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下是牧場，

那綠油油的牧場啊，物產富饒。

人們猶如生活在天堂。

在鄰村，有個女人吃掉了自己的嬰孩。她瘋了，遊蕩在鄉村小道上，嘴裡哭喊著：「可她已經先死掉了。吃了有什麼關係？那麼胖乎乎的！不吃多浪費？我沒殺她！不！不！不！她已經先死掉了。」

khutor的偏遠救了他們的命——即使有人想起他們，可能也會認為他們已經死了。1933年，他們想方設法地弄到一張通行證，長途跋涉地到了盧罕斯克（luhansk）（不久後這裡被改名為伏羅希洛夫格勒），索尼婭的姐姐舒拉就住在那裡。

舒拉是位醫生，比索尼婭大六歲。她有點冷幽默，頭髮被染成紅色，對奢侈的帽子情有獨鍾，笑起來咯咯的（她抽用自家種的菸草手工卷制的香菸），嫁了個上了年紀的丈夫——一個共產黨員，還是伏羅希洛夫元帥的朋友——他可以拉關係走後門。他們住在鎮子邊上一棟老式木屋裡，屋簷上雕有花紋，有藍色的百葉窗，花園裡種著向日葵和菸草。舒拉自己沒孩子，所以對索尼婭的孩子傾注了過分的熱情。當索尼婭找到份教師的工作，帶著兩個小點兒的孩子搬進城裡的一間小公寓時，柳德米拉留在了舒拉姨媽家。舒拉姨媽的丈夫給她在盧罕斯克的機車廠找了份工作，她要在那裡接受訓練，成為吊車司機。柳德米拉對此心不甘情不願。她跟大吊車能有什麼溝通？

「幹吧，幹吧，」舒拉姨媽催促道，「你會成為一名無產者的。」

起先，熟練掌控那些大型機器，讓它們在自己的指揮下運轉自如，是件讓人興奮的事。隨後它就變成了例行公事。然後就變得乏味得要命。她再次夢想成為一名獸醫。動物聞上去有生命的氣息，摸起來非常溫暖，應付和征服它們遠比控制用槓桿就能操控的冷冰冰的機器令人激動。（「大吊車和拖拉機跟馬比起來是多麼可悲的事啊，娜迪婭！」）那時的獸醫只給大型動物做手術——有價值的動物——母牛，公牛，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婭，這些英國人會花上一百英鎊去救一隻從街上撿來的貓或狗的命，還什麼都不為。真是心腸好到笨！」）

她給基輔的大學寫信，然後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寫的表格，要求她詳細寫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職業——他們屬於什麼階級。現在，只有那些工人階級的後代才能上大學。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對於它們如石沉大海的結果毫不驚訝。她二十三歲，她的生活似乎進入了死衚衕。然後，她收到了那個跟她同過學的奇怪男孩的信。

***

婚禮，如同葬禮一樣，為家庭戲劇提供了完美的表演場所：有各種各樣的儀式和象徵性習俗，併為趨炎附勢提供了喬裝打扮紛紛亮相的機會。據薇拉講，我父親的家族不贊成他娶奧切雷特考家的女兒。雖說那姑娘，柳德米拉，長得挺水靈，娜迪婭奶奶說，可也相當野，而且退一步說，非常不幸的是，她的父親是「人民的公敵」。

從索尼婭外婆的角度而言，她覺得我父親家族的人有些自命不凡，舉止怪異。馬耶夫斯基家族是一小部分烏克蘭知識階層中的一員。祖父馬耶夫斯基，也就是尼古拉的父親，個頭相當高，白髮飄飄，戴副小眼鏡。在1918年烏克蘭獨立運動短暫的興盛期裡，他甚至擔任了六個月的教育部長。斯大林掌權後，烏克蘭自治思想遭到滅頂之災，他成了基輔一所烏克蘭語言學校的校長，是自願捐款活動的組織者，不斷受到來自有關機構的重重壓力。

正是在這所學校，母親與父親初次相遇。他們同班。尼古拉總是第一個舉手的孩子，在班上總是名列前茅。柳德米拉覺得他全知全能到了令人難堪的地步。

尼古拉·馬耶夫斯基與柳德米拉·奧切雷特考於1936年秋在盧罕斯克的結婚登記處結婚。他們同為二十四歲。婚禮沒有金色穹頂，沒有鮮花或鐘聲。主持婚禮儀式的是位身材滾圓的黨的女官員，她身著深綠色套裝，白襯衣似乎不大幹淨。新娘子沒有懷孕，也沒人流淚，儘管有太多需要流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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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曾經相愛過嗎？

不，薇拉說，她之所以嫁給他，是因為她需要一條出路。

是的，父親說，她是我見過的最可愛的女人，也是最精力充沛的。你真該看看她生氣時的黑眼睛。在溜冰場上，她滑起冰來就如同一位女王。看她騎在馬背上的樣子，真是令人蕩氣銷魂。

不管他們是否相愛，他們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那麼，爸爸，關於柳德米拉，你還記得些什麼？告訴我吧，當你們初次相遇時，她是個什麼樣子？（我在嘗試使用懷舊療法。我暗自希望，如果母親的形象充滿他的頭腦，就會將那個入侵者從他頭腦中抹去。）第一眼看去，她可愛嗎？她漂亮嗎？」

「是的，確實漂亮。從各方面說，都相當漂亮。可是，當然沒有瓦倫蒂娜漂亮。」

他坐在那裡，臉上浮現出一絲神秘的笑容，幾縷銀髮散亂在磨損了的衣領上，用深色包裝膠帶粘起來的眼鏡架在鼻尖上，使我看不大清他的眼睛。他那因關節炎而腫大的手捧著一大杯茶。我真想衝上去，搶過茶杯，潑他一臉的水。但我意識到，他對自己的話有可能對我產生的影響一無所知，根本一無所知。

「你愛她嗎？」（我的意思是，他是否更愛她一些。）

「呵，愛情！愛情是什麼！沒人能明白。在這一點上，科學得向詩歌舉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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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沒邀請我們參加婚禮，但他無意中說出了日期。「現在沒必要來。一切都ok。你們可以在六月一日以後來。」他說。

「我們有四周的時間來阻止她。」姐姐說。

但我猶豫不決。他的快樂和新展現出的生命活力讓我感動。再說，我滿腦子都是邁克的看法。

「也許事情會很好。也許她會照料他，讓他在晚年享受到幸福快樂。這總比進養老院好些。」

「發發慈悲吧，娜迪婭。你想也別想，當他年事已高、口水直流、大小便失禁時，那種女人會陪在他身邊？她會把他的財產席捲一空，然後溜之大吉。」

「但我們得面對這樣一個事實：等他老了以後，你和我都不會照看他，是吧？」（最好把事實擺出來，儘管這其中的坦率令人刺痛。）

「我為母親盡了全力。對父親，我感到的是種責任感，除此之外沒別的。」

「他不是那麼容易去愛的人。」我竭力讓自己聽上去不是在指責誰，但她聽上去覺得就是如此。

「這跟愛毫無關聯。我會盡自己的義務，娜傑日達。正如我真心希望你也會。即使那意味著不讓他變成一個自欺欺人的大白痴。」

「我確實不能全天候地照料他，薇拉。我們一直都在爭論。這快讓我瘋了。但我希望他沒事——希望他幸福。如果瓦倫蒂娜讓他幸福……」

「這不是幸福不幸福的事，娜傑日達，這是錢的事。你就看不明白嗎？我猜，因為你那左傾思想，無論是誰想來宰割勞苦大眾，你都會舉雙手歡迎。」

「左傾跟這事扯不上邊兒。關鍵在於，什麼才是對他最好的。」（自鳴得意的口氣。瞧見了吧？我可不是像姐姐那樣的法西斯分子。）

「當然是這樣。當然是這樣。我說過其他什麼嗎？」

***

姐姐又給內政部打了電話。他們告訴她，必須把她的話變成書面形式。於是她寫了，以匿名的形式。她給父親將在那裡進行婚姻登記的登記處打電話。登記處人員對她的話深表同情。

「但你要知道，假如他到頭來仍決心一條道走到黑，我對此絕對沒轍。」登記處人員說。

「但她跟她的烏克蘭丈夫的離婚——顯而易見，離婚是到最後一刻才完成的。而且他們離婚後，她又回去跟他住在了一起。」

「我會檢視一下相關材料，但如果全都符合程式……」

「還有翻譯的問題。她不得不在最後一刻請倫敦的一家代理機構翻譯材料。他們也許會把離婚訴訟的終局判決與日後才生效的離婚判決混為一談。」我姐姐是個離婚專家。

「我自然會認真檢視的。但我不懂烏克蘭語，材料上怎麼寫，我就得怎麼看。他是個成年人。」

「他乾的可不是成年人乾的事。」

「呵，好吧。」

她聽上去就像個典型的官僚作風的社會工作者，我姐姐告訴我。她會盡力，但當然她必須恪守規定。

我們駕起想象的翅膀，出現在婚禮之上，在儀式舉行到一半時溜了進去，那對新人正站在祭壇邊。

「我要穿黑套裝，」薇拉說，「就是我在母親葬禮上穿的那件。當牧師說：‘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原因或法律上的障礙……’我們就從後排大聲喊出……」（我一直想那麼幹。）

「但我們說什麼呢？」我問姐姐。

我倆都僵住了。

***

父親與瓦倫蒂娜於六月一日在聖母教堂舉行了婚禮，因為瓦倫蒂娜是天主教徒。父親是個無神論者，但他遷就了她。（女人天生缺乏理性，他說。）

他給了她五百英鎊買結婚禮服：奶油色聚酯纖維絲質地，緊緊地包著腰部和臀部，領口有內緣翻邊，上面裝飾著褶邊蕾絲，從那裡，你可以瞥見一對若隱若現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我已經看過了婚禮照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上躥下跳地瞎忙一氣，以確保他僱來的攝影師抓取到最好的角度。他想向所有那些嘲笑她的說長道短的懷疑論者炫耀她，他的戰利品。她則需要這照片給移民官看。

牧師是個年輕的愛爾蘭人，我父親說，看著就像個一臉雀斑、頭髮直立的十幾歲的少年。當他為這對古怪的夫婦的結合祝福時，他會作何感想？他知道新娘子離過婚嗎？還是他僅僅覺得有點兒不安？扎德查剋夫婦，新娘子僅有的烏克蘭朋友，也是來自烏克蘭西部的天主教徒。會眾中所有其他烏克蘭人，也就是我父親請來參加婚禮的我母親的朋友，都是從東部來的東正教徒。我猜牧師的年輕和雀斑證實了他們對天主教的所有懷疑。

她塞爾比的叔叔也在團體照裡，還有斯坦尼斯拉夫，以及一些她工作時結識的朋友。他們都有一副面對醜行若無其事的嘴臉，身著盛裝，得意揚揚。鮑勃·特納沒有出席。

婚禮之後，那些大約兩年前在參加過我母親葬禮後坐在前屋的人現在又回到這所房子，用伏特加為這對幸福的夫婦乾杯，一點點地啃食著從樂購超市買來的點心，一面竊竊私語……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兒。但我可以想象那些閒言碎語，那些飛短流長。只有他年齡的一半。瞧她那胸脯——瞧她是怎麼讓它在男人鼻子底下晃來晃去的。她臉上的化妝油。那自欺欺人的老頭子。丟人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