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時代，是在玉縣的重點中學度過的。玉縣起初只有一所重點中學，歷史挺久了——是從前幾名從西南聯大畢業的學生創辦的。據說他們中只有一人是貴州人，另外幾個是外省人，有男有女。當年，他們畢業了，也就失業了。於是頭腦一熱，就在玉縣辦起了中學。不承想，一辦就辦成了。

貴州人就是我校長媽媽的親伯父。那位親伯父後來在南洋辦的布匹蠟染廠很賺錢，沒有他源源不斷的財力支援，光憑几名聯大學子的滿腔熱忱是辦不成學校的。

解放後，那所中學便成了重點中學。從前沒高中，後來有高中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調出一部分老師創辦了分校，叫「新重點」。

我考上的是「老重點」，它是全玉縣中學的頭牌，比「新重點」的錄取線高十幾分。

我畢業後才知道，我的分數並沒達到，差七八分呢。但這一點屬於學校機密，當時只有幾位校領導知道。

我在中學時代開始如飢似渴地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我爸媽都不反對，只有一條要求，學習成績不得出現排在前十五名以後的情況，一次都不許。我聰明，那對我不是件難事。我不屬於那類「死用功」的刻苦學生，只要考前認真用功幾天，成績大抵會在前十左右。而這樣的成績，考高中時不論競爭多麼激烈，爸爸媽媽都會保證我繼續是「老重點」的高中生，正如保證我成為「老重點」的初中生那樣。雖然他們從沒對我這麼說過，我卻心知肚明。我與爸媽常能心照不宣。

我學習方面的聰明受益於什麼？不再是學生之後我憶起往事，曾多次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這接近是自尋煩惱，但一個時期內它著實困擾過我。

顏值肯定與基因有關這一點毋庸置疑。父母相貌平平而兒女形象出眾，這種為數不多的例子據說是隔代甚至隔了幾代的基因最佳化組合的結果。很久以後生父何永旺告訴我，他父親年輕時一表人才，我生母的母親也算得上清秀——那麼我大姐是個農村美人自然有了遺傳學方面的根據。

我問：「他們的智商呢？」

生父說：「你指的是聰明不聰明吧？據我所知，他們一點兒也不比同村的人強。」

這一結論曾使我大失所望。

我很想確證，我僅僅作為一個人的某一優點，是先天的普通的血緣給予我的，與後天我所一度擁有的優越外因毫無關係。連學習方面的聰明都不是生身父母所「給予」的，這使我一度暗自悲傷。

細細一想，我不得不承認，與其說我在學習方面有種天生的聰明，莫如說養父母教我的一些學習方法，使原本不聰明的我變得相當聰明。

校長媽媽曾點撥我：「學是接受老師教的知識，習是自我積累知識。比如老師講一個新詞，會強調其中某字在前邊學過的詞中是什麼意思，在新詞中又是什麼意思，那麼你明白了同一個字有兩種意思。但實際上呢，也許不止兩種，還有第三種第四種意思老師沒講。為什麼呢？也許老師認為以後還會講到那個字，也許連老師也不知道第三種第四種意思。不要以為重點中學的老師個個都知識淵博，那可不見得。有的重點中學老師，只不過是能將教材規定的內容教好罷了。超出教材的知識，自己很可能並沒有。那應該怎麼辦呢？查字典啊！一查字典，連老師沒教的知識也全面掌握了。習不僅僅是複習的意思，也包括培養自學的能力。」

那以後我完成作業時桌上總是放著字典。

我的養父也曾向我面授機宜。

他說：「數學考題本身沒有任何意義，通過考題不斷提高學生的推斷能力才是意義。面對一道數學考題，頭腦中立刻產生的解題方向如果簡單，那就應首先排除開，因為簡單失去了提高推斷能力的意義。沒有這種意義的考題，特別是一錯扣十幾分的大題，考試時大抵是不會出的。面對這類大題，不以簡單的邏輯去推斷，一般不至於犯解題方向的錯誤。不犯方向性錯誤，就不會浪費時間。」

養父的話對確保我的數學成績每每名列前茅也至關重要。

我在中學時期不但讀了不少書，還看了不少電影，我常是玉縣上映的新片的首場觀眾。為了出現於某歌星的演唱會，我與班裡的幹部兒女多次到臨江市去，不惜將週六、週日的時間消耗在江輪上。

「老重點」的學生不全是縣裡鄉里的幹部兒女，普通人家學習好的兒女還是佔多數。我在小學時尚能與他們打成一片，成了中學生後，與他們不太合群了。相投的語言太少，共同愛好尤其少；互相交談起來總是覺得隔著。即使我不願那樣對待他們，他們也較難做到不與我隔著，而且，與我打成一片對於他們似乎更難。結果一到初二，我的同學朋友就只是幾名縣裡的幹部兒女了，不久又多了一名鄉長的女兒——據說她父親要升為副縣長了——最終卻沒升成，她就識趣地退出了我們那個小圈子。

我有了一輛嶄新的紫色的女式腳踏車，「飛鴿」牌。當年「飛鴿」是名牌。自從有了腳踏車，我開始對縣城進行「尋古探幽」。那時並無學習壓力，我每天便還是有較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我覺得逐漸長大是幸福的過程，我的這一過程沒有任何方面的負擔。我享受這一過程如同翅膀剛長硬的小鳥享受天空。我喜歡獨自騎著腳踏車認街識巷，到處收集我對玉縣的印象。

玉縣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明代，但明代留給它的只剩一座小石橋和幾段城牆的殘垣斷壁了。橋下緩緩流淌的是鏡江的一股細小的支流水，穿城而過，又匯入了鏡江。因是活水，水質頗清，兩邊是大石塊壘的壁，卻不高，也就一米半左右。鏡江水大時，橋下的水也不會漫過兩邊的壁；而鏡江水少時，橋下的水往往淺到一尺多點兒，終日有孩子踏著石階下去捉小魚小蝦。大人從不擔心他們會出事，因為水底是平的。那些殘垣斷壁開滿了喇叭花，還有野兔出沒，據說還有狐狸。我曾在那裡見到過野兔，與狐狸卻無一見之緣。

當時縣城已經有了新區，建起了文化宮、體育館、圖書館、法院、檢察院和較大的電影院，是所謂「一宮二館三院」重大專案的實現。也有了幾排商品樓，相應地便有了柏油鋪成的新路和路名。

縣城老區卻仍沒有供機動車行駛的路，小街都不寬，小巷兩邊的人家往往隔著門窗聊天。街也罷巷也罷，路面都是古磚或石段鋪成的，小孩子穿著家長用木板做的「鞋趿拉」跑過時，其聲悅耳。當年在全國的大城市都實行「門前三包」，即包地面乾淨；垃圾在垃圾桶內；無積水或積雪。玉縣沒實行過「三包」，老區的小街小巷從來是乾乾淨淨的，沒有積雪問題，也不會積水。雨過天晴，門前稍有積水，人們隨即就會將水掃開，溼路面乾得很快。誰家還沒來得及掃，轉眼對面人家就掃了。因為路面窄，所謂門前，幾乎成了對門兩家的公共之地。這家掃的次數多了，那家肯定過意不去，下次便搶先掃。除了幾處設有垃圾桶，多數街頭巷尾並無垃圾桶。即使街頭巷尾可能也開著某家的門窗，設垃圾桶必遭反對，而且反對有理。所以每日清晨，會有人蹬著三輪垃圾車走街串巷將垃圾載走。中午晚上還收一次。一日三次，風雨無阻。幾條商業街上的店鋪皆無門窗，皆由落地木板區隔內外。晴日全卸，店內一覽無餘。陰天卸去多少，任憑店家的感覺怎樣。家家如此，戶戶相同，看去便很單調。店家們為了避免單調，都在隔板上動心思，或用油漆畫圖案，或乾脆刻出浮雕來。對我而言，那樣的街特有逛頭兒。

我家沒有我時便有照相機了。我上中學後照相機基本屬於我了。我愛上了攝影，滿縣城東照西照，用掉了不少膠捲。買膠捲洗照片是要花錢的，但我對錢沒什麼實際概念。

常常是我說「媽，又沒膠捲了」，兩三天後，我的床頭櫃上就擺著膠捲了。

如果我說欠照相館的洗印錢了，我爸爸會對我媽爭著說：「別別，你別掏錢包，輪也該輪到我給女兒一次了。」

不知怎麼一來，我也快成縣城的名人了。有些店家認識了我，我也欠過他們錢。有時我還忘了，店家自然不會忘，看到我母親就會笑著告訴她：「你女兒還欠著這兒的錢呢。」

我媽媽也會賠著笑說：「這孩子，真不像話。」

她一回到家就會批評我：「你欠人家錢多不好呀，下次絕對不許啊。」

接著，會再給我些錢。

那兩年我爸爸已住回到家裡了。

臨江市要在鏡江上建一座大橋，橋的對面端要修公路，直通市裡。那麼一來，玉縣和臨江市之間就可有公交車暢行無阻了，不但縮短了距離，對玉縣的發展也有極大的助力。這是省裡的一個工程專案，由臨江市具體落實，而臨江市任命我爸爸為總負責人。

我每天都可以見到我爸爸了，我們父女之間的親愛關係與日俱增，以至於我媽媽曾開玩笑地說：「我嫉妒了啊。」

爸爸常揹著媽媽給我錢，還說：「別告訴你媽，你媽反對我也給你零花錢。」

而我則高興地說：「遵命。」有時還會親他一下。

錢真是好東西啊！

即使是親生父女（那時我當然不會對這一關係有絲毫懷疑），父親經常給女兒錢花，也會使女兒更愛他的。

我的中學時代不差錢，也沒缺過任何東西。換一種說法就是，沒見過大世面的小縣城裡的中學女生，我所希望擁有的只要不是超現實、超時代的東西，大抵可以得到。何況，我也沒有多麼強的擁有欲。往往我連想都沒想過的東西，我的叔叔、阿姨也就是爸爸媽媽的下屬、同事、朋友也會當作禮物送給我，比如日本進口的遊戲機、韓國的化妝品和從香港帶回來的高階電子錶——老實說，我並不喜歡那些東西。

由於爸爸住到家裡了，家裡的賓客日漸多了，多到我後來根本記不清他們誰是誰，只得免去姓氏，一律以叔叔、阿姨相稱。我只能通過爸媽與他們的親密程度來猜測，誰是爸媽的同事，誰是朋友，誰只不過僅僅是一般下屬。再後來，我覺得這種判斷接近無聊，也就不猜測。

家裡收到的東西也漸多——有些是初次登門的人認為必須表示一下的那點兒「意思」；有些是年節相送的禮物；有些是爸媽和我的生日賀禮。總之，誰想送東西給別人，不愁找不到說辭，估計派專人來阻擋都難以擋住。而他們送的那股子真誠勁兒，常令爸媽不忍硬拒。更多的東西是菸酒茶，客人一走，爸媽就得商議再轉送給誰。爸爸曾對外宣佈戒菸了，而那也只不過使送煙的人少了。跑步機、健身器、按摩椅讓媽媽派人搬到護校去提供給師生們用了；空調、風扇由爸爸派人拉到工地指揮部去了。

當年也沒「八項規定」，只要不收錢，收什麼似乎都不算「腐敗」。在地方，腐敗不腐敗，是否屬於正常「人情往來」也是一條線。

我見過媽媽面對一套看上去特高檔的絲綢被褥和枕頭髮愁過，送的人的說辭是「該換季了」。

媽媽無奈地說：「這可怎麼辦？叫我如何是好呢？」

來不及轉送或不宜轉送的東西，有些年節日子裡，幾乎將我家小倉房堆滿了。

貴州是水果種類較多的省份。一年四季，時令水果總是不斷上市，我對水果饜足到一見胃裡就返酸水的程度。成年後，我因而常常想到張家貴——就是那個為了使他和我大姐的兒女從小不必因看到水果而流口水，最終卻鋃鐺入獄沒做成我大姐夫的男人。

因而也多次想到「宿命」二字。

難道那是張家貴和我大姐的「宿命」？

校長媽媽曾對我講過，她認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這決定了人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和基因怎樣，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經歷所決定的，曰實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觀，是生活與命的關係的組合詞；三是文化給的，曰自修命。

她說：「文化」二字也是「以文化人」的組合詞，不僅僅是指知識的有無或多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也是指人與人的關係，同時是人與文化的間接關係。某些人雖有知識，但文化上可能是糟糕的人。某些人文憑不高，卻值得我們尊敬，引為良友。因為文化也在生活中，他們是善於從生活中吸收有益的做人營養的人，他們的實命使他們具有了某些做人的良好品質。良好品質體現在普通人身上，往往顯得尤其可貴。不但是人的幸事，也是一國之幸……

不知為什麼，那日校長媽媽有點「三孃教子」，欲罷不能，彷彿要將自己關於人何以為人，何以為好人的思考，一股腦兒都灌輸給我。

我問她「宿命」是不是專指「天命」？

她立刻敏感起來，問我怎麼知道了「宿命」一詞？

我說我都是中學生了，讀過的課外書不少了，知道也不足為怪呀。

她想了想，說我可以那麼理解。

又想了想，接著說：「天命雖然是父母給的，但為此比爸比媽絕對是討厭的社會現象，好文化是阻止這種現象蔓延的文化，反之，推波助瀾是很垃圾的文化。因為自己的‘天命’優越而沾沾自喜，招搖人前的人不過是鑲金邊的人渣。同樣，因為‘天命’不濟而自哀自憐自暴自棄的人，是沒搞明白何為生命之人。女兒，你要記住，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實命和自修命所證明了的人！」

她說完，目不轉睛地注視我，似乎要看出我對她的話明白了多少。

我小聲問：「如果我註定了一生平凡，那可怎麼辦？」

她說：「那一點兒都不可怕，那就更要做一個好人。」

我想了想，忍不住又問：「都平凡了，做好人豈不是太難了？」

她沉默良久，思忖著說：「不平凡的人，往往萬分甚至百萬千萬分之一二而已。平凡的好人，那也是百分之幾的人啊。如果我女兒將來能成為百分之幾的人，媽媽和爸爸就特別欣慰了。」

我對校長媽媽那日對我的教誨有點不明所以，因而印象也十分深刻。

我的初中時代不知不覺就優哉遊哉幸福洋溢地過去了。

接著，我在臨江市的重點中學開始了我住校的高中生活。

到臨江去讀高中，而不是繼續在玉縣的「老重點」升高中是我爸爸的主張。他認為我已經到了必須拓展成長視野，多接觸新時代、新事物的年齡，仍滯留在玉縣，對我的成長曆練及將來的人生定會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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