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河岸長者住屋的複合式建築坐落在劍橋南郊一個安靜的半封閉的小區裡。它是個不高的現代建築，專為老人設計，由四十六間公寓和平房組成，帶一個護養得很好的大花園，花園有草坪、大樹、玫瑰花圃，甚至還有一隻定居於此的貓頭鷹。有個公共大廳可供居民們一起看電視（父親扮了個鬼臉），一起喝早咖啡（「但我寧願喝蘋果汁！」），還可以參加其他各種活動，從室內舞蹈（「啊，但你應當看看米羅契卡是怎麼跳舞的！」）到瑜伽（「啊哈！」）。它歸屬於一家慈善信託機構，以非贏利的價格出租給那些幸運地能夠排在等候名單前列的人。管理員貝弗利是個中年寡婦，染成黃色的頭髮蓬鬆柔軟，笑聲低沉沙啞，胸脯極其豐滿，在許多方面都似乎是瓦倫蒂娜的老年翻版，只是更為溫良和善些。也許這正是為什麼陽光河岸成為我父親的長者住屋首選的原因。

「我就去那裡，」他堅持說，「不去別處。」

當然得排隊，於是已經非常喜歡父親的貝弗利告訴我，最好的辦法是拿到醫生的證明——最好不止一份。菲格斯醫生欣然地開了證明。長者住屋正是他所需要的，她說。她描述了父親的虛弱狀況、走到村裡去買東西的距離、他維護房子和院子的困難、他的風溼病和間歇性頭昏。信中充滿同情和個人色彩，很讓人感動。但這就夠了嗎？我還能去找誰呢？憑藉一時衝動，我寫信給彼得伯勒地區醫院的那位精神病醫生。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收到了回信，是寫給相關人員的。在那位精神病醫生看來，馬耶夫斯基先生頭腦健全，沒有痴呆跡象，能夠很好地照顧自己，但醫生擔心，「長期獨居，與社會缺乏定期接觸，也許會導致他的精神狀況的惡化」。在他看來，「一種精心結構的、具有非干擾式監護的社交環境會讓馬耶夫斯基先生繼續獨立地生活許多年」。

這封信在長者住屋的等候名單上起到了作用，但也讓我很是失望。那個健談的、欣賞尼采的、非妄想症患者的哲學家及其大嘴巴的、比他年輕許多歲的妻子哪裡去了？那位精神病醫生是否還記得那次我父親詳詳細細地向我描述過的諮詢，還是他的信只不過是對常規問題的公事公辦的回應，只是簡單地瞥了一眼助手記錄的病歷就揮筆寫就的？也許他是在恪守為病人保密的指導原則，還是因為他太忙了，所有病人都變成了模糊的影像？也許他見過太多的瘋子，所以我父親甚至根本不入他的法眼。也許他知道，只是不想說。我想打電話去問他——我想問他那個問題，它長期以來鬱積在我內心深處，不曾得到過明確表達：我父親……正常嗎？

不。別管它了。這麼做有什麼好處？

***

聖誕節前不久，薇拉和我花了幾天時間一起去家裡收拾打掃，以備把它投放入春季市場。有那麼多的東西要檢查、清掃、處理，以至於我們沒有多少時間能如我所願地親密交談。到了晚上，我睡在那張上下鋪的上方，薇拉則睡在瓦倫蒂娜以前的臥室。

薇拉擅長與律師、房產經紀人、建築商打交道，我就讓她去打理那一切。她讓我處理汽車，給貓找新家，清理父親說他在新家要用的東西（他的所有工具，首先別忘了那些鉗子，一把用優質鋼材做的捲尺，一些廚房用具，尖刀，當然他必須保留自己的書籍，還有照片，因為既然他關於拖拉機的書已經寫完了，他正在考慮寫自己的回憶錄，還有他的錄音機，還有錄音帶，對，還有皮製飛行頭盔，還有媽媽的縫紉機，因為他已經計劃用瓦倫蒂娜沒帶走的電動開罐器的馬達把它變成電動的，順便說一句，那開罐器從來都不怎麼好用，還有弗朗西斯·巴內特的變速箱，它被包在油漬漬的布里，放在車庫後面的工具箱中，也許還有幾件衣服），以及適合放入他的微型小公寓的東西（不要太多）。

像這樣並肩工作，我意識到，薇拉和我已經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密關係，它不是基於交談，而是基於實踐——我們學會了如何成為夥伴。一切該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們可以著手於自己的生活了。好吧，不能說是一切。

一天下午，當太陽已經西沉但仍掛於天際之時，我們暫時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墓地探望母親的墳墓。我們從她的花園裡剪下了最後幾支玫瑰——楚楚動人的冰山白玫瑰，入冬時正是它的花期——還有一些常綠枝葉，將它們插入墓碑旁的陶製花瓶中。我們坐在枝條光禿的櫻桃樹下的長凳上，目光越過沒有籬笆的廣闊原野，向地平線的方向眺望。

「薇拉，還有件事我們得理清楚。是關於錢的事。」我的手心在冒汗，但我穩住了自己的聲音。

「哦，別擔心，我已經立了個利息很高的銀行戶頭，我們還可以建一個直接轉賬服務賬戶，讓它直接與住房協會掛鉤，用以支付租金和其他開支。我們可以共同署名。」

「不，不是那個。媽媽的錢。她遺囑上留下來的錢。」

「好吧，我們為何不把它加到那個賬戶裡去？」

「ok。」

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