這回是我。
大夥兒笑一回也就完了，惟一個可怕的孩子不依不饒。（這孩子，姑且叫他k吧；我在《務虛筆記》裡寫過，他矮小枯瘦但所有的孩子都怕他。他有一種天賦本領，能夠準確區分孩子們的性格強弱，並據此經常地給他們排一排座次——我第一跟誰好，第二跟誰好……以及我不跟誰好——於是，孩子們便都屈服在他的威勢之下。）k平時最怵八子，八子身後有四個如狼似虎的哥；k因此常把八子排在「我第一跟你好」的位置。然而八子特立獨行，對k的威勢從不在意，對k的拉攏也不領情。如今想來，k一定是對八子記恨在心，但苦於無計可施。這下機會來了——因為那條花褲子，k敏覺到降服八子的時機到了。k最具這方面才能，看見誰的弱點立刻即知怎樣利用。拉攏不成就要打擊，k生來就懂。比如上體育課時，老師說：「男生站左排，女生站右排。」k就喊：「八子也站右排吧？」引得鬨堂大笑，所有的目光一齊射向八子。再比如一群孩子正跟八子玩得火熱，k踅步旁觀，冷不丁揀其中最懦弱的一個說：「你幹嗎不也穿條花褲子呀？」最懦弱的一個發一下懵，便困窘地退到一旁。k再轉向次懦弱的一個：「嘿，你早就想跟臭美妞兒一塊玩兒了是不是？」次懦弱的一個便也猶猶豫豫地離開了八子。我說過我生性懦弱，我不是那個最，就是那個次。我惶惶然離開八子，向k靠攏，心中竟跳出一個卑鄙的希望：也許，k因此可以把「跟我好」的位置往前排一排。
k就是這樣孤立對手的，拉攏或打擊，天生的本事，八子身後再有多少哥也是白搭。你甚至說不清道不白就已敗在k的手下。八子所以不曾請他的哥哥們來幫忙，我想，未必是他沒有過這念頭，而是因為k的手段高超，甚至讓你都不知何以申訴。你不得不佩服k。你不得不承認那也是一種天才。那個矮小枯瘦的k，當時才只有十一二歲！他如今在哪兒？這個我童年的懼怕，這個我一生的迷惑，如今在哪兒？時至今日我也還是弄不大懂，他那惡毒的能力是從哪兒來的？如今我已年過半百，所經之處仍然常能見到k的影子，所以我在《務虛筆記》中說過：那個可怕的孩子已經長大，長大得到處都在。
我投靠在k一邊，心卻追隨著八子。所有的孩子也都一樣，向k靠攏，但目光卻羨慕地投向八子——八子仍在樹上快樂地攀爬，在房頂上自由地蹦跳，在那片開闊的空地上風似的飛跑，獨自玩得投入。我記得，這時k的臉上全是嫉恨，轉而惱怒。終於他又喊了：「花褲子！臭美妞！」怯懦的孩子們（我也是一個）於是跟著喊：「花褲子！臭美妞！花褲子！臭美妞！」八子站在高高的煤堆上，臉上的羞慚已不那麼純粹，似乎也有了畏怯、疑慮，或是憂哀。
因為那條花褲子，我記得，八子也幾乎被那個可怕的孩子打倒。
八子要求母親把那條褲子染藍。母親說：「染什麼染？再穿一季，我就拿它做鞋底兒了。」八子說：「這褲子還是讓我姐穿吧。」母親說：「那你呢，光眼子？」八子說：「我穿我六哥那條黑的。」母親說：「那你六哥呢？」八子說：「您給他做條新的。」母親說：「嘿這孩子，什麼時候挑起穿戴來了？邊兒去！」
一個禮拜日，我避開k，避開所有別的孩子，去找八子。我覺著有愧於八子。穿過那條細長的小巷，繞過那座山似的煤堆，站在那片空地上我喊：「八子！八子——」「誰呀？」不知八子在哪兒答應。「是我！八子，你在哪兒呢？」「抬頭，這兒！」八子悠然地坐在房頂上，隨即扔下來一把桑椹：「吃吧，不算甜，好的這會兒都沒了。」我暗自慶幸，看來他早把那些不愉快的事給忘了。
我說：「你下來。」
八子說：「幹嗎？」
是呀，幹嗎呢？靈機一動我說：「看電影，去不去？」
八子回答得乾脆：「看個屁，沒錢！」
我心裡忽然一片光明。我想起我兜里正好有一毛錢。
「我有，夠咱倆的。」
八子立刻貓似的從樹上下來。我把一毛錢展開給他看。
「就一毛呀？」八子有些失望。
我說：「今天禮拜日，說不定有兒童專場，五分一張。」
八子高興起來：「那得找張報紙瞅瞅。」
我說：「那你想看什麼？」
「我？隨便。」但他忽然又有點兒猶豫，「這行嗎？」意思是：花你的錢？
我說：「這錢是我自己攢的，沒人知道。」
走進他家院門時，八子又拽住我：「可別跟我媽說，聽見沒有？」
「那你媽要是問呢？」
八子想了想：「你就說是學校有事。」
「什麼事？」
「你丫編一個不得了？你是中隊長，我媽信你。」
好在他媽什麼也沒問。他媽和他哥、他姐都在案前埋頭印花（即在空白的床單、桌布或枕套上印出各種花卉的輪廓，以便隨後由別人補上花朵和枝葉）。我記得，除了八子和他的兩個弟弟——九兒和石頭，當然還有他父親，他們全家都幹這活兒，沒早沒晚地幹，油彩染綠了每個人的手指，染綠了條案，甚至牆和地。
報紙也找到了，場次也選定了，可意外的事發生了。九兒首先看穿了我們的秘密。八子衝他揮揮拳頭：「滾！」可隨後石頭也明白了：「什麼，你們看電影去？我也去！」八子再向石頭揮拳頭，但已無力。石頭說：「我告媽去！」八子說：「你告什麼？」「你花人家的錢！」八子垂頭喪氣。石頭不好惹，石頭是爹媽的心尖子，石頭一哭，從一到九全有罪。
「可總共就一毛錢！」八子衝石頭嚷。
「那不管，反正你去我也去。」石頭抱住八子的腰。
「行，那就都甭去！」八子拉著我走開。
但是九兒和石頭寸步不離。
八子說：「我們上學校！」
九兒和石頭說：「我們也上學校。」
八子笑石頭：「你？是我們學校的嗎你？」
石頭說：「是！媽說明年我也上你們學校。」
八子拉著我坐在路邊。九兒拉著石頭跟我們面對面坐下。
八子幾乎是央求了：「我們上學校真是有事！」
九兒說：「誰知道你們有什麼事？」
石頭說：「沒事怎麼了，就不能上學校？」
八子焦急地看著太陽。九兒和石頭耐心地盯著八子。
看看時候不早了，八子說：「行，一塊兒去！」
我說：「可我真的就一毛錢呀！」
「到那兒再說。」八子衝我使眼色，意思是：瞅機會把他們甩了還不容易？
橫一條衚衕，豎一條衚衕，八子領著我們犄裡拐彎地走。九兒說：「別蒙我們八子，咱這是上哪兒呀？」八子說：「去不去？不去你回家。」石頭問我：「你到底有幾毛錢？」八子說：「少廢話，要不你甭去。」犄裡拐彎，犄裡拐彎，我看出我們繞了個圈子差不多又回來了。九兒站住了：「我看不對，咱八成真是走錯了。」八子不吭聲，拉著石頭一個勁兒往前走。石頭說：「咱抄近道走，是不是八子？」九兒說：「近個屁，沒準兒更遠了。」八子忽然和藹起來：「九兒，知道這是哪兒嗎？」九兒說：「這不還是北新橋嗎？」八子說：「石頭，從這兒，你知道怎麼回家嗎？」石頭說：「再往那邊不就是你們學校了嗎？我都去過好幾回了。」「行！」八子誇石頭，並且胡嚕胡嚕他的頭髮。九兒說：「八子，你想幹嗎？」八子嚇了一跳，趕緊說：「不幹嗎，考考你們。」這下八子放心了，若無其事地再往前走。
變化只在一瞬間。在一個拐彎處，說時遲那時快，八子一把拽起我鑽進了路邊的一家院門。我們藏在門背後，緊貼牆，大氣不出，聽著九兒和石頭的腳步聲走過門前，聽著他們在那兒徘徊了一會兒，然後向前追去。八子探出頭瞧瞧，說一聲「快」，我們跳出那院門，轉身向電影院飛跑。
但還是晚了，那個兒童專場已經開演半天了。下一場呢？下一場是成人場，最便宜的也得兩毛一位了。我和八子站在售票口前發呆，真想把時鐘倒撥，真想把價目牌上的兩角改成五分，真想忽然從兜裡又摸出幾毛錢。
「要不，就看這場？」
「那多虧呀？都演過一半了。」
「那，買明天的？」
我和八子再到價目牌前仰望：明天，上午沒有兒童場，下午呢？還是沒有。「乾脆就看這場吧？」「行，半場就半場。」但是賣票的老頭說：「錢燒的呀你們倆？這場說話就散啦！」
八子沮喪地倒在電影院前的臺階上，不知從哪兒撿了張報紙，蓋住臉。
我說：「嘿八子，你怎麼了？」
八子說：「沒勁！」
我說：「這一毛錢我肯定不花，留著咱倆看電影。」
八子說：「九兒和石頭這會兒肯定告我媽了。」
「告什麼？」
「花別人的錢看電影唄。」
「咱不是沒看嗎？」
八子不說話，惟呼吸使臉上的報紙起伏掀動。
我說：「過幾天，沒準兒我還能再攢一毛呢，讓九兒和石頭也看。」
有那麼一會兒，八子臉上的報紙也不動了，一絲都不動。
我推推他：「嘿，八子？」
八子掀開報紙說：「就這麼不出氣兒，你能憋多會兒？」
我便也就地躺下。八子說「開始」，我們就一齊憋氣。憋了一回，八子比我憋得長。又憋了一回，還是八子憋得長。憋了好幾回，就一回我比八子憋得長。八子高興了，坐起來。
我說：「八成是你那張報紙管用。」
「報紙？那行，我也不用。」八子把報紙甩掉。
我說：「甭了，我都快憋死了。」
八子看看太陽，站起來：「走，回家。」
我坐著沒動。
八子說：「走哇？」
我還是沒動。
八子說：「怎麼了你？」
我說：「八子你真的怕k嗎？」
八子說：「操，我還想問你呢。」
我說：「你怕他嗎？」
八子說：「你呢？」
我不知怎樣回答，或者是不敢。
八子說：「我瞧那小子，頂他媽不是東西！」
「沒錯兒，丫老說你的褲子。」
「真要是打架，我怕他？」
「那你怕他什麼？」
「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
現在想來，那天我和八子真有點兒當年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意思。
終於八子挑明瞭。八子說：「都賴你們，一個個全怕他。」
我趕緊說：「其實，我一點兒都不想跟他好。」
八子說：「操，那小子有什麼可怕的？」
「可是，那麼多人，都想跟他好。」
「你管他們幹嗎？」
「反正，反正他要是再說你的褲子，我肯定不說。」
「他不就是不跟咱玩嗎？咱自己玩，你敢嗎？」
「咱倆？行！」
「到時候你又不敢。」
「敢，這回我敢了。可那得，咱倆誰也不能不跟誰好。」
「那當然。」
「拉勾，你幹不幹？」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許變！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許變——」
「他要不跟你好，我跟你好。」
「我也是，我老跟你好。」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許變！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許變——」
轟的一聲，電影院的門開了，人流如湧，魚貫而出，大人喊孩子叫。
我和八子拉起手，隨著熙攘的人流回家。現在想起來，我那天的行為是否有點兒狡猾？甚至醜惡？那算不算是拉攏，像k一樣？不過，那肯定算得上是一次陰謀造反！但是那一天，那一天和這件事，忽然讓我不再覺得孤單，想起明天也不再覺得惶恐、憂哀，想起小學校的那座廟院也不再覺得那麼陰鬱和荒涼。
我和八子手拉著手，過大街，走小巷，又到了北新橋。忽然，一陣炸灌腸的香味兒飄來。我說：「嘿，真香！」八子也說：「嗯，香！」四顧之時，見一家小吃攤就在近前。我們不由得走過去，站在攤前看。大鐵鐺上「嗞啦嗞啦」地冒著油煙，一盤盤粉紅色的灌腸盛上來，再澆上蒜汁，晶瑩剔透煞是誘人。攤主不失時機地吆喝：「熱灌腸啊！不貴啦！一毛錢一盤的熱灌腸呀！」我想那時我一定是兩眼發直，唾液盈口，不由得便去兜裡摸那一毛錢了。
「八子，要不咱先吃了灌腸再說吧？」
八子不示贊成，也不反對，意思是：錢是你的。
一盤灌腸我們倆人吃，面對面，鼻子幾乎碰著鼻子。八子臉上又是愧然地笑了，笑得毫無雜質，意思是：等我有了錢吧，現在可讓我說什麼呢？
那灌腸真是香啊，人一生很少有機會吃到那麼香的東西。
看電影
我和八子一起去的那家影院，叫交道口影院。小時候，我家附近，方圓五六里內，只這一家影院。此生我看過的電影，多半是在那兒看的。
「上哪兒呀您？」「交道口。」或者：「您這是幹嗎去？」「交道口。」在我家那一帶，這樣的問答已經足夠了，不單問者已經明白，聽見的人便都知道，被問者是去看電影的。所以，在我童年一度的印象裡，交道口和電影院是同義的。記得有一回在街上，一個人問我：「小孩兒，交道口怎麼走？」我指給他：「往前再往右，一座灰樓。」「灰樓？」那人不解。我說：「寫著呢，老遠就能看見——交道口影院。」那人笑了：「影院幹嗎？我去交道口！交道口，知道不？」這下輪到我發懵了。那人著急：「好吧好吧，交道口影院，怎麼走？」我再給他指一遍；心說這不結了，你知道還是我知道？但也就在這時，我忽然醒悟：那電影院是因地處交道口而得名。
八十年代末這家電影院拆了。這差不多能算一個時代的結束，從此我很少看電影了，一是票價忽然昂貴，二是有了錄影和光碟，動聽的說法是「家庭影院」。
但我還是懷念「交道口」，那是我的電影啟蒙地。我平生看過的第一部電影是《神秘的旅伴》，片名是後來母親告訴我的。我只記得一個漂亮的女人總在銀幕上顛簸，神色慌張，其身型時而非常之大，以至大出銀幕，時而又非常之小，小到看不清她的臉。此外就只是些破碎的光影，幾張晃動的、醜陋的臉。我仰頭看得勞累，大約是太近銀幕之故。散場時母親見我還睜著眼，抱起我，竟有驕傲的表情流露。回到家，她跟奶奶說：「這孩子會看電影了，一點兒都沒睡。」我卻深以為憾：那兒也能睡嗎，怎不早說？奶奶問我：「都看見什麼了？」我轉而問母親：「有人要抓那女的？」母親大喜過望：「對呀！壞人要害小黎英。」我說：「小黎英長得真好看。」奶奶撫掌大笑道：「就怕這孩子長大了沒別的出息。」
梅娘好像從不存在——和柳青、孫姨
通往交道口的路，永遠是一條快樂的路。那時的北京藍天白雲，細長的小街上一半是灰暗錯落的屋影，一半是安閒明澈的陽光。一票在手有如節日，幾個夥伴相約一路，可以玩彈球兒，可以玩「騎馬打仗」。還可在沿途的老牆和院門上用粉筆畫一條連續的波浪，碰上院門開著，便站到門旁的石墩上去，踮著腳尖讓那波浪越過門楣，務使其毫不間斷。倘若敞開的院門裡均無怒吼和隨後的追捕，這波浪便可一直能畫到影院的臺階上。
坐在臺階上，等候影院開門，錢多的更可以買一根冰棒驕傲地嘬。大家瞪著眼看他和他的冰棒，看那冰棒迅速地小下去，必有人忍無可忍，說：「喂，開咱一口。」開者嘬也，你就要給他嘬上一口。繼續又有人說了：「也開咱一口。」你當然還要給，快樂的日子裡做人不能太小氣。大家在燦爛的陽光下坐成一排，舒心地等候，小心地嘬——這樣的時刻似乎人人都有責任感，誰也不忍一口嘬去太多。
有部反特片，《徐秋影案件》，甚是難忘。那是我頭一回看露天電影，就在我們小學的操場上。票價二分，故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家長的贊助。晚霞未落，孩子們便一群一夥地出發了，扛個小板凳，或沿途撿兩塊磚頭，希望早早去佔個好位置。天黑時，白色的銀幕升起來，就掛在操場中央，月亮下面。幕前幕後都坐滿了人。有一首流行歌曲懷念過這樣的情景，其中一句大意是：如今再也看不到銀幕背後的電影了。
那個電影著實陰森可怖，音樂一驚一乍地令人毛骨悚然，黑白的光影裡總好像暗伏殺機。尤其是一個漂亮女人（後來才知是特務），舉止溫文爾雅，卻怎麼一顰一笑總顯得猶疑、警惕？影片演到一半，夜風忽起，銀幕飄飄抖抖更讓人難料兇吉。我身上一陣陣地冷，想看又怕看，怕看但還是看著。四周樹影沙沙，幕邊雲移月走，劇中的危懼融入夜空，彷彿滿天都是兇險，風中處處陰謀。
好不容易捱到散場，八子又有建議：「咱玩抓特務吧。」我想回家。八子說不行，人少了怎麼玩？月光清清亮亮，操場上只剩了幾個放電影的人在收起銀幕。誰當特務呢？白天會搶著當的，這會兒沒人爭取。特務必須獨往獨來，天黑得透，一個人還是怕。耗子最先有了主意：「瞧，那老頭！」八子順著她的手指看：「那老頭？行，就是他！」小不點說：「沒錯兒，我早注意他了，電影完了他幹嗎還不走？」那無辜的老頭蹲在小樹林邊的暗影裡抽菸，面目不清，煙火時明時暗。虎子說：「老東西正發暗號呢！」八子壓低聲音：「瞧瞧去，接暗號的是什麼人？」一隊人馬便潛入小樹林。八子說：「這哪兒行？散開！」於是散開，有的貼著牆根走，有的在地上匍匐，有的隱蔽在樹後；吹一聲口哨或學一聲蛐蛐叫，保持聯絡。四處燈光不少，難說哪一盞與老頭有關，如此看來就先包圍了他再說吧。四面合圍，一齊收緊，逼近那「老東西」。小不點眼尖，最先哧哧地笑起來：「虎子，那是你爺爺！」
幾十年後我偶然在報紙上讀到，《徐秋影案件》是根據了一個真實故事，但「徐秋影」跟虎子他爺爺那夜的遭遇一樣，是個冤案。
模仿電影裡的行動，是一切童年必有的樂事。比如現在的電影，多有拳爭武鬥，孩子們一招一式地學來，個個都像一方幫主。幾十年前的電影呢，無非是打仗的、反特的、潛入敵營去偵察的；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嚴刑拷打，寧死不屈，最後必是勝利大反攻，咱的炮火憤怒而且猛烈，殲敵無數。因而，曾有一代少年由衷地嚮往那樣的烽火硝煙。（「首長，讓我們上前線吧，都快把人憋死了！」「怎麼，著急了？放心，有你們的仗打。」）是呀，打死敵人你就是英雄，被敵人打死你就還是英雄，這可是多麼值得！故而衝鋒號一響，銀幕上炮火橫飛——一批年輕人撂倒了另一批年輕人，一些被懷念的戀人消滅了另一些被懷念的戀人——場內立刻一片歡騰。是嘛，少男少女們花錢買票是為什麼來的？開心，興奮，自由歡叫，激情湧洩。這讓我想通了如今的「追星族」。少年狂熱古今無異，給他個偶像他就發燒，終於燒到哪兒去就不好說。比如我們這一代，忽然間就燒進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了，造反了，大批判了，電影是沒的看了，電影院全關張了，電影統統地有問題了。電影廠也不再神秘，敞開大門，有請各位幫忙造反。有一回去北影看大字報，發現昔日的偶像都成了「黑幫」，看來看去心裡怪怪的。「黃世仁」和「穆仁智」一類倒也罷了，可「洪常青」和「許雲峰」等等怎麼回事？一旦彎在臺上挨鬥，可還是那般大義凜然？明白明白，要把演員和角色擇開，但是明白歸明白，心裡還是怪怪的。
電影院關張了幾年，忽有好訊息傳來：要演《列寧在十月》了，要演《列寧在一九一八》了。阿芙樂爾號的炮聲又響了，這一回給咱送來了什麼？人們一遍遍地看（否則看啥），一遍遍複習裡面的臺詞（久疏幽默），一遍遍欣賞其中的芭蕾舞片斷（多短的裙子和多美的其他），一遍遍凝神屏氣看瓦西里夫婦親吻（這兩口子膽兒可真大）。在我的印象裡，就從這時，國人的審美立場發生著動搖，竭力在炮火狼煙中拾撿溫情，在一個執意不肯忘記仇恨的年代裡思慕著愛戀。
《豔陽天》是停頓了若干後中國的第一部國產片。該片上演時我已坐上輪椅，而且正打算寫點兒什麼。票很難買，電影院門前徹夜有人排隊。託了人，總算買到一張票，我記得清楚，是早場五點多的，其他場次要有更強大的「後門」。
還是交道口，還是那條路，沿途的老牆上仍有粉筆畫的波浪，真可謂代代相傳。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搖車不準入場，母親便推著那輛自制的輪椅送我去。那是我的第一輛輪椅，是父親淘換了幾根鋼管回來求人給焊的，結構不很合理，前輪總不大靈活。雪花紛紛地還在飛舞，在昏黃的路燈下彷彿一群飛蛾。路上的雪凍成了一道道冰稜子，母親推得沉重，但母親心裡快樂。（因為那是一條永遠快樂的路嗎？）母親知道我正打算寫點兒什麼，又知道我跟長影的一位導演有著通訊，所以她覺得推我去看這電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事。怎樣的大事呢？我們一起在那條快樂的雪路上跋涉時，誰也沒有把握，惟朦朧地都懷著希望。她把我推進電影院，安頓好，然後回家。謝天謝地她不必在外面等我，命運總算有憐恤她的時候——交道口離我家不遠，她只需送我來，只需再接我回去。
再過幾年，有了所謂「內部電影」。據說這類電影「四人幫」時就有，惟內部得更為嚴格。現在略有鬆動。初時百姓不知，見夜色中開來些大小轎車，紛紛在劇場前就位，跳出來的人們神態莊重，黑壓壓地步入劇場，百姓還以為是開什麼要緊的會。內部者，即級別夠高、立場夠穩、批判能力夠強、為各種顏色都難毒倒的一類。再就是內部的內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影片嘛，東洋西洋的都有，據說運氣好還能撞上半裸或全裸的女人。據說又有潔版和全版之分，這要視內部的級別高低而定。然而沒有不透風的牆呀——檢票員不得已而是外部，放映員沒辦法也得是外部，可外部難免也有其內部，比如老婆，又比如好友。如此一算，全國人民就都有機會當一兩回內部，訊息於是不脛而走。再有這類放映時，劇場前就比較沸騰，比較火暴，也不知從哪兒湧出來這麼多的內部和外部！廣大青年們尤其想：裸體！難道不是我們看了比你們看了更有作用？有那麼一段不太長久的時期，一張內部電影票，便是身份或者本領的證明。
「內部電影」風風火火了一陣子之後，有人也送了我一張票。「啥名兒？」「沒準兒，反正是內部的。」無風的夏夜，樹葉不動，我搖了輪椅去看平生的第一回內部電影。從雍和宮到那個內部禮堂，搖了一個多鐘頭，沿街都是乘涼的人群。那時我身體真好，再搖個把鐘頭也行。然而那禮堂的臺階卻高，十好幾層，我喘吁吁地停車階下，仰望階上，心知凶多吉少。但既然來了，便硬著頭皮喊那個檢票人——請他從臺階上下來，求他幫忙想想辦法讓我進去。檢票人聽了半天，跑回去叫來一個領導。領導看看我：「下不來？」我說是。領導轉身就走，甩下一句話：「公安局有規定，任何車輛不準入內。」倒是那個檢票人不時向我投來抱歉的目光。我沒做太多爭取。我不想多做爭辯。這樣的事已不止十回，智力正常如我者早有預料。只不過碰碰運氣。若非內部電影，我也不會跑這麼遠來碰運氣。不過呢，來一趟也好，家裡更是悶熱難熬。況且還能看看內部電影之盛況，以往只是聽說。這算不算體驗生活？算不算深入實際？我退到路邊，買根冰棒坐在樹影裡瞧。於是想念起交道口，那兒的人都認識我了，見我來了就開啟太平門任我驅車直入——太平門前沒有臺階。可惜那兒也沒有內部電影，那兒是外部。那兒新來了個小夥子，姓項，那兒的人都叫他小項。奇怪小項怎麼頭一回見我就說：「嘿哥們兒，也寫部電影吧，咱們瞧瞧。」
小項不知現在何方。
小項猜對了。小項那樣說的時候，我正在寫一個電影劇本。那完全是因為柳青的鼓勵。柳青，就是長影那個導演。第一次她來看我就對我說：「幹嗎你不寫點兒什麼？」她說中了我的心思，但是電影，誰都能寫嗎？以後柳青常來看我，三番五次地總對我說：「小說，或者電影，我看你真的應該寫點兒什麼。」既然一位專業人士對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開始寫了。既然對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導演，我便從電影劇本開始。尤其那時，我正在一場不可能成功的戀愛中投注著全部熱情，我想我必得做一個有為的青年。尤其我曾愛戀著的人，也對我抱著同樣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沒日沒夜地滿腦子都是劇本了。那時母親已經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經常就有一對暫時的戀人並步而行（其實是腳步與車輪）。暫時，是明確的，而暫時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訴別人，也避免告訴自己。但是暫時，只說明時間，不說明品質，在陽光燦爛的那條快樂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門廊下，愛戀，因其暫時而更珍貴。在幽暗的劇場裡他們捱得很緊，看那輝煌的銀幕時，他們複習著一致的夢想：有一天，在那兒，銀幕上，編劇二字之後，「是你的名字」——她說；「是呀但願」——我想。
然而，終於這一天到來之時，時間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暫時。我獨自看那「編劇」後面的三個字，早已懂得：有為，與愛情，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領域。但暫時，亦可在心中長久，而寫作，卻永遠地不能與愛情無關。
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說一開學就要表演這個節目。
晌午，院子裡很靜。各家各戶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裡伴著自己的鼾聲。珊珊換上那件白色的連衣裙，「吱呀」一聲推開她家屋門，走到老海棠樹下，擺一個姿勢，然後輕輕起舞。
「吱呀」一聲我也從屋裡溜出來。
「幹什麼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幹什麼。」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裡看一圈，然後在南房的陰涼裡坐下。
海棠樹下，西番蓮開得正旺，草茉莉和夜來香無奈地等候著傍晚。蟬聲很遠，近處是「嗡嗡」的蜂鳴，是盛夏的熱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會兒跳進陽光，白色的衣裙燦爛耀眼，一會兒跳進樹影，紛亂的圖案在她身上漂移、遊動；舞步輕盈，絲毫也不驚動海棠樹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興我看她跳，跳到滿意時她瞥我一眼，說：「去——」既高興我看她，又說「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頭去看樹上的蜻蜓，一隻又一隻，翅膀微垂，睡態安詳。其中一隻通體烏黑，是難得的「老膏藥」。我正想著怎麼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衝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開始旋轉，旋轉進明亮，又旋轉得滿身樹影紛亂，閉上眼睛彷彿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來的動作會贏得喝彩。她轉得越來越快，連衣裙像降落傘一樣張開，飛旋飄舞，緊跟著一蹲，裙裾鋪開在海棠樹下，圓圓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閃爍的圖案。
「嘿，芭蕾舞！」我說。
「笨死你，」她說，「這是芭蕾舞呀？」
無論如何我相信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聽得出珊珊其實喜歡我這樣說。在一個九歲的男孩看來，芭蕾並非一個舞種，芭蕾就是這樣一種動作——旋轉，旋轉，不停地旋轉，讓裙子飛起來。那年我可能九歲。如果我九歲，珊珊就是十歲。
又是「吱呀」一聲，小恆家的屋門開了一條縫，小恆躡手躡腳地鑽出來。
「有蜻蜓嗎？」
「多著呢！」
小恆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沒注意珊珊在幹嗎。
「都什麼呀？」小恆一味地往樹上看。
「至少有一隻‘老膏藥’！」
「是嗎？」
小恆又鑽回屋裡，出來時得意地舉著一小團麵筋。於是我們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竿，頂端放上那團麵筋，竹竿慢慢升上去，對準「老膏藥」，接近它時要快要準，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藥」聰明透頂，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飛得無影無蹤。珊珊幸災樂禍。珊珊讓我們滾開。
「要不看你就滾一邊兒去，到時候我還得上臺哪，是正式演出。」
她說的是「你」，不是「你們」，這話聽來怎麼讓我飄飄然有些欣慰呢？不過我們不走，這地方又不單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樹上的蜻蜓特別多。珊珊只好自己走開。珊珊到大門洞裡去跳，把院門關上。我偶爾朝那兒望一眼，門洞裡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興還是生氣，惟一縷無聲的雪白飄上飄下，忽東忽西。
那個中午出奇的安靜。我和小恆全神貫注於樹上的蜻蜓。
忽然，一聲尖叫，隨即我聞到了一股什麼東西燒焦了的味。只見珊珊飛似的往家裡跑，然後是她的哭聲。我跟進去。床上一塊黑色的烙鐵印，冒著煙。院子裡的人都醒了，都跑來看。掀開床單，褥子也糊了，揭開褥子，氈子也黑了。有人趕緊舀一碗水潑在床上。
「熨什麼呢你呀？」
「裙子，我的連……連衣裙都縐了，」珊珊抽咽著說。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鐵拿開了，是不是？」
珊珊點頭，眼巴巴地望著眾人，期待或可有什麼解救的辦法。
「沒事兒你可熨它幹嗎？你還不會呀！」
「一開學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許還湊合用，這床單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嚎啕。
「別哭了，哭也沒用了。」
「不怕，回來跟你阿姨說清楚，先給她認個錯兒。」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來，我們大夥兒幫你說說（情）。」
可是誰都明白，珊珊是躲不過一頓好打了。
這是一個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繼母。
珊珊才到這個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個又高又肥的禿頂男人總來纏著那個「阿姨」。說纏著，是因為總聽見他們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裡的人都睡不好覺。可是，吵著吵著忽然又聽說他們要結婚了。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親。這男人，聽說還是個什麼長。這男人我不說他胖而說他肥，是因他實在並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擺兩條赤腿在樹下乘涼，粉白的肉顫呀顫的，小恆說「就像肉凍」，你自然會想起肥。據說珊珊一年多前離開的，也是繼母。離開繼母的家，珊珊本來高興，誰料又來到一個繼母的家。我問奶奶：「她親媽呢？」奶奶說：「小孩兒，甭打聽。」「她親媽死了嗎？」「誰說？」「那她幹嗎不去找她親媽？」「你可不許去問珊珊，聽見沒？」「怎麼了？」「要問，我打你。」我嬉皮笑臉，知道奶奶不會打。「你要是問，珊珊可就又得捱打了。」這一說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問了。我想珊珊的親媽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幹嗎不來找珊珊呢？
草茉莉開了。夜來香也開了。滿院子香風陣陣。下班的人陸續地回來了。熗鍋聲、炒菜聲就像傳染，一家挨一家地整個院子都熱鬧起來。這時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煙火未動，門上一把鎖。「也不添火也不做飯，這孩子哪兒去了？」「壞了，八成是怕捱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兒去呢？」「她跟誰說過什麼沒有？」眾人議論紛紛。我看他們既有擔心，又有一絲快意——給那個所謂「阿姨」點顏色看，讓那個親爹也上點心吧！
奶奶跑回來問我：「珊珊上哪兒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親媽去了。」
眾人都來圍著我問：「她跟你說了？」「她是這麼跟你說的嗎？」「她上哪兒去找她親媽，她說了嗎？」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親媽。」
奶奶喊：「別瞎說！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兒了？」
我搖頭。
小恆說看見她買菜去了。
「你怎麼知道她是買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買菜。」
我說：「你屁都不懂！」
眾人紛紛嘆氣，又紛紛到院門外去張望，到菜站去問，在附近的衚衕裡喊。
我也一條衚衕一條衚衕地去喊珊珊。走過老廟，走過小樹林，走過轟轟隆隆的建築工地，走過護城河，到了城牆邊。沒有珊珊，沒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牆，喊她，我想這一下她總該聽見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風從城牆外吹過來。不過，我心裡忽然有了一個想法。
我下了城牆往回跑，我相信我這個想法一定不會錯。我使勁跑，跑過護城河，跑過工地，跑過樹林，跑過老廟，跑過一條又一條衚衕，我知道珊珊會上哪兒，我相信沒錯她肯定在那兒。
小學校。對了，她果然在那兒。
操場上空空曠曠，操場旁一點雪白。珊珊坐在花壇邊，抱著肩，蜷起腿，下巴擱在膝蓋上，晚風吹動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無反應。也許她沒聽見？
「珊珊，我猜你就在這兒。」
我肯定她聽見了。我離她遠遠地坐下來。
四周有了星星點點的燈光。蟬鳴卻是更加地熱烈。
我說：「珊珊，回家吧。」
可我還是不敢走近她。我看這時候誰也不敢走近她。就連她的「阿姨」也不敢。就連她親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親媽能走近她。
「珊珊，大夥兒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裡，珊珊站起來，走到操場中央，擺一個姿勢，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萬家燈火。四周的嘈雜圍繞著操場上的寂靜、空曠，還有昏暗，惟一縷白裙鮮明，忽東忽西，飛旋、飄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夠好了。」「離開學還有好幾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裡這樣說著，但是我不敢打斷她。
月亮爬上來，照耀著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場如同一個巨大的舞臺。在我的願望裡，也許，珊珊你就這麼盡情盡意地跳吧，別回去，永遠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開心些，別這麼傷感，別這麼憂愁，也別害怕。你用不著害怕呀珊珊，因為，因為再過幾天你就要上臺去表演這個節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結尾，是這個故事最為悲慘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沒能躲過一頓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個繼母的家。因為她無處可去。
因而在我永遠的童年裡，那個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連衣裙已經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夠飄轉進明亮，飄轉進幽暗，飄轉進遍地樹影或是滿天星光……這一段童年似乎永遠都不會長大，因為不管何年何月，這世上總是有著無處可去的童年。
小恆
我小時候住的那個院子裡，只小恆和我兩個男孩。我大小恆四歲，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恆總是追在我屁股後頭，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學，住校，小恆平時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間；她們踢毽他也踢毽，她們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們用玻璃絲編花，小恆便勸了這個勸那個，勸她們不如還是玩些別的。週末我從學校回來，小恆無論正跟女孩們玩著什麼，必立即退出，並順便表現一下男子漢的優越：「咳這幫女的，真笨！」女孩們當然就恨恨罵，威脅說：「小恆你等著，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誰玩！」小恆已經不顧，興奮地追在我身後，彙報似的把本週院裡院外的「新聞」向我細說一遍。比如誰家的貓丟了，可同時誰家又飄出燉貓肉的香味。我說：「燉貓肉有什麼特別的香味兒嗎？」小恆撓撓後腦勺，把這個問題跳過去，又說起誰家的山牆前天夜裡塌了，幸虧是往外塌的，差一點兒就往裡塌，那樣的話這家人就全完了。我說：「怎麼看出差一點兒就往裡塌呢？」小恆再撓撓後腦勺，把這個問題也跳過去，又說起某某的爺爺前幾天死了，有個算命的算得那叫準，說那老頭要是能挺到開春就是奇蹟，否則一定熬不過這個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恆撓著後腦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恆長得白白淨淨，秀氣得像個女孩。小恆媽卻醜，臉又黑。鄰居們猜小恆一定是像父親，但誰也沒見過他父親。鄰居中曾有人問過：「小恆爸在哪兒工作？」小恆媽囉裡囉嗦，顧左右而言他。這事促成鄰居們長久的懷疑和想像。
小恆媽不識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張匯票按時寄到，她所以認得自己的姓名；認得，但不會寫，看樣子也沒打算會寫，凡需簽名時她一律用圖章。那圖章受到鄰居們普遍的好評——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鑲嵌。有回碰巧讓個退休的珠寶商看見，老先生舉著放大鏡瞅半天，神情漸漸肅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圖章的主人，肅然間又浮出幾分詫異，然後恭恭敬敬把圖章交還小恆媽，說：「您可千萬收好了。」
小恆媽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掃盲課，老師問：「鋤禾日當午，下一句什麼？」小恆媽搶著說：「什麼什麼什麼土。」「誰知盤中餐？」「什麼什麼什麼苦。」又一回街道開會，主任問她：「‘三要四不要’（一個衛生方面的口號）都是什麼？」小恆媽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說：「一條就行。」小恆媽道：「晚上要早睡覺。」主任忍住笑再問：「那，不要什麼呢？」「不要加塞兒，要排隊。」
一九六六年春，大約就在小恆媽規規矩矩排隊購物之時，「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們學校最先鬧起來，在教室裡辯論，在食堂裡辯論，在操場上辯論——清華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義？我覺得這真是無稽之談，清華附中從來就沒走錯過半步社會主義。辯論未果，六月，正要期末考試，北大出事了，北大確鑿是出了修正主義。於是停課，同學們都去北大看大字報；一路興高采烈——既不用考試了，又將迎來暴風雨的考驗！未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裡漸漸地鬱悶——看來我是修正主義「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也似無可非議。唉唉！暴風雨呀暴風雨，從小就盼你，怎麼你來了我卻弄成這樣？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著發呆，既為自己的立場懊惱，又為自己的出身擔憂。這時小恆來了，幾個星期不見，他的彙報已經「以階級鬥爭為綱」了。
「嘿，知道嗎？珊珊他爸有問題！」
「誰說？」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這新鮮嗎？」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沒回家了。」
「又吵架了唄。」
「才不是哪，人家說他是修正主義分子。」
「怎麼說？」
「說他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誰是？」
「街東頭的輝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臺灣！」
「你怎麼知道的？」
「還有北屋老頭，幾根頭髮還總抹油，抽的煙特高階，每根都包著玻璃紙！」
「雪茄都那樣，你懂個屁！」
「9號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麼你猜？徐有財。反動不反動？」
我不想聽了。「小恆，你快成‘包打聽’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該怎麼算？那天我沒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學校。
學校裡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國都出了修正主義！初時，階級營壘尚不分明，我戰戰兢兢地混進革命隊伍也曾去清華園裡造過一次反，到一個「反動學術權威」家裡砸了幾件擺設，毀了幾雙資產階級色彩相當濃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紅五類」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幾個不紅不黑的同學便早早地做了逍遙派。隨後，班裡又有人被揭露出隱瞞了罪惡出身，我臉上竭力表現著憤怒，心裡卻暗暗地發抖。可什麼人才會暗暗地發抖呢？耳邊便響起一句話現成的解釋：「讓階級敵人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去發抖吧！」
再見小恆時，他已是一身的「民辦綠」（自制軍裝，惟顏色露出馬腳，就好比當今的假冒名牌，或當初的阿q，自以為已是革命黨）。我把他從頭到腳看一遍，不便說什麼，惟低頭聽他彙報。
「嘿不騙你，後院小紅家偷偷燒了幾張畫，有一張上居然印著青天白日旗！」
「真的？」
「當然。也不知讓誰看見給報告了，小紅她舅姥爺這幾天正掃大街哪。」
「是嗎？」
「西屋一見，嚇得把沙發也拆了。沙發裡你猜是什麼？全是爛麻袋片！」
四周比較安靜。小恆很是興奮。
「聽說後街有一家，紅衛兵也不是怎麼知道的，從他們家的箱子裡翻出一堆沒開封的瑞士表，又從裝鹽的罈子裡找出好些金條！」
「誰說的？」
「還用誰說？東西都給抄走了，連那家的大人也給帶走了。」
「真的？」
「騙你是孫子。還從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頭老太太跪在院子裡讓紅衛兵抽了一頓皮帶，還說要送他們回原籍勞改去呢。」
小恆的彙報轟轟烈烈，我聽得膽戰心驚。
那天晚上，母親跟奶奶商量，讓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淚。母親說：「先躲過這陣子再說，等沒事了就接您回來。」我真正是躲在角落裡發抖了，不敢再聽，溜出家門，心裡亂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學校。
幾天後奶奶走了。母親來學校告訴我：奶奶沒受什麼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鬆了一口氣。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這一口氣是為什麼松的。良心，其實什麼都明白。不過，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惡。多年來，我一直躲避著那罪惡的一刻。但其實，那是永遠都躲避不開的。
母親還告訴我，小恆一家也走了。
「小恆？怎麼回事？」
「從他家搜出了幾大箱子綢緞，還有銀元。」
「怎麼會？」
「完全是偶然。紅衛兵本來是衝著小紅的舅姥爺去的，然後各家看看，就在小恆家翻出了那些東西。」
幾十匹綾羅綢緞，色彩繽紛華貴，鋪散開，鋪得滿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燦爛。
小恆媽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銀元一把一把地拋起來，落在柔軟的綢緞上，沉甸甸的但沒有聲音。
接著是皮帶抽打在皮肉上的震響，先還零碎，漸漸地密集。
老海棠樹的樹陰下，小恆媽兩眼呆滯一聲不吭，皮帶彷彿抽打著木樁。
紅衛兵憤怒地斥罵。
斥罵聲驚動了那一條街。
鄰居們早都出來，靜靜地站在四周的臺階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湧進院門，然後也都靜靜地站在四周的臺階下。
有人輕聲問：「誰呀？」
沒人回答。
「小恆媽，是嗎？」
沒人理睬。
小恆媽哀恐的目光偶爾向人群中搜尋一回，沒人知道她在找什麼。
沒人注意到小恆在哪兒。
沒人還能顧及到小恆。
是小恆自己出來的。他從人群裡鑽出來。
小恆滿面淚痕，走到他媽跟前，接過紅衛兵的皮帶，「啪！啪啪！啪啪啪……」那聲音驚天動地。
連那幾個紅衛兵都驚呆了。在場的人後退一步，吸一口涼氣。
小恆媽一如木樁，閉上雙眼，倒似放心了的樣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沒人去制止。沒人敢動一下。
直到小恆手裡的皮帶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綢緞上。
小恆一動不動地站著。小恆媽一動不動地跪著。
老海棠樹上，蜻蜓找到了午間的安歇地。一隻蝴蝶在院中飛舞。蟬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騷動，無聲地閃開一條路。
警察來了。
綾羅綢緞扔上卡車，小恆媽也被推上去。
小恆這才哭喊起來：「我不走，我不走！哪兒也不去！我一個人在北京！」
在場的人都低下頭，或偷偷嘆氣。
一個老民警對小恆說：「你還小哇，一個人哪兒行？」
「行！我一個人行！要不，大媽大嬸我跟著你們行不？跟著你們誰都行！」
是人無不為之動容。
這都是我後來聽說的。
再走進那個院子時，只見小恆家的門上一紙封條、一把大鎖。
老海棠樹已然枝枯葉落。落葉被陣陣秋風吹開，堆積到四周的臺階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顫慄的人群。
家裡，不見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針線笸籮靜靜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夠看見奶奶獨自走在鄉間小路上的樣子。還能看見：蒼茫的天幕下走著的小恆，前面不遠，是小恆媽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還能看見：小恆緊走幾步，追上母親，母親一如既往摟住他弱小且瑟縮的肩膀。荒風落日，曠野無聲。
老海棠樹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塊空地，不論窗前屋後，要是能隨我的心願種點兒什麼，我就種兩棵樹。一棵合歡，紀念母親。一棵海棠，紀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樹，在我的記憶裡不能分開；好像她們從來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樹的影子裡張望。
老海棠樹近房高的地方，有兩條粗壯的枝椏，彎曲如一把躺椅，小時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兒玩。奶奶在樹下喊：「下來，下來吧，你就這麼一天到晚待在上頭不下來了？」是的，我在那兒看小人書，用彈弓向四處射擊，甚至在那兒寫作業，書包掛在房簷上。「飯也在上頭吃嗎？」對，在上頭吃。奶奶把盛好的飯菜舉過頭頂，我兩腿攀緊樹椏，一個海底撈月把碗筷接上來。「覺呢，也在上頭睡？」沒錯。四周是花香，是蜂鳴，春風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樹下，望著我；她必是羨慕，猜我在上頭是什麼感覺，都能看見什麼？
但她只是望著我嗎？她常獨自呆愣，目光漸漸迷茫，漸漸空荒，透過老海棠樹濃密的枝葉，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樹搖動滿樹繁花，搖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記得奶奶坐在樹下糊紙袋，不時地衝我叨嘮：「就不說下來幫幫我？你那小手兒糊得多快！」我在樹上東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說：「我求過你嗎？這回活兒緊！」我說：「我爸我媽根本就不想讓您糊那破玩藝兒，是您自己非要這麼累！」奶奶於是不再吭聲，直起腰，喘口氣，這當兒就又呆呆地張望——從粉白的花間，一直到無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樹枝繁葉茂，奶奶坐在樹下的濃陰裡，又不知從哪兒找來了補花的活兒，戴著老花鏡，埋頭於床單或被罩，一針一線地縫。天色暗下來時她衝我喊：「你就不能勞駕去洗洗菜？沒見我忙不過來嗎？」我跳下樹，洗菜，胡亂一洗了事。奶奶生氣了：「你們上班上學，就是這麼糊弄？」奶奶把手裡的活兒推開，一邊重新洗菜一邊說：「我就一輩子得給你們做飯？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這回是我不再吭聲。奶奶洗好菜，重新撿起針線，從老花鏡上緣抬起目光，又會有一陣子愣愣地張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樹照舊果實累累，落葉紛紛。早晨，天還昏暗，奶奶就起來去掃院子，「刷啦——刷啦——」院子裡的人都還在夢中。那時我大些了，正在插隊，從陝北迴來看她。那時奶奶一個人在北京，爸和媽都去了幹校。那時奶奶已經腰彎背駝。「刷啦刷啦」的聲音把我驚醒，趕緊跑出去：「您歇著吧我來，保證用不了三分鐘。」可這回奶奶不要我幫。「咳，你呀！你還不懂嗎？我得勞動。」我說：「可誰能看得見？」奶奶說：「不能那樣，人家看不看得見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覺。」她掃完了院子又去掃街。「我跟您一塊兒掃行不？」「不行。」
這樣我才明白，曾經她為什麼執意要糊紙袋，要補花，不讓自己閒著。有爸和媽養活她，她不是為掙錢，她為的是勞動。她的成分隨了爺爺算地主。雖然我那個地主爺爺三十幾歲就一命歸天，是奶奶自己帶著三個兒子苦熬過幾十年，但人家說什麼？人家說：「可你還是吃了那麼多年的剝削飯！」這話讓她無地自容。這話讓她獨自愁嘆。這話讓她幾十年的苦熬忽然間變成屈辱。她要補償這罪孽。她要用行動證明。證明什麼呢？她想著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點兒懂了：什麼時候她才能像爸和媽那樣，有一份名正言順的工作呢？大概這就是她的張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樹下屢屢的迷茫與空荒。不過，這張望或許還要更遠大些——她說過：得跟上時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記憶裡，幾乎每一個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燈下學習。窗外，風中，老海棠樹枯乾的枝條敲打著屋簷，摩擦著窗欞。奶奶曾經讀一本《掃盲識字課本》，再後是一字一句地念報紙上的頭版新聞。在《奶奶的星星》裡我寫過：她學《國歌》一課時，把「吼聲」念成「孔聲」。我寫過我最不能原諒自己的一件事：奶奶舉著一張報紙，小心地湊到我跟前：「這一段，你給我說說，到底什麼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學那玩藝兒有用嗎？您以為把那些東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麼帽子？」奶奶立刻不語，惟低頭盯著那張報紙，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動。我的心一下子收緊，但知已無法彌補。「奶奶。」「奶奶！」「奶奶——」我記得她終於抬起頭時，眼裡竟全是慚愧，毫無對我的責備。
但在我的印象裡，奶奶的目光慢慢地離開那張報紙，離開燈光，離開我，在窗上老海棠樹的影子那兒停留一下，繼續離開，離開一切聲響甚至一切有形，飄進黑夜，飄過星光，飄向無可慰藉的迷茫與空荒……而在我的夢裡，我的祈禱中，老海棠樹也便隨之轟然飄去，跟隨著奶奶，陪伴著她，圍攏著她；奶奶坐在滿樹的繁花中，滿地的濃陰裡，張望復張望，或不斷地要我給她說說：「這一段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孫姨和梅娘
柳青的母親，我叫她孫姨，曾經和現在都這樣叫。這期間，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聽說她，是在一九七二年底。那時我住在醫院，已是寸步難行；每天惟兩個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學們來看我。同學們都還在陝北插隊，快過年了，紛紛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來看我。有一天，他們跟我說起了孫姨。
「誰是孫姨？」
「瑞虎家的親戚，一個老太太。」
「一個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現在她連工作都沒有。」
好在那時我們對右派已經有了理解。時代正走到接近鉅變的時刻了。
「她的女兒在外地，兒子病在床上好幾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點兒活兒幹，養這個家，還得給兒子治病。」
「可是鄰居們都說，從來也沒見過她愁眉苦臉唉聲嘆氣。」
「瑞虎說，她要是愁了，就一個人在屋裡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見見她。」
「保證你沒見過那麼樂觀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難多了。」
我聽得出來，他們是說「那老太太比你可堅強多了」。我知道，同學們在想盡辦法鼓勵我，刺激我，希望我無論如何還是要活下去。但這一回他們沒有誇張，孫姨的艱難已經到了無法誇張的地步。
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說，我們都還不知道梅娘是誰；我們這般年紀的人，那時對梅娘和梅孃的作品一無所知。歷史常就是這樣被割斷著、湮滅著。梅娘好像從不存在。一個人，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竟似消散得無影無蹤。一個人豐饒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無聲無息。
兩年後我見到孫姨的時候，歷史尚未甦醒。
某個星期天，我搖著輪椅去瑞虎家——東四六條流水巷，一條狹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間一座殘損陳舊的三合院。我的輪椅進不去，我把瑞虎叫出來。春天，不冷了，近午時分陽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門前的太陽地裡聊天。那時的北京處處都很安靜，巷子裡幾乎沒人，惟鴿哨聲時遠時近，或者還有一兩聲單調且不知疲倦的叫賣。這時，沿街牆，在牆陰與陽光的交界處，走來一個老太太，尚未走近時她已經朝我們笑了。瑞虎說這就是孫姨。瑞虎再要介紹我時，孫姨說：「甭了，甭介紹了，我早都猜出來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輕捷，說她是老太太實在是因為沒有更恰當的稱呼吧；轉眼間她已經站在我身後撫著我的肩膀了。那時她五十多接近六十歲，頭髮黑而且茂密，只是臉上的皺紋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樣。她問我的病，問我平時除了寫寫還乾點兒什麼？她知道我正在學著寫小說，但並不給我很多具體的指點，只對我說：「寫作這東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時候要等待。」倘是現在，我一定就能聽出她是個真正的內行了；二十多年過去，現在要是讓我給初學寫作的人一點兒忠告，我想也是這句話。她並不多說的原因，還有，就是仍不想讓人知道那個雲遮霧罩的梅娘吧。
她跟我們說笑了一會兒，拍拍我的肩說「下午還有事，我得做飯去了」，說罷幾步跳上臺階走進院中。瑞虎說，她剛在街道上幹完活回來，下午還得去一戶人幫忙呢。「幫什麼忙？」「其實就是當保姆。」「當保姆？孫姨？」瑞虎說就這還得瞞著呢，所以她就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當保姆，越遠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歷史，誰還敢僱她？
她的什麼歷史？瑞虎沒說，我也不問。那個年代的人都懂得，話說到這兒最好止步；歷史，這兩個字，可能包含著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險，可能給你帶來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災難。一說起那個時代，就連「歷史」這兩個字的讀音都會變得陰沉、壓抑。以至於我寫到這兒，再從記憶中去看那條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陽光暗淡下去，鴿子瑟縮地蹲在灰暗的屋簷上，春天的風捲起塵土，捲起紙屑，捲起那不死不活的叫賣聲在小巷裡流竄；倘這時有一兩個傴背弓腰的老人在奮力地打掃街道，不用問，那必是「黑五類」，比如右派，比如孫姨。
其實孫姨與瑞虎家並不是親戚，孫姨和瑞虎的母親是自幼的好友。孫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幾十年中兩家人過得就像一家。曾經瑞虎家生活困難，孫姨經常給他們援助，後來孫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顧著孫姨的孩子。這兩家人的情誼遠勝過親戚。
我見到孫姨的時候她的兒子剛剛去世。孫姨有三個孩子，一兒兩女。小女兒早在她勞改期間就已去世。兒子和小女兒得的是一樣的病，病的名稱我曾經知道，現在忘了，總之在當時是一種不治之症。殘酷的是，這種病總是在人二十歲上下發作。她的一兒一女都是活蹦亂跳地長到二十歲左右，忽然病倒，雖四處尋醫問藥，但終告不治。這樣的母親可怎麼當啊！這樣的孤單的母親可是怎麼熬過來的呀！這樣的在外面受著歧視、回到家裡又眼睜睜地看著一對兒女先後離去的母親，她是靠著什麼活下來的呢？靠她獨自的歌聲？靠那獨自的歌聲中的怎樣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像，到現在也不敢問。要知道，那時候，沒有誰能預見到「右派」終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經常在想起我的母親的時候想起孫姨。我想起我的母親在地壇裡尋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孫姨，那時她在哪兒並且尋找著什麼呢？我現在也已年過半百，才知道，這個年紀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於是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親當年的苦難，從而越來越多地想到孫姨的當年，她的苦難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無論她是怎樣一個堅強而具傳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兒一定是她決心活下去並且獨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兒叫柳青。毫不誇張地說，她是我寫作的領路人。並不是說我的寫作已經多麼好，或者已經能夠讓她滿意，而是說，她把我領上了這條路，經由這條路，我的生命才在險些枯萎之際豁然地有了一個方向。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醫院，坐進了終身制的輪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這終身制終於會怎樣結束。這時候柳青來了。她跟我聊了一會兒，然後問我：「你為什麼不寫點兒什麼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寫點兒什麼的。」那時她在長影當導演，於是我就迷上了電影，開始寫電影劇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我寫了三萬自以為可以拍攝的字，柳青看了說不行，說這離能夠拍攝還差得遠。但她又說：「不過我看你行，依我的經驗看你肯定可以幹寫作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繼續寫，目標只有一個——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夠出現在銀幕上。我差不多是寫一遍寄給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訴我：「這一稿真的不錯，我給葉楠看了他也說還不錯。」我記得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並且從那時起，彩蛋也不畫了，外語也不學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寫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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