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之道：「後來呢？你認識了恩溥哥哥？」
啟舟點點頭，道：「那一年暮春時分，鈴木先生請了幸德秋水先生給我們這些清朝留學生演講，地點選在東京神田的錦輝館，鈴木先生自己做翻譯，那日鈴木太太和千夏都來了，我還記得鈴木太太穿一身白綢寬身旗袍，上面繡著一朵朵粉紫粉紫的八重櫻，和錦輝館外滿樹的櫻花一模一樣……現在想起來，鈴木太太的命運，和那落在地上的殘櫻何其相像……」
啟舟望向窗外，似能在無盡黃土中見到那暮春之景，他停了半晌，才又說下去：「錦輝館向來是革命黨人聚會之地，但幸德先生是東洋名流，鈴木先生覺得需要找個體面地方，但我們這一派在留學生中不成氣候，全都過去了，堂內座位也只坐滿一小半，恰好恩溥路過，遇到在門口招待的千夏，就這樣誤打誤撞進來聽了整晚。幸德先生那晚講得自然極好，但我們這些人早讀過他的文章，並無太多驚喜，只有恩溥，到後面泣不成聲，最後是鈴木太太輕言撫慰，他才勉強能起身回去……那日之後，恩溥就不大去自己學校了，整日都在鈴木先生家中讀書……恩溥……他是我們當中接觸社會主義學說最晚的學生，卻很快成為鈴木先生最喜歡的一個。」
令之奇道：「社會主義？這是什麼意思？恩溥哥哥從未跟我說過這個詞。」
啟舟道：「他自然不會對你說……鈴木先生去世前告訴我們，不要再說了，你們要去做……我是個沒用的人，凡事想得太多，故而凡事不成，但恩溥不一樣……」
令之忽覺不對，道：「什麼？鈴木先生去世了？但千夏姐姐跟我們說，她父親獨身一人住在東京。」
啟舟搖搖頭，道：「沒有了，都沒有了。鈴木先生，幸德先生……但他們不過求仁得仁，就像我們菜市口的譚復生，對他們來說，為理念而生，亦能為理念而死。只是誰也沒有想到，最早走的，卻是全然無辜的鈴木太太……」
令之道：「鈴木太太？她不是病死的嗎？千夏說，她母親是得了肺癆。」
啟舟冷哼一聲：「千夏……我也不知道千夏到底知道多少，她那時不過十幾歲，但千夏如此聰慧，倘若她真的知道，那……那她就真的太像父親……」
令之急道：「啟舟哥哥，到底發生了什麼？我都被你說糊塗了，這些東洋人的名字我也記不清楚，但他們和恩溥哥哥與我，到底有何干系？」
啟舟嘆口氣，道：「令之，我第一次見你就知道，你和鈴木太太一般，與這些本無半點干係，但世間之事往往如此，毫無干係之人，卻種種陰差陽錯，被幹涉最深……我現在所講之事，可能會遠超你此前種種揣測設想，令之，你受得住嗎？」
令之慘然笑道：「啟舟哥哥，不過六七年間，我先被未婚夫退婚，又鬼使神差和並不愛的男子結婚，有了孩子，又沒了孩子，想讀的書沒有讀成，想做的事業更是全然放棄，父親兩年未見，兩個哥哥走的走，變的變，現今我是連家都沒有了……你說，我還能有什麼設想，我又還有什麼事情受不住？」
啟舟聽罷，也無言以對，只輕輕拍下令之冰涼手背，道：「從哪裡說起呢，從哪裡都像扯太遠了，但不扯這麼遠，又什麼也說不清……好，那就從幸德秋水先生開始吧……幸德秋水先生，我們不過因鈴木先生的關係，有過幾面之緣，他平日實在太忙了，但他也喜歡鈴木太太的麻婆豆腐，每隔一兩月，總要過來吃一次。幸德先生胃口極好，他來的時候，鈴木太太總要蒸上一大桶米飯，但後來鈴木太太出事，他也……每每見到幸德先生，他總一而再再而三對我們說，中國的年輕人，你們要行動啊，讀書終歸是沒有用處，行動，只有行動，方是民族和全人類唯一的希望！但鈴木先生私下曾說，幸德先生也並不是從來如此，三四年之前，他們這些人在東京成立平民社，發行《平民新聞》週刊，幸德秋水先生為主編，週刊口號為平民主義、社會主義與和平主義，那時我們都尚未去東洋留學，鈴木先生給我們看過《平民新聞》的創刊號宣言，‘吾人為人類平等之福利，主張社會主義，故要使社會共有生產、分配、交通的機關，其所經營的一切為社會全體’……令之，這就是社會主義，你要是再不懂，就想成‘天下大同’吧，差不多就是那個意思……這當中恰遇日俄開戰，《平民新聞》發了數篇文章反戰，幸德先生也連寫社論，鈴木先生稱，當中有一篇《致俄國社會黨書》，發表後被歐美各國社會黨報刊轉載，是《平民新聞》最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當中寫道：‘今日，俄政府為達到其帝國主義的慾望，漫開兵火之端。然而在社會主義眼中，人種無別，地域無別，國籍無別，諸君與我等同志也，兄弟也，姊妹也，斷斷無可爭之理。’隨後沒多久，幸德先生又因另一社論，被當局逮捕，刑期五個月，刑滿出獄後，平民社由此解散，幸德先生也流亡美利堅……鈴木先生說，幸德先生雖不怎麼提起在那邊的生活，但自明治三十九年他從美利堅歸國，他就不再是以往那個以筆為刀的幸德先生了，他現在要拿起的，是真正的刺刀。
明治四十年，幸德先生寫了一篇《我的思想變化》，當中有一句，乃是鈴木先生時時提起的，‘用普選及議會政策不能完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要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只能依靠團結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動’……真沒想到，十年過去了，我尚能背出這句話，這篇文章我們當時讀了也就讀了，但恩溥卻是倒背如流，他來東洋時日不多，日文讀寫都還不怎麼順暢，連出門上飯館都會膽怯，但居然翻著辭典把整篇逐字逐句譯了出來，又給我們一人抄了一份，他自己那份用硃紅顏料寫了，就貼在床頭，恩溥說，這樣睡前起身都能看見……」
啟舟起身去水房倒水，為了省事，他這日幾乎沒有吃什麼東西，只是不停喝水，令之待他帶著一壺滾水回來，道：「那幸德先生後來到底有什麼‘直接行動’，恩溥哥哥是和他一起去行動了？」
啟舟搖搖頭，道：「奇怪的正是這點。幸德先生一再告訴我們行動比讀書論述都更有用，但據我所知，他自己卻並未參加什麼直接行動，他後來兩三年一直在做譯著工作，將西方的社會主義理論引介到東洋，他出版了幾本書，有他在《平民新聞》裡所寫的社論結集，還有一本叫《自由思想》，但均被日本政府查禁和罰款，幸德先生聲名在外，當局雖恨他入骨，卻也一直不敢真正對他下手，一直到……一直到大逆事件。」
令之沒能聽懂，道：「大逆？什麼是大逆？」
啟舟道：「逆反之逆。」
令之「呀」了一聲，道：「那和咱們的革命黨一樣吧？都是不想要皇帝了？」
啟舟道：「也可以這麼說，但革命黨人是自地方而起，反逼朝廷，只是想要小皇帝退位而已，退位之後民國政府待皇室也算不差，但大逆事件卻是直接想要明治天皇的命。」
令之聽得愈發緊張，道：「難道恩溥哥哥也加入這件事？」
啟舟笑道：「別說恩溥，連幸德先生有沒有加入，迄今仍是未知，但鈴木先生……」
令之道：「千夏姐姐的父親？」
啟舟點頭道：「宣統二年年初，鈴木先生向帝國大學請假半年，帶著家人去了長野，說是想靜心論著，長野離東京五百里之遙，且無鐵路相通，坐馬車也需十日。鈴木先生去了那邊，只來了一封簡信報平安，後來再無音信，所以後來發生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我們只能揣測，並無鐵證，唯一確鑿的是，在那一年暮春時分，櫻花盛放之時，傳來了鈴木太太的死訊。」
令之嚇得微微打了一個寒戰，道：「不是肺癆，是嗎？」
啟舟道：「不知道，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但鈴木先生有一名叫玉森洋介的日本學生，跟著他們一家一同去了長野，當時說的是為鈴木先生整理著書材料，鈴木太太的死訊傳來沒多久，玉森便回了東京。」
令之道：「他可是說了什麼？」
啟舟搖搖頭：「起先他一字不提，一回來便聽說病倒了，整日高熱，一大半時間都半昏半醒，因以往總在鈴木先生家中遇到，又實在想知道鈴木太太的死因，我和恩溥便買了一些剛上市的杏子，去宿舍看望玉森。」
令之道：「他說了嗎？我是說，他有沒有說千夏姐姐母親的死因。」
啟舟嘆口氣，道：「我也不知他算是說了還是沒說，我們去時，玉森正發著高熱，不過短短兩月時間未見，平日最在意儀容的玉森，卻是滿面鬚髯，整個臉都凹得厲害，一臉病容，似是將死之人，我和恩溥嚇了一跳，問他到底發生了何事。」
他頓了頓，又喝了口水，方才還滾燙的水，已無丁點熱氣，啟舟卻渾然不覺，接著道：「玉森見了我們，並沒有認出來，恩溥見他口唇乾裂，就把杏子洗淨了，遞到他嘴邊，他一見那杏子，突地瘋了一般大哭大喊，玉森會說一點中文，那時卻是日文夾著中文，故而我們開始都沒聽清，後來仔細辨認方聽出，他是在大叫：‘鈴木太太！bakudan！bakudan！’」
令之道：「這是什麼意思？」
啟舟道：「bakudan，就是炸彈的意思。」
令之道：「那又是什麼意思？」
啟舟道：「那就不知道了，我們那日走後，玉森洋介在宿舍裡自縊身亡，連一封遺書也沒有留下……但過了不到一月，我們便在報上看到，長野縣松本警察署抓了本地一家制木廠的兩個工人，說他們製造與私藏炸彈，意圖謀殺明治天皇。那幾日我們瘋狂搜尋報上訊息，恩溥找到一份小報，那記者去了長野，這人和別的大報記者不同，並未跟隨警察署公佈的線索採訪，而是在田野鄉間四處閒逛，按他的報道，在事發之前一週，距制木廠兩裡之遙的某個廢棄農倉內，曾有過一起爆炸，炸死了一名女子。」
令之驚得半晌才道：「你是說，鈴木太太……」
啟舟道：「開始我們並不確定，但恩溥……鈴木太太也是四川人，向來待恩溥最親……恩溥決心要弄個明白，他幾經輾轉，找到那位記者，記者也不清楚女子的身份，只說那地方太僻靜，村民們都以為是誰家爆竹走火，也無人報警，他自己去現場看過，那地方是個無主之地，但事後卻被簡單清理過，除了地上還有一點未能洗淨的血跡，什麼都沒留下，記者還無意中說起，農倉周圍都是杏樹，不知怎麼回事，倉中四壁上有炸碎的杏肉。」
令之道：「這是說……」
啟舟搖頭，道：「這什麼都說不清，但又和諸多往事遙遙相應，讓我們不得不生出疑心……前一年杏子上市的時節，鈴木太太買了不少待客，玉森吃得最多，他說，小時候母親總把吃不完的杏子做醬，夾在飯糰中給自己當早餐，鈴木太太當時就道，今年杏子下了市，明年她就給大家做杏醬飯糰……令之，你是外人，你覺得這會是怎麼一回事？」
令之遲疑道：「我怎會知道……也許是鈴木太太獨自一人去摘杏子，不小心碰到炸彈……」
啟舟道：「當然，我們都知道可能是這樣，但玉森那時的神情你沒有看見，他就像……就像當時就站在鈴木太太面前。」
令之道：「恩溥哥哥怎麼想？他以前最愛看《狄公案》，還講孔萬德的故事給我聽。」
啟舟道：「見了那名記者後，恩溥就再沒有說過什麼，他心裡大概有想過別的可能，但恩溥心思重，不確鑿的事情，他一個字都不會再講。」
令之道：「是啊，恩溥哥哥，他就是這樣。」
啟舟接著道：「制木廠的炸彈事件事發後，鈴木先生和千夏一同回到東京，兩人都說，鈴木太太突發肺癆而死，父女看來均滿面病容，但也不見有多悲傷……又過了沒多久，鈴木先生被抓了。」
令之道：「啊，為什麼？」
啟舟道：「就因制木廠的炸彈事件，當時日本警察署其實只確認了五人直接參與暗殺天皇的計劃，但日本刑法中有一條‘大逆罪’，凡是圖謀危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太孫的人，一律將被判處死刑。在這一罪名之下，警方開始舉國抓捕社會主義者，工會被關，書刊被禁，從那時至第二年初，警方對數百人進行了秘密審判，鈴木先生為帝國大學副教授，被捕一事在學校裡引發震動，但真正舉國關注的，還是早已盛名在外的幸德先生，他們的罪名是‘企圖滅絕冠絕宇內的國體之尊嚴、列聖恩德普照四海的帝國臣民之大義，對威嚴而神聖不可侵犯的聖體，欲逞千古未有之凶逆’……沒想到，八年了，我竟還能一字不差背出。」
令之道：「那鈴木先生他最後……」
啟舟道：「大審院的特別判決為一審即終審，鈴木先生和幸德先生，還有另外二十二人，不久後便被處以死刑。」
令之道：「千夏姐姐……她真是可憐……經了這麼多事，我居然從未見她流過一次淚，千夏姐姐……她比我強太多了。」
啟舟道：「千夏小姐並不是強，她只是太像父親，也太聽父親的話……鈴木先生行刑前，千夏曾被獲許前往獄中探視，恩溥扮成她的兄長，也一同前去，人快死了，警察也沒有嚴查。誰都不知道那日鈴木先生對他們說了什麼，但沒過多久，千夏稱和恩溥訂婚，一同回了中國。」
令之沉默半晌，方道：「他們真的訂了婚？」
啟舟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我不信。他們走時我去碼頭送行，我問恩溥到底怎麼回事，他也不答，只拍拍我的肩，讓我以後回國，大家一同做事。」
令之道：「做什麼事？」
啟舟道：「我也這麼問他，我說，恩溥，你和千夏到底要做什麼事？他開始笑而不答，船快開了，船員一直在催碼頭上的人上船，千夏早上去了，靠在甲板上，微微笑低頭看著我們……也就是那個時間，我才第一次發現，千夏其實也有一點像母親，她們低頭時的樣子一模一樣……我當時問恩溥，你把千夏帶回去，那相片上的女子應該怎麼辦？那相片是不是還在你胸口口袋裡？」
令之已說不出話了，滿眼淚水，只緊緊咬住嘴唇，不讓眼淚墜下。啟舟見她如此，嘆了一口氣，方道：「恩溥半晌沒有說話，從西服內袋裡取出你的相片，碼頭上風真大啊，又有風聲又是汽笛的，我們都得提高了聲音才能彼此聽見，恩溥手突然一鬆，那相片被風吹到半空中，繼而飄到海上……恩溥見相片飄遠了，才對我說，她本和這些事情沒有關係，以後也都不會再有關係。」
令之終是落下淚來，先是一點點，繼而像一條河，夾著這麼些年的委屈、不解、傷痛、輾轉難眠，向不知何處奔流，答案來得太晚，但終究是有了答案。車外本是無盡漆黑，竟漸漸有了天光，而嘈嘈人聲亦隨之而來，車停在不知哪裡，整夜蜷縮著休憩的旅客在狹窄過道里舒展手腳，婦人託著竹盤，在車視窗叫賣白饃和窩窩頭，又有不過八九歲的孩童，努力爬到窗邊，大聲吆喝：「燒雞喲，十五個銅板一隻的燒雞喲，老佛爺天天吃的燒雞喲，只要十五個銅板。」啟舟拿出二十個銅子，買了燒雞、白饃和幾個大鴨梨，因火車已緩緩離站，那男孩收了錢，在跳下月臺時摔了一跤，無端端地，令之想在虛空中向他伸手，就像剛才有一瞬，她想在虛空中抓住恩溥扔向海面的那張相片。
但令之終是什麼也沒有再做，她也知天光已亮，一切都不可迴轉。令之坐下，同啟舟一道吃起了燒雞，燒雞酥而軟爛，他們均默默吃了許多，當整隻雞隻剩雞頭和骨架時，火車再次停下，啟舟在衣服上隨意擦了擦手，道：「北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