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斯汀說，他是醫院裡的實習聽力師。」

「那麼，他仍然可以是個政治避難者，不是嗎？」

「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在租她的房子。也許她也正在毀掉他。」

薇拉和我相差十歲——這十年給了我甲殼蟲樂隊、反越戰示威、1968年的學生暴動，以及女權主義的誕生，它教給我要視所有女性為姐妹——所有女性，除了我姐姐，也就是說。

「也許他正在把房子裡的房間轉租給其他政治難民。（她真是沒完沒了。）你看，當你走進這個陰暗的罪犯世界時，你發現那裡有一層又一層的謊言，你必須既聰明又堅定才能找出事實的真相。」

「薇拉，他是個實習聽力師。他為聾人工作。」

「這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娜迪婭。」

曾經，並不是很久以前，大姐頭的態度會讓我義憤填膺，火冒三丈，但現在，我會從它們的歷史語境下看待它們，我以一種高高在上的方式衝自己微笑。

「當我們剛來這兒時，薇拉，人們也可能會對我們說同樣的話——我們正在毀掉這個國家，大喝免費橙汁，吃國家衛生局的魚肝油增肥。但他們沒有。人人都對我們很友好。」

「但那不一樣。我們不一樣。（當然，我們首先是白人，我可以這麼說，但我管住了自己的舌頭。）我們工作努力，做事低調。我們學習語言，融入社會。我們從不申請福利津貼。我們從不觸犯法律。」

「我觸犯過法律。我吸食過大麻。我在格林漢姆公地被捕過。爸爸變得如此不安，以至於他試圖坐火車回俄國。」

「但那正是我要說的，娜迪婭。你和你的左傾朋友們——你們從未真正感謝過英格蘭所給予你們的——穩定，秩序，法律法規。如果你和你那類人獲得了成功，這個國家就同俄國沒什麼兩樣了——到處是排隊買麵包的長龍，人們的雙手被砍掉。」

「那是阿富汗。砍掉雙手也是法律法規。」

我倆都提高了嗓門。我們正在轉入老一套的爭執中。

「隨便什麼吧。你明白我的觀點。」她輕蔑地說。

「我在英國長大成人讓我最感激的是它的寬容、自由、日常的友善。（我在空中搖著手指，以此來強調我的觀點，儘管她看不見我。）還有英國人總是為受壓迫者挺身而出。」

「你把受壓迫者與乞丐混為一談了，娜迪婭。我們是窮人，但我們從不是乞丐。英國人相信公正，公平競爭。就如板球。（她對板球知道什麼？）他們按規矩比賽。他們有種與生俱來的紀律感和秩序感。」

「不，不。他們相當無組織無紀律。他們喜歡看小人物向世界伸出兩根手指。他們喜歡看大人物遭到報應。」

「正相反，他們有種儲存完善的階級體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看到我們是如何長在同一屋簷下卻生活在不同的國度了吧？

「他們拿自己的統治者開玩笑。」

「但他們喜歡強有力的統治者。」

假如薇拉提到撒切爾，我就會掛電話。一陣短暫的沉默，我們都在考慮自己的選擇。我向我們共有的過去求助。

「還記得公共汽車上的那個女人嗎，薇拉？那個穿皮大衣的女人？」

「什麼女人？什麼公共汽車？你在說些什麼？」

她當然記得。她不曾忘記柴油機的氣味，刮雨器的嗖嗖聲，公共汽車把剛落下來的雪變成爛泥時那不穩定的左右搖擺；車窗外的彩燈；1952年的聖誕夜。薇拉和我，裹得嚴嚴實實地以對抗寒冷，在後排座位上緊緊地依偎在母親身邊。一個穿皮大衣的好心女人從走道那邊斜過身子，把六便士塞在母親手中：「給孩子過聖誕節。」

「那個給媽媽六便士的女人。」

媽媽，我們的媽媽，沒有把硬幣摔到她臉上；她喃喃地說：「謝謝你，女士。」然後把它放進了錢包。真丟人！

「哦，那個。我認為她有點醉了。這事你以前提起過一次。我不明白為什麼你總要提它。」

「就是那個時刻——遠非那之後在我身上發生的任何事——把我變成了一個終身的社會主義者。」

電話那頭沉默著，有一刻，我認為她已經掛了電話。然後她又說：「也許正是它把我變成了那個穿皮大衣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