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個母貓狗狐狸吃生肉的醜老太婆！」

「我很抱歉，瓦倫蒂娜，」大姐頭用她後來向我描述的平靜而理智的聲音說，「但你這是咎由自取。你不能到這個國家來到處招搖撞騙，不管被你騙的人有多愚蠢。」

「我不騙！你騙！我愛你爸爸！我愛！」

「別傻了，瓦倫蒂娜。快去見你的律師吧。」

***

「哦，薇拉，真是太棒了！事情真的都這麼順利嗎？」

如果說我對落入圈套大惑不解的瓦倫蒂娜有過片刻的同情的話，它也是轉瞬即逝。

「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離婚專家太太說。

***

但瓦倫蒂娜的律師有一招卡特爾女士未曾料到的錦囊妙計。在卡特爾女士的要求下，第一次法庭聽證會已被提前，在這次聽證會上將討論把瓦倫蒂娜逐出家門的強制令。我和我姐都沒法到場，所以我們只能從勞拉的敘述裡瞭解事情的經過。她和我父親很早就到了法庭。法官到來。瓦倫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到來。法官開始訴訟程式。瓦倫蒂娜站起來。

「我不懂英語。我必須要翻譯。」

法庭上一片慌亂。文書四處奔忙，緊急電話打了一個又一個。但就是找不到會說烏克蘭語的翻譯。法官推遲了聽證會，定下了新日期。我們損失了兩週時間。

「唉，哥們兒！」卡特爾女士說，「我應該料到這招的。」

***

八月初，原班人馬再次聚集，只是這次多了位從彼得伯勒烏克蘭人俱樂部來的中年婦女，她同意來當翻譯。我父親得替人埋單。她對瓦倫蒂娜和我父親的事一定有所耳聞——方圓數英里以內的所有烏克蘭人都知道此事——但她面無表情，不露聲色。我也請了一天的假去了那裡，以便為勞拉和爸爸提供道義上的援助。那是酷熱難當的一天，他們結婚才剛過一年。瓦倫蒂娜穿著海軍藍鑲粉邊的套裝——也許就是她出席移民局特別審判小組時穿的那件。我父親還是穿著他的結婚禮服和用黑線縫釦子的白襯衣。

卡特爾女士描述了溼抹布、那杯水和醫院臺階等事件。她的聲音低沉而清晰，匯聚著被壓抑的情感，因她所描述的可怕事件而顯得嚴肅莊重。她低下頭，目光低垂，幾乎是覺得抱歉似的丟擲了最後的撒手鐧：一份由精神病醫生出具的報告。瓦倫蒂娜情緒激動、言語豐富地提出抗議，指責我父親撒了惡毒的謊，說她愛自己的丈夫，還說她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和兒子棲身。

「我不是個壞女人。他有妄想症！」

在向自己的聽眾提出申訴時，她把頭髮甩過來甩過去，揮動著雙手，把空氣搞得很緊張。那位翻譯使用第三人稱，把她的話翻譯成了平鋪直敘的英語。

現在，輪到我父親站起來回答問題。他的聲音是那樣虛弱而顫抖，法官不得不讓他把說的話重複了好幾次。他說的英語準確而正式，是工程師式的英語，不過也加入了一點兒聰明的戲劇色彩：他抬起顫抖的手指著瓦倫蒂娜說：「我相信她恨不得殺了我！」他皺巴巴的西裝、厚厚的眼鏡片和虛弱的說話聲音使他顯得瘦小乾癟，神情困惑。法官裁定瓦倫蒂娜和斯坦尼斯拉夫必須在兩週之內帶著自己的全部家當搬出家門。

那天晚上，父親和我開了一瓶窖藏了四年的母親釀的黑李子酒以示慶賀。軟木塞啪地衝出瓶口，直擊屋頂，在石膏板上留下個凹痕。那酒喝起來有點像止咳糖漿，直衝腦袋而去。父親開始向我講起他在基輔的紅色犁具廠的日子，宣稱除了今天，那段時光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不到三十分鐘，我倆都昏睡過去，父親是在他的扶手椅上，我則趴在餐桌上。那夜很晚的時候，我被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倫蒂娜發出的聲響驚醒過來，他們正躡手躡腳地上樓，一面輕聲說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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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精神病醫生宣佈我父親頭腦清醒，但瓦倫蒂娜還是比她意識到的更接近事實，因為只有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生活過的人才能覺察到妄想症的真實特徵。1937年，當我父親從盧罕斯克回到基輔時，整個國家都籠罩在一種妄想症的瘴氣中。

它滲透到人們生活中最私密的縫隙中：它腐蝕了朋友同事關係、師生關係、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夫妻關係。敵人無處不在。假如你不喜歡某人賣給你豬仔時的方式，或是他看了你女朋友一眼，或是他向你索要你欠他的錢，或是考試時他給了你低分，你只要向nkvd（人民內務委員會）打個小報告，他就會遭到清除。假如你喜歡某人的老婆，只要向nkvd打個小報告，西伯利亞的勞動定額就會幫你掃清障礙。無論你多聰明、多有天賦，也無論你可能有多愛國，你仍然會對某人構成威脅。假如你太聰明，你肯定是個潛在的叛徒或破壞分子；假如你太笨，你一定遲早會說錯話。從最低層到最高層，沒有人能躲過妄想症的來襲，實際上，那個在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人，也就是斯大林本人，就是患妄想症最嚴重的人。妄想症從克里姆林宮緊閉的大門下滲了出來，麻痺了所有人的生活。

1937年，著名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因被懷疑是破壞分子而被捕，此事震驚了整個航空學世界。他未被囚禁在勞改營，而是在他自己所在的莫斯科的研究所，和他的整個設計隊伍在一起，被迫在非人的條件下繼續工作。他們睡在武裝警衛監視下的集體宿舍，但被喂的是最上等的肉和大量的魚，因為據信大腦需要好的營養才能很好地運轉。每天一小時左右，工程師們被允許走進研究所屋頂上的一個被圈起來的空地去放風。從這裡，他們能夠看到自己設計的飛機在頭頂上的天空中盤旋翱翔。

「不只是圖波列夫，」我父親說，「還有凱爾伯、留裡卡、阿斯托夫、巴提尼、洛金斯基，就連太空梭之父科羅廖夫都未能倖免。」突然間，航空工業成了一種危險的事業。

「徹頭徹尾的低能兒現在成了主管！工程師們建議建造一個使用汽油的小型兩驅應急發動機來取代笨重的四驅發動機，用以在飛機發電機失靈時啟動其電子系統，結果他們的建議被禁止，理由是一步就從四驅到兩驅太危險。他們被命令建造三驅發動機！三驅發動機！哈哈哈！」

或許是因為圖波列夫的被捕，又或許是因為妄想症的有毒影響，但也就是在這時，我父親開始改變自己的擁戴物件，從翱翔於藍天蒼穹的航天事業，轉向俯首於黃土大地的拖拉機世界。於是，他在基輔的紅色犁具廠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紅色犁具廠是個沒有妄想症的地方。它依偎在第聶伯河一處彎曲的河岸的懷抱中，遠離主要的政治中心，繼續著自己那卑微謙下的工作：生產農用器具、建築機器、鍋爐和大桶。沒有什麼能讓人聯想到軍事情報。沒有什麼是保密的或最先進的。因此它成了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詩人和只想呼吸自由空氣的人們的天堂。我父親的第一個設計專案是一臺混凝土攪拌機。它很美。（他旋動著雙手以說明它的運動。）然後是一架雙刃犁具。（他上上下下地滑動雙手，手掌朝外。）夏天的夜晚，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後，他們會脫掉衣服，在環繞在工廠區域的寬闊的河水裡游泳，河床是沙地。（他精力充沛地示範著蛙泳。李子酒確實已經衝進他腦袋裡了。）他們吃得也很好，因為他們有副業，可以修理腳踏車、摩托車、抽水泵、手推車，無論誰從後門帶來什麼東西，都會拿麵包和香腸作為報酬。

我父親在紅色犁具廠從1937年一直幹到1939年戰爭爆發，與此同時我母親上了位於基輔郊區的獸醫學院。他們住在一所兩室的公寓裡，公寓在位於多羅勾直特斯卡街的一座灰泥抹牆的「新藝術」房子的一樓，與他們同住在此的是安娜和維克多夫婦，他們是在大學裡認識的。他們那條路的盡頭是梅爾尼科夫大街，那是條寬闊的林蔭道，它在經過古老的猶太人公墓後，徑直通往娘子谷那樹木叢生的陡峭山谷。

***

我第二天醒來時，頭痛欲裂，脖子僵硬。父親已經起來了，正在擺弄著收音機。他精神旺健，勁頭十足，立即就想繼續說他沒說完的關於圖波列夫的命運的話題，但我讓他住了嘴，然後用水壺燒上水。有種什麼東西預示著房子裡的寂靜。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倫蒂娜出去了，那輛羅孚從車道上消失了。當我端著一杯茶在房子裡穿梭漫步時，我注意到，瓦倫蒂娜房間裡一些零七碎八的東西似乎被清理掉了，一些瓶瓶罐罐從廚房裡消失了，那臺小型行動式影印機也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