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中地方法院的長廊上，「死道友」們陪我坐在椅子上等待開庭。
假髮阿姨說了一個笑話，比如她有個朋友收到文縐縐的法院判決書，看不出打贏還是打輸，跑去問神。神明降乩，乩童看了頭痛，把判決書吃了。「死道友」們聽了乾笑幾聲。我覺得不好笑，這時候無論講什麼都不好笑。
距離我被傷害的那天已過了三個月，如今來到了髮夾彎，無論是否通過，傷害仍會永遠跟著我。我坐在椅子上，等候法警唱名，心情緊張，看著庭務員用推車拉著成堆的開庭卷宗、證物與法庭日記經過。有幾個要打官司的人拿著傳喚單，坐在椅子上發呆。一個戴眼鏡的女孩從中庭對面的偵查庭出來就大哭了，哭聲讓大家更沉重。不久，兩位法警從地下室的羈留室押送犯人上來。犯人穿灰色囚衣，戴著手銬腳鐐，發出聲響，低頭面對一位少婦帶著八歲的女兒。女兒大喊一聲爸爸加油，囚犯就抬頭不哭了。我要哭了。
祖母捉住我的手，我就忍下淚了。母親這時通過法院的金屬探測門，到處找開庭地點，她繞過長廊角落，那兒坐著廖景紹。廖景紹請了兩名律師，他們熱切討論，佈局待會兒的法庭辯論。看到這兒，我再度緊張，沒發現母親來到我面前了，我抬頭看她，離開三個月沒使得這一眼有起伏。
庭號燈響了，法警叫大家進來開庭。我前往法庭為性侵官司特別設立的隔離室之前，酒窩阿姨替我祈禱，「死道友」也用她們的方式給我祝福，她們知道我會贏，已訂好餐廳，在退庭後舉行慶功宴。
法庭內，三位女法官從後門進來時，法警要大家起立。大家坐下後，法官很快進入程式，一點都不想耽擱似的，連電影中常見的敲法槌開庭都沒有。三位法官坐在法臺，穿鑲藍邊黑袍，坐中間的審判長說已經開過兩次「準備庭」，今天直接進入互動詰問。
第一位證人是幼兒園老師馬盈盈，她平日穿緊身牛仔褲當作皮膚，今天也是。廖景紹的律師傳喚她來是有原因的，她的記憶力非常好。馬盈盈常對小朋友耍的絕招，是背下根號2或圓周率的小數點以後一百位數，也能背下近兩百位小朋友的名字；她的專長是傍晚站在幼兒園大門，進一個家長來，就廣播「某某某小朋友，你的誰誰誰來接送」，令家長覺得自己受到重視。
辯護律師有兩位，先上場的是小鬍子律師。他習慣摳嘴角，彷彿那兒有顆惱人的青春痘。他從外圍問，慢慢地問到事發當日：「五月二十八號那天聚會，你們喝了多少酒？」
「很多。」
「有沒有確切的資料？」
「雪藏白啤酒共十八罐，法國坎特里堡白葡萄酒三罐，還有一罐百樂門威士忌。」
「黃莉樺小姐有喝嗎？」
「不少。」
「黃莉樺小姐喝了多少，想得起來嗎？」
馬盈盈閉上眼，沉思說：「啤酒兩罐，葡萄酒約五杯，她不喝百樂門。」
小鬍子律師隨即提示證據，將當天消費的統一發票秀出來。要我不看到這張證據還真難，它透過每個座位前的計算機螢幕播放，兩側牆上也有投影。資料真的如馬盈盈所言，沒有錯。
接著，小鬍子律師慢慢找出對被告廖景紹有利的證詞，比如問敬酒過程：「是誰喝得比較兇？」「黃莉樺小姐起身去廁所時，走路狀況如何？」「廖景紹先生喝多少？」「廖景紹先生有對黃莉樺小姐敬酒嗎？」「黃莉樺小姐對廖景紹先生勸酒嗎？」這些提問都很細。
我知道小鬍子律師的用意了，他要藉由記憶力超強的證人馬盈盈，告訴三位法官：當日氣氛融洽，廖景紹沒有預謀把我灌醉，我也沒有裝醉。這朝著律師在準備庭所擬的論證重點發展：「這不過是日常聚會後，一對現代男女的一夜情」歡快劇本，廖景紹無罪。
穿紫邊黑袍的檢察官拿著筆，輕輕敲桌子。這是法庭最常出現的小聲音，偶爾也出現在門口的執勤法警坐皮椅的擠壓聲，或極低音的內線電話聲響。審判長沒有阻止小聲響，只有誰的聲響過大時，她才提醒似的瞪誰。
檢察官停止敲筆，便是開始問話時，她問得很外圍，似乎找不到新證據。我知道她的想法，馬盈盈不是今日辯詰的主菜，但身為被害人的檢察官，不能隨意放棄這道小菜。所以她問了幾題，又出現敲筆的習慣，不知是在思索，還是在苦惱什麼。
「馬盈盈小姐，你和廖景紹認識幾年了？」檢察官問。
「五年又三個月。」
「廖景紹生日幾號？」
「六月十五號。」
「他的身高呢？」檢察官抓到重要線索，打蛇上棍。
「一六七點五釐米。」
「他鞋子穿幾號？」
「喜歡穿馬汀大夫的六號半鞋子。」
「他最喜歡的都市？」檢察官逼問。
「東京。」
「他去那兒最常做什麼？」
「去東京銀座的老店琥珀咖啡館，喝十八號的無冰冰咖啡（icelessice-coffee），抽古巴的特立尼達（trinidad）雪茄，那種雪茄的味道在辛辣中帶著微甜，還有果木與堅果的濃郁味。」她連珠炮似的說出來。
「你能解釋嗎，為何這麼清楚？」檢察官問，這同樣是大家的疑惑，馬盈盈是如何掌握這些細節的。
「我之前是他的女朋友。」
法庭很安靜，小鬍子律師輕輕咬牙，抓起嘴角。三位法官探頭看，避免視線被自己桌前的螢幕擋住，連發呆的通譯都有了精神。
這很勁爆呀！馬盈盈是廖景紹的前女友，我在工作場合看不出來。或許他們分手很平和，就像吃完餐後各自付賬離開。對了，我記得馬盈盈有一次說「不要以為，有錢的醜男人的老二都是香的」，又說「女人跟快爛掉的臭男人混久了，連自己的快樂都臭掉了」。因為言辭講得太勁辣，我至今還記得，如今我竟然跟她與廖景紹的交往聯想在一起。
檢察官繼續詰問：「你們的交往，是廖景紹主動追求你的嗎？」
「不是。」
「是馬盈盈小姐你主動追求他的？」
「不是。」
兩者都不是，檢察官轉而問：「你們是什麼時間開始交往的？」
「二○一三年，晚上九點。」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他失戀了，要找我喝酒解悶兒。」馬盈盈講到這兒，速度放慢了，而且頭低著。
「他是指廖景紹先生嗎？」檢察官得到答案，又追問，「你喝醉了，然後廖景紹跟你發生了關係？」
「是。」
「異議。」小鬍子律師提出程式問題，阻止檢察官發問。
「請說明理由。」審判長說。
小鬍子律師指出，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載明，不得提問「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檢察官反駁，這條只限定辯護律師與被告不能詰問，檢方卻不在限制內。審判長最後裁定，異議駁回，請檢察官繼續問。檢察官已經拿到答案了，她藉由馬盈盈之口，說出了廖景紹會借酒醉，趁機跟女性發生肉體關係，而且女方半推半就。我想，這足夠說明廖景紹有一套自己跟女生的性遊戲，直到踢到我這塊鐵板。
經過兩輪的詰問，證人馬盈盈離席。我不曉得自己是不是取得優勢，通往真相的過程，往往如此湮塞，而且回頭路都消失了。幸好鄰座的祖母伸過手來，緊握我的手。我發現她好緊張，手掌都是冷汗，但仍主動給我安慰。
第二位證人是社群警衛——張民憲，他在事發那天值勤。他會出現，我一點都不驚訝，證人們在開庭時會先聚在法庭，我就知道今天誰來做證了。然後法官採取隔離偵訊，請證人們出去，等候傳喚，唯一全程在旁邊陪伴的是祖母。祖母以家屬身份在場陪同，是性侵官司允許的。
我替警衛張民憲擔憂的是，他喝了點兒酒。他進來時，法警聞到酒味，而且還是新鮮的味道。我懷疑他在門外候訊時，又喝了幾口。
審判長皺著眉頭，問：「你平常都是這麼早喝酒？」
「不會的，我是緊張。」警衛張民憲說，「我要是緊張，都會喝點酒，這樣才不緊張。」
「你現在還會緊張嗎？」
「不會，我剛剛在門外又喝了點兒壓驚。」
要是在法庭之外，這回應令人發噱，但是法庭內只有三位法官淺淺微笑。而且審判長試探性地問：「你是開車來的嗎？」
「我沒開車，也沒騎車。」警衛張民憲挺起胸說，「喝酒不能開車，這規定我知道。」
「那你知道到法院做人證，可以喝酒嗎？」
「沒有這一條規定。」
「你怎麼知道？」
「我問了大門法警，他說，去問法官就行了。」張民憲點點頭，「那法官大人你說呢？」
審判長點頭微笑，問了警衛張民憲的基本資料，接著進行詰問。
檢察官主詰的重點是，我進社群大門時，喝醉了嗎？人有醉意，往往不是在餐桌，而是離開餐桌之後發作。到底我哪時醉酒的，忘了。警衛張民憲卻說得比較仔細，他說，我到社群大門時，不太能走路，由廖景紹攙扶我。廖景紹一手環抱我的腰，一手尋找我包包內的感應扣，不小心把包包裡的東西散落。這一幕才令警衛張民憲印象深刻。
警衛張民憲又說，社群內仍有門禁與電梯，需要感應扣通行，他知道廖景紹抱了一個醉人無法操作，便幫忙扶著我進電梯，送抵八樓的家門。廖景紹說了幾聲謝謝。
「依你的判斷，黃莉樺小姐從進社群門口，到進家門時，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了？」檢察官問。
「沒錯。」
「好了，我的問題問完了。」
小鬍子律師接著反詰問，他拉了拉黑色白領袍，摳了嘴角，問：「張民憲先生，你擔任社群警衛多久了？」
「大概三年了。」
「你值班的時間呢？」
「晚上七點到隔天七點，共十二小時。」
「我發現你今天喝酒了，你值夜班時會喝酒嗎？」
「不會。」
「你值完班後會喝酒嗎？」
「不會。」
「那你今天喝酒的原因？」
「異議。」檢察官提出程式問題，他說證人喝酒，與案情沒有關係。審判長認為異議成立，要辯護人更正提問。
「我能回答，我為什麼喝酒。」警衛張民憲轉頭，看著被告席的廖景紹，「我知道我為什麼會喝酒。」
「證人可以不回答這問題。」審判長阻止。
「我應該不讓他進來的，你這畜……生……」來不及了，警衛張民憲指著被告廖景紹，大吼，「你幹了什麼好事，竟然在我的社群欺負人。」
法庭躁動起來，有人站起來，有人瞪大眼。
審判長拿法槌敲，敲了十下，其中幾下像打地鼠遊戲般充滿幹勁，才把張民憲的怒氣與言語打滅了。可能是因為審判長第一次使用法槌維持秩序，她花了好幾秒才找出來，起頭那幾下敲得不順，有點兒慌，足夠讓張民憲把罵人的話通通講完。接下來，審判長念出張民憲的基本資料，然後說出開庭的日期、時間與庭間，要書記官記下，請法警趕他出去。
這場證人詰問最後匆忙結束。不過，我對張民憲的擔心多了起來，雖然他有時執勤會偷睡，老是在大門外的花圃抽菸，但是他對社群算是盡忠，按時夜間巡邏兩次，見人進社群大門會注意，不像有些警衛老是盯手機、頭永遠縮在櫃檯後看不到。他事後跟我說，在庭上會發飆，是他老婆發生過同樣的事，他老婆過了那關，他卻過不了，心裡永遠有芥蒂，最後兩人以離婚收場。
「我痛恨強暴犯。」張民憲離開法庭前又大喊了一聲，「請法官大人不要當恐龍。」
在這世界上，我們痛恨壞人，我們憎惡暴力者、詐欺者、無恥之徒。但是要揪出這些人，不是上教堂祈求，而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式，通過科學辦案，並且需要證人證詞。但是，證人未必願意坐上證人席，去指證暴力者、詐欺者、無恥之徒，只想要在電影院看到銀幕裡的壞人惡有惡報。
我成為第三位證人，即使是在隔離室，內心仍很煎熬。我得說明我身處的空間，它位於法臺左側，是帷幕玻璃室，專供性侵官司的法庭設施。玻璃是單向鏡子，我看得到法庭現場，外頭卻看不到我，而法官可透過桌前的視訊看到我的狀況。要開始做證，我有幾秒鐘腦袋空白，直到鄰座的祖母緊握我的手，我才聽到法官問我，有被告在場，會影響我自由陳述嗎？
我搖頭。
審判長看著視訊中的我，說：「法庭現場有錄音。你要是點頭，就要說‘是’；搖頭，要說‘不是’。」
「不會影響。」我對麥克風說，是變聲系統，聽起來較低沉。
「要是中途有任何不舒服，或什麼想法，可以隨時跟我說。如果準備好，由辯護人進行主詰。」
辯護律師有兩位，由廖景紹重金聘請。靠法臺的律師蓄著小鬍子，前兩次詰問由他來，這次換另一位戴口罩的。戴口罩的律師咳了兩下，問了我外圍的小問題，我深思後才回答。我之前從承辦案子的書記官處得知，律師與檢察官在準備庭的主張是：前者認為是無罪的一夜情，後者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趁機性交罪」起訴。這資訊在我心裡裝了過濾器，我得避免被推到一夜情的陷阱，在法庭要思索對方問話。
「事發那天，你還記得是誰扶你進社群的嗎？」口罩律師問。
「不曉得，我喝醉了。」
「黃莉樺小姐，你還記得那天社群警衛是誰嗎？」
「不曉得。」
「所以，你不曉得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我感覺有人在扶我回家，然後我躺在沙發上，我感覺身體不是我的。然後有人掀了我裙子，對我侵犯，像是夢一樣，我沒有辦法抵抗。」
「所以，你在那樣的狀況下，沒有辦法確定，是誰跟你發生了你認為的性侵行為嗎？或許是警衛張民憲，你能確定嗎？」
「異議。」檢察官打斷問話。
「理由。」審判長問。
「辯護人一次問了兩個問題，而且誤導被害人真實情狀。」
審判長下裁示：「原告黃莉樺與被告廖景紹曾發生性行為，是不爭的事實。在黃莉樺的陰道已採集了事證，而且被告也承認了性行為，請辯護人不要在這裡纏繞太久，更正問題。」
「我更正提問，」口罩律師點頭說，「我整理一下，黃莉樺小姐你從什麼時候下車到社群大門，是誰扶你進電梯，最後進入家門？這一路的過程，你都想不起來了？」
「是的。」
「有人對你進行了你所謂的性侵這件事，也沒有很確定？」
「是的。」我遲疑了一下。
口罩律師停頓了一下，用眼鏡後頭那雙又細又窄的眼睛看著我。隔著單向玻璃，他什麼都看不到，但是我有被看穿的害怕。接著他轉頭拿下小鬍子律師傳來的提示字條，咳了兩下，再度提問：「黃莉樺小姐，你知道我的當事人廖景紹先生喜歡你嗎？」
「知道。」
「廖景紹先生開娃娃車載你回家的路上，一邊開車，一邊將右手放在你的手上，你記得嗎？」
我想起之前的日子，廖景紹開跑車時，將手放在我的手上，我縮離了。可是那天我沒有，我記得他摸我，我醉得無力縮手：「我記得。」
「你沒有縮手，是表示什麼？」
「我醉了，沒辦法有太多的動作。」
「那你是否記得，我的當事人在車內，說過他喜歡你？」
「是的。」我記得他說過。
「那你是否還記得，他曾摸你的臉？」
「是的。」
「你有拒絕他嗎？」
「沒有。」
「理由是？」
「我喝醉了，無力反應，我要拒絕卻沒有力氣。」
「可是你記得，是嗎？」
「是的。」
「所以我整理一下。」口罩律師發動更凌厲的攻勢，「在回家的路上，你記得廖景紹跟你的互動，比如他摸了你的手，你沒有拒絕；他摸你的臉，你也沒有拒絕。但是到社群後，你就不太清楚了？」
「是的。」
「所以，我的當事人送你上樓，跟你求愛這件事，你記得嗎？」
「我不曉得。」
「所以，我的當事人在跟你發生性行為時，你覺得那是一場夢？」
「是的。」
「你有拒絕嗎？」
「有，我記得有說不要，我在偵查庭與筆錄上都是這樣說的。」
「你要想清楚，因為你說你進入社群後，醉得不省人事了。」口罩律師用犀利的口氣問，「你之後的事都忘了，怎麼記得自己說過不要，所以你是沒有說還是不知道？或者是忘記了？」
「異議，辯護人騷擾證人，而且誘導性提問。」檢察官說。
律師的口氣被審判長糾正，也被要求更正提問，才說：「你被你認為的性侵時，有確切說不要嗎？」
「忘記了。」
「請書記官在筆錄上載明，」口罩律師拉下口罩，冷冷地對法臺上穿黑袍、始終快速打字的書記官，說，「告訴人黃莉樺小姐面對她認為的性侵過程，她‘忘記了’有沒有反抗，而不是說‘不要’。」
我發現，我掉入了圈套。
這次換成檢察官反主詰，由她問話。
這位檢察官是女的，與之前偵查庭詢問我的男性檢察官不同。我喜歡這樣的安排，女檢察官給我安全感，她四十幾歲，予人穩重感，也許是專門派來打性侵官司的。她停止了敲筆，看了兩位辯護律師一眼，才對我說：
「黃莉樺小姐，你聽過‘理想的噩夢’嗎？」
「我不懂？」
「那是你做了一個噩夢，在夢裡被人追殺或遇見惡鬼，不斷掙扎，不斷大喊，然後這時候忽然醒來，大喊不要，這叫‘理想的噩夢’，聽過嗎？」
「沒有。」
「還有種叫‘不理想的噩夢’，那是在噩夢裡掙扎、喊叫，但醒不過來，困在噩夢裡就是醒不過來？」檢察官繼續問。
「異議。」口罩律師大喊，說，「檢方提問與此案無關。」
審判長沉思一下，說：「請檢方說明這樣提問的目的，我想聽聽看。」
「被害人對性侵過程不是完全忘記，仍有殘存記憶，但記憶模糊，」檢察官又敲了一下筆，「黃莉樺小姐在陳述自己被性侵過程時，數次提到一場夢，我是跟她核對，以便回溯她事發當日的記憶。」
「異議駁回，請檢方繼續提問。」審判長說。
檢察官回到提問：「黃莉樺小姐，有種叫‘不理想的噩夢’，那是在噩夢裡掙扎、喊叫，但醒不過來，困在噩夢裡就是醒不過來，懂嗎？」
「我懂這意思。」
「我整理一下你的想法：事發當時，被告廖景紹對你性侵，你醒不過來，但是覺得自己做了個噩夢，是嗎？」
「是的。」
「據你之前陳述，你進去社群大廳後，意識已不清了？」
「沒錯。」
「但仍記得被性侵時的噩夢？」
「有印象。」
「請庭上出示案卷a105的事發現場照片，以喚醒被害人的記憶。」檢察官說畢，書記官開啟計算機檔案。
瞬間，我家客廳的照片出現在投影牆上，以及我被強暴時所躺的沙發。這張照片幾乎佔滿了牆面，非常明亮，像是我家樓下的霓虹燈廣告牌。拍攝的時間在半夜，符合當時情境，光線不明，窗外霓虹燈照進來，我看得到客廳牆的虹彩幻影，與各式的玻璃反光。這個地方，我三個月沒回去了，這麼久了，沒有太多眷戀，卻有太多的記憶以及傷害。
「那個噩夢的內容是什麼？」
「我不斷掙扎，就是醒不過來，沒有辦法醒來。」
「你在夢裡有喊不要嗎？」
「有，我喊了幾次不要。」
「有喊出來讓被告聽到嗎？」
「我沒有辦法確定。」
「那你醒來後，發現了什麼？」
「廖景紹不見了，但是我的裙子被掀起來，內褲被脫下來。」
「你有什麼感受嗎？」
「我知道自己被強暴了，而且流下眼淚。」
「所以，我必須再次確定你的意思是：黃莉樺小姐，你沒有同意廖景紹跟你發生性行為，是嗎？」
「是的。」
「好了，庭上，我的問話結束了。」檢察官繼續敲筆。
辯護律師進行第二次詰問——復主詰。我是觀察法庭，才懂得這遊戲得經由雙方的兩輪問話。小鬍子律師比較年輕，鬍子不成氣候，不詰問我，但是隨時送上提示單給口罩律師，使後者的攻勢更犀利。口罩律師咳了幾聲，問了我幾個問題後，說：
「黃莉樺小姐，我整理一下，你遭受你所謂的性侵之後，又做了一個夢見你祖母在現場的夢，這才打電話給你母親，是嗎？」
「沒有錯。」
「你母親回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打電話給廖景紹。」
「她跟廖景紹說了什麼，你記得嗎？」
「我媽媽說，你怎麼可以欺負我的女兒。而廖景紹一直笑，說這是誤會，聲音有點顫抖。」
「廖景紹先生在電話裡說了什麼？」
「他說，他愛我。」
「除此之外，他還有講別的嗎？」
「廖景紹說，不要誣賴他。」
口罩律師點點頭，拿到小鬍子律師送來的提示單，要求法庭出示了一張重要證物，將它投影在牆上。那是和解書，是母親寫的字跡，內容記載著：「小綠豆幼兒園園長邱秀琴願意付出新臺幣三百萬元」，解除「黃莉樺對廖景紹的刑事告訴」，口說無憑，特立此據為證。
「黃莉樺小姐，你知道這張和解書的存在嗎？」
「知道。」我確實知道，雖然沒看過，但是母親曾頻頻打來電話，就是談這張和解書。
「你能告訴我，第四行所寫的刑事告訴，是什麼意思嗎？」
「我的性侵案。」
「你知道性侵案是‘非告訴乃論’，起訴人是不能撤銷案子的，也就是你不能把案子撤掉？」
「知道。」
「那請問，要怎樣解除？」
「不曉得。」
「你剛剛說了你知道這張和解書的存在，怎麼會不曉得‘解除’你所謂性侵案的方式？是你不曉得，還是忘了？」
「我忘了。」
「請庭上在筆錄記下，黃莉樺對和解書上‘解除強制性交罪’的方式，是忘了，不是‘不曉得’。」
我能分辨「忘了」與「不曉得」的差異，前者是曾發生而記憶模糊，後者是不知道此事。事實上，我沒有忘記，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回答。母親曾多次來簡訊，比蟑螂河更恐怖，告訴我如何撤案，就是在「強制性侵罪」提告後，即便檢方的筆錄有證據能力，只要我不出庭指認，又無目擊者，廖景紹可能不會被定罪。
「黃莉樺小姐，你知道這三百萬元的資料是怎樣來的嗎？」
「不曉得。」
口罩律師轉頭，對審判長說：「請提示證據卷案d201錄音，當庭播放，以喚醒黃莉樺小姐的記憶。錄音來源是我的當事人廖景紹母親的手機，她因為業務需要，所有手機來往都有錄音。」
當庭播放的檔案，是我在幼兒園最後一天時，透過園長的手機與母親通話的內容。母親要我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則譏笑母親懦弱，勸她獅子大開口，要談條件的話，就回來當園長，不要當財務長。播放完錄音檔，口罩律師對我確認錄音的真實性，有無造假。我說這都是真的。
「黃莉樺小姐，你現在記起來這三百萬元怎麼來的了？」
「是我提出來的。」
「這是你遭受你所謂的性侵之後，跟園長提出的條件嗎？」
「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很氣我媽媽，她把性侵當籌碼，跟園長談，當作她回到幼兒園工作的條件。我媽媽以前是幼兒園的財務長，後來被人逼走，她一直覺得有人搞鬼才被迫離職。」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重新問一次，這三百萬和解金，是你提出來的嗎？」
「是的。」
「你還跟園長要求，請她離職，是嗎？」
「是的。」
「黃莉樺小姐，你要求三百萬元的和解金與園長離職，都是在你所謂的性侵後提出來的？」
「是的，可是這不是你想的那樣。」
「你能說出我是怎樣想的嗎？」
「異議。」檢察官趕緊打斷，認為這是要求我做不實的臆測，而口罩律師說問題問完了。
我心裡有陰影了，深深臆測，以至於在接下來的檢察官詰問中，我特別不安與焦躁，倒不是檢察官會將我導引到不利的方向，而是覺得自己掉進了口罩律師挖好的泥淖裡打轉，爬不出來。
辯詰結束了，法官給了廖景紹陳述的機會。這些不祥的臆測，被廖景紹說出來了。
廖景紹坐在被告席上，穿著單調，戴著素調眼鏡，跟他往日吸引異性似的散發費洛蒙的潮裝不同，他老是搓著手，幾乎低著頭，只有辯護律師將局面匯入優勢時，他才抬頭，展示他的面無表情。
現在，廖景紹從口袋掏出一張小紙，攤開三折，恢復到它原本的樣子，對著稿子念出他的陳述，他說：「我為那天夜晚的事感到難過，原本以為是你情我願的性愛，一場情慾的流動，或一段愛情的開始，到最後卻變調了，成了被告，我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我希望法官大人能還我清白。」
「是嗎？」我打斷他的話。
廖景紹看了我這邊一眼，繼續說：「成了被告，我的生活陷入陰影中，我媽媽也是，我們的生活陷入無奈中。」
「有嗎？」我插話，努力摳指甲，把憤怒摳掉。
「黃莉樺小姐，你讓被告講完嘛！不要打斷。」審判長對我說，「現在是他的陳述時間，你不要干擾他。」
「我只想說的是，」廖景紹從稿子上抬頭，對著法臺，「法官大人，我們家為了這件事，努力想籌出那三百萬元，這也危及我媽媽的幼兒園工作，我們過得很委屈。我認為這是‘仙人跳’，從頭到尾就是有人預謀詐欺，請法官大人還我清白。」
「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流下淚來，心中充滿憤怒，我不是他講的以性引誘的詐欺犯，起碼這點是不容懷疑的。但是，我在這時間點無法多解釋，只有眼淚不停地流下來，無法控制。
廖景紹說完後，把擬好的講稿折三折，放回了口袋，然後懇請審判長主持公道。
審判長沒有太多表情，點頭說：「被告廖景紹陳述的詐欺，不是在本案審理的範圍，但我不是暗示你，要告或不告，而是希望你回去後跟懂法律的人諮詢，以瞭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
「你鬼扯。」我大吼，「你欺人太甚。」
法庭安靜極了，大家轉頭看隔離室，沒有太多動作。
我用眼淚控訴，用盡力氣哭，呼吸都很難，哭聲透過變聲麥克風傳出去。我難過到底了，就像剛來法院時看見的那位從偵查庭走出來的女孩，她站在中庭，旁若無人地大哭，有什麼被揪痛得讓她在眾人面前流淚也無所謂。那絕對是以為真理與正義站在你這邊，但是有人以暴力搶走了，綁架到他的身邊。謊言不會成為真理，但是謊言會透過法律擊敗真理。
我哭得太悲傷，審判長沒轍，大家也束手無策，等待我自己把淚水哭幹。此時，鄰座的祖母站起來，摸著我的頭髮。她輕輕地摸，將手穿過我的發，穿過每根髮絲而抵達我的頸部。那隻手像是小丑魚，模仿我童年最喜歡的動畫片《海底總動員》裡的角色，叫尼莫。每當我哭時，尼莫那隻手遊過了無數的髮根來到耳朵，輕輕摸耳垂，上次有人跟我玩是二十年前。那時我大概九歲，祖母一邊玩一邊跟我說，尼莫終於找到自己的家了，耳朵是它的家，到家了就把難過的淚水掛在海葵的觸鬚上。
我曾被這樣摸過了就不哭，今天的我也是，情緒漸緩。但是，令我眼淚完全中斷的是，祖母對審判長說：
「法官大人，我可以當證人，證明我孫女被欺負時，有說不要。」
這句話簡直是一道閃電，打在漆黑荒野，對我而言是亮光來了，對大家而言也出現了貫耳的雷聲，祖母成了法庭的焦點。接下來的五秒鐘，法庭沒有任何聲音。審判長最後開口了，她得講話才能打破僵局，她詢問祖母當時確實在現場嗎？確實聽到我有說出「不要」嗎？
「有，我有聽到，」祖母點頭，大聲說，「我知道有法庭錄音，剛剛有錄到我回答的聲音嗎？」
法庭又安靜了。
幾秒後，審判長說：「你是黃莉樺的法庭陪伴者，可以表達意見。」
祖母請纓，願意為她悲傷的孫女上戰場了，她說：「我想坐在證人席，說出那天的經過。」
現場一片譁然，那種譁然不是在嘴裡出聲，而是落在心裡。
檢察官插了話，願意傳喚祖母為臨時證人，她要扳回局勢。口罩律師看到廖景紹的眼中浮出一絲掙扎，反對祖母做證，因為這不是兩造在準備庭安排的辯詰證人，建議安排到下個庭期。
審判長陷入思考，請雙方就傳喚臨時證人深入陳述，之後三位法官低聲交談，決定傳喚祖母坐上證人席，要是律師對這項安排不服，可以事後提起行政救濟。兩位律師發出沉重的呼吸聲，給予無言抗議。
祖母離開隔離室，由通譯帶領，走特殊通道進入法庭，如願坐上證人席，接受檢察官的主詰。性侵時刻的證詞，會是詰問的重點，但仍然是從外圍慢慢問進去，一寸寸拉到關鍵時刻。
「你在黃莉樺十歲時，離開了她？」
「是的，在我兒子自殺後不久，那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打擊。他的自殺來自我媳婦的外遇。我知道這件事之後，就離開了媳婦和孫女。」
「你離開後，都沒有跟黃莉樺見面？」
「有，我還有見面，只是她不知道我去見她，我是偷偷去看她。」
「為什麼偷偷去見她？」
「我離開那個家的時候，我答應過她，每年回去看她一次，她可能忘記這件事了，因為有點匆忙，可是我沒有忘記。」
「怎樣偷偷去看她？」
「是這樣，我每年十月八號回去看她。」祖母說，這是她離開我的日子，她會在這天回到我的身邊。從我的小學、中學、高中，到外縣市讀大學，她都會在那天過來，遠遠地看著我，凝視我在樹下等公交車或與同學們歡笑。她記得我在讀高中時，十月八號那天放颱風假，我跑去sogo百貨公司逛，那次是我們最近距離的接觸，在轉角碰撞。我回頭，說出歉意，她什麼都沒回應就走了。我忘了這些重逢的日子，不曉得有人在遠處凝視我，有人這麼全心全意觀護我。如今我聽了，充滿暖意，剛剛在法庭被攻訐而滋生的沮喪，暫且退散。
「你是在事發的前三天回到黃莉樺的住所的？」
「沒錯，我是偷偷回去的。」
「所以這三天，她都沒有發現？」
「我想她沒有發現我。我偷偷回去，只有在她們晚上睡覺或白天出門時才出來活動。有時候，我會搬張椅子，坐在莉樺的床邊，靜靜地看著她睡覺。」
「你回去的目的，就是為了看黃莉樺？」
「我得了癌症，才回去跟她說再見。死是有責任的，那責任是得跟自己深愛的人告別。」
「死的責任，是虧欠嗎？」
「死的責任不是虧欠，是有所愛。」祖母停頓，看著隔離室的方向，「我只想告訴她，愛是這輩子最該緊緊捉住的東西；但你不曉得是握到假愛的刀子深深受傷，還是握到真愛的鐵鏽而不自知。總之，擁有豐富靈魂的人，才能握到刀子受傷之後，還願意下次跟人握手結緣。」
「這是死的責任？」
「不是的，這是我剛剛坐在她旁邊，看她哭時要跟她說的話。」
檢察官又問了幾次後，切入事發當晚，她問：「那請你說明，事發那天，你在哪裡？」
「我孫女黃莉樺家中的客廳。」
「你看到了什麼？」
「我沒有看到，是聽到了黃莉樺說‘不要’，她說了幾次‘不要’。」祖母的語氣堅定，「請法官大人把我講的這句話記錄下來。」
「那你聽到了，有阻止事情的發生嗎？」
「有，我很努力地搖著傢俱，發出聲音。」祖母說得很慢，以保持思緒清晰，「傢俱搖晃，廖景紹應該嚇到了，然後跑了。」
「所以，你確定自己聽到被害者黃莉樺小姐在意識不清的狀態下有說不要。而且你還搖晃傢俱以製造聲響，阻止廖景紹的行為。我這樣描述，有錯誤嗎？」
「沒有。」
「好了，我的問話結束了。」檢察官說。
祖母說的證詞，給了廖景紹一個震撼彈。他眉頭揪著，牙關緊咬，用來應付緊張情緒。廖景紹的記憶肯定是回到了性侵我的那晚，想起客廳的傢俱如何神秘地震動，他現在懂了，那是祖母的警告。
此時，廖景紹的心中響起了喪鐘，犯罪把柄被抓著。他坐在被告席上，多次給律師眼神，想說出什麼，但那可憐的眼神哪裡能說盡他心中的恐懼？他大膽地離開座位，矮身走向口罩律師，說了幾句話，直到審判長警告才回座。這畫面給我燃起了希望，我跌到谷底的情緒往上爬了。
兩位律師深談了幾句，表情凝重，口罩律師沉重呼吸，鼻孔撥出的氣被口罩擋住，把眼鏡蒙上一層白霧，彷彿陷入了泥淖般找不到方向。然後，他掀開口罩，露出精明的目光，對祖母進行詰問。
「你剛剛說，在事件發生時，你人在客廳，聽到了黃莉樺小姐說‘不要’，並且還搖晃傢俱發出聲音，阻止了你所謂的性侵事件，是嗎？」
「是的。」
「請你說明，事發當時你在客廳的哪個位置。」
「客廳的箱子裡。」祖母沉默幾秒才說。
「箱子裡？」口罩律師又吐了口氣，用小眼睛看人，「請你說明這箱子的大小。」
「一個木箱，那種傳統的旅行箱。」
「大小呢？」
「寬大概四十釐米，長大概七十釐米，高大概四十釐米。」
「所以，你當時是在一個寬大約四十釐米、長七十釐米、高四十釐米的箱子裡面。你確定你是在箱子裡？」
「沒有錯。」
「請庭上在筆錄中載明，」口罩律師對書記官說，「證人黃莉樺的祖母能躲在一個小箱子裡，異於常人所言，她的證詞無證明力。」
「真的，我能擠在箱子裡，我有軟骨功。」祖母堅定地說。
「在法庭做偽證是要判七年以下的，而且不得易科罰金，我認為你的陳述虛偽不實，偏袒了當事人的一方。」
「異議。」檢察官認為口罩律師的見解過於主觀。
這下子，法庭成了辯論的場合，審判長就祖母證詞的證明力，要律師與檢察官論述。這不過是照程式走，我感到審判長的目光閃爍，對祖母的荒謬證詞有了不好的心證。檢察官也很牽強地辯護，對律師提出「證人是否有精神狀態的幻聽幻覺」都立場搖擺。我卻堅信祖母說的，她真的有縮骨功，能躲在箱子裡，但無法說服大家。
重要的時刻來了，要是審判長認為異議不成立，就間接裁定了祖母的證詞有問題；要是判定異議成立——就承認祖母有特異功能——這答案比登天還難。我看見大家滿臉狐疑，像是跟因紐特人談論沙漠這樣的奇景。
「等一下。」祖母插話了，「我可以現場示範我怎樣做到。」
「沒問題，我也想知道。」審判長馬上回應，然後對書記官下令，「請庭務員搬箱子來，後門的走道盡頭有一個兩格書架，格式差不多像是證人說的，就把它搬過來好了。」
不久之後，法官專屬出入的後門開啟了，兩個庭務員搬來了書架。那是落地書架，大約用來放法律書籍，或是放黃金葛這類好養的植物，書架頂留下一圈花瓶的水漬痕。書架放在證人席前面，深褐色，閃著日光燈光芒，審判長請法警用捲尺測量了箱子尺寸，接近祖母的陳述。祖母也認為這個木箱很符合她的需要。
「我可以表演了嗎？」祖母說。
「要是你準備好了，那就可以了，請。」審判長站起來觀看，這讓法庭所有的人也站起來，瞧著祖母的表演。
祖母深呼吸數次，脫掉鞋子，舒展筋骨。她盤坐在地上拉腳筋，把手臂繞過了肩膀而碰到腰部，頸部像貓頭鷹般幾乎往後轉了一百八十度，整個人極度柔軟，筋骨大幅度鍛鍊。大家看了都覺得不可思議。接著，她的雙腳放進書架櫃，蹲下去，挪蹭身體，試著把自己裝進只有自己體積四分之一的空間，接著小腿彎成一個奇特弧度，大腿也是，下半身擠壓縮小了，緊緊貼著木櫃空間。這是大家看過最神奇的表演。
大家看著祖母，思索這到底是什麼功夫，幾乎把下半身體化成液態肉體倒進櫃子裡，有著水的表面張力功夫。廖景紹看了心顫，兩手絞得冒出汗水，這表演決定了他的命運。
突然間，祖母咳了起來，她的上半身要擠進箱子時，肺部腫瘤擠壓著她的呼吸，令她不斷咳著。她越咳越兇，眼淚逼出來了，不得不從箱子裡站來，對審判長說：「我得喘一下，可以嗎？」
「你可以再次試試看。」
「我可以把外衣與褲子脫掉嗎？這樣比較好表演。」
「你上次擠進箱子，有穿衣褲嗎？」審判長問。
「有，但是我這次想做好一點。」祖母把上衣與外褲脫掉，一位皮膚松皺的女人站在法庭中央。她上身有瘢痕，胸前有幾顆粉色痣，屁股幾乎像是筷子夾起來時破掉的湯包，腿上有靜脈血管曲張，還有那套看起來像在傳統市場買的便宜肉色胸罩與內褲。她把身上的束縛都脫掉了，毫無畏懼，就是為她的證詞與她的孫女奮鬥。
「還有，我要把胸罩解除，這樣我比較好呼吸。」祖母說。
「你上次擠入箱子裡，有穿胸罩嗎？」
「法官大人，有。」祖母已經伸手往後掏，把胸罩扣解除，「但是這次我得這樣做，我有點喘。」
祖母頂著藍紫色短髮，乳房鬆弛，胯部堆著肥肉，受十幾雙眼睛注視，像是為了爭取減免重稅而裸身騎馬遊城的戈黛娃夫人——裸體示眾，這一關絕對不會比地獄審判來得簡單，她再度深呼吸，把咳嗽暫緩，祈求主耶穌與菩薩保佑，才站進了箱子。她這次試著把小腳彎曲時，再也沒有辦法順利，臉上多了痛苦，那種表情像是腳被捶擊了。我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祖母的軟骨功失效了，她的小腿無法順利彎曲。
祖母再次深呼吸，忍住咳嗽，然後猛力下壓，小腿傳來清脆的斷裂聲音，使軟骨功再度發揮了。
我嚇了一跳，拍打玻璃帷幕，喊著：「阿婆。」
「可以的，」祖母忍痛抬頭，「這是常有的事，這很正常。」
「我好像聽到斷裂的聲音，你沒問題吧？」審判長問。
「沒問題，我可以繼續。」祖母說完，試著把大腿縮排箱子，但是臉上的痛苦完全把她的皺紋掩埋了，甚至眼睛與鼻子都掩埋了，身上是汗。我非常替她擔憂。她從痛苦中擠出微笑，要大家別靠近。
然後，她的大腿發出了斷裂聲響，呈現折角。那弧度很恐怖，我看見堅硬的物體頂著她的大腿皮膚，那不是軟骨功，那是骨折。我慌了，眼裡都是淚水，只顧著大叫，透過麥克風讓大家從安靜的觀看中拉回了現實。我衝出隔離室，往法庭方向跑，我得阻止祖母把自己再擠進箱子裡。
審判長按了法臺下的警鈴，位於地方法院大門旁的警衛室響起了急促鈴聲，幾個法警提著警棍，沿著走廊一邊跑一邊大喊讓路，皮鞋在洗石的地板上發出尖銳聲響。他們衝進了法庭，看見我在那兒瘋狂地哭喊著，要逮捕我這擾亂法庭的人，不久才發現重點不是我，是祖母。
祖母人像是快枯萎的百合花，肉色內褲汗溼了，身體折出詭異的弧度，陷在書櫃內，她的右腿斷了兩截。她忍受巨大痛苦，臉上流淚，很努力地想把自己擠進書櫃，在救護人員把她抬出來前，她重複說著：
「拜託，再讓我試一次，我可以做到的。」
「拜託，讓我再試試看。」
「我真的沒問題。」
「真的……」
祖母右腿的兩處折斷了，一處是小腿脛骨與腓骨，一處是大腿股骨。醫生判定是閉鎖性骨折，生命徵兆穩定，先禁食八小時等開刀。祖母想全身麻醉，一來是半身麻醉由細針從腰椎入藥，較痛；二來不想聽到有人拿電鑽在她的骨頭上打鋼釘時鋼板的尖銳聲。麻醉醫師不願意，怕祖母麻醉後嘔吐窒息，給她加鎮靜劑緩和情緒。後來祖母贏了，她半身麻醉後，血管擴張導致體熱散失過度，全身不斷抖動，醫生說他不是魚販來殺一條快渴死的魚，給予全身麻醉。
「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夢見你爸爸。」祖母從恢復室推回一般病房，對我說了這句話，「非常好笑。」
「怎麼說？」我問。
祖母的腳又痛起來，從手術縫合口痛到斷骨處，大概是從五樓以右腳落地的感受。她皺起眉頭，伸手按了止痛藥按鈕。這是我以五千元自費購買的一袋止痛藥，非健保用藥。不久，止痛藥發揮了效用，祖母平靜下來，才說很久沒有夢見我爸爸。夢中的爸爸鬍子濃密，行為卻是四歲心智，拿著毛線衣棒往鍋子裡煮著內褲給人吃。祖母覺得這夢境異常怪，但說不上怪在哪兒，可能是湯沒加鹽巴。直到她發現我爸爸的頭裂了好深的縫，才意識到「這孩子不是沒有了」，然後她小心呵護這個母子團圓的夢境，吃著內褲餐，時光好美好安靜，唯一的對話是叫兒子別去浴室照鏡子，以免看到自己頭顱擠裂的死貌。祖母中年喪子的痛苦，總是無堅不摧地滲入夢境，讓她流淚，每幾年得重溫這古怪的相逢。
這個夢，祖母講了幾次，只講好笑的部分給探病的「死道友」們聽，每次先按一次止痛藥才講，以免惹得自己大笑，也惹痛了腿。這給我演戲的感覺，祖母的笑，或「死道友」們配合的笑，有點刻意，好沖淡法庭上她失敗的證人表現。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我每次撞見祖母和酒窩阿姨兩人談話時，別過頭去流淚，回過頭來對我笑。
除了皺眉頭，祖母從來沒有說過斷腿之痛。她大部分的時間在床上，小號用夜壺，大號才下床，下床前先用止痛劑，過了藥效才拖著劇痛的身體從廁所走出來。我下去醫院的商店街，買了成人紙尿布應急，祖母拿到後愣了三秒，那是老人用了紙尿布就人生殘廢的表情，這使我又尷尬地拿出一包當作尿布的夜用型衛生棉。她馬上轉笑，說這兩個是好禮物呀！
過了幾天，祖母跟同骨科病房的其他病患混熟了，和別人比殘，自己略勝一籌。比如，她說有一家三口都躺在這病房，原來父母和孩子三貼著騎摩托車，撞到了突然開啟的轎車後門，三人的骨頭斷了五處，而爸爸躺在床上打手機跟肇事車主一邊哀號裝痛、一邊討和解費，不然就是用手機籤香港賽馬。還有個油漆工跌斷腿，送來醫院後不畏殘痛，每天最大的毅力是拖著石膏腿到醫院大門口抽菸。
至於臨床的八旬老男人，一直很神秘。他時常呻吟，晚間睡覺時從嘴巴吐出很濃的臭味，只有醫護揭開布簾時，可以看到他包著尿布、肌肉流失的屁股，以及裹石膏的大腿。
過了幾天，祖母對我微笑，說：「今天，我比較幸福呢！」
「怎麼說？」
「他現在很罪過。」她以目光暗示臨床，再次用閩南語說，「他到目前還沒開刀接上骨頭，家屬罪過。」
我當下沒意識到閩南語的「罪過」，除了罪失，還可以表示痛苦。等到隔著布簾的老人發出呻吟，我才想到：這位老人的家屬很少出現。兩天前我睡在祖母病床旁的小臥椅陪伴時，他呻吟到半夜，惹得同病房的斷腿爸爸咆哮，油漆工下樓去抽菸解悶。祖母按了兩下止痛劑，下床幫老人換掉塞滿糞便的紙尿布，用溼紙巾擦乾淨，處理好即將長褥瘡的一副皮包骨。病房才安靜下來。
祖母跟我說，這老人的腿裹石膏，只是固定而已。因為老人糖尿病，開刀很危險，加上骨質疏鬆、高血壓等症狀，家屬不想開刀，只忙著爭家產。老翁的家境還可以，家屬卻不願用較方便的自費止痛劑，僱來的移工看護只在早上來照顧一下老人，然後回去整天顧餐廳。
「我跟你說，」祖母要我靠近點，才細聲說，「我問你阿姨才知道，這老先生快沒了。她聞得到他有很濃的‘上帝的眼淚’了，要不是我逼她說，她都不願意說出來，怕我有忌諱。」
「上帝的眼淚？」我愣了一下。
「就是……」祖母比出死亡的手勢，然後說，「晚上你不要住這邊了，阿姨會過來幫忙的。」
到了傍晚，移工看護來到老人床邊，自顧自講了半小時電話就走了，沒有打斷老人的呻吟。大家又被呻吟聲惹煩了，能抽菸的去抽菸，只能留下來打電話罵的真想摔電話了。祖母按兩下止痛藥，下床拉開隔床布簾，看見一具蒼老肉體像是一袋薄薄的發黴皮袋裡裝滿了廢骨頭。他最乾淨的是微啟的雙眼，眼角的分泌物被祖母用溼紙巾擦掉之後，終於流下淚，眼睛好亮。
「你喜歡菩薩還是上帝？」祖母看老人沒有回應，說，「不然我叫他們一起來好了。」
老人聽了嘴角微笑，眼睛像是星空發著光。
祖母抓住他的手，默誦一千遍的阿彌陀佛，酒窩阿姨默禱《哥林多前書》之「愛的箴言」數回。半小時後，老人平靜下來，血壓降下來，使得生理監測器發出警訊。那些快累死的護士很緊張，廣播請求協助；住院醫師趕來打強心劑，一陣手忙腳亂後，宣佈死亡時間，移除病人導尿管與針管。死亡時間被斷腿爸爸當作明牌，滑手機籤香港賽馬，油漆工還在樓下抽菸。
隔天，我退房了，祖母唯一惦念的是止痛藥還有半袋沒用完，可以給隔壁病床新來的八旬老婦，她也很慘。
祖母出院後，我們去餐廳大吃大喝。那是很棒的餐宴，我卻吃得不愉快，只能伴著微笑，想著走下坡的官司，臉上的陰影更深了，令大家杯酒間的笑聲都很尷尬。我該喝酒澆愁，酒這惡魔壞了我的人生，我該多喝點加速毀壞，要是酒駕或許離開餐廳後就不會發生什麼事。
事情發生在迴游泳池家的路上，路經偏僻的十字路口，前車在綠燈後沒有前行，而是跑出兩人，吵起架來。我們只能旁觀。而我後方的司機下車，來到我的車邊，隔著窗戶比手畫腳，似乎要我繞過前車離開。我開窗要聽得更清楚，護腰阿姨忽然要我踩油門快跑。來不及了，要是我喝了酒，肯定有膽猛踩油門，把前車轟得稀巴爛。
我沒有，讓那傢伙從窗戶伸手到鑰匙，熄了車子。在一陣慌張、混亂與尖叫中，我與護腰阿姨被挾持到另一臺車的後座，離開現場，至於t3車上的「死道友」隨後也被挾持來。原來十字路口的糾紛，全都是一場戲。
副駕駛座的傢伙老是叼著煙，姑且叫「抽菸哥」。他拿著槍，轉身恫嚇我，叼著煙發出很濃的閩南語口音：「如果不要粗（吃）慶記（子彈），閉上眼睛。」護腰阿姨說，鄧麗君不會閉眼。抽菸哥說，他確實看過很多死掉的人，怎麼教都學不會閉眼睛。於是護腰阿姨把護腰鬆開，把鄧麗君塞進她又松又大的t恤，哆嗦得像是沸騰的電鍋蓋。
車子經過一段顛簸彎曲的路，窗外很荒涼，我還沒有領略四周風景，已經來到一棟三樓的透天厝。我被趕下了車，後頭t3的「死道友」也是這樣。這棟房子很怪，一樓牆板被打光了，只剩主樑柱。我們被趕上二樓的客廳，東西都被搬光了，空蕩蕩，講話有點回音。牆面用紅漆塗寫著各種抗爭口號，比如做鬼也要報仇、欺人太甚、祝你們生兒子沒卵葩，還有個很大的「恨」字，屋內有高濃度的怨氣，牆角的那圈黴漬只能往有人燒炭自殺的屍水痕去想。我們小聲討論著，結論是被「馬西馬西」挾持了。祖母安慰我們，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錢，我們沒錢就沒事。「死道友」認為這才是最難的。
到了傍晚，門開啟了，走進來三個男人。最前頭的人老是嚼檳榔，嘴巴停不下來，姑且叫他「檳榔哥」。他就是撲進車窗來熄火的傢伙。檳榔哥坐在自己搬進來的椅子上，冷靜地看著我們，一旁的抽菸哥則發出笑聲。至於守門的那位，不時伸手抓胯下，就叫「胯下哥」。一般來說，給黑道取下流綽號是禮貌。
「我們是好人，不會欺負你們。」檳榔哥說。
「嘿咩！不會欺負你們漏（弱）女子，放心啦！」抽菸哥附和，右腿不斷地抖著。
過了半分鐘，祖母說：「我看得出來，你們是好人，不然我們在路上早就被殺了。」
「你很聰明。」檳榔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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