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和方式。貝蒂在丈夫死後離開了這個世界。有一次出差，他晚上睡著後就再也沒有醒來。一個人獨自死在六號汽車旅館，直到女傭推著裝有乾淨浴巾的小車進來才發現他的屍體，在她看來，這件事不應該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她總會想起那一刻，女傭一定嚇得驚聲尖叫，換洗的被單四散周圍。貝蒂想象自己用蓬鬆的白色毛巾將丈夫裹起來，將他抱在大腿上。但是他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所以她也隨他而去了。弗洛拉的孩子們為誰來照顧她而爭吵不休，她在那個時候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她又失禁了，她狼狽地坐在自己的尿裡，聽著他們爭吵。阿格尼絲很早就離開了這個世界，她帶著孩子去便利店，一個白人男子站在收銀臺後面說：小妞，讓我看看你有多少錢。他讓她把錢包裡的東西倒在收銀臺上，幾枚硬幣旋轉著蹦出來，那名男子大笑，她的孩子在一旁看著。

噓，她說，這世界對我不怎麼樣。沒有我想要的，這可以肯定。

我們嘗試去愛這個世界。我們去清掃這個世界，擦洗醫院的地板，熨平衣服，在廚房裡汗流浹背，為學校的學生盛午飯，護理病患，照顧嬰兒。可是這個世界不需要我們，所以我們離開，把我們的愛獻給上室教堂。現在，我們對這個世界充滿恐懼。一天晚上，一個小男孩搶走了海蒂的錢包，我們卻沒有一個人追出去。除了上室教堂，我們幾乎哪兒也不去。我們見過這個世界的真實模樣。我們害怕它。

在密歇根，納迪婭·特納學會了如何應對寒冷。

要戴手套，儘管戴手套的時候她沒法發資訊。永遠不要邊走路邊發資訊，因為你很有可能踩上一塊冰然後滑倒。她學會了戴圍巾，任何時候都要戴圍巾，圍巾不僅僅是裝飾——她在加利福尼亞州時會穿著吊帶背心，把圍巾當裝飾。一定要在學校的健康診所打免費流感疫苗。她開始吃鱈魚肝油，因為男朋友沙迪發誓說它能禦寒，或者至少他的蘇丹媽媽是這樣說的。他媽媽寄給他們一大箱鱈魚肝油。他從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長大，所以他知道如何抵禦寒冷。他告訴她在兜裡放一些保暖貼，告訴她用沙子化冰比鹽管用，告訴她應該補充維生素d，因為她是黑人。

「你覺得我在開玩笑，」他說，「這不符合自然規律，我們的皮膚不該生活在這種寒冷的環境中。我們比那些白人更需要陽光。」

她在手機上查了一下。他是對的，膚色更深的人確實需要攝取更多維生素d，至於生活在安阿伯不符合自然規律這件事他也是對的。她從沒在這麼多白人聚集的地方生活過。以前她是這裡唯一的黑人女孩，無論是在餐廳，還是在高階課堂裡，可就算是當時，她周圍的人也都是菲律賓人、薩摩亞人和墨西哥人。現在放眼望去，課堂裡全是從密歇根各個城鎮來的白人孩子。在討論環節，她聽白人同學的演講，聽他們如何支援學校文化的多樣性，在這個問題上學校取得了哪些進步，以及人們正以何種方式接受這一概念，你可能來自農村，但似乎就是這樣。她感覺這裡的種族歧視問題很詭異，就餐時要用更長時間等位，白人女孩認為你就應該走在人行道沒有鋪水泥的一側，莎莎舞俱樂部外喝醉的男孩因為你是黑人女孩而朝你大喊「美女」。在某種程度上，微妙的種族歧視更糟糕，因為它會讓你抓狂。你總是會去想，那是不是種族歧視？你想過嗎？

她與沙迪是在黑人學生會上認識的，她的朋友埃誇在大一的秋天拉她進入學生會。貝拉克·歐巴馬剛剛當選總統，黑人學生會與同性戀-異性戀聯盟共同舉辦了一個論壇，專門討論黑人的高投票數是否也導致了加利福尼亞州對同性婚姻禁令的通過。那時，納迪婭已開始厭倦公民大會，但她還是會去參加，因為她十分想家。納迪婭在論壇小組注意到沙迪時，她正站在最後面，往盤子裡堆來自波士頓市場的免費食物。深褐色皮膚的沙迪總是一副眉開眼笑的樣子，咧嘴時笑容佔據了半張臉，讓他那雙斜吊眼變得更小了。他戴著一副黑邊圓框眼鏡，一副書呆子的模樣，身材卻像運動員一樣健美，即便穿著毛衣也無法掩飾。他從小就練習拳擊，她後來才知道他之所以會吃鱈魚肝油是因為他媽媽讓他吃，這一舉動和他的外在完全不符，也根本沒有必要。他一點也不像她通常會喜歡的那類男孩，那些人粗俗無禮、張揚浮誇，上學的時候甚至連裝書的包都懶得背，只會在手臂下夾一個薄得不能再薄的夾子，彷彿在昭告全世界他們根本不在乎。沙迪可不是一般人，這一點她已經看出來了。他在論壇小組裡脫穎而出，儘管他丟擲許多不同的觀點，她還是常常無法判斷他究竟站在哪一邊。即便他站在某一邊，也總是對相應的觀點提出質疑。

「黑人反對同性戀是什麼狗屁態度？」討論到某個觀點時，他探出身體靠向桌子，「這世上有黑人同性戀，你們知道的。」

有那麼一秒鐘，她的心沉了下來。他是在說自己嗎？可是會議結束後，他走到後面，問她有什麼想法。他將雙手插在兜裡，她講話時他探低脖子認真傾聽。她意識到整個晚上他都注意到了站在最後面的她，並且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他一直在顯擺自己的學識。也許他屬於她喜歡的型別，至少有那麼一點吧。

沙迪十分熱衷於人權問題，他們上大二時，他創辦了一份校園報紙，主要報道巴勒斯坦、蘇丹和朝鮮的政治運動。她感覺平時讀到的那些地方對她來說是那樣模糊、遙遠。當她告訴他自己收到一封出國留學的電子郵件時，他鼓勵她去申請，所以在他們大二那年冬天，他去了北京，她去了牛津。

「那裡安全嗎？」她告訴父親自己通過了申請時，父親問。

「那可是英國，不是阿富汗。」

「要花多少錢？」

「我的獎學金夠用了。」她說，沒有提到自己還在麵條公司打工來支付學費。

「所有檔案都有了？」他說，「比如護照什麼的？」

沙迪開車帶她到護照辦事處照相。他去過很多國家，護照上有法國、南非和肯亞的入境章。在空間狹小的辦事處等候時，她突然意識到，母親從未離開過這個國家。去完成母親從未做過的事情，這將成為她的生活。她的朋友因成為家中第一個上大學或第一個獲得知名公司實習機會的人而感到驕傲，和他們不同的是，納迪婭從未慶祝過這些事情。她是最初拖累母親的人，現在又怎會因為這些事而感到驕傲？

英國的冬天灰暗、陰鬱，卻好過密歇根的冬天。任何事情都好過密歇根的冬天。她覺得每個冬天都像要了她的命一樣，當不見天日的二月、暗淡無望的三月來臨，她答應自己要訂最早飛回加利福尼亞的航班。之後，春天總是來得那樣突然，不期而遇，安阿伯悄無聲息地進入潮溼的夏天，她感到一切又恢復了正常，在餐廳的露臺上，她讓雙腿沐浴在陽光下，她在屋頂遊蕩，希望頭頂的陽光能帶給她更長時間的照耀。這是安阿伯最讓她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方，她在這裡十分自在。她不過是一個從加利福尼亞州來的女孩，一個有野心的男孩的女朋友，一個喜歡參加派對卻總是按時上課的學生。在家鄉，失去帶來的痛苦隨處可見，她幾乎無法逾越這道屏障，就像努力透過佈滿手印的玻璃窗向外張望一樣。她總會覺得自己被困在那扇窗後，那扇將她與外部世界隔離的窗戶。至少在安阿伯，這裡的玻璃更透亮。

她們每次用網路電話影片，發簡訊或打電話聊天時，奧布里都會問她什麼時候回家。「快了。」納迪婭總是這樣回答，儘管她找出了無數個不回家的理由：在威斯康星和明尼蘇達參加夏日實習；感恩節在底特律進行服務學習；聖誕節在沙迪家過——沙迪家的聖誕節沒有小耶穌像或馬槽，但他媽媽會擺出聖誕樹、雪橇和麋鹿，整個家的佈置充滿了可口可樂廣告中的美式冬日感。納迪婭不知道這是否只是為了她，他們是不是覺得這樣會讓她有家的感覺，好像如果她在最後一分鐘取消計劃，他們便會像收舞臺佈置那樣收走所有裝飾，然後去點中國菜。她試圖不去惦記獨自過節的父親，她爬上沙迪的床，面向窗戶，整個房子被白雪覆蓋。

納迪婭·特納消失兩年後，盧克·謝潑德開始到馬丁·路德·金公園觀看眼鏡蛇隊的比賽。若不是受傷，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有半職業橄欖球隊這回事。那之後，他開始到處檢視有關橄欖球的資訊：下載美國職業橄欖球大聯盟的播客；坐在卡車裡透過車窗觀看波普·華納少年橄欖球賽，伴隨著哨聲看小男孩們拿著護具，戴著頭盔，踉蹌著步子相互撞擊。

無論男孩們做什麼，進攻、跌倒、球從臂下蹦出來，甚至什麼也沒做，他們的父母都會在一旁的草地上歡呼助威。盧克在那年冬天偶然發現了眼鏡蛇隊，就在他搬進公寓後的一個月。他在馬丁·路德·金公園裡做恢復性訓練，因為他沒錢交房租，也沒錢付健身房會員費，就在他的引體向上做到一半時，一輛巴士停下來，上面有一條黑色和銅色相間的蛇，輕輕挑起舌頭，蜷在一邊。球隊從車上下來，站成訓練隊形，他假裝做俯臥撐。他總是能一眼就注意到那些高傲的人，他們身材精瘦，個子很高，會在常規訓練開始前聚集在一起。他趴近地面再撐起。地上的草豎起又被壓下，他感到自己的腿筋在變緊，手指懷念起橄欖球的粗硬觸感。

那是三個月前的事情。現在他在網上搜尋所有和這支球隊有關的資訊。他去了解首發防守球員的名字、他們白天的工作以及他們的綽號，在市中心看見他們等待更換機油或推著購物車逛沃爾瑪時，他都會喃喃自語。（右邊鋒吉姆·凡森、水管工、小剮蹭。）星期六的早晨，他早早來到公園看他們訓練。他懷念成為那整齊團隊的一員的感覺。他想要恢復打橄欖球的身材，輪班時他不再吃油炸食品，不再喝啤酒，不再抽大麻，重新把身體當作機器一樣訓練，無情又無慾無求。教練每次面向他時，他都會壓低身體做俯臥撐。

「看你挺眼熟的，」華格納教練說，他咧嘴一笑，伸出手，「我記得你。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出了名的快速大範圍進攻。可是那條腿……」

「現在好多了。」盧克說。

「是嗎？」

他跑了一個鉤形路線。由於缺乏鍛鍊，他感到右腿有些吃不上力，剛一切進內線左腿便開始發熱。他小跑回來時，華格納教練皺起眉頭。

「還差一點，」他說，「這樣，完全恢復後給我打電話。我們可以用你。」

眼鏡蛇隊的隊員沒有薪水，球隊掙的錢全部用在了裝置和交通上，不過盧克並不在乎。

他將名片放進他的兜裡。教練電話號碼邊上有一個光滑的蛇的符號，他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用大拇指摸著這條蛇。

「你不覺得應該把重心放在職業發展上嗎？」第二天晚上，他媽媽問。

他弓著背趴在餐桌上，攪拌著雜燴飯。他討厭禮拜日晚上去父母家吃飯，但又無法拒絕免費食物和免費洗衣的誘惑。他剛一進屋，父親清清嗓子，說：「今天早晨沒見你去教堂。」盧克想不出什麼新理由，只是聳聳肩。父親無休止地說著神的恩典，他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發呆；父母討論上室教堂時，他在一旁吃飯，計算著將剩下的飯帶走夠他吃多久。禮拜日的時候他一般很少說話，但是今天他的手在兜裡不停地摸著那張名片，感到一種不同尋常的興奮。有史以來第一次，他覺得這件事值得和他們分享。可是母親只是揚起一邊的眉毛，父親嘆了口氣，在面前晃動酒杯。

「找個工作吧，盧克。」父親說。

「我有工作。」盧克說。

「我是說一份正經工作。不是那家破餐廳。」

「你的腿呢，怎麼辦？」母親說，「再被撞到怎麼辦？」

「沒那麼疼了。」

母親搖搖頭：「聽著，我知道你熱愛橄欖球，可是你現在得現實一點。」

「盧克，你什麼時候才知道擔起責任？」父親說，「什麼時候？」

或許他是不負責任，可他不在乎。他只想再一次擅長某件事。到了六月，他開始每天在公園訓練。cj投不出高速回旋球，但是他學會了投球路徑、尖角和曲線柔和的絆鉤球。他知道怎樣扔球，開玩笑說如果盧克能接住他扔的球，就能接到真正的橄欖球四分衛扔的球。cj沒有他以為的那麼差勁，這讓盧克有些介懷。儘管cj資質平平，盧克還是嫉妒他，因為他的身體沒有問題，能夠自如地遵照指令做動作，不像受傷的盧克。

「我太他媽慢了，哥們。」他暴躁地說。

「嗯，你的腿他媽的傷了。」cj穿著中學時代的灰色運動短褲，一屁股坐在草地上，那條短褲上仍有用馬克筆寫的他的名字，「需要些時間。」

「沒時間了，」盧克說，「再來一輪。」

晚上結束訓練後，他給cj買了一瓶啤酒，他們坐在霍西家外面喝，望向遠處沙灘上穿著比基尼的女孩。

「跟那姑娘還有聯絡嗎？」一天晚上cj問。

盧克喝了一小口常溫啤酒，他總是慢慢地啜飲，一點一點地喝，每一口都像喝最後一滴一樣珍惜。

「誰啊？」他說。

「你之前上的那個高中小妞。」

「她不是我女朋友。」盧克說。

「我聽說她現在住在……俄羅斯還是哪兒。」

「俄羅斯？」

「類似那種破地方。她住在俄羅斯，跟一個非洲老黑搞在一起。」

盧克又喝了一小口啤酒，在嘴裡咕嚕了一下。她剛離開時，他總是忍不住去想象那些被納迪婭撫摸的大學男生。他想象那些人並非他這樣的運動型男孩，而是穿著密歇根毛衣的預科生，他們胸前抱著一摞書，奔走於校園間。現在這個人有了名字。沙迪·瓦利德，一個聽起來像阿拉伯人的名字。在胖查理餐廳的員工室裡，他用電腦搜尋他的名字，找到一些沙迪為一個叫什麼《藍色評論》的報紙寫的文章。他的部落格——是啊，這種人怎麼會沒有部落格——釋出了一篇關於足球的文章。英式足球，而不是美式橄欖球，他驚訝於沙迪竟然對體育這樣平凡的事感興趣，雖然文章的內容是諷刺法國如何將世界盃寄希望於他們的穆斯林球員，盧克不明白這有什麼好諷刺的，但這裡面肯定有沙迪·瓦利德懂而他不懂的地方。

他最後找到沙迪的臉書，盧克看到他的頭像心頭一緊。沙迪坐在一家餐廳外的黑椅子上，納迪婭·特納穿了一件小花圖案的太陽長裙，戴著一副墨鏡，坐在他的腿上，一隻手輕輕繞在他的肩膀上，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她現在看上去更成熟了，臉上稜角更加分明，顴骨線條更加突出。她看上去很快樂。盧克翻了翻其他照片——大多數都是校園活動的海報，還有幾張他摟著一個戴頭巾的女人的照片，那女人一定是他母親——但他總是會回到那張納迪婭坐在沙迪大腿上的照片。她繼續生活，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而盧克卻困在了原地，陷在過去，總是去想如果留下那個孩子會怎樣。他們的孩子。

「那他媽是誰？」一個服務員問盧克，指著沙迪的笑臉，「你男朋友？」

那人咯咯笑了起來，盧克用力推開電腦，震得桌子直晃。

加入眼鏡蛇隊的時候，盧克以為他的憤怒會平息，但相反，他感覺這股憤怒在一點點增加。橄欖球對憤怒來說很安全。他每次進攻都會將憤怒隱藏起來，存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第一次訓練他被撞了一下，眼前閃過一道白光，感到一陣疼痛，他用力從地上站起身，跛著腳回去和隊友聚集在一起。這一撞讓他感覺又找回了自己。他又開始在言語上挑釁，奚落那些比他身材魁梧一倍的對手，那些人用一隻手肘就能弄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