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西大夫，」他說，「你和居勞尼先生所指望的那艘接應船幾個星期後能到？」

我告訴他，那不是幾個星期後，而是幾個月後的事。如果我們到八月底還沒有回去，布蘭德利才會來找我們，但在那之前絕對不會。

「看來，」船長說，「我該說我們的處境非常不妙。」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我們把第二船的東西丟了，真是太可惜了，先生。我說的就是這意思。」船長回答說，「我們的彈藥是夠用了，但糧食短缺，而且是嚴重短缺。李維西大夫，我們的糧食短缺到少了一個人反而成了件好事的地步。」他說著用手指了指被旗子覆蓋著的屍體。

就在這時，一顆炮彈呼嘯著從木屋的上空飛過，轟隆一聲落在了遠離我們的樹林裡。

「哦嗬！」船長說，「把炮彈都打光吧，孩子們。反正你們的火藥不多。」

第二發炮彈比較準，落在了木柵欄裡，炸起一團沙土，但沒有造成嚴重的破壞。

「船長，」居勞尼先生說，「他們在船上根本看不到這木屋，他們一定是瞄準那面旗幟開炮的。把國旗降下來是不是明智一些？」

「降下國旗？」船長嚷了起來，「絕對不行，先生。我不幹。」他的話一齣口，我想我們大家便都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因為那面國旗不僅體現了堅定的精神和水手的氣魄，而且也是一種高明的策略——可以向敵人宣告，我們對炮擊有多麼藐視。

整個傍晚，敵人一直在不停地開炮。炮彈一顆接一顆地飛來，不是太遠就是太近，要麼就在屋外的空地裡掀起一片沙土。由於他們只能往高處開炮，所以炮彈落到沙土裡時已經失去了威力。

「這件事倒也有好的一面，」船長髮表他的看法說，「我們前面的樹林裡很可能已經沒有敵人了。潮水退下去也有一陣子了，我們的給養應該露出水面了。不知有沒有誰自告奮勇去把它們搬回來。」

格雷和亨特首先站了出來。他們帶好武器，悄悄翻過柵欄，結果卻白跑了一趟。那些叛亂分子要麼比我們想像的更大膽，要麼更相信伊斯利爾的開炮本領。有四五個人正忙著搬運我們的給養。他們每個人現在都配了一把火槍，大概是從他們自己的某個秘密軍火庫裡取出來的。

船長坐下來寫航海日誌，開頭是這樣寫的：

船長亞力山大·斯摩萊特，隨船醫生大衛·李維西，船員亞伯拉罕·格雷，船主約翰·居勞尼，船主的僕人約翰·亨特和理查德·喬伊斯——船上剩下的全部忠實成員——帶著勉強能維持十天的給養，於今日上岸，並在金銀島的木屋上空升起了英國國旗。船主的僕人湯姆·雷德魯斯被叛亂分子開槍打死；男孩吉姆·霍金斯——

我這時也在為可憐的吉姆·霍金斯的命運擔憂。

從陸地方向傳來了一聲呼喚。

「有人在叫我們。」站崗的亨特說。

「大夫！船長！喂，亨特，是你嗎？」那個聲音嚷道。

我跑到門口，剛好看到吉姆·霍金斯安然無恙地從木柵欄外爬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