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諾夫哥羅德到彼爾姆，聶赫留多夫僅見過卡秋莎兩次：一次在下諾夫哥羅德，在犯人們被押上一艘圍著鐵絲網的駁船之前；一次在彼爾姆，在監獄裡的辦公室。這兩次見面時，他發覺卡秋莎不露心思，也不友善。他問她感覺如何，是否需要什麼，她的回答閃爍其詞，不好意思，聶赫留多夫覺得她仍舊懷有之前那種不無敵意的怪罪情感。她這一段時間因為男人們的糾纏不休而表現出的悶悶不樂，也讓聶赫留多夫感到難過。他擔心，在押解途中這種艱難、墮落的環境的作用下，她會重新落入先前那種內心紊亂、對生活絕望的狀態，一旦落入那一狀態，她便會怨恨他，拼命地抽菸喝酒，以便麻醉自己。然而，他卻完全無法幫助她，因為在上路後的最初一段時間，他一直沒有機會與她見面。直到她被轉入政治犯佇列後，他才確信自己的擔心毫無根據，與之相反，每見她一面，他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她內心發生的變化，他非常樂意看見她身上的此種變化。在託木斯克第一次見面時，她又像在出發之前那樣了。看見他，她沒有皺起眉頭，沒有侷促不安；相反，她高高興興、平平常常地迎接他，感謝他為她做的一切，尤其感謝他讓她和如今這些人走到了一起。

在押解途中跋涉兩月，她的變化也體現在外貌上。她瘦了，黑了，似乎也變老了；鬢角和嘴角現出了皺紋，她不讓頭髮披在額頭，用頭巾裹著腦袋，無論服裝、髮型還是待人接物的方式，均已沒了先前那種賣弄風情的特徵。在她身上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化，不斷地在聶赫留多夫心中喚起特別愉悅的情感。

他如今對她懷有一種他先前從未體驗過的感情。這種感情完全不同於詩意的初戀，更不同於他後來體驗過的感官之愛，甚至也不同於他在法庭審判之後決定與她結婚時產生的那種履行責任與孤芳自賞相互混雜的情感。這是一種最淳樸的情感，即憐憫和同情，他在獄中第一次與她見面時體驗過這一情感。後來，去過醫院之後，他拋開厭惡，原諒了她與醫士之間子虛烏有的緋聞（後來弄清此事純屬捏造），他當時更強烈地體驗到了這一情感。這正是那種情感，不過也有區別，即在當時這一情感是暫時的，而如今這一情感卻是常在的。如今無論他在想什麼，無論他在做什麼，他心中始終懷有這一憐憫加同情的感情，這一感情不僅針對她，也面向所有人。

這一感情彷彿在聶赫留多夫心中開啟了一道閘門，先前找不到出口的愛的洪流奔湧而出，湧向他遇見的每一個人。

聶赫留多夫覺得他在旅行途中始終處於一種激動狀態，懷著這樣的心情，他不由自主地要關注、同情一切人，從車伕到押解兵，直到他打過交道的典獄長和省長。

在這段時間，由於瑪絲洛娃被轉入政治犯佇列，聶赫留多夫也得以結識許多政治犯，起先在葉卡捷琳堡，他們很自由，被一同關在一個大房子裡，後來在途中又結識了與瑪絲洛娃走在一起的五男四女。接近流放政治犯後，聶赫留多夫完全改變了對他們的看法。

自俄國革命運動發端時起，尤其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亞歷山大二世遇刺之後，聶赫留多夫對革命者一直沒有好感，抱有蔑視。他對他們心有反感，首先因為他們在反政府鬥爭中採取的手段既隱蔽又殘忍，主要就是他們實施的殘忍的暗殺行為，還有他們全都具有的那種自命不凡的特徵。然而，近距離地瞭解了他們之後，知道他們時常無辜地遭受政府的迫害，他才明白，他們的行為迫不得已。

儘管所謂刑事犯遭受的種種折磨毫無道理，但他們在受審前後受到的對待多少還有點依法辦事的樣子；可是，在處理政治犯的案件時卻不做這些樣子，一如聶赫留多夫在舒斯托娃以及後來許許多多新結識的政治犯的遭遇中所看到的那樣。對待這些人的做法，就像用一張大漁網捕魚，即把落網的魚全都拖到岸上，然後挑出看中的大魚，小魚則棄之不顧，讓它們死去，在岸上被曬成魚乾。就這樣，成百上千的人被抓起來，顯而易見，他們不僅無罪，而且沒有與政府作對的能力，他們被關進監獄，有時一關就是數年，在獄中染上肺結核病，發瘋，自殺。他們被繼續羈押，僅僅因為沒有釋放他們的理由，此外，他們被關在獄中，提審起來也很順手，可隨時用來弄清偵查中遇到的某個問題。甚至從政府的立場看，這些人也是無辜的，可他們所有人的命運卻取決於憲兵隊隊長、警官、密探、檢察官、法官、省長和大臣的心血來潮，取決於後面這些人悠閒與否，心情好壞。某個官員閒得無聊，或想出人頭地，便開始抓人，然後依據他的心情或者上司的心情來決定是關進大牢還是開恩釋放。更高一級的官員，同樣依據他是否需要出人頭地、他與大臣關係如何等情況做出決定，或將人流放至天涯海角，或將他關進單人牢房，或判處流放、苦役和死刑，若有一位太太出面求情，被抓的人則會被無罪釋放。

政治犯們就像身在戰場，他們自然也要採用對方針對他們所採用的手段。軍人們始終生活在這樣一種社會輿論氛圍中，這種社會輿論不僅不會使他們意識到他們行為的犯罪性質，而且將此類行為視為英雄壯舉。同樣，政治犯們也面對這樣的氛圍，他們團體的輿論氛圍始終伴隨著他們，使得他們認為，他們冒著失去自由、生命和人生最寶貴東西的危險所實施的那些殘忍行為不僅不是壞事，而且是英勇的舉止。這使聶赫留多夫理解了一個奇怪現象：一些性格極為溫和的人，他們不僅不忍心傷害動物，而且不忍心目睹動物受苦，可他們卻心平氣靜地打算去殺人。他們幾乎全都認為，在特定情況下，殺人是一種自衛方式，是一種達到普遍幸福之崇高目的的手段，是合法的、正義的。他們賦予他們的事業以崇高意義，因此也賦予他們自己以崇高意義，這一意義很自然地源自政府對他們的定義，源自他們所承受的殘酷懲罰。他們必須賦予自己以崇高意義，以便承受他們所承受的一切。

近距離地瞭解他們之後，聶赫留多夫堅信，他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全都是惡棍，也不像另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全都是英雄，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他們中間，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樣，有好人，有壞人，也有不好不壞的人。這些人中有人成為革命者，是因為他們真誠地認為自己有責任與現存的惡勢力作鬥爭；但是，也有一些人出於個人主義的虛榮動機選擇了這種活動；不過，大多數人投身革命卻出於激情，聶赫留多夫在戰爭期間見識過這種情緒，即渴望冒險，遊戲生命，精力旺盛的普通青年往往都具有此類衝動。這些人與普通人的區別在於，這些人的出眾之處在於，他們的道德需求超過普通人。他們不僅認為應該過嚴謹節制的生活，要正直無私，而且還時刻準備為共同的事業犧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因此，這些人中高於中等水準的人會高出很多，成為罕見的道德高峰之標杆；而那些低於中等水準的人也會低出很多，時常成為虛偽做作之人，自命不凡，驕傲自大。因此，對於自己的某些新朋友，聶赫留多夫不僅尊重有加，而且衷心愛戴，而對另一些人，他則依舊十分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