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復中心，盧克重新學習走路。

不是一下就能走，而是慢慢恢復。前兩個星期，他推著助步車在所處樓層的四個大廳裡練習走路。他對各個大廳瞭如指掌，就像警察記住自己的巡邏區一樣：薄荷綠的格子地板、護士站、老婦人做針線活和聊八卦的角落。他拖著身體往每個大廳裡走，將一隻腳移到另一隻腳前面，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現在卻變得如此困難，每天早晨都要面對。如今他在腿上裝了一根從膝蓋一直延伸到腳踝的鈦金屬棒，這根金屬棒會伴隨他餘生。外科醫生告訴他，金屬棒會觸響金屬探測器，但未來某一天能讓他重新走路。目前，他必須加強腳踝的力量，鍛鍊股四頭肌和腿筋。他將腳滑向前，重心放在腳後跟上，然後是大腳趾，與此同時，康復中心的協助員卡洛斯跟在他的身後防止他摔倒。卡洛斯的父親是哥倫比亞人，母親是尼加拉瓜人，但所有人都叫他墨西哥人。

「永遠都是墨西哥人，」他說，「他們問我：‘喂，卡洛斯，怎麼不給我們來點塔可？’我他媽知道個屁塔可。給我來點塔可，你可真愛那破玩意。」

確實是這樣。盧克第一次來登記時，護士告訴他分配給他的是一個叫卡洛斯的墨西哥傢伙。

「你會喜歡他的，」她說，「他真的很搞笑。個子不高，但很強壯。那些小個子的傢伙永遠是最強壯的。」

卡洛斯身高勉強有一米六七，寬肩膀，身材結實。他以前在健身房當私人教練。在盧克的印象中，健身教練都是腹肌發達，肌肉從背心裡呼之欲出的樣子，而卡洛斯卻是那種想要減幾斤肉的家庭主婦喜歡的型別。他很嚴格，但很會鼓勵人。他給盧克講怎麼吃藥，所有藥，即使他不喜歡做這件事。那些藥包括預防感染的抗生素、阻止凝血的阿司匹林和止痛藥。他幫助盧克在桌子上做拉伸，幫他先用蘆薈霜按摩腿部。過去盧克習慣於讓教練幫他按摩痠痛的肌肉、緩解痙攣，或者輕擊扭傷的腳踝，不過那都是在更衣室裡。在練習室的桌子上伸展身體，讓另一個男人在自己的肌膚上塗抹乳霜令他感到尷尬。也許卡洛斯是同性戀。否則有哪個男人願意做這種幫其他男人塗乳霜的工作？他的組織損傷很深。

「上帝，那幫人可真恨你啊，」卡洛斯說，「他們想讓你再也不能走路。」

盧克沒有告訴父母眼鏡蛇隊的人把他群毆了。如果他和櫻桃上床了還好，他能像個男人一樣接受懲罰，可是隻因向她尋求友誼而被群毆，這對他來說是恥辱，堅決不能承認。除此之外，父母會對他說，他們早就看透了這支球隊。所以他告訴他們一群人想搶劫他，而且，不，他沒有看清他們的臉。

卡洛斯在掛在頭頂的電視上玩足球比賽，盧克在一旁氣喘吁吁地靠著牆做每日練習，盧克跟著草地上的小球往前走。他以前總覺得足球無聊，但現在他開始喜歡這種不停歇的節奏、持續的移動、瞬間的歡呼雀躍。也許他本可以踢好足球。也許他本可以找一項不會摧毀他身體的運動去熱愛。

「你以前是個大塊頭，」卡洛斯說，「現在可不是了。得接受它。就算不是大塊頭也沒什麼。身體好就夠了。」

你在外面什麼樣並不重要。在康復中心裡，你只是和所有人一樣，掙扎著重新恢復對自己身體的控制。盧克是康復中心裡最年輕的一位。大多數患者都是老年人，他們坐在輪椅裡，用雙腳滑著來到大廳，就像長大了的孩子坐在嬰兒車裡一樣。在治療間隙，盧克喜歡坐在走廊裡和老人們打牌。中風受害者，大多數都是。他最喜歡的人是比爾，一個來自洛杉磯的退休獄卒。

「我從小在拉德拉高地長大，」比爾告訴他，「那裡以前還是黑人的地盤。現在你根本進不去，被那些人佔領了……」他壓低聲音，指著走向大廳的卡洛斯。墨西哥人。

比爾在朝鮮戰爭中打過仗，但他因為在人行道上被絆倒摔壞了屁股，最後才來到康復中心。這個人經歷過戰爭和囚犯暴亂，卻敗在了凸起的人行道上。他沒有結婚。他以前結過——三次——所以他曾是結婚一族，卻不是那種能維持婚姻的人。他一直是那種有女人緣的男人——盧克就見過他和護士調情，他會在護士推他到大廳時握著她們的手，會在晚餐後為了多要一塊曲奇而對她們甜言蜜語。盧克以前覺得他可能是那種男人，那類永遠不會定下來的人，可是等你到了八十歲，獨自一人在康復中心，又有什麼好的呢？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過誰？」比爾有一次問他，「打橄欖球的大塊頭。我知道女孩得倒追你。」

盧克聳聳肩，重新洗桌上的牌。有那麼一兩次，他想過給納迪婭打電話，可是他要說什麼？說他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學習走路？說這些簡單練習如何讓他痛苦呻吟，比如抬膝蓋或彎腿？說他如何坐在輪椅上數小時和老人玩撲克牌消磨時間？一天晚上，他正要騰出另一隻手按電梯時，電梯門開啟了，走出來的是奧布里·埃文斯。

「你好，」她說，「修女們讓我把這個送過來。」

她舉起一捆針織毯子，一捆粉色、綠色和銀色交織在一起的毯子，在白牆的襯托下顯得格外鮮豔。他將奧布里領進病房。他緩慢地推著助步車走向大廳，每一步都很吃力，她什麼話也沒說。他撲通一下坐在床上，氣喘吁吁，他為此感到尷尬。奧布里將毯子疊好，放到床尾。他從來沒有和她單獨在一起過。他在教堂聽說過她，印象很模糊……她看起來很友好，很虔誠，這對他來說總是很無趣。不過人們似乎都很喜歡她。他母親，納迪婭——根據他在臉書上看到過的所有合照判斷。

「我不知道你還在這個城市。」他說。

「我在這兒上學，」她說，「在帕洛瑪學院。同時還工作。」

「在哪兒？」

「觸控甜甜圈。」他哼了一聲，她皺皺眉，「怎麼了？」

「沒怎麼，」他說，「這名字太傻了。」

她笑笑：「如果你真想吃甜甜圈，就不會在乎它叫什麼。」

他不記得上一次吃甜甜圈是什麼時候了。甚至在開始吃醫院難吃的食物之前，他就已經變回橄欖球運動員的飲食習慣了，健康、乾淨的飲食，每餐都吃烤雞和蔬菜。這大大有利於他的健康。他站起來，扶著助步車保持平衡。

「你跟納迪婭·特納還有聯絡嗎？」他問。

「總聯絡。」她說。

「她還在俄羅斯嗎？」

「什麼？」奧布里大笑起來，鼻子皺成一團，「她從沒去過俄羅斯啊。」

「真的？」

「英國。也去了下法國。」她停頓了一下，「想看照片嗎？」

他想看，卻搖搖頭，盯著地面。「不了，」他說，「只是我認識的人中沒誰去過俄羅斯。」

「我也是。」奧布里說，「不過她到處跑。她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以前他總在腦中拼湊納迪婭在俄羅斯的樣子，她戴著毛茸茸的帽子站在色彩繽紛的尖頂建築前，想到這裡他覺得自己很愚蠢。不過要說他認識的人中誰最可能去過，那一定是她。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他怎麼會認為她願意待在這個小鎮裡和他一起撫養他們的孩子？

奧布里在手包中找鑰匙。她要走了，他突然覺得需要攔住她。

「我們每個禮拜日都為你祈禱。」她說，「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就告訴我。」

「可以給我帶個甜甜圈。」他說。

第二天，奧布里給他帶了一個紅絲絨甜甜圈，足夠溼潤、足夠甜，因此他原諒了那個傻名字。之後她還帶來了其他東西給他：一副新撲克牌、口香糖和一本叫《為什麼基督教徒要受難？》的書。儘管沒有讀這本書，他還是將書放在了床頭櫃上，這樣她來的時候能看見；除此之外，她還帶來了一個每日計劃本，他可以在上面記錄自己的進展；一捆來自上室教堂的康復卡片；以及一件寫著「野獸模式」的背心，這幾個字是他在訓練時寫的。她有一種安靜的美，他漸漸開始喜歡上了這種美。納迪婭的美讓他有一種壓迫感，而奧布里的美卻像喝茶時點燃的蠟燭，溫暖搖曳。她下班後來探望他時，穿著胸前印有粉色甜甜圈的黑色polo裙，她穿制服的樣子很可愛。她走出電梯，擺弄著和制服配套的鴨舌帽，梳成馬尾的鬈髮左右擺動。她聞起來很甜，像糖霜一樣。

「我以前也有一個。」他有一次說，指向她的貞潔戒指。

「真的嗎？」

「我那時十三歲。但我手長得太大，我爸不得不把它從我手上鋸下來。」

「你開玩笑呢吧。」

他舉起手。右手無名指上有一個淺棕色傷疤。

「沒事，」他說，「後來那年我幹了一個女孩。反正我怎麼都會幹，那枚戒指只會讓我內疚而已。」

「和內疚無關，」她說，「至少對我來說不是。」

「那是什麼？以身相許於耶穌？」

「只是提醒我。」

「提醒什麼？」

「我可以是純淨的。」她說。

她是個好女孩。他與她在一起的時間越久，越意識到自己很少覺得別人是真正的好。友好，也許，每個人都能表現出友好，不管他們是真情還是假意。但善良就完全不一樣了。一開始他很謹慎，後來奧布里的善良讓他卸下了防備。她能圖他什麼？每個人都有所圖之事，可是她又能從一個整個世界都侷限在四個大廳裡的男人身上得到些什麼呢？有時他們在他的病房裡玩牌，一邊玩一邊將手伸進裝滿甜甜圈的紙袋裡。其他時候，她推他到外面坐著，看停車場裡的車進進出出。他從沒問過她納迪婭的事情，儘管他很想問，但他覺得即便只是再次提起她，也是一種暴露。除此之外，就像櫻桃說的一樣，他憑什麼想一直聽到納迪婭有多開心，想聽見她過的生活前景有多好，多令人興奮，多充實？他不再是大塊頭男人。他不會出名，不會像小時候夢想的那樣。小時候，他會訓練自己用有弧度的字型寫字，為的是日後在橄欖球上簽名。現在，他過著平凡的日子，他沒有壓抑自己，這種想法對他來說開始變成一種慰藉。有史以來第一次，他不再有束縛感。相反，他感到安全。

他教奧布里玩撲克牌，然後是二十一點。兩個遊戲她都學得驚人地迅速，他跟她說他們得找一天去拉斯維加斯，在真正的賭場裡玩。她大笑。她沒去過那裡。

「我為什麼要去拉斯維加斯？」她說，「我不參加派對。也不賭博。」

「因為好玩啊，」他說，「那裡有吃的。有表演。你喜歡看錶演，對不對？咱們可以去啊。等我出院的時候。」

她笑笑，從手中猛地抽出一張牌。

「沒問題，」她說，「聽起來不錯。」

她只是出於友善，但他還是記住了這句話，那天晚上他把這件事記入了計劃簿裡。

「出院後你準備幹嗎？」比爾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