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生早就和冰鋒約好，跨年之際，找個地方去迎接新的一年。聽說大鐘寺元旦零點敲鐘，九點、十二點、下午三點還要敲，但去的人一定很多，而且是在廟裡，沒有多大意思，不如另外挑選一個有大鐘的地方。冰鋒說，那麼只能去電報大樓，或者北京站了。葉生說，去電報大樓吧，也讓我拿一回主意。

冰鋒乘24路汽車到了東單，還沒下來，就看見葉生推著腳踏車，站在一盞路燈底下。兩個人不約而同地穿了軍棉大衣，都顯得很臃腫。她身上那件特別新，顯然是頭一次穿，前擺還有摺疊過的痕跡，在橘黃色路燈照耀下，原來的軍綠色變得接近於黃色，前襟兩排棕色塑膠大圓扣，每排五個，一排是裝飾，另一排系得嚴嚴實實。後面束腰帶上也裝飾著兩個同樣的扣子。頭上戴著一頂很大的水獺皮帽子，相當有型，跟她的身材和麵部輪廓很相稱；毛皮是深褐色的，泛著一種高貴的光澤，看去鬆軟、輕柔，恰與她穿的軍棉大衣粗糙的棕色栽絨領子形成鮮明對比。葉生見冰鋒盯著她的帽子看，說，這是媽媽留給我的。冰鋒想，她的一家一直過著那種幸福、舒適、有秩序的生活，這一秩序甚至不因某個成員的離去而受到破壞。心中不禁生出些微反感，但很快就過去了。他笑著說，你這打扮，像個白俄軍官。葉生說，嗯，我是個女匪徒。

已經過了十一點，沒有公交車了。葉生跨上腳踏車，冰鋒側身坐在後座上。她還是老樣子，屁股懸空，直著身子，站在腳蹬子上騎了起來。等她坐到座位上，他才伸出雙手輕輕摟住她的腰，雖然隔著厚厚的棉大衣，也感覺不到那裡是腰。她的棉大衣下面露出兩條被牛仔褲緊緊裹著的強健的小腿，腳上還是那雙馬丁靴，靴口有一截黑色的毛線襪子。坐下來騎車時，雙腿蹬車的動作有些機械，像是連桿快速地牽動軸承旋轉一樣。葉生一路頂風向西騎去，不時就要採用那個站著的姿勢蹬車。她的身體形容起來應該是「嬌小」的某個反義詞，反正把迎面刮來的風都給遮擋住了。每到一處路口，趕上紅燈就踏踏實實等著，綠燈則下來推車走過去，雖然街上既沒有警察，也很少見到行人和汽車。

到了電報大樓，還有幾個人也站在人行道上守候，一起仰望著頂層鐘樓上那座四面都有白色鐘盤的大鐘。可惜過了十點鐘就不響了，但當短針和長針在十二點處重疊的那一刻，冰鋒彷彿聽見自己心裡響了一聲。他的手和葉生的手拉在了一起，身邊有人歡呼起來。其他人隨即離開，只剩下他們倆。葉生還在望著大鐘，忽然說，「forlastyear’swordsbelongtolastyear’slanguageandnextyear’swordsawaitanothervoice.」

冰鋒問，你說什麼呢？葉生說，這是艾略特的兩句詩：「去年的話用的是去年的言語，來年的話要用另一種形式表達。」是我隨口譯的，翻譯家會有更好的譯法吧。冰鋒說，寫得真好。除了那次問起詩劇的事情，葉生這陣子不大跟他談論文學了。冰鋒想，大概文學之於她，好比小時候得的一場熱病，過去也就過去了。現在忽然聽她背誦起詩來，好像又成了那個文藝女青年。

葉生說，前幾天我想快到新年了，忽然記起這兩句詩，感覺其中有個意思，很怪。冰鋒說，是什麼呢？葉生說，這裡的lastyear和nextyear都基於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時間點。按照一般的邏輯，在lastyear和nextyear之間應當還有一個thisyear，就是今年。只是因為這裡的thisyear等於零，所以lastyear過後直接是nextyear。你看，只有我們兩個是活在今年的人。冰鋒略感意外地說，哦，今年等於零。

葉生開始講去年和前年自己怎麼過的新年，冰鋒卻還在想她剛才唸的詩，以及她和自己的對話，心裡忽然沉重起來，感慨地說，只怕我們還沒有找到來年另外的表達形式，就已經忘掉了去年的言語。葉生沒有搭茬兒。冰鋒又說，在我們的一生裡，可能也有這麼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時間點。葉生沉思了一下說，也許人類歷史也有這樣的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時間點，我們置身其中，還以為是一個時代。

這回輪到冰鋒沉默了。但葉生像是並未察覺，又說，我希望以往的一切隨著去年的過去而結束，未來隨著新的一年的到來而開始。新的一年，新的開始，聽起來是一句最俗氣的話了，但這時候還是想說一遍。你知道嗎？明年連糧票、米票和油票的計量單位都要改了，原來的斤和兩，改成千克和克了，真有意思。冰鋒昨天晚上沒睡好，今天上班又特別忙，有點犯困，想提議不如各自回家，又不願掃她的興。

葉生說，報上說日本芙蓉財團要投資建造一座四百米高的北京塔，也不知什麼時候能夠變成現實。我見過東京塔夜景的照片，很漂亮，是不是也要建成那個樣子呢？冰鋒想，這未免太遙遠了，自己簡直無法企及。葉生說，你大概會笑我幼稚吧。我對類似這樣的事情，確實總是誠心誠意地期待著，甚至有種小小的激動。我經歷過的事情很少——除了我媽媽去世，但這件事對我來說，還只限於一個巨大的打擊，一種沒法忍受的悲傷。生與死到底是怎麼回事，其間是一個什麼樣的界限，或許還得過些年，等我活得久一點，才能真正弄明白。我小時候簡直無憂無慮，家裡什麼都給安排好了，無論小學、中學，都沒留下深刻的記憶。再加上我又比你們小几歲，錯過了很多事情，你上大學時的幾場風波，我都沒趕上。冰鋒說，我也都沒有參與啊。

葉生說，是嗎，為什麼呢？等到我上了大學，這些都過去了。你們那時候讀薩特，讀尼采，讀弗洛伊德；我們呢，讀瓊瑤，讀三毛，讀金庸。說到這裡，她自嘲地說，其實我讀金庸，還挺上癮的。我也向往三毛的生活，對我來說，好比是一間幽閉的房子開了一扇窗戶，窗外有大海，有藍天，有沙漠，有橄欖樹，當然，還有她的荷西。冰鋒偷偷打了個哈欠，葉生沒有看見。她提到的這幾個人，他只讀過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並不怎麼投緣。

葉生稍顯激動地說，我講這些，在你眼裡可能更幼稚淺薄了。但我對這世界，對我們的生活，對未來，總還是願意抱著一種善意的態度。善意是我活下去，並且爭取好好活下去的動力。比起惡意地看世界，善意地看世界其實要困難得多。因為善意像是棵小樹苗，根扎得很淺，一陣風吹來沒準就動搖了，而這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與我們有關的，無關的，往往構成對我們心中的善意或大或小的打擊。相比之下，惡意簡直是一棵大樹，它根植於整個歷史，整個現實，又高又壯，實在太結實了。但我在樂觀與悲觀之間，還是願意選擇前者。我們班上有個同學非常悲觀，說過一句話：假如我是世界上第一個人，我根本不會出生；假如我是世界上最後一個人，我早就死了。我對他說，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想做世上第一個樂觀的人，最後一個善良的人。雖然我也知道，只有睜開眼睛，善良才不會變成遲鈍，甚至愚蠢。她停了一下又說，恨與愛也是這樣。我承認，作為一種情感，恨看起來比愛深刻得多，豐富得多，當然更強大得多。但我還是認為，這世界所需要的是愛而不是恨，最終愛可以化解一切。記得我和你談到過《呼嘯山莊》，如果讓我挑選的話，我既不想當那裡的希刺克厲夫，也不想當凱瑟琳。我想當小凱瑟琳和哈里頓·恩蕭，他們多少修補了被希刺克厲夫破壞了的那個世界。

他們走到馬路對過，一幢樓頂有些錯落的二層樓房，高大的上層牆面正中豎著手寫的「首都電影院」，「院」字被橫懸的寬銀幕立體聲電影《超人》的廣告牌遮住了一半。大門裡黑洞洞的，最後一場電影早已散場。葉生說，咱們走走吧。冰鋒又想說回家吧，但還是沒說出口。路過西長安街郵電局，也黑著燈，玻璃窗上反射著路燈的光。來到北新華街口上，葉生往南指了一下說，音樂廳已經蓋好了，挺漂亮的，星期天我來看了一下。一月四號首演式，曲目是《黃河大合唱》和《歡樂頌》。可以搞到票，但我想你不會願意湊這熱鬧，還是過些天再來吧。記得上次來這裡還是個大坑呢，這期間咱們分開，又重新在一起，它居然已經蓋好了。要不要過去看一眼？冰鋒說，不了，找時間去聽一場好了。葉生說，那得等有更好的曲目，更好的樂團，更好的指揮。交響樂當然可以聽，但我想聽的是室內樂，像鋼琴三重奏或絃樂四重奏什麼的。冰鋒對此是外行，只能隨聲附和。

葉生接著說，其實咱們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三四月份一起去海南島看哈雷彗星吧，興許還可以去更遠的地方。冰鋒問，為什麼要去那麼遠的地方？不是說那時北京能看到哈雷彗星麼？葉生說，說法又變了，北京那時就看不見了，要去海南島，那裡還能看到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在北京，那個尾巴始終看不明顯。我知道了這訊息，對北京就有點失望了。隔了一會兒，她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我要看最完整的哈雷彗星，因為這輩子只能看一次——下一次是七十六年之後，咱們都不在了，就是在，眼睛大概也看不見了。我也想要最好的人生，因為只能活一輩子。

兩個人繼續沿著西長安街向東走去。葉生一路推著車，車鏈子偶爾發出輕微的聲響。他們走過新華門對面那道西洋式花牆，路燈照耀下，牆上樸拙而又不失華麗的花形雕塑看得清清楚楚。牆上方那排窄長的縫隙裡，露出了晴朗的夜空。這條路他們不止一次走過，現在誰都不出聲了，似乎要一起好好欣賞那長長的花牆，寬闊的人行道，路邊一棵又一棵國槐。走著走著，都站住了腳，仰望伸向夜空的光禿的樹冠，淡淡泛著白光的每一枝都那麼舒展，那麼瀟灑。背後一盞路燈的光，把他們的影子投到了前面一棵樹的樹幹上。而另一邊，是安安靜靜的大街，偶爾有車輛悄悄駛過。冰鋒忽然精神起來，想起他們在電報大樓下面說的話，覺得身處此情此景之中，卻有如一個夢境，而且曇花一現，應該特別加以珍惜——譬如拉住葉生的手，擁抱她，親吻她，要她記住這個地方，這個夜晚；但又明確有種預感，一切行將不復存在，不免暗自悲哀起來。

葉生說，你知道嗎，apple去美國參加詩歌節，果然沒有隨團回來。她們單位本來就不同意她出國，百般阻撓，還是經作協疏通才批准的，現在她雖然沒有發表什麼宣告，但單位還是認定她叛逃了，給雜誌社、出版社都發了信，她的詩集正在印刷中，據說叫停了，有的刊物也撤下了她的作品。但也許這些對她來說都無所謂，也許還對她留在美國有利呢。她走了之後一直沒有來信，有關她的訊息都是聽別人說的。無論如何，這是她自己做出的選擇。在冰鋒心中，apple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了，所以不知說什麼好。

葉生接著說，大川他們可以說是做了另外一種選擇。事業進展很順利，也很快，遠遠超出了規劃，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幸虧有尚芳，這時候就看出她的本事了，創業最需要的兩點，一是不保守，二是夠穩重，她都佔齊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時代的弄潮兒。這個時代正期待著這樣的人，給他們提供機遇，抓住了大的機遇，可能會取得比預期更大的成功，到時候自己都會被自己嚇一跳。無論apple，還是大川和尚芳，他們的存在在過去的年代裡都是不可想象的。冰鋒聽了，更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葉生又說，但我並不打算像大川他們這樣，當然也不會像apple那樣。說實話，深圳公司給我保留了一個在他們看來很好的位置，但我沒有答應。我從來都不想面對過去而生，而想面對未來而生。apple，大川和尚芳，當然也是面對未來而生，但我有我自己的面對未來而生的立場和方式。我覺得這裡有個適應和適合的區別，現在說的機遇，都是要你改變自己去適應社會；我更希望找到適合我的人生。在我看來，適應社會，一方面非常難，要有眼光，有機會，有能力，還得持之以恆；但假如這些都有了，它又成了一件太容易的事情了。我還不想馬上把自己限定在這樣一個方向上——一個幾乎可以說是被外界規定好了的方向。對於這個世界，我希望再多瞭解一些，多理解一些，尤其是發現自己都有什麼可能性，然後再來規劃人生方向。我說這些，特別希望能夠得到你的認同。我希望找到一種真正屬於自己的，而不是別人都這樣，所以我也這樣的面對未來而生的方式。當然，到時候如果實在找不到適合我的人生，再回過頭來適應社會好了。

冰鋒的睏意又上來了，他並沒有好好聽葉生說話，只留意對他說話的這個人——她那張大嘴張了又合，合了又張，吐出一團又一團哈氣。這是一個認真的，誠懇的，可愛的，充滿靈動的，像鮮花一樣綻放，也像鮮花一樣脆弱的女人。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正同時被兩股洪水所挾裹——與葉生的關係，還有日益強烈、日益迫切的復仇的念頭。他很擔憂隨波逐流，不能自主，甚至無法冷靜地、理智地做出判斷。那樣的話，即將發生的一切有可能都是盲動，而兩股洪水有可能匯聚一處。

他們走到石碑衚衕口，已是那道花牆的盡頭。葉生談興猶濃，冰鋒只好繼續陪她走，繼續聽她說，人只能活一輩子，要是一點都不為別人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不能這麼自私；但是一輩子只為別人活，一點都不考慮自己，也是不對的。記得幾年前《中國青年》發表過潘曉的信，引起一場大討論，那時我還在上高一，不完全懂得大家在說什麼。這討論匆匆結束了，雜誌後來好像還作了檢查。現在回想起來，那封信的發表，還有那場討論，實在是中國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頁，說是開啟了一個時代也不算誇張，雖然潘曉講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並不深刻，而那些討論就更皮毛了。我覺得這標誌著個人主義精神的勃發，個人主義立場的確立，與過去的集體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立場不僅不同，而且根本對立。這場討論雖然沒有進行下去，但有種趨勢不可遏止，就是個人主義的時代行將到來，大家一致的集體主義立場，被一個個個人主義立場取代了，無論人們嘴裡繼續唱什麼高調。這種趨勢，當然從報紙和電視新聞聯播裡看不出來，但看看你身邊的人在想什麼、說什麼和做什麼，就知道了。

這幾句話冰鋒倒是聽進去了。本來想告訴葉生，她顯然過於強調這件事所造成的思想影響了，假如個人主義在中國真的能夠成為一種潮流，也只是現實意義上的，而不是思想意義上的。現實可以改變思想，思想卻很難改變現實。啟蒙只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並無實效的舉止罷了。但現在他既不打算也沒有精神與她爭論。

葉生說，我對於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的歷史，瞭解得很不夠，雖然過去發生過什麼事，多少也知道。我還不能一概理解它們為什麼發生，所以無論對整體，還是對具體的某一件事，某一個人，都無法馬上給予評價，做出結論。但我有一個印象，就是那些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對的，錯的，基本立場其實並沒有多大區別，那個年代的人，都是從集體的而不是個人的立場出發去考慮問題，去付諸行動的。他們都沒有活過真正屬於自己的一生。失敗者固然如此，那些勝利者就談得上心滿意足了嗎？當然我不是說兩種遭遇的人殊途同歸，但我確實認為後一種人活得也很可憐，沒有屬於自己的思想，沒有屬於自己的價值標準，過的都是整齊一律，人云亦云，所有的方向都早已被規定好了的一生。你只要聽他們說話就知道了，誰也說不出一句自己腦子裡實實在在想出來的話。有的人還自詡是在獨立思考，但個人站在集體的立場上進行的思考，怎麼能算獨立思考呢？我曾經想寫一個故事：一個人死了，屍檢發現腦子是新的，一輩子沒用過。所以他們即使犯過什麼錯，說到底也是可以被原諒的吧。當然現在中國個人主義的水平還很低，僅僅是利己主義，人們還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想，這件事對我好處何在，壞處何在，而不是站在這一立場想，這件事究竟對不對，應不應該發生，但已經與過去那種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改變了許多了。在這樣一個個人主義的時代，歷史已經不可能倒退回去，過去發生過的那些事情也不可能重演了。

冰鋒近乎敷衍地說，你真的是很樂觀，說得跟人類的歷史和現實擁有一種自愈能力似的。他心想，她恐怕早晚有一天會為自己當初這種書呆子的想法感到羞愧的。葉生說，其實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國家、世界的未來，我並不覺得我們能夠展望得那麼清晰，那麼準確。不到一個小時以前我還是二十二歲，現在已經到了二十三歲這一年了，我不知道在我三十二三歲，四十二三歲，五十二三歲的時候，自己是什麼樣子，周圍是什麼樣子，中國和整個世界是什麼樣子。即使是對於當下的看法，也是一樣。我們可能已經生活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也可能是生活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與一箇舊的歷史時期之間的過渡階段，但我不太相信，我們現在乃至以後仍然生活在那個舊的歷史時期。無論如何，這個世界變了。過去和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許要到未來才能真正看明白。我知道人生有坎坷，歷史也有倒退，什麼都不可能按照一條直線發展，但過去只有一種，而未來可能有很多種，這一點總是不錯的。將未來限定於與過去對應的一種，在我看來是一種偏見。

已經快走到人民大會堂了，看到了夜幕下那巍峨建築的一角。冰鋒終於說，不早了，你回家吧。葉生像是從一個夢裡醒過來，似乎還想再說些什麼，但打住了，只是略顯傷感地說，好吧。冰鋒說，我到天安門去坐203路夜班車，在北京站倒204路，下車穿過一條衚衕就到了。葉生說，得了吧，只怕你明天早上也到不了，還是我帶你回家吧。

她騎上車，冰鋒坐在後座，一開始她還是那個習慣的蹬車動作，顯得更加剽悍。路上起了風，一直在後面推著他們前行，冰鋒只覺得後脖梗子冷颼颼的，葉生也坐在座位上，用不著再那麼騎車了。冰鋒在她背後，彼此不便交談，一直到了他家住的衚衕口下來，都沒怎麼說話。臨別時他象徵性地輕輕擁抱了她一下，她卻在那幾乎只是一瞬間閉上了眼睛，像是享受，又有點落寞。他搞不懂，這個晚上她的話怎麼那麼多，就像那次去天津一樣。或許是自己既困又累，難以專注的緣故，她的話聽起來虛無縹緲，不大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