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瓦倫蒂娜知道，也許是靈機一動的猜測，但我父親確實是從墳地裡溜出來的人。
那是在1941年的夏天，德國軍隊橫掃烏克蘭，紅軍向東敗退，一路上燒橋毀田。我父親與自己的軍團在基輔。他是個不情願計程車兵。他們把一把刺刀塞在他手中，告訴他他必須為祖國母親而戰，但他不想打仗——不為祖國，不為蘇聯，不為任何人。他想坐在自己的書桌前，拿著計算尺和空白紙張，對著阻升比方程式苦思冥想。但他沒有這樣做的時間——沒有時間做任何事，除了拼刺後奔跑，射擊後奔跑，衝向掩體奔跑，奔跑了又奔跑。往東，穿過波爾塔瓦收穫季節的金色麥田，在炫目的藍天下，軍隊在奔跑，最終在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結。只是他們追隨的旗幟不是黃和藍：它是猩紅加上豔黃。
也許這就是原因，或者他只是受夠了，我父親沒跟他們走。他從軍隊裡開了小差，找了個地方躲了起來。在城裡一塊枝繁葉茂的僻靜之處有座古老的猶太人墓園，他鑽進一座坍塌的墳墓，把沉重的骨頭重新安置在自己身後，就棲身在那兒，與死人臉挨臉。有時，當他蜷伏在黑暗中時，能夠聽到喪親的猶太人在他頭頂上方哀哀哭泣。在陰冷潮溼的寂靜中，他在那裡待了將近一個月，靠著隨身攜帶的食物為生，等這些吃完後，就吃蛆蟲、蝸牛和青蛙。他喝的是下雨後地上留下來的一點點積水，他一面思索著自己與死亡有多麼接近，一面讓自己的眼睛適應黑暗。
除此之外，並非完全黑暗：墓石間有條縫隙，陽光在一天裡的某個時段會透射進來，當他把眼睛貼近它時，透過縫隙，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可以看到墓碑，它們半掩在夾雜著粉紅玫瑰的叢生雜草之中，再過去，是一棵櫻桃樹，綴滿了沉甸甸的正在成熟的果實。他開始痴迷於那棵樹。從早到晚，他看著櫻桃成熟，而他卻在黑暗的地下捕捉蛆蟲，用一把樹葉或草裹住它們，好讓它們變得容易下嚥。
終於有一天——一天夜裡——他再也忍受不了了。當黃昏降臨時，他爬出了藏身之所，爬上了樹，扯下滿把的櫻桃，把它們塞進嘴裡。他吃了又吃，汁水順著他的下巴流下來。他把果核吐得到處都是，直到衣服上沾滿櫻桃汁，就像鮮血一樣。他似乎怎麼也吃不夠。然後，他把櫻桃裝滿口袋和帽子，溜回到自己的地下洞穴中。
但有人看到了他。有人告發了他。破曉時分，士兵來把他拖了出來，把他當作間諜逮捕。當他們抓住他並把他粗暴地塞進卡車時，他肚中成團的酸櫻桃加上被捕所帶來的恐懼感使他丟人現眼地拉了自己一身。
他們把他帶到位於城市邊緣的一家老精神病院，那裡是他們的司令部。他們把他鎖在一個窗戶上佈滿柵欄的空房間裡，讓他坐在自己的一身惡臭中等候審訊。我父親不是個勇敢的人，不屬於英雄型別。他知道德國人對待烏克蘭俘虜是多麼粗魯殘暴。在那種情形下，你或我會怎麼做呢？我父親用拳頭打碎一扇窗戶，然後用一塊尖利的碎玻璃割了自己的喉嚨。
德國人沒有輕易地放過他。他們找來個醫生，一位上了年紀的烏克蘭精神病醫生，他留在醫院裡照顧自己的病人。自從他在醫學院上學時起，他就從未縫合過傷口。他用普通針線粗針大腳地把我父親的喉嚨縫起來，留下一道參差不齊的傷疤，從此以後，他一吃東西就咳嗽。但他救了我父親的命。他還對德國人說，我父親的喉嚨遭到了無法修復的傷害，這個人受審時是絕不可能說話的，而且他無論如何都不是間諜，而是個瘋子——以前的精神病人，過去就曾意圖自殘。於是德國人釋放了他。
他留在醫院裡，得到老精神病醫生的照料，同他下棋，談論哲學和科學。隨著夏天過去，德國人也繼續前進，向東去追逐紅軍。當他認為安全時，他溜走了，越過德國人的戰線，向西，向著戴斯謝夫走去，去與家人團聚。
但母親和薇拉已經離開了。在我父親回來的兩週前，德國人佔領了村莊，將所有體格健全的年輕的成年人都推上火車，把他們運送到德國的軍需廠幹活。他們被稱為ostarbeiter：從東部來的工人。他們曾想把薇拉留下來——她只有五歲——但母親大吵大鬧，所以她也跟來了。父親在戴斯謝夫待到直至體力恢復，然後他重新上路，登上火車，追隨她們到了西部。
***
「不，不是的。」薇拉說，「事情不是這樣的。那些是李子，不是櫻桃。抓住他的是蘇聯內衛軍，不是德國人。德國人是在那之後才來的。當他回到戴斯謝夫時，我們還在那兒。我記得他回來時的情形，喉嚨上帶著可怕的傷口。娜迪婭奶奶照看著他。除了湯，他什麼也不能吃。」
「可他親口對我說……」
「不，他先去了西部，上了輛去德國的火車。當他告訴他們自己是個工程師時，他們給了他一份工作。然後他讓人來接媽媽和我。」
這就是我家是如何離開烏克蘭的故事——兩個不同的故事，我母親的和我父親的。
「那麼，他是經濟移民，不是政治避難者？」
「娜迪婭，求你了。為什麼你現在要提這些事？我們應該集中精力考慮離婚的事——而不是這麼無休止地揭過去的傷疤。沒什麼可說的。沒什麼可學的。結束了就是結束了。」
她聲音裡有隱情，彷彿我觸動了某根神經。我有可能傷到她了嗎？
「我真抱歉，薇拉。」（我真的抱歉。）
我漸漸明白：大姐頭不僅僅是個硬殼。我真正的姐姐是個不同的人，某個我才開始瞭解的人。
「現在，」她的聲音平穩下來。她控制住了自己，「你說瓦倫蒂娜影印了他所有的檔案。她這樣做只有一個原因——她要在自己的離婚聽證會上使用它們。你必須馬上告訴勞拉·卡特爾。」
「我會的。」
當我把影印檔案的事告訴卡特爾女士時，她義憤填膺。
「有些個律師幾乎比他們那些不誠實的客戶好不到哪兒去。假如這些檔案在法庭上出現，我們就得反戈一擊。那個私人偵探有進展沒有？」
***
賈斯汀兌現了他的諾言。大約一週後，他打電話來說，他已經追蹤到了瓦倫蒂娜：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住在帝國飯店上方的兩個房間裡。她在吧檯後工作，而斯坦尼斯拉夫則洗盤子。（我已經猜到這些了。）她還申請了社會安全補貼和住房補貼，在諾維爾街租了個連棟房屋，她正在把此房屋轉租給一個歪打正著地晃進了帝國飯店來喝酒的迦納實習聽力師。她有情人嗎？賈斯汀不大肯定。他發現有輛深藍色沃爾沃在附近停過一兩次，但沒有過夜。愛裡克·派克是帝國飯店的長期顧客。沒有可以在法庭上站得住腳的證據。
我對賈斯汀千恩萬謝，給他寄去了一張支票。
我給薇拉打電話，但她的電話佔線，我在等著的時候，決定給斯波爾丁警察局的克里斯·提德斯維爾打個電話。我告訴她特別法庭上的撤訴，並告訴她瓦倫蒂娜現在和兒子一起住在帝國飯店，並且倆人都在那裡打黑工。
「嗯。」克里斯·提德斯維爾用她那清脆的年輕姑娘的聲音說，「你是個不錯的偵探。你應該當警察。我來看看我能做什麼。」
薇拉對賈斯汀的發現非常高興。
「你看，這證實了我一直相信的事。她是個罪犯。不滿足於僅僅毀掉爸爸，還想毀掉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那個迦納人是怎麼回事？也許他也是個尋求政治避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