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別的，正如某些小說是有性別的。非指作者是男是女，而是指小說內容。小說內容彷彿使小說具有了某種氣質，而氣質又似乎使小說本身有了性別。《紅樓夢》《茶花女》都是很女性的書，《湯姆叔叔的小木屋》也是。《呼嘯山莊》很男性，《三國》《水滸傳》更不消說。《簡·愛》《戰爭與和平》給我以「中性」的感覺；《聊齋志異》具有典型的男性氣質，《靜靜的頓河》絕對也是男性的；而在我看來，《悲慘世界》是母性的，《大衛·科波菲爾》是父性的，《老人與海》同樣父性氣質濃濃。
在我看來，深圳起初像是英俊少年，它正一歲歲成長為帥氣的小夥兒。在深圳，每每能從電視裡看到回放的港臺老片。有一個時期我和翔特別喜歡看狄龍的電影，我覺得深圳具有狄龍在武俠片中那種迷人的陽剛之氣。
在我看來，上海像是風姿綽約的沉靜女郎——經歷了妖冶時期、摩登時期、社交花式的迷亂時期，終於洗盡鉛華，進入了氣質優雅的沉靜時期，於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氣質兼具的女性「正果」。
在我看來，廣州是一座宛如「奶孃」的城市。儘管它的歷史曾是那麼的驚天地泣鬼神，卻似乎也正是由於經歷了的緣故，後來顯得異常包容。遊子最適合在廣州停留。它雖不是遊子們的理想城，但任何人的鄉愁都會在它的「懷抱」中得到撫慰。我和娟去廣州玩過多次，娟也挺喜歡廣州的。
然而上海的「洋味兒」，既是廣州沒有的，更是深圳沒有的。翔說：「那是滲入到一座城市肌理裡的遺風。」翔對上海的心態常是自相矛盾的——作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上海對於他如同「祖宗」，誰若當他面說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話，他往往會跟人家翻臉。但他自己，卻又每對上海和上海人大發批評議論，特別是對於上海的「洋味兒」，用詞更是尖刻。一方面他骨子裡是惜護的；另一方面，一想到中國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與「十里洋場」相提並論，又使他有「恨史」之痛。
然而我和他的婚禮卻又不乏「洋味兒」。
起初他對他媽說：「我倆的婚禮，我負責辦，您就別操心了行不？」
他媽說：「那不行。媽就你這麼一個兒子，你的婚禮必須由媽來辦。媽想過替獨生子操辦婚禮的癮，你沒理由剝奪你媽這種特權！」
當時我在旁邊。
他媽說：「咱倆別爭，你當兒子的自己操辦還是我當媽的替你操辦，由婉之來決定吧。」
我毫不猶豫，立場堅定地說：「由媽辦。」
還沒舉行婚禮，我已開始叫她「媽」了，這使她特別高興，誇我「懂事體」。
過後翔卻埋怨我：「是你把我否定了，不滿意你可別怪我啊。」
我說：「你告訴媽，我只有一條要求——簡、快、省。」
翔沒有多少存款，他媽是手錶廠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高，而我那點兒錢全押在深圳的兩處店裡，抽不出來，無法投入到婚禮費用中——我當然要反對鋪張囉。
實際上婚禮還是由翔和媽共同擬定的方案——在文史館的小禮堂舉行。翔爸曾是上海的老報人，也曾是市文史館的資深館員，文史館很樂於配合。人也不多，六十幾人，擺了八桌。翔的父親也是獨生子，他在上海沒有父輩方面的親人，參加的只是幾位他父親生前的好友，他叫「世伯」的老人。他母親方面參加的親戚也有限，無非就是他的三個姨和姨父，再加上三家的兒女。最多的是朋友。翔雖是攝影家，卻與上海文藝界有著廣泛的交往，作家、詩人，唱歌的、唱戲的、變魔術的，總之來了不少文藝家，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
翔他媽對婚禮的「洋味兒」堅持不讓步。
我聽到她以「正告」的口吻對兒子說：「在上海舉行的婚禮，沒點兒上海味兒那對嗎？上海什麼味兒？不就是從前那點兒洋味兒比較特殊嗎？在洋味兒上，必須給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這一點你如果都做不到，以後別見你媽和你三個姨了！」
為了滿足老人的心願，翔從「上戲」租了一批道具，請「上戲」的舞臺美術教師將婚禮現場佈置出了西洋風格；也從畫家朋友那兒借了多幅油畫，懸掛四處。
頭天晚上翔請我和他媽去「審察」場地，果然「洋味兒」十足。
我驚訝地說：「這是要辦婚禮呢，還是要拍戲呀？」
他媽笑了，連聲說好，並問我：「婉之，儂開心啦是吧？」
我只得又笑著說：「開心，開心。」
翔自恃勞苦功高：「明天服務員都會穿上俄羅斯民間服裝，歌舞劇《胡桃夾子》那種，人人不重樣。」
我頓時出了一身汗，急問：「那得花多少錢呀？」
翔說：「不費錢，僅租半天，友情價，人情後補。不是為了少花錢，辦成事兒，還要辦出特點嘛！」
一聽也沒花多少錢，他媽更高興了，大大地表揚了他一番。
婚禮開始前，翔又給了我和老人一個驚喜——翔請來了著名作家葉辛，於是一片歡呼，人人爭相與之合影。
翔他媽激動得快哭了——她和一姐一妹都是插隊知青，葉辛以反映上海知青命運的小說聞名全國，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男神」。他本是與「世伯」們坐一桌的，在翔媽的強烈要求下，翔換了名牌，將葉辛調到媽和三個姨那桌去了。葉辛老師剛一落座，四個與他同齡的婦女同志立刻對他進行輪番「採訪」，這個問他又在寫什麼？那個問他什麼時候再去貴州？那時刻，我覺得四位婦女同志超幸福。
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因為葉辛老師將做我和翔的證婚人。他那人看去挺好說話。就是再好說話，終究不是職業證婚人，我估計他這輩子也就做過八次十次證婚人而已；其中一次是為我這個平凡又普通的人證婚，我豈能不喜出望外？我的幸福感還因為，葉辛當年是在貴州插隊，這使我對於證婚人倍覺親近。倘無這一層關係，再大的人物為我和翔證婚，我也只會覺得榮幸罷了，絕無什麼親近感可言。我忽覺翔將葉辛請來這一招很「狡猾」——因為他媽和他二姨也都在貴州插過隊，她倆肯定也認為翔是為她倆才將葉辛請來的。
婚禮一結束，緊接著就是文藝演出了。都是專業演員，可以代表上海的較高水平。翔拉著我走到家長那桌，對葉辛說他如果有事可以先走。
葉辛說：「沒事沒事，節目很好，我要看完。」——又對我說：「你使我想起了當年貴州老鄉家的小阿妹。」
他的話使我心裡暖乎乎的，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只有笑。
他也看著我笑。他笑起來像位慈祥的老婆婆，給我留下很深印象。
媽就舉杯替我敬葉辛老師酒。
二姨說：「咱們是插兄插妹的關係，你倆當年還在同一個鄉，乾脆再親點兒，喝次交杯酒嘛！」
葉辛笑道：「好啊，怎麼高興怎麼喝。」
……
晚上，我倆入了洞房後，翔對我說：「如果有什麼不滿意之處，多包涵啊。」
我說：「沒有啊，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禮會是這樣的，挺好的。」
翔說他也沒想到會搞得這麼有特點。他交代朋友們稍微佈置出點兒「洋味兒」來，結果朋友們就都認真起來。專業的戲劇舞臺設計師，一認真，效果可不就像拍戲了。
「我媽當年是中學文藝委員，能歌善舞，插隊不久就愛上了我爸。我爸曾是復旦戲劇社的留校生，演過巴金《家》裡的大表哥，因為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被髮配到貴州去勞改。我媽由於愛上了我爸，連當宣傳隊員的資格也喪失了。她和我爸，當年沒條件舉辦婚禮，這是她內心的痛點。咱倆的婚禮，未嘗不是圓她的一個青春夢。只要她高興，咱倆就應該高興，對不對？」翔的話很中肯。
我說：「對。」
他還想說什麼，我用吻封嚴了他的嘴。
而他，將我橫抱起來，輕輕放在床上。他動作很紳士，像按劇情要求在做。
我指指門。
門關上後，他不再斯文，我也毫無羞意。雖然那早已不是我們的第一次，但或許因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互動才更加刺激而狂野。山洪海嘯過去之後，我又一次想到了「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句話，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親的兒媳，想到我於是也得叫另外三個女人大姨二姨小姨，頓覺世間到處是緣，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預設。
婆婆叫孫麗華。
她的父母希望二胎是男孩兒，結果又是女孩兒，翔的大姨就被取名叫「麗婷」——取諧聲「立停」之意。希望一執著，翔就有了二姨，取名「麗婕」。「立截」並沒「截」住，執著變成了執拗，於是翔又有了小姨「麗娟」。執拗隨之變成了執行，小姨才幾個月就被「捐」給了翔的大舅家。好在大舅夫婦視同己出，小姨的成長非但不缺愛，反而特別受寵。並且，因為年齡小，後來躲過了「上山下鄉」，屬於「漏網之魚」。小姨之被「捐」，非但沒使姐妹之間關係疏遠，反而成了日後雙方都津津樂道的笑談，常談常新；也使兩家親戚之親「更上層樓」，與我之被棄大相徑庭。翔的母親有三個舅，似乎是將翔的指標給「透支」了，翔一個舅也沒有。
我想，若以中國民間的理解，「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句話，未嘗不可以翻譯成「人是自身緣的體現者」。「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不由人不信。
翔問我在想什麼？
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話：「思考人生。」
他欠身看著我說：「具體道來。」
我就將我之被棄與他小姨之被「捐」的不同講給他聽。
他說：「人從一出生就是被動的。自從人有姓名以來，任何人的性別、體力、智慧、相貌、姓名，都是被‘給予’的，誰都沒半點選擇的自主權。」
我問：「那你相信宿命嘍？」
他說：「為什麼要否認宿命？宿命無非就是天定的好運氣或壞運氣或不好不壞的運氣。但人又是自為能力很強的動物……」
我打斷他的話，不無憂鬱地說：「明白你的意思，但運氣很差的人，如果還缺乏自立能力，那就天生該一輩子受苦受難嗎？」
他說：「所以世界怎樣很重要。目前而言，在我這兒，國家即‘天’，說是‘上帝’也不誇張，對於‘天命’很差的人尤其如此。好的國家，當有能力幫助‘天命’很差的人改變命運，為他們的人生兜底。你當年的被棄，說到底是農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造成的。想想看，如果我大舅家不是老上海人家，家底殷實，而是農村人家，那我小姨的命運當會怎樣？我媽她們四姐妹的關係又會如何？……」
我啞然失笑。
翔問：「我的話可笑？」
我說：「那倒不是。你估計一下，全世界今天結婚的新郎和新娘，有幾對會像咱倆似的，剛做完愛就討論這樣的話題？」
他想了想，鄭重地說：「估計也就咱倆這一對。中國特色產生中國式的新娘和新郎嘛！」
我們收了一萬多元彩禮。
翔堅決禁止他的朋友們出「份子」，但三個姨的紅包是必須接的，「世伯」們的心意也只有笑納——卻之不恭。娟匯給我五千元錢，令我吃驚。
我和她通話時責備她「瘋了」。
她說：「財大氣粗嘛！咱們的兩處店效益都不錯，讓你也高興高興。」
翔不許我動用那五千元，親自存上了，說：「李娟家那麼多窮親戚，用錢的地方也多，適當時要變相還給她。」
那也正是我的想法。
我終於有了名副其實的家了，而且在中國的第二大城市上海。我前所未有地幸福。
我們的家在一條老弄堂裡，是一幢洋式舊樓的亭子間，二十四平米。翔說，就亭子間而言，面積不小了。雖是亭子間，卻陽光充足。婆婆沒對我們的家究竟該怎樣多作指示，翔的佈置大體合我的意。不方便之處是與樓下鄰居共用小小的廚房和衛生間。也沒洗澡的地方。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每次五角錢。
婆婆一人住在有電梯的小三居公寓房裡，公公生前分到的。
婆婆有次不無歉意地對我說：「婉之，等我死了以後，那房子就歸你倆。但現在呢，先讓我享受享受。委屈你倆了，千萬別計較好不好？」
我恭敬地回答：「媽，怎麼會呢！我很喜歡我倆的家，但願您健康長壽，成為百歲老人！您長壽是我和翔的福氣。」
我的「校長媽媽」去世以後，我已經多年無「媽」可叫了，叫「媽」也使我幸福。在婆婆面前，我無師自通地變得嘴甜和會來事了。而在我的「和」中，婆婆與丈夫和娟佔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她曾是貴州插隊知青，和我是貴州人這一點，確實為我倆的和睦相處奠定了良好基礎。
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幾天，李娟與我的一次通話就如急急令，迫使我立即啟程趕回了深圳。
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亂——一天早上她推開藥店的門，但見窗下一溜兒蹲著三男二女五個半大孩子，口口聲聲要見「小姨方婉之」。一問，皆神仙頂的，聽說「小姨」在深圳發達了，是「成功人物」了，都來投奔「小姨」，要在深圳找工作，成為深圳人。聽他們口氣，有的似乎與家裡打了招呼，有的分明是偷跑出來的。其中一個男孩雖不是神仙頂的，卻也是鄉一中的，仍屬我的「小老鄉」。
我回到深圳，見到了他們，的確都是孩子，一逼問才知道，只有鄉一中那男孩快滿十八歲了，另外四個孩子十六七歲不等。
我生氣了，訓他們：「你們還沒成年，我絕對不替你們找工作，休想！」他們都眼淚汪汪的。
娟將我扯開去，小聲說：「你那話太容易使他們誤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們找工作卻偏不幫他們似的。」
我說：「我哪兒有一次替五個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氣糊塗了。」我看著他們也沒招兒，只得將張家貴請來，請他幫我出主意。
張大哥連連嘆氣說：「唉，唉，你婉之怎麼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們神仙頂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怎麼傳的，把孩子們都給忽悠了！」
他認為絕對不可久留，萬一哪個孩子出了點兒差錯，多大責任啊！也絕對不可以替他們找工作，僱用未成年人是違法的。包括那個快滿十八歲的，全都得送回去。那男孩高三還沒畢業，快拿到高中文憑卻沒拿到，以後肯定有後悔的時候。他說也不能立刻替他們買票將他們打發走，那樣他們會不高興。他們一不高興，誰知道會怎麼說我和他兩位「成功人物」呢？他們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於說瞎話。那結果可不就是——不論他們將我倆說得多麼不好，反正我倆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張大哥認為妥善的辦法只有一個——讓孩子們在深圳住幾天，陪他們到處玩玩，逛逛，保證他們吃好，喝好，住好；之後由他從公司派人將孩子們送回去。
我覺得張大哥考慮得周到，完全同意。
娟又說：「也別讓他們住得太舒服，和花錢多少沒關係。主要怕那樣的話，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覺也有點兒像成功人物了。」
張大哥說：「對，對。」
於是他從公司調來一輛麵包，由我將五個孩子送往我和娟住過的旅館，為他們開了兩個房間。
我回到藥店時，娟剛將吊鋪歸整好。前幾天五個孩子全擠吊鋪上睡，她和她弟睡藥架子之間的地上。
她說吊鋪上一股臭腳丫子味兒，邊說邊噴花露水。
我沒帶多少錢，與翔通了次話，讓他將娟寄給我的五千元再寄給我。他沒那麼做，怕我辦事欠考慮，親自帶著錢也回來了。
以後的幾天，藥店終於恢復平靜，娟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鋪了，而我和翔則充當五個神仙頂孩子的導遊。
幾天後，翔陪孩子們回神仙頂去了。他說孩子們是衝著我才到深圳的，由張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適；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
翔和孩子們走後，我白天負責藥店，晚上與娟睡在照相館。分開既久，互相間有聊不完的話。
娟告訴我，徐主任出事了，不再是電大副校長了——由於受賄被人揭發，受了降級處分，沒臉再上班，提前退休了。
我說：「我來之前高翔還與他通過話，高翔好像不知道。」
娟說：「那你別告訴他，就當你也不知道吧。」
我問：「問題嚴重嗎？」
娟說：「估計不太嚴重，嚴重還不關進去了？」
我又問：「那我這次要不要見他一面呢？我與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謝他。」
娟說：「隨你。我和張大哥倒是常與他聚，我倆都裝不知道，而他每次挺高興的。」
我說：「那我也還是見他一次好，應該代表高翔給他份喜糖。」
娟說：「我安排。再讓你知道一件事——鄭宜然有物件了，身材不如我好，但容貌比我好。他倆有天出現在咱們超市裡，卻只買了一瓶礦泉水，我想他是成心氣氣我。」
我問：「你生氣了？」
她說：「那生啥氣？是我覺得我倆不合適，人家又沒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當時櫻桃剛下來，我代表你送了他兩箱櫻桃。」
由我做東，李娟和張大哥作陪，請徐主任在郊區的漁家樂吃了一頓海鮮。還是張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市內請徐主任有顧慮。一到郊區，徐主任的情緒果然大為開朗。在音樂包廂唱歌時，簡直可以說是興致勃勃。雖然他曾是副校長，我仍按習慣叫他徐主任，他的反應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衝這一點，我覺得他這人畢竟還是可交的。
張大哥開車將徐主任送到家，接著送我和娟，路上他說：「聽人講，他是中了官場上的局。」
我不懂，問什麼是「局」？
娟說：「就是幾個人串通一氣，為誰下套，或者挖一個坑。」
我又問：「那對串通一氣的人有什麼好處？」
娟說：「官場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你下來，我上去唄。」
我還是不懂，繼續問：「不是幾個人串通一氣嗎？整下來一個，也只能上去一個呀，另外幾個圖什麼呢？」
娟說：「倒也是。你這問題太深，我回答不了啦。大哥，你講給她聽。」
張大哥說：「不明白就不明白，沒必要非明白。官場有官場的規矩，民間有民間的法度。成了朋友是緣分，不輕易失去一個朋友，這是咱民間的法度。民間人按民間法度待人處世，也是講原則。」
那天晚上，我對娟說：「娟，以後咱倆見面的機會肯定少了，凡事你要三思而行，好自為之，千萬提防別落入別人設下的‘局’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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