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到醫院後，護士交給我一封信，是那女人一早送去的。她在信中說，她從網上查過了，證明我沒騙她。她向我道歉，並承認我的護理工作做很挺好，承認以往的不愉快錯都在她，希望我繼續護理她老父親，千萬別一走了之……
「不過就是些話語上的無禮，氣人是氣人，但你是護校畢業的，應該明白這種人這種事在醫院是常見的。她都書面認錯了，這種態度是誠懇的，你就原諒她吧。」
我認識的那名護士這麼勸我。
一位副院長也出現了。他說他也從網上查了玉縣護校。說如果我考慮做一名正式的護士的話，他願意向院方推薦我。
我不是那種任性的、得理不讓人的姑娘。
我又留下了。
那老人也向我認了錯。
他說：「她是我女兒，你是她出錢僱來照顧我的，你就是再有理，她就是再不對，我不是也得向著她嗎？我不向著她，反而向著你，那我成了什麼父親呢？那不成了胳膊肘朝外了嗎？所以呢姑娘，求你多擔待些哈，以後我當著她面表揚你幾句就是了嘛……」
我覺得一位老人把話說到這份兒上，應該也算是認錯了吧。
我笑笑，只說了兩個字：「謝了。」
我不計前嫌、一如既往地照顧他。
當天下班走到外邊，細雨復至。我正犯愁沒帶傘，有人從街對面撐著傘向我跑來。當對方將傘高舉到我頭頂，我才看出是姚芸。
她說她估計我沒帶傘，所以來接我一下。
馬路對面還有個撐傘者，分明是個男人。
她說那男人是她的一位朋友，為了我倆的安全送送我倆。
她和她朋友的好意使我內心一陣溫暖。
那天她穿的是女式短褲，長袖的夾克上衣，下襟可以腰間打結的那種款式。沒化妝，頭上紮了方綢帕子。我聞到了微微的酒氣，不知他倆在哪裡喝過酒了。
她朋友一直將我倆送到旅館門口，一路都沒說話。我和姚芸說了幾句話，無非是她說自己打算怎麼過春節，問我打算怎麼過春節。我說還沒想好，她說希望與我一塊兒各處玩玩，我很願意。
旅館關門了。十點半以後，老闆會從裡邊將門鎖上。我有鑰匙。老闆知道我十二點以後才下班，信任地給了我一把鑰匙。那對他也好，不必每天半夜被我的敲門聲敲醒一次。
我開啟門後，姚芸也將她朋友拽進了門，這使我完全沒想到。她在門外就將鞋脫了，拎在手裡。那是一雙紅色的高跟鞋，使我看著發愣。姚芸在我臉上親了一下，悄悄說了句「晚安」，一手拎著高跟鞋，一手拉著她朋友的手，潛行者似的轉眼進了她的房間。
一切發生得極快，我不由得愣了片刻。
當我也進了自己的房間，抱起「小朋友」坐在床邊時，不禁想——姚芸如果不去找我，她是沒法兒將她那位男朋友順利地帶入旅館的。而且，她那雙紅色高跟鞋使我聯想到了我從小視窗看到的那雙紅色高跟鞋。我不能由此推斷當時窗外的女子必定是她，而那穿平底皮鞋的男子必定是她帶回旅館的男朋友。
卻不知為什麼，我竟但願那日躺在床上看到的一對男女正是她和她那位沉默寡言的男朋友。
對於她和她的男友帶傘接我，與我一塊兒回到旅館這件事究竟是出於友善還是利用，我也沒法兒下一個結論。但我寧願相信那是友善的表現。即使真的是對我的利用，我也一點兒都不生氣。相反，還覺得她對我的利用很孩子氣，因而也使我領略了她的可愛。
我可以斷定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她絕對沒我這麼幸運，絕對沒人也給她留下了十二三萬元錢。
我這麼想時，自我感覺也有幾分優越起來。
我又認為，像她那樣一個父女二人雙雙下崗的東北大姑娘，在深圳這麼老遠的地方，在註定和我一樣掙錢不容易的情況下，是絕對應該有一個男人愛護她的。是不是男友都沒什麼，是不是唯一的一個在我這兒也不成什麼問題。
我那份小小的優越感使我陷入了自我想象——我竟陶醉地想象自己是天使，有義務帶給她一份兒快活，即使是片刻的形同雨露的快活，只要有助於她抵禦厄境之擊打，似乎也是符合上帝之諭的。
而我根本不曾有過任何宗教信仰。
我很奇怪自己竟會有這種想法，也似乎分享著我所帶給她的快活——難道不是嗎？如果我沒有一把鑰匙，那麼在後半夜，她休想將一個非是住客的男子帶入進來。為了能不斷帶給她那份快樂，我願以我手中的鑰匙繼續為她服務。
第二天我仍起得較晚。
也許她已經熟悉了我的腳步聲吧，當我洗漱完了回房間時，她房間的門恰在我經過時敞開。
她站在門內說：「想跟你聊會兒。」
我愣了一下，笑著說：「好啊。」
她問：「到你那兒還是在我這兒？」
我說：「我那兒有貓，如果你不討厭貓……」
我下一句想說：「那我歡迎你到我房間。」不待我的話說完，她立刻說：「我喜歡貓，我家也養貓。」
我就只能說：「那你過來吧。」
我前腳進了房間，她後腳也進來了，沒關她那房間的門，手裡拎著塑膠袋。
我問：「你就那麼敞著門？」
她說：「就住咱倆了，沒誰可防的，出出煙味兒。」
我又問：「你吸菸？」
她說：「偶爾也吸，太想家的時候。」她將塑膠袋放桌上，「油條豆漿，也不知你愛不愛吃！替你捎回來的，趁熱吃吧。」
我說：「謝了，愛吃，那我先吃了啊。」
我餓了，坐在椅子上吃起來。
「小朋友」早已不怕生人，主動往她跟前湊。她在床邊款款坐下，抱「小朋友」放在膝上，一邊撫摸一邊說，她從小愛貓，至今家裡仍養著一隻老貓，都養了快十年了，得了糖尿病，失明瞭。說自己有時也特想家中失明的老貓，想多掙一份兒錢，為老貓治好病。說寵物醫院告訴它，治好那老貓的病起碼要準備一萬元錢。
她對貓的那份責任令我大受感動。
「你哪裡人？」
「貴州。」
「都說貴州是個窮省。」
「農村是那樣。」
「可你不像農家女兒。」
「我幸運，家在縣城。」
她朝我床頭的幾本書瞟了一眼，又問：「你喜歡看書？」
我說：「都是小說，從小養成了看閒書的毛病，改不掉了。」
「瓊瑤的？」
「不是，外國的。」
「你爸媽是知識分子吧？」
我沒料到她會這麼問，略一猶豫，順水推舟地回答：「也算吧，都是中學老師。」
「那麼，你是大學生？」
「對。」
我只有繼續說謊。
離家出走後，我已經不止一次說謊了，包括對李娟和倩倩，並且漸漸沒了羞恥感。我避諱「家庭」話題，這一話題往往迫使我不得不說謊。我對某人有好感、以善意相待是一回事，要不要說出我的身世是另一回事。我將兩件事分得很清。雖然我不認為我的身世是我的恥辱，但那是我的傷口啊！
「你為什麼也來到深圳，成了……」
「打工妹？」
「你不介意我想那麼問吧？」
「不。我到深圳是因為……我想開拓一下視野，見證一座嶄新的城市是怎麼形成的……」
我言不由衷，卻說得像真事似的。
「真羨慕你啊，我要也是一個活得像你這麼瀟灑的人多好。可我到深圳來就是為了能多掙點兒錢，人比人，氣死人啊！」
她的語氣裡有幾分憂傷了。
我心裡也有幾分憂傷了。我多希望我的父母真的都是玉縣的中學老師，不是現在這種尷尬的情況啊。但命已如此，希望成為幻想了呀。我到深圳的目的像她一樣，也是受一個「錢」字的吸引啊。如果我不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有何面目繼續花我養父的錢呢？
我落入了自編的謊言之陷阱。幸而我在吃著，問答斷斷續續。我覺得不知說什麼好時，就只管吃著喝著，裝出以吃為主，兼顧不及的樣子。
待我吃光喝盡，「小朋友」已在她膝上睡了。
「他是我師兄……」
姚芸忽然話題一轉，使我更加無言以對。
我只有親善地笑笑，彷彿她不說我也知道。實際上我對於他與她究竟是什麼關係一點兒興趣都沒有。進言之，除了是自己的親人，我對任何他者的男女關係都無興趣。唉，親人，與我相比，她起碼還有家，還有親人。可我的家又在哪兒呢？與我完全沒有血緣關係的「市長爸爸」和神仙頂那些雖然與我有著血緣關係卻完全陌生的男女，從嚴格意義上講算是我的親人嗎？
這一點對於我已經是斯芬克斯之問了。我多少次想給出一種答案，卻又多少次被自問難住。
那一時刻，我竟對她心生出羨慕來，像因為自己有存摺而心理上比她優越那麼自然而然。
「我爺爺是廠裡的老勞模，鉗工王。我師傅是我爺爺的徒弟，與我爸是師兄弟。我和他，我倆都是我師傅的愛徒。他是七代徒，我是十代徒，明白？」
姚芸娓娓道來。顯然，此時的她訴說願望很強烈。
我點點頭，做出洗耳恭聽的樣子，儘量表現得像一名使她覺得理想的傾聽者。
她說她師兄已經鉗工四級了，下崗前是廠裡的技術骨幹。她才鉗工二級，技術水平也不錯，如果沒下崗，兩年後該是三級了，也有資格帶徒弟了……
「車鉗洗刨，雖然車字打頭，但實際上鉗工最令人刮目相看，因為鉗工必須同時也是技術過硬的車工，對洗床和刨床上的活兒，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對鉗工的技術要求是最全面的，考級標準更嚴。相對的，工資也高些……」
我從沒到過工廠，對她講的事一無所知。我漸漸產生了傾聽的興趣，覺得比男女關係值得一聽，長知識了。
「可是誰又想得到呢？國門一開放，方知咱們中國工業已落後了幾十年，先進國家早就實現流水線了，機械化程度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結果廠子黃了，賣了，我倆都下崗了。現而今，哪兒哪兒都沒有我們的用武之地了。我沒想到他也來深圳，我倆是不久前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他為了多掙點兒，一直在工地幹力氣活兒。為了再多掙點兒，春節決定不回去了，找了份兒臨時的保安工作。節前節後這兩個月裡，保安給開雙份工資。等工地上又開始忙了，保安的工資降了，他還是要回工地去當力工的……」
她落淚了。
儘管她只是在說她的師兄，但我覺得其實也是在說她自己了。春節前沒回老家的外地人，十之八九是為了多掙點兒，再多掙點兒。
我是一個例外。
我是因為不知該回哪兒去才留在深圳的。神仙頂是被鞭子抽著我都不肯再去的地方，而且那裡哪有我的什麼家？養父春節期間不在我們玉縣那個家，所以我也不願獨守空宅，睹物思人。在貴州某山村，有養父的老父母和老哥、老姐等一大堆親人，估計日子過得絕不比神仙頂的人們強多少——然而每年春節他必定回去省親一次。他與他們的關係很親，在他那兒親情和鄉情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這一點與我截然相反——神仙頂對我如同夢魘。
我起身離開了椅子也坐到了床邊，一手摟住姚芸的腰，一手握住她的一隻手，將頭靠在她肩上。
我對她羨慕我的話實在不知說什麼好，只能那麼表示我的安慰，同時也對我自己予以安慰。肢體語言某時具有那種無聲勝有聲的作用，只要是情不自禁的，效果不是話語所能傳達的。
我想她領會到了我的真心實意。
她的淚滴在我手上。
我正想對她講，我的那把鑰匙也等於在她手上，她卻先開口了。
她說：「我師兄有家。」
她的話使我的話被雙唇囚住了，像剛從洞中探出頭的小兔受到了驚嚇，一下子又縮回洞中去了。
我就那麼和她親密地坐在一起，動彈不得了。
她又說：「我也有家。」
我覺得我彷彿被電子冷瞬間凍住了。
她坦率地告訴我——她師兄的妻子也下崗了，一時想不開就跳樓，人雖沒死，但腿殘了。他將妻子送回農村的孃家，由岳父母照顧；將一兒一女託付給了自己的父母。而她的丈夫曾是廠辦主任，科級幹部。他們夫妻關係一向不怎麼好，與一名女鉗工結為夫妻不是她丈夫的初心，所以他們遲遲沒要孩子。可她丈夫怎麼也沒料到，在參與決定了許多人的下崗命運後，自己也遭到了同樣命運，還背了一身罵名，有些人甚至還揚言要與他「同歸於盡」，他有一陣子嚇得整日不敢出門。廠辦主任那角色，以前迎來送往，陪酒簡直成了能力表現的一方面，他把胃喝傷了。下崗後，更是借酒澆愁澆怨，根本放不下科級幹部那點兒架子，哪裡肯主動「自謀」生路呢？總而言之，她丈夫已經徹底變成了個酒鬼……
「可話又說回來，他那號人，一無技術，二無力氣，在本省本市想找到活幹難上加難。到南方來打工吧，他又怕受氣，沒勇氣。我到深圳，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為了躲他，眼不見心不煩……我和我師兄……我心理上、身體上都有那方面的需要，他也是……我們……我們本來都不是那方面隨隨便便的人……」
她抽出了手，捂面而泣。
我仍「凍住」著，然而心沒被「凍住」，像魯迅散文所寫的那樣——「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
正因為心並沒被「凍住」，關於鑰匙原本想對她說的話，我決定不說了——一方面，我同情她；另一方面，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
我已經記不清將她送出房間的細節了，只記住了自己最後說的一句話：「還想聊，就過來。」
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跨過馬路在一家早點鋪吃了點兒東西后，也為她捎回了一份早點。
她沒再到我的房間來聊過。
後來有一天，她又出現在醫院門外，身邊站著她師兄，側著臉成心不看我。
我也又一次將他倆帶入了旅館。
有沒有做人原則固然重要，但是在我這兒，酌情放寬一下原則也很重要——我對自己的要求開始變得不那麼嚴了。
春節前幾天，我護理的老人出院了，我閒下來了。
在洗臉池那兒，姚芸對我說，春節期間希望和我結伴在深圳周邊玩玩。
我愉快地答應了。
三十兒晚上，旅館裡突然闖進來幾名公安人員，實行「掃黃」大排查。他們直接敲開姚芸房間的門，請她跟他們「走一趟」。
我站在自己門外目睹了那一幕。
姚芸很鎮定，也不分辯，平靜地說：「我得跟她說幾句話。」
公安們都看著我。
我忍不住說：「她有這種權利。」
於是姚芸進了我的房間。
我問公安：「我可以關一下門嗎？」
對方示意我可以之後，我將門關上了。
姚芸看著我問：「我能信賴你嗎？」
我說：「能。」
她說：「抱抱我。」
我抱住了她。
她耳語：「我枕套裡有五千元現金，還有寫在信封上的地址。我不能帶著錢走，那樣錢會被沒收的。你能替我按信封上的地址寄走嗎？」
我又說：「能。」
她回她的房間收拾東西時，老闆站在門外催她先把賬結清。
她突然煩了，大聲嚷了一句：「等會兒行嗎？！」
我對老闆說：「我替她結。」
她一手拖著拉桿箱，一手抱著枕頭走出房間時，我上前一步搶先說：「枕頭給我吧！」
她笑了，若無其事地說：「正是要給你。」
我抱著她的枕頭，默默跟到旅館外，看著她上了警車。
她在警車上說：「我不會再回這裡了。我房間剩下的東西，你用得著的都歸你，用不著的由老闆任意處理。」
她房間沒剩什麼我用得著的東西。我只拿走了一個小圓鏡和幾個衣架。小圓鏡下壓著一張紙，紙上寫著幾行時間和地點，是她為我倆擬定的出行計劃。
我將那頁紙也折起來揣入兜裡。
我替她結賬時，老闆說：「她的事可別影響你住這兒的心情。雖然我們和她是東北老鄉，從道理上講應該互相關照，但理是那麼個理，如果我們不檢舉，這小旅館是要被摘牌的，那我們一家老小喝西北風去？……」
老闆娘從旁插言道：「再說她也從沒對我們表示過點兒意思，也不知是缺心眼兒還是咋的，行行都得講規則嘛！」
她男人吼她：「瞎咧咧啥呢，一邊涼快去！」
我一句話沒說。又如「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我已經多少了解了一些自己以前所看不到的人間的無奈，那日我再次領教了它的虛偽和險惡。自從老闆夫婦雙方的老人和兒女也來到深圳以後，姚芸請他們全家吃了好幾頓飯啊！怎麼能說「沒表示過」呢？他們也常請姚芸共餐，彼此相處得「鄉情融融」啊！估計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是口口聲聲親切地叫她「大妹子」的老鄉出賣了她。
從三十兒晚上起，有二十幾個房間的旅館就剩我一名住客了。旅館原本是有小餐廳的，住客多時，那也是一項經營收入。廚師和服務員都回原籍探家後，餐廳就關了。好在馬路對面有幾家小飯店，我的吃飯問題仍能解決。
老闆對我說：「現在住這兒的就你自己了，明天起對面的飯店也不開門了，你一個姑娘家到處找吃飯的地方那多難為你？莫如在我們家入夥吧，我們吃什麼你吃什麼。你是長住客人，春節這幾天對你免費。你呢，不挑剔就行。」
他的表現很誠懇。
我說春節這幾天我要四處逛逛，一日三餐不定在什麼地方吃呢，婉謝了。
我說的是實話。
但不願吃他家的飯也是隱性原因。
他家四個大人包餃子時，我出去買了些泡麵、麵包、熟食、牛奶、飲料和水果。
我拎著兩袋食品回來時，小餐廳裡熱鬧了。老闆一家已吃上了年夜飯，電視的聲音開得挺大。
老闆娘請我一塊兒吃年夜飯。
我說我不餓，也困了，想早點兒睡。
關上門，我喝了一盒牛奶，吃了幾塊餅乾，到水池那兒洗洗漱漱之後就躺在床上了。實際上那時也不早了，快十點了，春晚都開始很久了。
從小餐廳那兒傳過來誰和誰說的相聲，聽不清，一陣陣的笑聲卻聽得很清——老闆全家的和電視中的。我將餐巾紙弄溼，嚴嚴實實地堵上了耳朵。想看書，卻又看不進去。
「小朋友」臥在我身邊，不一會兒就睡得四爪朝天了。因為有它的陪伴，我並沒覺得太孤獨，也不覺得沒吃餃子、不看春晚多麼地委屈自己——現在的情況是我自己的選擇，人得承擔自我選擇的後果。
不知不覺我睡著了。
我被鞭炮聲震醒過一次——老闆家也在旅館門外放起了鞭炮。黑如墨鏡的小橫窗外，不時出現一道道橘色的「火線」，那是禮花上天的「痕跡」。我完全看不到禮花在夜空綻放的絢麗，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雙紅色高跟鞋，像被一束光照著。
我一下子坐起來，定睛細看，並沒有。
我閉上眼睛呆坐片刻，再次緩緩躺倒，一翻身，抱著姚芸的枕頭漸漸又睡著了。
二○○三年的初一，深圳的郵局多數營業。
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按地址將姚芸的五千元錢寄了。姚芸曾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租到腳踏車。租腳踏車時，一位大叔問我拿的是暫住證還是居民證。
我說是暫住證。
他說那得同時交二百元押金；而有居民證的話，只交五十元租金，將居民證押那兒就行。
幸虧我帶的錢多，否則就白去了。
我說我從沒聽說過外地人有居民證的事，問他怎麼可以獲得。
他說：「姑娘，深圳現在常住人口不少了，明擺著正朝大城市發展嘛，不實行居民證制度那還行？不過呢，得通過考試，去年才有三分之一不到的人考過去了。這城市的前景肯定好，你年紀輕輕的，要是有心成為深圳人，努力考考吧。我如果年輕，肯定也想考考。聽大叔的，我保證你成了深圳人絕不會後悔的。」
多謝那位大叔，他的話對我起到了指點迷津的作用，使我不再僅僅以打工妹的心理來感受深圳，開始以究竟要不要成為深圳人的眼光來看深圳了。
那時我從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外地人口中聽到的話多半是停產、停工、倒閉、下崗；而我在深圳看到的是四處在投產、開工、新行業興起的資訊和各種各樣的招工廣告。從關裡到關外，從城區到郊區，建設中的樓架目不暇接。雖是春節期間，幾處工地仍有工人在勞動。可以肯定的是，我所觀望到的所謂郊區，過不了多久也會變為新的城區……
一座發展勢頭生氣勃勃的新城市，征服了我。我覺得它像英俊少年，將來成為前途光明的有為青年無可爭議。我心為之所動，我意為之傾倒。
起初我還按照姚芸留下的路線圖騎，後來就隨心所欲，四處兜兜轉轉了。
初三下午我還腳踏車時，送給那位大叔整整一箱礦泉水。
他訝然：「姑娘，你這是幹什麼？我並沒為你做什麼事嘛，讓我多不好意思收哇！」
我笑著說：「收下吧收下吧，你是我的大貴人！」
我說完，向他鞠了一躬，轉身高興地跑了……
春節一過，人們從四面八方陸續回到深圳，深圳又人氣旺盛起來。我所住的小旅館也很快住滿人了，而且漲價了。這也意味著，全深圳的住宿費都提高了。
李娟說她就要回深圳了。
我問老闆如果我按原價將預定期延長到年底行不？
我學會了砍價兒。
我已經明白，砍價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必須具備。
老闆說繼續長住當然歡迎，但按原價絕對不行，那他虧了。他也要交租金嘛，他一家老少六口要靠小旅館的承租收入生活啊！
他的話使我陷入難堪之境。
見我不說話，他又說：「這樣吧，我每月少收你一天的租金。你從六月份開始續租，七個月我少收你三百五十元，你覺得咋樣？」
在當年，對於打工妹而言，三百五十元也是不少錢。可平均一算，只不過每月少收了五十元。
有時候，砍價只不過是一種心理遊戲——小百姓之間的斤斤計較最是如此。
我說：「跟你開玩笑呢。你也不容易，別讓利給我了，按現價就行。」
「方姑娘，還是你體恤我們，那你安心長住就是，我們一定為你服務好。」
他如釋重負地笑了。
我補充道：「下次可不許再漲價了。」
他說：「一言為定。」
住的人多了，小餐廳又營業了。我很少在那兒吃飯。住客男多女少；三十五歲以上的多，三十五歲以下的少。全是農村人，地方口音重，吃飯時會使小餐廳像開會前的鄉場，吵吵嚷嚷，各地鄉音混雜。那樣一些三五為伴的男人，使我一次次聯想到我大姐夫和二姐夫，而那是不快的聯想。並且，他們都不注意吃相。我雖然習慣了許多現象，卻仍不習慣與吃相極其不雅的陌生男人同桌進餐。
洗漱也成了問題，往往是水龍頭一直開著，而急於洗漱的人排起了隊。等水池那兒安靜了，地上已是一片水跡，到處牙膏沫子，狼藉不堪。
我對老闆提過意見，希望他要管管不良的公共行為。
老闆苦笑道：「說到底，還不是因為咱這兒的公共洗漱空間太小嘛！人家不嫌咱這兒條件差，圖便宜住下來了，我們已經謝天謝地了，哪兒還有底氣管呢？」
我於是也體會到了他作為承包人的不容易。
他反過來給我提了個建議——每日在馬路對面吃過早飯晚飯後，走十幾分鍾路，就到了一個叫「清水大澡堂」的地方，在那兒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才三十元。
每天去洗一次，一個月就多了九百元的支出呀！
我可不敢那麼貴族。
我乾脆每天五點起一次，從從容容地洗漱完畢後再重新躺下，補兩個多小時的覺，七點多鐘再起來。
《深圳特區報》上登了則訊息——又一輪「新居民考試」即將開始，不過與那位大叔說的不一樣，而是要求先考上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或大中型民企中層管理崗位後，再實行一次統一「居民素質」考試。通過後不論有沒有深圳住房，一律發放居民證。
為了取得深圳居民證，我在三個單位經歷了三次面試。最後一個單位是包裝廠，屬於中型民企。老闆姓趙，叫趙子威，中等身材，圓頭圓腦，略胖微肥，西裝革履。
他已經有了一名隨行秘書，算「大秘」，專職陪他出席各類社交場合；還要招一個文字秘書，算「二秘」。
他親自面試我——橫架一條腿，腳尖不停地晃動，開口就問：「喜歡看書嗎？」
我說：「喜歡。」
面試就這麼開始了。
「喜歡看哪類書？」
「古今中外，都有喜歡看的。」
我有些奇怪，他對我的面試為什麼從書開始？因為我看出他自己並非一個喜歡看書的人——喜歡看書的人面相上多少會有點兒書卷氣的，他臉上絲毫沒有。
他略微一愣，又問：「看過《三國》嗎？」
我隨口就答：「當然。」
其實我沒看過。
我認為全中國沒有幾個二十多歲的姑娘喜歡看《三國》的；如果有，那她的心理和性格一定特別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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