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往日，我能寫的，只是我的記憶和印象。我無意追蹤史實。我不知道追蹤到哪兒才能終於追蹤到史實；追蹤所及，無不是記憶和印象。有位大物理學家說過：「物理學不告訴我們世界是什麼，而是告訴我們關於世界我們能夠談論什麼。」這話給了我膽量。
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
現在我常有這樣的感覺：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里，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麼時候它就會站起來，對我說：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說。但不管是什麼時候，我想我大概仍會覺得有些倉促，但不會猶豫，不會拖延。
「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我說過，徐志摩這句詩未必牽涉生死，但在我看，卻是對生死最恰當的態度，作為墓誌銘真是再好也沒有。
死，從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陳村有一回對我說：人是一點一點死去的，先是這兒，再是那兒，一步一步終於完成。他說得很平靜，我漫不經心地附和，我們都已經活得不那麼在意死了。
這就是說，我正在輕輕地走，靈魂正在離開這個殘損不堪的軀殼，一步步告別著這個世界。這樣的時候，不知別人會怎樣想，我則尤其想起輕輕地來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變幻的陽光，想起一方藍天，一個安靜的小院，一團撲面而來的柔和的風，風中彷彿從來就有母親和奶奶輕聲的呼喚……不知道別人是否也會像我一樣，由衷地驚訝：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兒去了？
生命的開端最是玄妙，完全的無中生有。好沒影兒的忽然你就進入了一種情況，一種情況引出另一種情況，順理成章天衣無縫，一來二去便連線出一個現實世界。真的很像電影，虛無的銀幕上，比如說忽然就有了一個蹲在草叢裡玩耍的孩子，太陽照耀他，照耀著遠山、近樹和草叢中的一條小路。然後孩子玩膩了，沿小路蹣跚地往回走，於是又引出小路盡頭的一座房子，門前正在張望他的母親，埋頭於菸斗或報紙的父親，引出一個家，隨後引出一個世界。孩子只是跟隨這一系列情況走，有些一閃即逝，有些便成為不可更改的歷史，以及不可更改的歷史的原因。這樣，終於有一天孩子會想起開端的玄妙：無緣無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其實，說「好沒影兒的忽然你就進入了一種情況」和「人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這兩句話都有毛病，在「進入情況」之前並沒有你，在「被拋到這世界上來」之前也無所謂人。——不過這應該是哲學家的題目。
對我而言，開端，是北京的一個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著窗臺，透過玻璃看它。屋裡有些昏暗，窗外陽光明媚。近處是一排綠油油的榆樹矮牆，越過榆樹矮牆遠處有兩棵大棗樹，棗樹枯黑的枝條鑲嵌進藍天，棗樹下是四周靜靜的窗廊。——與世界最初的相見就是這樣，簡單，但印象深刻。複雜的世界尚在遠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時間四周竊笑，看一個幼稚的生命慢慢睜開眼睛，萌生著慾望。
奶奶和母親都說過：你就出生在那兒。
其實是出生在離那兒不遠的一家醫院。生我的時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見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著為我準備的鋪蓋蹚著雪走到醫院，走到產房的窗簷下，在那兒站了半宿，天快亮時才聽見我輕輕地來了。母親稍後才看見我來了。奶奶說，母親為生了那麼個醜東西傷心了好久，那時候母親年輕又漂亮。這件事母親後來閉口不談，只說我來的時候「一層黑皮包著骨頭」，她這樣說的時候已經流露著欣慰，看我漸漸長得像回事了。但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我蹣跚地走出屋門，走進院子，一個真實的世界才開始提供憑證。太陽曬熱的花草的氣味，太陽曬熱的磚石的氣味，陽光在風中舞蹈、流動。青磚鋪成的十字甬道連線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塊均等的土地，兩塊上面各有一棵棗樹，另兩塊種滿了西番蓮。西番蓮顧自開著碩大的花朵，蜜蜂在層疊的花瓣中間鑽進鑽出，嗡嗡地開採。蝴蝶悠閒飄逸，飛來飛去，悄無聲息彷彿幻影。棗樹下落滿移動的樹影，落滿細碎的棗花。青黃的棗花像一層粉，覆蓋著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雲彩裡，有些聲音，有些縹緲不知所在的聲音——風聲？鈴聲？還是歌聲？說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聲音，但我一走到那塊藍天下面就聽見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經聽見他了。那聲音清朗，歡欣，悠悠揚揚，不緊不慢，彷彿是生命固有的召喚，執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尋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邁過高高的門檻，艱難地走出院門，眼前是一條安靜的小街，細長、規整，兩三個陌生的身影走過，走向東邊的朝陽，走進西邊的落日。東邊和西邊都不知通向哪裡，都不知連線著什麼，惟那美妙的聲音不驚不懈，如風如流……
我永遠都看見那條小街，看見一個孩子站在門前的臺階上眺望。朝陽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點，他閉上眼睛，有點兒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睜開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兩個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簷下悄然走過……幾隻蜻蜓平穩地盤桓，翅膀上閃動著光芒……鴿哨聲時隱時現，平緩，悠長，漸漸地近了，撲嚕嚕飛過頭頂，又漸漸遠了，在天邊像一團飛舞的紙屑……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見我的眺望，又看見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兒去了？那時刻，那孩子，那樣的心情，驚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兒去了？它們飄進了宇宙，是呀，飄去五十年了。但這是不是說，它們只不過飄離了此時此地，其實它們依然存在？
夢是什麼？回憶，是怎麼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數足夠大的望遠鏡，有一個觀察點，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條小街，小街上空的鴿群，兩個無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閃光和那個痴迷的孩子，還有天空中美妙的聲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遠鏡以光的速度繼續跟隨，那個孩子便永遠都站在那條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遠鏡停下來，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個地方，我的一生就會依次重現，五十年的歷史便將從頭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過取決於觀察，取決於觀察的遠與近。比如，當一顆距離我們數十萬光年的星星實際早已熄滅，它卻正在我們的視野裡度著它的青年時光。
時間限制了我們，習慣限制了我們，謠言般的輿論讓我們陷於實際，讓我們在白晝的魔法中閉目塞聽不敢妄為。白晝是一種魔法，一種符咒，讓僵死的規則暢行無阻，讓實際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晝的魔法之下扮演著緊張、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談舉止，一切思緒與夢想，都彷彿被預設的程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靜中自由的到來。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軀體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輪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脫離開殘廢的軀殼，脫離白晝的魔法，脫離實際，在塵囂稍息的夜的世界裡遊逛，聽所有的夢者訴說，看所有放棄了塵世角色的遊魂在夜的天空和曠野中揭開另一種戲劇。風，四處遊走，串聯起夜的訊息，從沉睡的視窗到沉睡的視窗，去探望被白晝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種世界，蓬蓬勃勃，夜的聲音無比遼闊。是呀，那才是寫作啊。至於文學，我說過我跟它好像不大沾邊兒，我一心向往的只是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你能夠與我一同笑看
消逝的鐘聲
站在臺階上張望那條小街的時候，我大約兩歲多。
我記事早。我記事早的一個標記，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親把一個黑色鏡框掛在牆上，奶奶抱著我走近看，說：斯大林死了。鏡框中是一個陌生的老頭兒，突出的特點是鬍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讀三聲。我心想，既如此還有什麼好說，這個「大林」當然是死的呀？我不斷重複奶奶的話，把「斯」讀成三聲，覺得有趣，覺得別人竟然都沒有發現這一點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一九五三年，那年我兩歲。
終於有一天奶奶領我走下臺階，走向小街的東端。我一直猜想那兒就是地的盡頭，世界將在那兒陷落、消失——因為太陽從那兒爬上來的時候，它的背後好像什麼也沒有。誰料，那兒更像是一個喧鬧的世界的開端。那兒交叉著另一條小街，那街上有酒館，有雜貨鋪，有油坊、糧店和小吃攤；因為有小吃攤，那兒成為我多年之中最嚮往的去處。那兒還有從城外走來的駱駝隊。「什麼呀，奶奶？」「啊，駱駝。」「幹嗎呢，它們？」「馱煤。」「馱到哪兒去呀？」「馱進城裡。」駝鈴一路叮鈴噹啷叮鈴噹啷地響，駱駝的大腳蹚起塵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頭駱駝不緊不慢招搖過市，行人和車馬都給它讓路。我望著駱駝來的方向問：「那兒是哪兒？」奶奶說：「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兒呀？」「是城外。」「城外什麼樣兒？」「行了，別問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領我朝另一個方向走。我說「不，我想去城外」，我說「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來。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奶奶帶你去個更好玩兒的地方不好嗎？那兒有好些小朋友……」我不聽，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亂，住戶也漸漸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磚牆走了好一會兒，進了一個大門。啊，大門裡豁然開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靜的樹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間。滿地的敗葉在風中滾動，踩上去吱吱作響。麻雀和灰喜鵲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覓食。我止住哭聲。我平生第一次看見了教堂，細密如煙的樹枝後面，夕陽正染紅了它的尖頂。
我跟著奶奶進了一座拱門，穿過長廊，走進一間寬大的房子。那兒有很多孩子，他們坐在高大的桌子後面只能露出臉。他們在唱歌。一個穿長袍的大鬍子老頭兒彈響風琴，琴聲飄蕩，滿屋子裡的陽光好像也隨之飛揚起來。奶奶拉著我退出去，退到門口。唱歌的孩子裡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見了我們但不走過來，惟努力地唱歌。那樣的琴聲和歌聲我從未聽過，寧靜又歡欣，一排排古舊的桌椅、沉暗的牆壁、高闊的屋頂也似都活潑起來，與窗外的晴空和樹林連成一氣。那一刻的感受我終生難忘，彷彿有一股溫柔又強勁的風吹透了我的身體，一下子鑽進我的心中。後來奶奶常對別人說：「琴聲一響，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鬧了。」我多麼羨慕我的堂兄，羨慕所有那些孩子，羨慕那一刻的光線與聲音，有形與無形。我呆呆地站著，徒然地睜大眼睛，其實不能聽也不能看了，有個懵懂的東西第一次被驚動了——那也許就是靈魂吧。後來的事都記不大清了，好像那個大鬍子的老頭兒走過來摸了摸我的頭，然後光線就暗下去，屋子裡的孩子都沒有了，再後來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樹林裡了，還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個紙袋撕開，掏出一個彩蛋和幾顆糖果，說是幼兒園給的聖誕禮物。
這時候，晚祈的鐘聲敲響了——唔，就是這聲音，就是他！這就是我曾聽到過的那種縹縹緲緲響在天空裡的聲音啊！
「它在哪兒呀，奶奶？」
「什麼，你說什麼？」
「這聲音啊，奶奶，這聲音我聽見過。」
「鐘聲嗎？啊，就在那鐘樓的尖頂下面。」
這時我才知道，我一來到世上就聽到的那種聲音就是這教堂的鐘聲，就是從那尖頂下發出的。暮色濃重了，鐘樓的尖頂上已經沒有了陽光。風過樹林，帶走了麻雀和灰喜鵲的歡叫。鐘聲沉穩、悠揚、飄飄蕩蕩，連線起晚霞與初月，擴充套件到天的深處，或地的盡頭……
不知奶奶那天為什麼要帶我到那兒去，以及後來為什麼再也沒去過。
不知何時，天空中的鐘聲已經停止，並且在這塊土地上長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兒園在我們去過之後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當年帶我到那兒去，必是想在那幼兒園也給我報個名，但未如願。
再次聽見那樣的鐘聲是在四十年以後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個小時飛機，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麗的城市，一走進那座城市我就聽見了他。在清潔的空氣裡，在透徹的陽光中和湧動的海浪上面，在安靜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隨時都聽見他在自由地飄蕩。我和妻子在那鐘聲中慢慢地走，認真地聽他，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個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對於故鄉，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鄉，並不止於一塊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種遼闊無比的心情，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這心情一經喚起，就是你已經回到了故鄉。
我的幼兒園
五歲，或者六歲，我上了幼兒園。有一天母親跟奶奶說：「這孩子還是得上幼兒園，要不將來上小學會不適應。」說罷她就跑出去打聽，看看哪個幼兒園還招生。用奶奶的話說，她從來就這樣，想起一齣是一齣。很快母親就打聽到了一所幼兒園，剛開辦不久，離家也近。母親跟奶奶說時，有句話讓我納悶兒：那是兩個老姑娘辦的。
母親帶我去報名時天色已晚，幼兒園的大門已閉。母親敲門時，我從門縫朝里望：一個安靜的院子，某一處屋簷下放著兩隻嶄新的木馬。兩隻木馬令我心花怒放。母親問我：「想不想來？」我堅定地點頭。開門的是個老太太，她把我們引進一間小屋，小屋裡還有一個老太太正在做晚飯。小屋裡除兩張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張桌子和一個火爐。母親讓我管胖些並且戴眼鏡的那個叫孫老師，管另一個瘦些的叫蘇老師。
我很久都弄不懂，為什麼單要把這兩個老太太叫老姑娘？我問母親：「奶奶為什麼不是老姑娘？」母親說：「沒結過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結過婚。」可我心裡並不接受這樣的解釋。結婚嘛，不過發幾塊糖給眾人吃吃，就能有什麼特別的作用嗎？在我想來，女人年輕時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麼會有「老姑娘」這不倫不類的稱呼？我又問母親：「你給大夥兒買過糖了嗎？」母親說：「為什麼？我為什麼要給大夥兒買糖？」「那你結過婚嗎？」母親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沒結過婚就敢有你了嗎？」我越糊塗了，怎麼又扯上我了呢？
這幼兒園遠不如我的期待。四間北屋甚至還住著一戶人家，是房東。南屋空著。只東西兩面是教室，教室裡除去一塊黑板連桌椅也沒有，孩子們每天來時都要自帶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幾個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歲，小的三歲。上課時大的喊小的哭，老師呵斥了這個哄那個，基本亂套。上課則永遠是講故事。「上回講到哪兒啦？」孩子們齊聲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舉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實已經尿完。一個故事斷斷續續要講上好幾天。「上回講到哪兒啦？」「不——聽——話——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課一窩蜂都去搶那兩隻木馬，你推我搡，沒有誰能真正騎上去。大些的孩子於是發明出另一種遊戲，「騎馬打仗」：一個背上一個，衝呀殺呀喊聲震天，人仰馬翻者為敗。兩個老太太——還是按我的理解叫她們吧——心驚膽戰滿院子裡追著喊：「不興這樣，可不興這樣啊，看摔壞了！看把劉奶奶的花踩了！」劉奶奶，即房東，想不懂她怎麼能容忍在自家院子裡辦幼兒園。但「騎馬打仗」正是熱火朝天，這邊戰火方歇，那邊烽煙又起。這本來很好玩，可不知怎麼一來，又有了懲罰戰俘的規則。落馬者僅被視為敗軍之將豈不太便宜了？所以還要被敲腦蹦兒，或者連人帶馬歸順敵方。這樣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對叛徒的更為嚴厲的懲罰。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兩個人押著，倒背雙手「遊街示眾」，一路被人揪頭髮、擰耳朵。天知道為什麼這懲罰竟至比「騎馬打仗」本身更具誘惑了，到後來，無需「騎馬打仗」，直接就玩起這懲罰的遊戲。可誰是被懲罰者呢？便湧現出一兩個頭領，由他們說了算，他們說誰是叛徒誰就是叛徒，誰是叛徒誰當然就要受到懲罰。於是，人性，在那時就已暴露：為了免遭懲罰，大家紛紛去效忠那一兩個頭領，阿諛，諂媚，惟比成年人來得直率。可是！可是這遊戲要玩下去總是得有被懲罰者呀。可怕的日子終於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長著的年齡一樣，必然來臨。
做叛徒要比做俘虜可怕多了。俘虜尚可表現忠勇，希望未來；叛徒則是徹底無望，忽然間大家都把你拋棄了。五歲或者六歲，我已經見到了人間這一種最無助的處境。這時你惟一的祈禱就是那兩個老太太快來吧，快來結束這荒唐的遊戲吧。但你終會發現，這懲罰並不隨著她們的制止而結束，這懲罰擴散進所有的時間，擴散到所有孩子的臉上和心裡。輕輕的然而是嚴酷的拒斥，像一種季風，細密無聲從白晝吹入夜夢，無從逃脫，無處訴告，且不知其由來，直到它忽然轉向，如同莫測的天氣，莫測的命運，忽然放開你，調頭去捉弄另一個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兒園。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開始裝病，開始想盡辦法留在家裡跟著奶奶，想出種種理由不去幼兒園。直到現在，我一看見那些哭喊著不要去幼兒園的孩子，心裡就發抖，設想他們的幼兒園裡也有那樣可怕的遊戲，響晴白日也覺有鬼魅徘徊。
幼兒園實在沒給我留下什麼美好印象。倒是那兩個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記憶裡，一個胖些，一個瘦些，都那麼慈祥，都那麼忙碌、慌張。她們怕哪個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壞了房東劉奶奶的花，總是吊著一顆心。但除了這樣的怕，我總覺得，在她們心底，在不易覺察的慌張後面，還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麼呢？說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長大以後我有時猜想她們的身世。她們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們一定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們都彈得一手好風琴，似可證明。我剛到那幼兒園的時候，就總聽她們向孩子們許願：「咱們就要買一架風琴了，幼兒園很快就會有一架風琴了，慢慢兒地幼兒園還會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們高不高興呀？」「高——興！」就在我離開那兒之前不久，風琴果然買回來了。兩個老太太視之如珍寶，把它輕輕抬進院門，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鋥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們圍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後蘇老師和孫老師互相推讓，然後孩子們等不及了開始嘁嘁嚓嚓地亂說，然後孫老師在風琴前莊重地坐下，孩子們的包圍圈越收越緊，然後琴聲響了孩子們歡呼起來，蘇老師微笑著舉起一個手指：「噓——噓——」滿屋子裡就又都靜下來，孩子們忍住驚歎可是忍不住眼睛裡的激動……那天不再講故事，光是聽蘇老師和孫老師輪流著彈琴，唱歌。那時我才發覺她們與一般的老太太確有不同，臉上的每一條皺紋裡都湧現著天真。那琴聲我現在還能聽見。現在，每遇天真純潔的事物，那琴聲便似一縷縷飄來，在我眼前，在我心裡，幻現出一片陽光，像那琴鍵一樣地跳動。我想她們必是生長在一個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們的父母一定溫文爾雅善解人意。她們就在那樣的琴聲中長大，雖偶有輕風細雨，但總歸晴天朗照。這樣的女人，年輕時不可能不對愛情抱著神聖的期待，甚至難免極端，不入時俗。她們竊竊描畫未來，相互說些臉紅心跳的話。所謂未來，主要是一個即將不知從哪兒向她們走來的男人。這個人已在書中顯露端倪，在裝幀精良的文學名著裡面若隱若現。不會是言情小說中的公子哥。可能會是，比如說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但絕不是渥倫斯基或卡列寧一類。然而，對未來的描畫總不能清晰，不斷地描畫年復一年耗損著她們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話說：她們真正是「小布林喬亞」之極，在那風起雲湧的年代裡做著與世隔絕的小資產階級溫情夢。大概會是這樣。也許就是這樣。假定是這樣吧，但是忽然！忽然間社會天翻地覆地變化了。那變化具體是怎樣侵擾到她們的生活的，很難想像，但估計也不會有什麼過於特別的地方，像所有衰敗的中產階級家庭一樣，小姐們惟驚恐萬狀、睜大了眼睛發現必須要過另一種日子了。顛沛流離，投親靠友，節衣縮食，隨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體會著沉浮與炎涼……然後，有一天時局似乎穩定了，不過未來明顯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樣任性地描畫。以往的描畫如同一疊精心儲存的舊鈔，雖已無用，但一時還捨不得扔掉，獨身主義大約就是在那時從無奈走向了堅定。她們都還收藏著一點兒值錢的東西，但全部集中起來也並不很多，算來算去也算不出什麼萬全之策，惟知未來的生活全繫於此。就這樣，現實的嚴峻聯合起往日的浪漫，終於靈機一動：辦一所幼兒園吧。天真爛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歡樂。幼兒園嗎？對，幼兒園！與世無爭，安貧樂命，傾餘生之全力澆灌並不屬於我們的未來，是嗎？兩個老姑娘彷彿終於找回了家園，雲遮霧障半個多世紀，她們終於聽見了命運慷慨的應許。然後她們租了一處房子，簡單粉刷一下，買了兩塊黑板和一對木馬，其餘的東西都等以後再說吧，當然是錢的問題……
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回那幼兒園去看過一回。果然，轉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裡桌椅齊備，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幾倍。房東劉奶奶家已經遷走。一個年輕女老師在北屋的廊下彈著風琴，孩子們在院子裡隨著琴聲排練節目。一間南屋改作廚房，孩子們可以在幼兒園用餐了。那個年輕女老師問我：「你找誰？」我說：「蘇老師和孫老師呢？」「她們呀？已經退休了。」我回家告訴母親，母親說哪是什麼退休呀，是她們的出身和階級成分不適合教育工作。後來「文革」開始了，又聽說她們都被遣送回原籍。
「文革」進行到無可奈何之時，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見孫老師。她的頭髮有些亂，直著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張。我叫了她一聲，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說出我的名字，「您不記得我了？」她臉上死了一樣，好半天，忽然活過來：「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給冤枉了呀。」我故作驚訝狀：「冤枉了？我？」其實我已經知道她指的是什麼。「可事後你就不來了。蘇老師跟我說，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傷重了吧？」
那是我臨上小學前不久的事。在東屋教室門前，一群孩子往裡衝，另一群孩子頂住門不讓進，並不為什麼，只是一種遊戲。我在要衝進來的一群中，使勁推門，忽然門縫把我的手指壓住了，疼極之下我用力一腳把門踹開，不料把一個女孩兒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兒鼻子流血，頭上起了個包，不停地哭。蘇老師過來哄她，同時罰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別的孩子們上課，心裡委屈，就用蠟筆在糊了白紙的窗欞上亂畫，畫一個老太太，在旁邊註明一個「蘇」字。待蘇老師發現時，雪白的窗欞已佈滿一個個老太太和一個個「蘇」。蘇老師顫抖著嘴唇，只說得出一句話：「那可是我和孫老師倆人糊了好幾天的呀……」此後我就告別了幼兒園，理由是馬上就要上小學了，其實呢，我是不敢再見那窗欞。
孫老師並沒有太大變化，惟頭髮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併入慌張。我問：「蘇老師呢，她好嗎？」孫老師抬眼看我的頭頂，揣測我的年齡，然後以對一個成年人的語氣輕聲對我說：「我們都結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為以我的年齡不合適再問下去，但從此心裡常想，那會是怎樣的男人和怎樣的家呢？譬如說，與她們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與那陽光似的琴聲能否和諧？
二姥姥
由於幼兒園裡的那兩個老太太，我總想起另一個女人。不不，她們之間從無來往，她與孫老師和蘇老師素不相識。但是在我的印象裡，她總是與她們一起出現，彷彿彼此的影子。
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麼，我一直想寫寫她。
可是，真要寫了，才發現，關於二姥姥我其實知道的很少。她不過在我的童年中一閃而過。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親在世時我應該問過，但早已忘記。母親去世後，那個名字就永遠地熄滅了；那個名字之下的歷史，那個名字之下的願望，都已消散得無影無蹤，如同從不存在。我問過父親：「我叫二姥姥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父親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總好像馬上就要找到了，但終於還是沒有。我又問舅舅，舅舅忘得同樣徹底，惟影影綽綽地聽說過，她死於「文革」期間。舅舅驚訝地看著我：「你還能記得她？」
這確實有些奇怪。我與她見面，總共也不會超過十次。我甚至記不得她跟我說過什麼，記不得她的聲音。她是無聲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從幽暗中走出來，邁過一道斜陽，走近我，然後摸摸我的頭，理一理我的頭髮，纖細的手指在我的髮間穿插，輕輕地顫抖。僅此而已，其餘都已經模糊。直到現在，直到我真要寫她了，其實我還不清楚為什麼要寫她，以及寫她的什麼。
她不會記得我。我是說，如果她還活著，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會記得我的母親。她還可能會記得，我的母親那時已經有了一個男孩。
母親帶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歲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為上幼兒園之後我就再沒見過她。她很漂亮嗎？算不上很，但還是漂亮，舉止嫻靜，從頭到腳一塵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兒我也記不得了，印象裡是個簡陋的小院，簡陋但是清靜，什麼地方有棵石榴樹，飄落著鮮紅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處的一間小屋。惟近傍晚，陽光才艱難地轉進那間小屋，投下一道淺淡的斜陽。她就從那斜陽後面的幽暗中出來，迎著我們。母親於是說：「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頭。我看不到她的臉，但我知道她臉上是微笑，微笑後面是惶恐。那惶恐並不是因為我們的到來，從她手上冰涼而沉緩的顫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為深隱的地方，或是由於更為悠遠的領域。那種顫抖，精緻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惟憑孩子混沌的心可以洞察。
也許，就是這顫抖，讓我記住她。也許，關於她，我能夠寫的也只有這顫抖。這顫抖是一種訴說，如同一個寓言可以伸展進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這顫抖是一種最為遼闊的聲音，譬如夜的流動，毫不停歇。這顫抖，隨時間之流拓開著一個孩子渾沌的心靈，連線起別人的故事，纏繞進豐富的歷史，漫漶成種種可能的命運。恐怕就是這樣。所以我記住她。未來，在很多令人顫抖的命運旁邊，她的影像總是出現，彷彿由眾多無聲的靈魂所凝聚，由所有被湮滅的心願所舉薦。於是那纖細的手指歷經滄桑總在我的髮間穿插、顫動，問我這世間的故事都是什麼，故事裡面都有誰？
二姥姥比母親大不了幾歲。她叫母親時，叫名字。母親從不叫她，什麼也不叫，說話就說話，避開稱謂。母親不停地跟她說這說那，她簡單地應答。母親走來走去攪亂著那道斜陽，二姥姥彷彿靜止在幽暗裡，素色的旗袍與幽暗渾成一體，惟蒼白的臉表明她在。一動一靜，我以此來分辨她們倆。母親或向她討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塊布料在身上比來比去，或在許多彩色的絲線中挑揀，在她的指點下繡花、繡枕頭和手帕。有時候她們像在講什麼秘密，目光警惕著我，我走近時母親的聲音就小下去。
好像只有這些。對於二姥姥，我能夠描述的就只有這些。她的內心，除了母親，不大可能還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親，曾經並不對誰說。
很多年中，我從未想過二姥姥是誰，是我們家的怎樣一門親戚。有一天，毫無緣由地（也可能是我想到，有好幾年母親沒帶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問母親：「二姥姥，她是你的什麼人？」母親似乎猝不及防，一時囁嚅。我和母親的目光在離母親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於是看出，我問中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母親於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
「啊，她是……嗯……」
我不說話，不打斷她。
「是你姥爺的……姨太太。你知道，過去……這樣的事是有的。」
我和母親的目光又輕輕地碰了一下，這一回是在離我更近的地方。唔，這就是母親不再帶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現在，她呢？」我問。
「不知道。」母親輕輕地搖頭，嘆氣。
「也許她不願意我們再去看她，」母親說，「不過這也好。」
母親又說：「她應該嫁人了。」
我聽不出「應該」二字是指必要，還是指可能。我聽不出母親這句話是寬慰還是憂慮。
「文革」中的一天，母親從外面回來，對父親說她在公共汽車上好像看見了二姥姥。
「你肯定沒看錯？」母親不回答。母親洗菜，做飯，不時停下來呆想，說：「是她，沒錯兒是她。她肯定也看見我了，可她躲開了。」
父親沉吟了一會兒，安慰母親：「她是好意，怕連累咱們。」
母親嘆息道：「唉，到底誰連累誰呢……」
那麼就是說，這之後不久二姥姥就死了。
一個人形空白
我沒見過我應該叫他「姥爺」的那個人。他死於我出生前的一次「鎮反」之中。
小時候我偶爾聽見他，聽見「姥爺」這個詞，覺得這個詞後面相應地應該有一個人。「他在哪兒？」「他已經死了。」這個詞於是相應地有了一個人形的空白。時至今日，這空白中仍填畫不出具體的音容舉止。因此我聽說他就像聽說非洲，就像聽說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像聽說死；他只是一個概念，一團無從接近的虛緲的飄動。
但這虛緲並不是無。就像風，風是什麼樣子？是樹的搖動，雲的變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讓塵沙迷住……因而，姥爺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說而在，不過言說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親的沉默，是她躲閃的目光和言談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無奈中父親的謊言。那人形的空白裡必定藏著危險，否則為什麼它一齣現大家就都變得猶豫、沉悶，甚至驚慌？那危險，莫名但是確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脅，所以我從不多問，聽憑童年在那樣一種風中長大成中國人的成熟。
但當有一天，母親鄭重地對我講了姥爺的事，那風還是顯得突然與猛烈。
那是我剛剛邁進十五歲的時候，早春的一個午後，母親說：「太陽多好呀，咱們幹嗎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說了。」母親這麼說的時候我已經猜到，那危險終於要露面了。滿天的楊花垂垂掛掛，隨風搖盪，果然，在那明媚的陽光中傳來了那一聲槍響。那槍聲沉悶之極。整個談話的過程中，「姥爺」一詞從不出現，母親只說「他」，不用解釋我聽得懂那是指誰。我不問，只是聽。或者其實連聽也沒聽，那槍聲隱匿多年終於傳進這個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這一時刻漂流進一種叫做「歷史」的東西里去了，永不復返。
母親艱難地講著，我惟默默地走路。母親一定大感意外：這孩子怎麼會這麼鎮靜？我知道她必是這樣想，她的目光在我臉上小心地摸索。我們走過幾里長的郊區公路，車馬稀疏，人聲遙遠，滿天都是楊花，滿地都是楊花的屍體。那時候別的花都還沒開，田野一片曠然。
隨後的若干年裡，這個人，偶爾從親戚們謹慎的嘆息之中跳出來，在那空白裡幽靈似的閃現，猶猶豫豫期期艾艾，更加雲遮霧罩面目難清——
「他死的時候還不到五十歲吧？別說他沒想到，老家的人誰也沒想到……」
「那年他讓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來，這下大夥兒才知道他是個抗日的呀……」
「後來聽說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沒人知道去了哪兒。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說又看見他了，說他領著隊伍進了城。我們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嗎？他騎著高頭大馬跟幾個軍官走在隊伍前頭……」
「老人們早都說過，從小就看他是個人才，上學的時候門門兒功課都第一……可惜啦，他參加的是國民黨，這國民黨可把給他害了……」
「這個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覺！聽說過他在村兒裡辦幼兒園的事嗎？自己籌款弄了幾間房，辦幼兒園，辦夜校，挨家挨戶去請人家來上課，孩子們都去學唱歌，大人都得去識字，我還讓他叫去給夜校講過課呢……」
「有個算命的說過，這人就是忒能了，剛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後要遭小人算計……」
「快解放時他的大兒子從外頭回來，勸他快走，先到別的地方躲躲，躲過這陣子再說，他不聽嘛……他說我又沒貪贓枉法欺壓百姓，共產黨順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讓位就是，可是你們記住，誰來了我也不跑。我為什麼要跑？」
「後來其實沒他什麼事了，他去了北京，想著是棄政從商踏踏實實做生意去。可是，據說是他當年的一個屬下，給他編造了好些個沒影兒的事。唉，做人呀，什麼時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實，只要躲過了那幾天，他不會有什麼大事，怎麼說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禍臨頭他也沒想到過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時候他說：行啊，我有什麼罪就服什麼刑去。」
…………
這裡面必定隱匿著一個故事，悲慘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沒有興致去考證。我不想去調查、去搜集他的行跡。從小我就不敢問這個故事，現在還是不敢——不敢讓它成為一個故事。故事有時候是必要的，有時候讓人懷疑。故事難免為故事的要求所迫：動人心絃，感人淚下，起伏跌宕，總之它要的是引人入勝。結果呢，它僅僅是一個故事了。一些人真實的困苦變成了另一些人編織的愉快，一個時代的絕望與祈告，變成了另一個時代的瀟灑的文字調遣，不能說這不正當，但其間總似拉開著一個巨大的空當，從中走漏了更要緊的東西。
不是更要緊的情節，也不是更要緊的道理，是更要緊的心情。
因此，不敢問，是這個隱匿的故事的要點。
「姥爺」這個詞，留下來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個隱匿的故事，是我從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懼怕。我記得我從小就蹲在那片虛緲、飄動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頭張望。所有童年的遊戲裡面都有它的陰影，所有的睡夢裡都有它的囂叫。我記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裡面都有它在閃動，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撲打。陽光裡總似潛伏著悽哀，晚風中總似飄蕩著它的沉鬱，飄蕩著姥姥的心驚膽戰，母親的噤若寒蟬，奶奶和父親的顧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歸的顫抖，乃至幼兒園裡那兩個老太太的慌張……因此，我不敢讓它成為一個故事。我怕它一旦成為故事就永遠只是一個故事了。而那片虛緲的飄動未必是要求著一個具體的形象，未必是要求著情節，多麼悲慘和荒誕的情節都不會有什麼新意，它在要求祈禱。多少代人的迷茫與尋覓，仇恨與歧途，年輕與衰老，最終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禱。
有一年我從電視中看見，一個懂得懺悔的人，走到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墓前，雙腿下跪，我於是知道懺悔不應當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從電視中看見，一個懂得祈禱的人走到二戰德國陣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於是看見了祈禱的全部方向。
姥姥給我留下的記憶很少。姥姥不識字，腳比奶奶的還要小，她一直住在鄉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時候母親偶爾把她接來，她來了便盤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納鞋底，上鞋幫，縫棉衣和棉被，一邊重複著機械的動作一邊給我講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親聽見她講那些故事，便來制止：「哎呀，別老講那些迷信的玩藝兒行不行？」姥姥慚愧地笑笑，然後鄭重地對我說，「你媽說得對，要好好唸書，念好書將來做大官。」母親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這麼說了嗎？」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頭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陽，看院子裡滿樹盛開的海棠花，再低下頭去看手中的針線，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裡去……
現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說她應該知道，可在我的記憶裡她對此好像沒有任何態度，笑罵也無，恨怨也無。也許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無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辦，姥爺對她真正是一個空白的人形：她見到姥爺之前姥爺是個不確定的人形；見到姥爺之後，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個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嬉笑怒罵聲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樂和盼望在哪兒？針針線線她從一個小姑娘長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個人形來了，張燈結綵他們拜了堂成了親，那個人形把她娶下並使她生養了幾個孩子，然後呢，卻連那人形也不常見，依然是針針線線度著時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幹了些什麼，忽然一聲槍響，她一向空白的世界裡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難逃……
母親呢，則因此沒上成大學。那聲槍響之後母親生下了我，其時父親大學尚未畢業，為了生計母親去讀了一個會計速成學校。母親的願望其實很多。我雙腿癱瘓後悄悄地學寫作，母親知道了，跟我說，她年輕時的理想也是寫作。這樣說時，我見她臉上的笑與姥姥當年的一模一樣，也是那樣慚愧地張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陽，看院中的老海棠樹。但老海棠樹已經枯死，枝幹上爬滿豆蔓，開著單薄的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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