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我已過了三十八歲生日，我的生命第三十八次與「國慶」和「中秋」愉快相逢，這種愉快（包括過生日的愉快）我從三四歲起就有了記憶。

我想一概的節日，也在人的「社會關係的總和」裡，區別僅僅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所過是不同的節日。

然而我要死了。

我的意思是說——我也許最長再活上幾年，而短則幾個月。甚至，很可能活不過二○二○年。

儘管如此，不論我的第三十八個生日，還是「國慶」和「中秋」，我都過得格外愉快，完全可以用「開心」來形容。親人和朋友為此「周密策劃」，我則儘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狀態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實上所能做到的程度。親人和朋友憂傷地「愉快」著；我忘乎所以地「開心」著。「開心」著他們的「愉快」，「開心」著自己所做到的「最好」和「最佳」。我因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頗有成就感。

我小時候曾在養父養母的帶領下看過一次京劇——劇名和內容早已忘了，只記得一名走路顫顫巍巍的老蒼頭的幾句唱詞：

老漢今年七十八，

好比路旁草一棵，

過了重陽秋八月，

不知來年活不活……

老蒼頭唱得特悲哀——那種悲哀我內心裡也是有的，揮之再揮，無法揮去。

中國的長壽之人越來越多了。可我才三十八歲就將不久於世了……

我是多麼的熱愛生活啊！

熱愛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三十八歲人生中的心碎時刻和無助的感受。

婚後我的人生髮生了必然的改變。

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兒子。

兒子半歲後我的產假結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兒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孫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那份責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

翔的小姨曾對我說：「阿拉上海女子做婆婆做到吾老姐那樣，是儂福氣，婉之儂知足吧。」

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

翔在攝影家協會改選時，主動辭去了副主席一職。他的說法是：「挺長時期沒好作品了，慚愧了，應該讓賢。」

而我明白，他不願說的考慮是——他那副主席是專職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兩年，是深圳市委宣傳部出面向上海文聯借調的。借調期已過，如果他不主動請辭，繼續將專職副主席當下去，那麼作為丈夫、父親和兒子，他在盡家庭責任方面就分身乏術了。他是孝子，不忍心看著老母親帶孫子帶得那麼辛苦而心安理得。

他也是好丈夫——我的老闆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現出色，所以寧願自己有時間多分擔一些家事。

當然，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有了兒子，開銷大了。兒子要入托、上學，不預先存下筆錢，以後用到時會犯愁的。他與一位攝影家朋友合開了一處專照婚禮照和孕期照的藝術攝影館，收入多了不少。

以前的他，是藝術追求第一，作品獲獎第一，兼顧收入；有了兒子以後，反過來了，變成收入第一，兼顧藝術追求了。而且，持一種能兼顧則兼顧，兼顧不成也無所謂的態度。

由於他的變，坊間對他的負面議論不少。有人還在報上發表了文章，不點名地批評他。文中有兩句話很使他受傷——「藝術家一旦為金錢俘虜，其第二生命就終結了。」

他儘量對我「封鎖」那些關於他的負面輿論，而我作為他的妻子又豈能一無所知？並且，那些負面輿論，一度也影響過我的情緒。

有次他酒後問我：「是藝術家的藝術生命重要，還是藝術家的兒子成長中的生命重要？」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吻他。

每個人都只能在現實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我認為在現實面前明智地妥協與勇於向現實挑戰都是人應必備的能力。徹底否定了前一種能力而一味鼓吹後一種，是有毒的文化現象。因為人生不該類似角鬥士。

我和李娟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我成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後，事實上已不能與娟在深圳「同舟共濟」了。娟又開了一家超市，兩處超市加一處藥店，夠她操心夠她忙碌夠她辛勞的。僅僅因為我當年出了幾萬元「創業費」，我便成了理所當然的「持股人」，然後不勞而獲地「分紅」，這使我每思每愧，卻不知該怎麼辦好。

兒子一週歲時，我收到了娟按東北習俗寄來的「賀歲」錢；我明白那就是「分紅」，只不過她太瞭解我，換了種說法。

「五萬元也太多了，五百元就不少了……你認為呢？」翔也顯然大為不安。我看出了他已有想法，在試探我的意思。

「和你的感受相同啊。」我遂將自己的慚愧傾吐而出。

他說：「你好朋友可是隻有一個腎的人，咱們不能忘了這一點。她太不容易了，三個店的效益不錯，那全是她和她弟起早貪黑沒假沒節地努力的結果。咱們和她的情況也大不一樣。你我有工資，上海和全國比還是工資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資，另外還有收入。我媽也有退休金，她花不完，每月還能存點兒。可娟不同，她和她弟至今在深圳仍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當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兒。她在農村又有那麼多窮親戚，這一點咱們也不能忘了……」

「你是怎麼想的直說，別繞彎子。」我犯急了。

「你退股吧。」翔的話把我給說愣了。

「有句話我以前說過，現在再說一遍——娟是有經商頭腦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闖勁兒，這兩點都是你不具備的，老實說連我也不具備。你倆別再一條繩拴倆螞蚱了。再那麼下去，對人家娟太不公平了。每次聽你倆靠手機討論經營上的事兒，我都替她累心。剪斷那條繩，她反而會飛得更高更遠。螞蚱不是隻會蹦，也會飛……」

翔那天是抹下臉了，一點兒不給我留面子，把話說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堅持那麼做，她會受不了的……」

「這事兒你處理不好。你跟她那麼說，她當然會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來辦吧。」翔的想法我也有過，我便授權由他來「解決」了。

當時，深圳有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國際上拿印刷評比大獎。上海攝影家協會要在「雅昌」印優秀作品集，翔與「雅昌」的老闆萬傑也是朋友，於是主動請纓前往深圳洽談——由他出面，價格上會打折扣，這正中領導下懷，他的領導很高興地批准了。

翔從深圳回來後，公私兩項任務都完成了。

聽他說與娟談得很好，我沒追問他究竟怎麼談的；但我內心裡是挺懷疑的。我太瞭解娟了——一想到娟的內心感受會怎樣，我寧可不問。

果然，晚上娟向我「問罪」了：「婉之，你什麼意思啊？你讓高翔來逼我對那事兒表態，我能不……」她在深圳那頭哭起來了，哭得那叫傷心，連她弟從旁勸她別哭的話我都聽到了。

「我沒逼她！我冤枉！……」在我旁邊的翔委屈又尷尬。

我將他推開，對著手機大聲說：「娟，那事兒就那麼定了，以後不再提了。現在認真聽我的話——第一，趁目前房價還沒漲，趕緊把房子買下，貸款也要買，最好一次到位。第二，個人問題還是要考慮，別不當回事。第三，翔對你在經商方面的能力評價可高了，你完全可以自作主張……你明白我想說什麼，我對你充滿希望啊娟！……」我也不禁流下淚來。

那一次我倆聊了很久。

娟所以傷心，是因為翔堅持只撤股，不分利。二人爭得面紅耳赤，翔最後才不得不多收下了一萬元。

都說上海人在事關錢的問題上斤斤計較，我的丈夫可不那樣，他做人做得特「大器」。

我有翔那樣的丈夫，也感恩生活。

我兒子兩歲時，娟在深圳又開了一家服裝店。以後她一年至少來上海一兩次，為店裡親選服裝。她每次來到我家，我家的氣氛都像過節一樣。她也認識了我婆婆和翔的三個姨，以及翔的朋友們，大家都很喜歡她。

因為與我的關係，娟的那個「和」也不是從前的「和」了，「絕對值」擴大了。

名言果然是名言！

娟告訴我——她聽從了我的建議，貸款為自己和弟弟各買了一套六十幾平米的住房。

「放心，還貸沒問題。我把藥店交給我弟負責了，他自己招聘了一名中醫學院畢業的姑娘幫他，那麼手續上也符合規定了。我那套我還貸，他那套他還貸。得給他壓力，小百姓的人生，沒點壓力還行？女孩是湖南的，他倆關係處得挺好，但願以後能成夫妻，那我當姐的就省心了。」

娟的話自信而又滿懷憧憬。

我心大悅，也十分感動——為娟對她殘疾弟弟的那份愛。

那日娟走後，翔問我為什麼高興異常？我將娟的話告訴了他，他也十分高興，連說：「祝福她們姐弟倆，祝福她們姐弟倆！你退股退對了吧？否則，娟下不了買房的決心啊！……」

我第一次聽到一個人那麼發自內心地為非親非故的人生而祝福，並且該人是我丈夫，這使我倍覺幸運——幸運於自己嫁對了人。現實中，發自內心地為別人的人生祝福的人是不多的，何況還非親非故。儘管我涉世未深，但對此點已心知肚明。

我和娟雖然不再是「拴在一條繩上的兩隻螞蚱」了，關係卻更親了。

兒子三歲那年，養父到上海來看我。他已完全賦閒了，這種日子使他找不到北，處在極不情願的磨合期，似乎一下子從心態上老了。婆婆對我養父的到來持熱情洋溢的歡迎態度，一有空就主動帶我養父逛街，四處參觀，還看了兩場電影。

一天，翔對我說：「咱倆的生活要出新狀況了。」

我一愣，問是好的那種還是不好的那種。

他拐彎抹角地說：「很難下結論。同一種狀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覺。」

我急了，催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對那時的生活頗滿意，唯恐出現不好的狀況。

翔便直截了當地說：「我媽對你爸，產生黃昏戀了……」

我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你爸畢竟是當過市長的人，還是當年的老大學生，如果你爸眼眶高，我媽遭遇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下場，而且自尊受打擊還是你爸造成的，那我這個兒子太心疼我媽了……」翔說得特憂傷，彷彿事實已然了。

「可……可……就算我爸也有意，那樣……好嗎？……」

我張了幾次嘴才說出話來。雖然非屬不好的狀況，卻太使我驚詫了。

「如果落花有意流水也有情，那就只剩下咱倆什麼態度了，你什麼態度呢？」

當時我倆正吃晚飯。翔不吃了，也將菜盤子從我面前移開了，彷彿我與他的態度一旦相佐，就不許我吃那頓晚飯了。

「你先說。」

我只得放下了碗。

翔堅持道：「不，你先說。」

我說：「別人會怎麼看？」

「先別管別人怎麼看。」

我婉轉地說：「那就順其自然吧。」

「這叫什麼態度？等於沒有態度。」

我只得又單刀直入地說：「能那樣也挺好。我爸多了個兒子，我呢，既是媳婦，也成了女兒……」我忍不住笑了。

翔說：「嚴肅點兒，你說的是心裡話？」

我說：「真人面前不說假話……」

翔打斷我道：「就要你這句話！」

他起身去取來啤酒，倒出兩杯，要我與他乾杯。

我問：「這就慶祝呀？」

他說：「祝福你爸和我媽。」

我說：「流水到底有沒有意，咱倆還不清楚呀。」

他說：「也先別管。咱倆態度一致了，可以起助推作用嘛！幹！等等，重新來過，為了你爸和我媽的晚年幸福，咱倆得喝交杯酒！」

上床後，那個話題成了我倆的核心話題。翔講他媽的往事，我講我爸的往事；間或也會講到他的「館員爸爸」和我的「校長媽媽」。非但沒有對各自的爸媽有負疚感，反而有告慰之感。彷彿大功一旦告成，也替各自的亡父亡母了卻了遺願似的——不，不是彷彿，事實如此。

思想認識一旦統一，我倆情到濃時的一番「雲雨」，都做得激情燃燒。

而實際上，我倆起的作用只不過是微小的，輕推了一把而已。養父決定回去的前幾天，一起在婆婆那兒閒聊時，我按「既定方針」不失時機地說：「老爸，我婆婆替我和翔帶孩子勞苦功高，你陪她回咱們玉縣老家住幾天，到處玩玩，使我婆婆放鬆放鬆行不？」

養父看著我婆婆說：「好啊，只要她願意，我保證完成任務。」

我婆婆小女孩似的紅了臉，低下頭細聲說：「我願意，怎麼會不願意呢？就是……」

翔趕緊說：「不是有我嘛，我負責接送孩子！」

婆婆看著我養父，含情脈脈地問：「那，能定下來不？」

養父一臉莊嚴地承諾：「就這麼定了。」

結果養父和婆婆提前兩天雙雙離開了上海——那顯然是他倆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翔的看法是，他倆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誰往一塊兒輕輕推一下。都沒想到推的是兒女，於是水到渠成。

婆婆從玉縣回到上海後，彷彿年輕了十歲，幸福常掛臉上。

幾個月後，養父和婆婆領了結婚證。沒辦婚禮，只請少數親人朋友吃了頓喜宴。

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話說是「老好老好的事體」，一句閒言碎語沒聽到。

我養父又變得開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開始重視自己的儀表了。

上海老媽一旦再婚，比年輕女子還善於做嬌妻，我更是自愧弗如；而我經常看出，我養父特享受那一點。

翔有次說：「親愛的，你要向我媽學習。榜樣就在身邊，為什麼不虛心學習呢？」

我就學婆婆的樣子和語調說：「阿拉學也要有個過程嘛！」

那一年，娟那邊也發生了令我無比驚詫的狀況——先是，她與我通話時告訴我，張家貴大哥被查出患了小腦萎縮症。那次通話主要是說別的事，娟只不過附帶著提到了一句，聽來她當時也沒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一樣，視張大哥為貴人。娟沒太放在心上，但卻引起了我的重視。通話結束後，我問翔要緊不要緊，翔說以張大哥那種歲數，確認為小腦萎縮也不必多麼慌張。許多人年過五十以後，小腦都會不同程度地發生萎縮。翔各方面的知識都挺豐富，聽他那麼說，我遂放下心來。

三個多月以後，娟又一次與我通話，劈頭就說：「婉之，我結婚了。」

太突然了！

我愣了幾秒鐘才回過神兒來，不滿地責問：「你可真能保密呀，跟什麼人啊？」

娟說：「張大哥。」

我又愣了幾秒鐘。

「就是張家貴。」

我接著可就不只愣了幾秒鐘了。

張大哥可比娟大二十六歲，快六十了！

手機那頭，娟又說張大哥的病症發展得極快，走路已經不穩了，連醫生都沒料到。並且，也基本上束手無策。

娟說：「照那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一兩年後他可就是廢人了。」

我不知怎麼說才好。

娟說：「他是好人。」

我仍待著。

娟說：「我要趁他還沒成廢人，讓他過上一兩年是丈夫的生活。」

「……」

「你和翔都很忙，又有了孩子，千萬別過來了。幾天後我要為我倆辦場婚禮，新娘子穿婚紗那樣式兒的。你代表高翔給我發條祝賀簡訊行不？我要讓人在婚禮上念。」

「行。」我口中終於吐出了一個字。

合上手機後，我將娟的話複述給翔聽。

翔說：「唉，張大哥太不幸了，娟那麼做太符合她性格了！發什麼祝賀簡訊啊，咱倆之中必須有一個人去！」

我猶豫地說：「咱倆都去呢？」

翔不加思索地說：「好，都去！」

正巧我養父又來上海了，他知道後，主動說：「李娟是個好姑娘，我也去。」

於是我成了伴娘，翔成了證婚人，養父代表我們的五口之家表達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話本是沒什麼問題的——從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異的發展，談到年輕人在深圳的創業精神之可貴，再談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驚的是，他居然也談到了他與我婆婆的晚年結合！估計是因為長久沒登臺講過話了，一說開去，收不住閘了。然而他獲得了熱烈的掌聲，娟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他，張大哥落淚了，向他深鞠一躬。

過後我對翔埋怨道：「咱爸不該說咱們家的事，沒必要。」

翔卻說：「我覺得沒什麼不好。通過現身說法，表達理解，意在為娟和張大哥堵住別人們可能的閒言碎語，咱爸用心良苦。」

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

我與二姐並無書信往來，也沒通過話。但我依然履行著承諾，定期給她的兒子趙凱寄錢——他已考上了一所省內的大學，花銷大了，我寄給他的錢也多了。

二姐肯定是從他那兒知道我家在上海的地址的。

二姐的信毒汁四濺。除了沒罵髒話，種種詛咒無所不用其極。

原來二姐對自己與張大哥那事兒，從未徹底死心，並且仍巴望著某一天忽然由我向她傳達了她夢寐以求的福音。一個人對一件完全是一廂情願之事的執迷不悟，令我匪夷所思。現在可好，我非但沒助她實現夢想，反而將自己最好的女友和張家貴「撮合」成了夫妻，我和丈夫和養父還都前往深圳參加了婚禮，這對她的刺激非同小可。換位來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撮合」，已有三處店面的李娟豈會嫁給大自己二十六歲的張家貴？圖的還不是能靠住張家貴這位老闆嗎？——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以上想法是多麼的使我二姐絕望又憤怒。

那封信同樣使我憤怒異常。

我能換位思考，卻無法做到不生氣。

翔見我氣得發抖，將信要過去也看了一遍。

他奇怪地問：「你二姐怎麼知道得這麼快？」

我告訴他玉縣人在深圳有同鄉會。

「世上竟有你二姐這樣的人！難道她忘了我們還在供她兒子上大學嗎？」翔將那封信撕了。

我說：「看來我以後不能再回神仙頂了。」

「那就不回去！永不回去又怎樣？我們的生活無法繼續了？！」翔氣得拍起了桌子。

我暗下決心，不再給趙凱寄錢了。然而到了該寄錢的日子，身不由己地還是去了次郵局。

有時，責任也具有強迫症的特徵。

兒子四歲時，我在明德公司也整整工作了四個年頭了。四年間漲了三百元工資，錢雖不多，但畢竟對我的工作狀態是種鞭策和肯定。四年間我也積累了不少工作經驗，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了。

我丈夫與我老闆的特殊關係基於這樣一件事——耿老先生是自駕遊愛好者，我丈夫也是。只不過耿老先生開的是豪車，我丈夫經常租摩托。

豪車也免不了會出故障，在西藏，耿老先生的豪車過淺河時側翻了，他的腳踝扭傷了。翔恰巧騎摩托經過那裡，分兩次將耿老先生和他老伴載到了附近的藏民家。但自從我在明德公司上班後，他倆並沒見過面，因為耿老先生是滿世界「飛行」的人，每年也就到上海一兩次。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過每年春節，家中都會收到耿老先生的賀年卡和一份禮物；翔也同樣回贈。他倆並不通手機。或者，通話我也不知道。

一日，辦公室告訴我，耿老先生下午要見我。

「我此次來上海，與你談次話也是重要的事之一。」我剛一坐定，耿老先生就這麼說。

他問我是否還記得，當年將我調到投資部時，他曾說過我日後自會明白原因？

我不記得了，卻說記得。

「那麼，先看看這個。」

他給了我一份企劃書——沒想到他對貴州那麼瞭解，居然知道貴州有處山區叫神仙頂！而神仙頂與臺灣高山地區海拔接近，氣候相似，雖然並不靠海，卻是大陸山區氣候溼度最適於生長臺灣高山茶的選地。他要將高山茶移植到神仙頂，培育出一種新茶。他說他夫人是貴州人，向貴州投資助貧，是他夫人的夙願，也是他此生必了之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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