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縣曾經兩易其名——明代時它叫過侑縣。縣誌記載，歷任縣令以好客聞名，上行下效，百姓遂以好客為榮，於是菜酒業受益，然而世風卻日漸輕佻了。其實呢，設身處地想一想，地處偏僻的山坳之間，好客是多麼正常的人性表現！所謂世風怎樣，也許只不過是不喜歡「侑」這個字的人的藉口。清中期的時候，某任縣令上奏朝廷，力陳應將「侑縣」更名為「鬱縣」的好處。皇上認為他言之有理，批准了。改為鬱縣之後，茶酒業並未因而衰弱，好處卻明顯地產生了，便是從官到民，不僅在乎經濟，也開始重視教育，重視文化，知書達理的人多了，此後出了不少舉人，秀才在人口比例中一年比一年高了。鬱縣先人們的大遺憾是不曾出過進士。但他們當年也有一傲，便是直至清朝瓦解，總共出了三位孝廉。「孝廉」相當於全國道德模範，對於偏僻的山裡的一個小小縣城，那確實是殊榮。因為秀才、舉人，包括進士，說到底都是一考定終生的事。孝廉卻需要民選的參與，一級比一級審得嚴。最後一關是，皇上要親閱事蹟材料的。倘若欽定的「孝廉」名不副實，君臣面子上都不好看。

解放後某年，全國對省、市、縣之名進行了一次統改，「鬱縣」又在那一次更名為「玉縣」了。這是因為，「鬱」字雖有意思甚好的一面，如「鬱乎其文」、鬱鬱蔥蔥；但也有意思不好的一面，如憂鬱、鬱悶——而改成玉縣，那就將經濟、教育、文化、官風、民風，一切好的方面都容納在內了。改為玉縣以後，玉縣人津津樂道的，就是玉縣也出了幾位開國將軍和副部以上幹部了。

一九八二年的玉縣有六七萬人口，這是專指縣城內人口，不包括神仙頂這樣的周邊山裡的農村人口。它的三面都是丘陵，一面臨江。江叫鏡江，常年處在流緩波平的狀態。絕不是一條徒有其名的江，挺寬挺深的。江的中航線能行兩層的輪船，乘輪船半日後可到達下游的一個地級市，叫臨江市。從臨江乘列車，十幾小時後就到貴陽了。

玉縣擁有風景旑旎的山光水色。

為我接生的女人姓方名靜妤，那年三十七歲。她丈夫叫孟子思，比她小兩歲，他們當時沒孩子。

方靜妤那一門方氏家族，在玉縣不但歷史悠久，而且是望族。這一家族歷史上出過多位舉人、一位進士，秀才之多更不必說了。還出過一任玉縣縣令，縣誌上記載他政績可嘉，遺留在民間的口碑相當之好，屬於勤政親民、兩袖清風的一位縣官。還出過兩位孝廉——全縣一百五十幾年間就出過三位孝廉，方氏家族居然有兩位！以上種種，使方氏家族在縣誌上佔有重要篇章，在前幾代玉縣人的記憶之中也籠罩著經久不褪的光環。

近代以來，方氏家族的人主要致力於民間教育事業，方靜妤的祖父輩中，有人或與那時的黃炎培、陶行知、宴陽初見過面，交流過「教育救國」的心得，或書信往來頻頻。

他們對玉縣的最大貢獻，便是使玉縣有了一所主要由家族出資創辦的護士學校，簡稱玉縣護校。直至一九八二年，玉縣護校在全省仍頗著名。它培養出的護士不僅僅是護士，同時還具有相當專業的接生水平。方靜妤的祖上們建立這一所護校，當初也是因為考察到了周邊山裡的農村嬰兒出生的存活率甚低，急蒼生之所急。她的父親多年擔任護校校長，母親則是終身教師。由她父母接生的玉縣人及山裡的人，誇張點兒說，幾乎可用「不計其數」來形容。方靜妤十九歲從護校畢業後，既在學校當老師，又常年進山義診，所接生的孩子也差不多近百了。

一九八二年，方靜妤已是護校校長。

孟子思是「文革」中貴州大學歷史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留校，不久由於參與了反「四人幫」的活動，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在一次勞改勞動中突發隱病，昏厥於地，幸虧方靜妤到山區義診經過那裡，及時救了他一命。後來，他倆暗中相愛；「文革」剛一結束，如願以償結為夫妻。一九八二年，適逢中央推行「知識化、年輕化」的提幹方針，孟子思遂成為臨江市最年輕的副市長。他每星期起碼回玉縣一次，與妻子團聚。工作一旦忙起來，十天半月才與妻子見上一面也是常事。他是副地市級幹部，玉縣是處級縣，他如果提出調到玉縣，組織上無法安排，況且臨江市也不會放他。他知道組織上會感到為難，就幾次打消了調到玉縣的念頭。與妻商議時，妻子也堅決反對。畢竟，臨江市的平臺大些，對他的個人前途有利無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批無任何政治背景的知識分子有幸躋身政界，被視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所以那也就不僅僅是個人希望怎樣的事了。方靜妤調往臨江卻容易多了，只要她願意，玉縣和臨江市的組織部門都樂於成全，一紙調令而已。但她不願調往臨江。她對護校的感情太深。她的祖父是玉縣民盟的建立者；她父親「文革」前一直是玉縣的民盟主委，也就是「一號人物」。一九八二年的方靜妤，也成為玉縣民盟的主委了，順理成章地當上了縣人大的一位副主任，唯一的女副主任。她對身兼什麼官職並不在乎，但玉縣的民盟組織在「文革」中受創嚴重，一九八二年時剛剛「起死回生」——玉縣民盟也等於方氏家族留給玉縣的寶貴遺產，她這位家族正脈的唯一「女掌門人」，不可能不心懷一份責任，使之重新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積極作用。

好在，方靜妤也罷，孟子思也罷，都是事業型的人，對於兩地之愛，倒也極為適應。由適應而習慣，由習慣而挺享受，反而愛得美哉悅哉，其樂陶陶。一九八二年那時，中國兩地分居的夫妻多了去了，對於中國人，那似乎不是什麼大不幸。

方靜妤對於我父母將我遺棄在她家，所持的是一種不予苛責的態度，甚至也可以說是一種正中下懷、樂於接受的態度。

因為不但她已記住了我父母的臉，別人也記住了，以她的人脈和關係網，若想找到我父母，那還不是易如反掌？

但她似乎根本不打算那麼做。

她對那位鄰家阿婆說：「等三個月再做決定吧。如果那夫婦倆後悔了，自會來認這孩子。他們不來的話，證明他們是鐵了心要遺棄這孩子的。既然那樣，找到他們又有什麼意義？」

三個月內，我父母沒再出現。

她說：「多等三個月吧。」

又過去了三個月，我父母還沒出現。

而我，由「人之初，肉一團」一晃長到了半歲。「肉一團」的我也罷，半歲的我也罷，對自己的命運將會如何是完全沒有「自己意見」可言的，只能任人棄或留。但我已經開始咿呀學語了，而且喜歡笑。我被照料得特別周到——一位堪稱育兒專家的護校女校長和一位盡職盡責，在我之前替別人家帶大過數個小孩子的老阿婆「精誠合作」，能照料不好我嗎？對我的營養供給也很多樣，應有盡有，別提多麼全面。可以這樣說，在當年，在全玉縣，能受到我那種悉心照料的小孩，肯定少之又少。這顯然是我愛笑的大前提。我在人世間最初熟悉的臉不是我父母的，而是方靜妤和那位阿婆的。雖然這兩位女性的年齡不同，有一點卻是相同的——臉上似乎都煥發著使我覺得被愛的光。我不騙你們，半歲的我已經能從人的臉上感受到自己是否被愛了。這兩個女人的懷抱，是我覺得最溫暖、最舒服，也最安全的地方。我一看著她們的臉就會笑起來，那是不由自主的，本能性的，取悅的笑。是的，那麼小的我，我想我已經開始無師自通地「學會」取悅於愛我的人了。是否也有感激的成分我說不清楚。大概不會吧？誰知道呢。不論她倆誰抱起我，我都會很快就入睡了。

後來，我叫那位阿婆於姥姥，因為她姓於。

她曾對我說：「你小時候笑起來可招人愛了，你媽一看著你笑的模樣，就忍不住要把你抱起來。你小時候也沒怎麼哭過，就哭過兩三次，每次就哭幾聲。」

那時我還不知道我被父母遺棄的事，但已經聽過一些關於天使的故事了。我就想，我多幸運啊，從小被兩位天使般的女人愛著，太沒理由哭了啊。

半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三年的三月，我成為了一個玉縣縣城裡的人，我的姓名被加添在我母親方靜妤的戶口上了，我前邊一頁印著「孟子思」三個字。戶口上註明我是他倆的女兒，於是，他倆成為了我的父母。母親堅持我隨她的姓，父親為我起名方婉之。我的出生日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我母親不想改變我事實上的出生日。

二十六年後，我對我的出生相當困惑——因為，我不能確定究竟是我的生母給了我生命，還是我的養母給了我生命。當時，如果不是養母及時出現，在她家中，在她的床上憑著豐富的接生經驗將我接生下來，我也許生下來的同時也就死掉了，甚或也可能要了我生母的命。後來知道，我在生母腹中的胎位不正常，專業的說法是「橫胎」。接生「橫胎」幾乎所有婦產科醫生都會「頭大」，最保險的方法是剖腹產；而當時實行剖腹產是不可能的——我的「校長媽媽」是擔著極大風險把我接生下來的。她當時覺得為了拯救大小兩條性命，冒那種風險是值得的。如此說來，是不是也等於我的養母給了我一條命呢？

「校長媽媽」是我對她的暱稱。

我三歲以後才開始與我的養父親近起來——不，既然戶口上都印著我是「女兒」而不是「養女」了，那麼我應該對他以父親相稱。父親回到家裡大多是在晚上，第二天又不斷有人來看他，與他聊大人們之間的各種各樣的事，所以他的心思不太能集中在我身上。我雖然叫他「爸爸」叫得也很親，但卻認為他主要是回家看我媽媽的，他愛我也似乎更是因為媽媽愛我。從小孩子的感情上講，我覺得我與於姥姥的關係比與爸爸的關係還親呢。

我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世，這令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我的經歷後來使我明白了這樣一種人生真相——一個人知道的事情多少，與他的幸福感往往成反比。知道得越多，很可能越不幸福。而知道得少，甚或某些事壓根不知道，幸福感有時還會高些。想想吧，有的人明明知道某事的真相，不能說或不敢說，命令自己必須帶到棺材裡，他或她死到臨頭時該是多麼地不甘心？人不甘心地死去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呀。

對於我成為方靜妤校長和孟子思副市長的女兒這件事，玉縣的一切人都是樂見其成的。校長媽媽在為我上戶口時，呈交了一份「情況說明」——她在「說明」中保證，不論我的生母生父何時前來認我，她都會持歡迎態度，並會促成我與生父生母骨肉相認。

除了派出所的人知道我身世的真相，就只有極少極少的人知道了，於姥姥是其中之一。他們都是守口如瓶的人。保守那樣一種秘密，對於他們可不是心有不甘的事——這屬於極少數知道得多而又不損害自己幸福感的事。民間對這樣的人、這樣的現象一向是正面評價的，曰「嘴上積德」。他們尊敬我的校長媽媽和副市長爸爸，皆以守口如瓶證明其敬不偽，分享著我爸媽的「天賜」之喜。的的確確，那個家因為有了我，原先的兩口變成四口了（我爸媽也視於姥姥為家庭成員之一，她自己也這麼認為），我給那個家帶來了兩口人時少有的歡聲笑語，主人和客人之間的話題，往往也圍繞著我了。

一過三歲，我就入幼兒園了。當年全縣城就一所幼兒園，是為幹部之家和名流之家開辦的，而且是公辦，下屬於縣政府機關事務管理科。在縣城，退休的老科長們當然也都被尊稱為退休老幹部。重要的節日裡，在職的各單位領導，照例也是要慰問慰問的。至於名流，當然也是有的——文化局、教育局所管所統戰的人，不少便是玉縣名流。「文革」前縣裡有劇團，「文革」中還「打倒」了幾名「反動藝術權威」吶。至於我校長媽媽，更是名流中的名流了。

縣城裡的大人，從幹部、名流到庶民百姓，都稱我媽媽方校長；我從小耳濡目染，記不清從幾歲開始，對別人提到我媽媽時，也喜歡說「我校長媽媽」了。

我那麼說對別人是一種暗示，好使別人立刻明白我是誰。而別人一明白我是誰了，對我會頓時刮目相看起來，態度也就不一樣起來——大人們會誇我幾句，而孩子們則滿臉羨慕。

我很享受那一點。我的虛榮心那時大為滿足。

是人都有虛榮心，這已無須證明。

我想，所謂虛榮心，無非是那麼一種心理感覺。一個人並沒做過任何值得別人刮目相看的事，或那事掰開了揉碎了說並不可贊可敬卻仍會被刮目相看；明明沒什麼資格獲得，卻又特享受，可不等於虛榮嘛。

但一個人究竟從幾歲開始就有虛榮心了呢？

自然因人而異。

而我在入幼兒園之後就有了。

我入的幼兒園既是那麼一所幼兒園，各方面條件肯定是令家長們滿意的——都是不一般的家長啊。一位退休的小學校長被返聘，成為幼兒園的園長。老師們都是高中畢業生，錄用時對她們的形象也是有要求的。

我在幼兒園屬於一個被重點愛護的孩子。園長和老師對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孩子愛護得有多上心，對我也做得絲毫不差。

接送孩子都是各家阿姨的事。

當年在玉縣倒是沒有小汽車接送孩子的現象——除了縣委、縣政府各有兩三輛舊「上海」和帆布篷的軍用吉普，全縣還沒有一輛私家轎車。吉普是必須有的，因為幹部們下鄉，行的都是山路，吉普底盤高，也比轎車有勁。

各家的阿姨接送孩子，或背或抱，或用腳踏車託帶，或用小孩車推回家去。反正縣城本身範圍就不大，遠也遠不到哪去。

每天接孩子時，排在幼兒園門外的小孩車，會成為一道吸引眼球的風景線。於姥姥推著接我的小孩車，是我爸求人在上海買的，顏色漂亮，樣式新穎——起碼在當年的中國是新穎的，特別美觀。

我坐在那樣一輛小孩車裡，於姥姥推著我不慌不忙地前行，捎帶為家裡買東西，所到之處，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而於姥姥對於我們那麼吸引眼球也是很愉快的。

我自幼成長的家是完全可以用「家園」來形容的。它在一條幽靜的小巷裡，是方氏家族的祖產，「文革」時期曾被充公，「文革」後歸還在我媽媽名下了。

我的家佔地半畝有餘，高而窄的雙院門，木質依然堅硬無損，包門角的銅飾雖然已看不出是銅的了，但兩隻銅環卻很亮，那是人手的作用。合頁換過幾次了，開關門時絕不會發出刺耳之聲。進了門，沒有影壁，直對正房。正房是客廳，近三十平米，藤椅木椅可供七八人坐談，連著十三四平米的套間，是我爸媽共有的書房。右廂房是我爸媽帶衛生間的臥室，我很少進去。左廂房三小間——我小時候與於姥姥共住一間；上中學後獨住一間；另一間是廚房。院門兩側，一是廁所，一是堆雜物的小倉房。我家的房間，包括倉房和廁所一律是磚板結構的；窗臺以下是青磚，青磚以上是優質的厚硬木板；房頂卻是傳統的魚鱗瓦鋪成的。這一傳統不只是美觀不美觀的選擇，也有經濟學方面的考慮——如果換一片或幾片瓦，由於魚鱗瓦小，花費便少。我家院子挺大，起碼對於小時候的我來說夠大。院子裡有桂花樹和海棠樹，三角梅。正房廂房的窗前都種著美人蕉，或開紅花，或開黃花。因為有院子，所以我說我的家算得上是「家園」。實際上縣城裡有院子的人家不少，估計在三分之一左右，區別僅僅在於大小，美好或破敗。所有人家都是老方磚地，我家也不例外。玉縣是溼氣較重的地方，木板地太容易腐朽了。一般人家的房子也基本是磚木結構的，若蓋時為了省錢，下半截就用石塊代替。

縣城裡當年有下水系統的民宅全集中在兩條巷子裡，我家所在那條巷子叫前巷。一般人家將那兩條巷子叫「文明巷」，將我家那樣的人家叫「文明人家」。這種叫法據說是從民國時期沿襲下來的，主要是指兩條巷子裡到省外甚至國外求學過，成為「新派文化人」的子弟多。但一般人家對於「文明巷」的人家只有羨慕，並無妒憎——畢竟，那種差別是歷史造成的，也是前幾代人留下的。解放後仍住在「文明巷」的人，老老少少都是言行謹束，低調處世之人。有時高調的，也許要數我的校長媽媽了。她若對某事態度強硬起來，連縣裡的領導們都有幾分怵她。但「某事」肯定是為公為民之事，她從沒因為一己私事急赤白臉過。

我小時候，常聽初到我家的大人稱讚我家房子品質好，院子如花園。我對這一點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因為我還不曾去過任何別人家，我以為世上所有的人家全都是我家那樣的。並且，對於一個學齡前的小孩，幸福不幸福，家怎麼樣，有沒有院子，有什麼樣的院子其實不太主要；爸爸、媽媽和於姥姥非常愛我才是最主要的。他們是否是受人尊敬的人也很主要，不知為什麼我對這一點自幼特別敏感。至於家，對大多數沒到過別人家的小孩子來說，但凡像個樣子肯定就是溫暖的家了。

我上的自然是全縣最好的小學。

有一點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就是成為小學生以後的我，更喜歡在同學面前說「我校長媽媽」如何如何，怎樣怎樣了。

我媽媽終於知道了。

有一天她對我說：「你喜歡那麼說，沒什麼不可以的，但最好不在別人面前那麼說，在家裡跟你爸、跟於姥姥那麼說媽媽聽著也挺高興，以後只在家裡那麼說吧。女兒，你要給我認認真真地記住，絕對不許你在任何別人面前說‘我副市長爸爸’怎樣怎樣——絕、對、不、許！記住了？」

我被媽媽的嚴肅勁兒嚇著了，瞪大雙眼看著她的臉，都忘了對她的話做出反應了。

媽媽又問：「長大了，不願聽媽媽的話了？」樣子還是那麼嚴肅。

我這才搖搖頭，眼淚快掉下來。

「那就要說記住了，對大人的問話要回答。」

分明地，在沒聽到我的回答之前，媽媽不想結束對我的教誨。

「記住了。」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斷了線的珠子似的往下掉。

「別那麼委屈。大人說幾句就哭的孩子不是好孩子。總是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媽媽是什麼人的孩子，更不是好孩子。那是最沒意思的話，那樣的孩子令別人討厭，明白嗎？」

「明白。」

她親了我一下，轉身離開了，還對門外的於姥姥擺擺手，阻止於姥姥進屋哄我。

我心裡確實有委屈。

才小學二年級的我，難以理解一個孩子如果以自己的媽媽為榮，希望別人知道自己的媽媽是誰，怎麼就成了不對的事？也許因為箇中道理講起來挺複雜，所以媽媽採取了簡而告之的方法。

從那一天起，我再也沒對別人說過「校長媽媽」這四個字，連對爸爸和於姥姥也不那麼說了。雖然媽媽允許我在家裡那麼說，但對於我，只有在對別人那麼說時才有意義啊，對爸爸和於姥姥說有什麼意義呢？沒意義的話不是沒意思的話嗎？所以我對誰都不那麼說了。

我成為初一女生後，沒用誰再教誨我，我很快就真的明白了，總喜歡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家長高人一等的中學生，確實是令別的學生討厭的。

成長使我明白了這一點。生活使我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我對媽媽在我小學二年級時的告誡，內心裡產生了感激。

某些令別人討厭的事，家長能在孩子小時為其打預防針，對孩子實在是幸事呀！

然而我的小學老師們還是幾乎都對我另眼相看——最年輕的一位老師，是我媽媽接生的。

而我的同學們，不論在哪兒見到了我媽媽，幾乎一律都會說「校長阿姨好」。幾乎每一個同學的親人中，都起碼會有一人是我姥爺、姥姥或他們的學生接生的。這也使他們想不對我示好都不可能。

我媽媽千真萬確是玉縣名人中的名人，在玉縣比我爸爸有名多了。有一位名人媽媽，小孩子自然也會被媽媽的光環所照耀。而有光就有陰影，如此也可以說我是在名人光環的陰影下長大的。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成為班裡的語文課代表。這倒與媽媽的光環沒什麼關係，是因為我的語文成績一向很好，我的作文常被老師當成範文在班上讀。當然嘍，說到底還是因為我有那樣一個家，家裡書多。不僅成人書多，小人書也多，一百多本呢，幾乎可以開小人書店了。我爸爸的業餘愛好之一是收藏小人書，他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讀書達人。如果一個孩子的爸爸是大學歷史專業畢業，最喜歡讀的還是文學著作和哲學書籍，那麼這個孩子每次與爸爸的閒聊都不會是一般的聊天，文化上、修養上的所謂潛移默化和潤物細無聲，都會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

我成為小學生後，開始有點兒戀父了。每次他回來，我都會纏著他讓他給我講這講那。他講什麼我都覺得吸引我，都覺得有趣、愛聽。他能背許多古詩詞，為了使我欣賞到詩句的妙處，還會畫圖給我看，如「半截雲藏峰頂塔，兩來船斷雨中橋」這樣的詩句——當時我理解不了，船怎麼就能把橋給斷了？但依然覺得美，覺得讀起來琅琅上口。在古代，中國的先民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概括為「七政」，將天地人統稱為「三才」，形容旋風為「羊角」，比喻閃電是「雷鞭」，「造雷」之神叫律令，將雷用神車運到天空某處的女神叫阿香……這些有趣的知識都是爸爸在與我閒聊時講給我聽的。

我最喜歡爸爸教我對「律令」——「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後兩句是爸爸最喜歡的，每次吟罷總是讚歎：「太好了，太好了！」

有時我希望媽媽和我們一起對，媽媽卻總是笑著說：「別以為你爸多有才學，他那不過是現炒現賣，對你賣弄的還是小兒科的聰明。」

後來我知道，我家保留著幾冊線裝的童書，我爸爸發現了，與我閒聊之前總是先「備一下課」。

我要求自己看。

媽媽卻說：「精華內容你爸都講給你聽了，現在的小孩子不看也罷，非想看也等你中學以後吧。」

媽媽也是喜歡看閒書的人。她看得最多的是中外短篇小說。她惜時如金，主要精力用在了讀醫學書方面。

後來，我開始到同學家裡去玩了，才知道，並不是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有我那麼好的一個家。有的同學家裡很小，很簡陋——這使我一時不知所措，因為我也想邀請同學到我家玩兒。

我問媽媽我該怎麼辦？

一次也不邀請同學到我家玩，我和同學們的關係會漸漸疏遠的。

媽媽也被我的難題難住了。

她深思良久才說：「一次也不邀請同學到家裡來玩確實不好。這樣吧，選個星期天，你能請來多少同學，預先讓媽媽心裡有個數，媽媽先為他們檢查一下身體，之後你把小人書都擺出來讓同學們隨便看，這時同學們就不會太注意咱們家怎麼樣了。而且，你要先把這樣的話說在前邊——有的房間是屬於護校的，咱們家人不能隨便住。」

這不是說謊嗎？我猶豫了一下，卻沒問出口。

某個星期日同學們來時，我爸爸也在家。他和我媽媽一樣穿上了白大褂，充當我媽媽的助理。

我媽媽為同學們檢查了眼睛、牙齒、耳鼻喉，戴著聽診器逐個聽他們的心臟，某幾名同學還得到了藥。

接著，我媽媽為同學們上了一堂個人衛生課。

之後，她和我爸就離開家了，交代於姥姥幫我招待好同學們。

前些日子，於姥姥收養的一隻流浪貓生了一窩貓寶寶，同學們都被貓寶寶吸引住了。

忽然，有一名男生情不自禁地說：「你家真好呀！我也真想有這樣的家。」

當時，幾名同學聽了一下子都轉頭看著我，彷彿我說出怎樣的話，將決定我是不是他們的「自己人」。後來我多次從電影中看到類似的情節，每次看到，都會回憶起那天同學的那一句話，心裡就會感到絲絲拉拉的疼一下，儘管我說的「後來」我已經是大人了——當年的我們才小學三年級，我和他們的關係都很好。我覺得發生那樣的事實在是一種不幸。這不幸既是我的同學們的，也未嘗不是我自己的，因為我第一次說了謊話。

我的謊話比媽媽教我的謊話更是謊話，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天大的謊話」，成語的說法是「彌天大謊」。

我當時說的是：「這是護校暫時借給我家住的地方，我們一家四口還沒自己的房子呢！」

「是啊是啊，還沒自己的房子呢，這裡再好也不是我們的家，真是愁死了！」

於姥姥也從旁幫我的話「溜縫」。

另一名女同學說：「不許再比誰的家怎麼樣了，快讓婉之拿出小人書給咱們看吧！」

我趕緊將裝小人書的紙箱搬出來，於是大家的注意力轉移了，一個個吃著於姥姥端給大家的水果和小糕點，看得聚精會神。屋裡一片安靜。

爸爸媽媽回來時，同學們已經離開了。

我向爸爸媽媽講了事情的經過，爸爸不以為然地看著媽媽，批評說：「教女兒說謊不對吧？」

媽媽表情莊重，很是無奈：「請問市長同志，你有什麼好辦法嗎？」

我爸爸張了一下嘴，沒再說什麼。

我成年以後，歷事漸多，既看到了人世間眾多人生活的不易，也體會到了種種個人責任的沉重壓力——不，有時候那簡直是壓迫啊！便由現實中看出了一種咄咄逼人的真相；有時我們明明知道自己或別人的某種做法是不對的，卻還是那麼去做了。委實是因為，除了違心地那麼做，也再無第二種正確的做法可供選擇啊！特別是在我們毫無損人利己的動念，一心想的是千萬別使他者受到什麼傷害的情況下，我們反而只有選擇不對的做法時，我對現實的態度就又多了幾分包容；對「唯正確論」者，也就常常敬而遠之了。

我甚至認為，只要人類存在一天，那種大大小小的無奈，便是人世間常態之一種。

在我小學五年級的第一個暑假，媽媽又要到山區去義診。我還從沒去過山區，充滿了好奇，反覆央求媽媽也帶我去。媽媽起初嚴詞拒絕，過後不知為什麼，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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