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長很早就來到法院。庭長是個高大肥胖的男人，蓄著花白的長鬍子。他有妻室，但生活十分放蕩，他妻子也是一樣。他倆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位瑞士女教師的信，這瑞士女人夏天在他們家做過家庭教師，現在從南方來彼得堡，她於三點至六點在本城的義大利旅館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的庭審早點開始也早點結束，以便他能在六點之前趕去幽會這位紅頭髮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他倆去年夏天在別墅裡開始了這段羅曼史。

他走進辦公室，鎖上門，從檔案櫃的下層取出一副啞鈴，做起啞鈴操，上舉、前伸、側伸和下吊各二十次，然後又高舉啞鈴，輕鬆地下蹲三次。

「保持精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冷水浴和做體操。」他想道，同時用無名指上戴著金戒指的左手撫摸著右臂上緊繃的肌肉。他還想再練練擊劍（在久坐審案之前他總要做這兩項運動），這時房門響了一聲。有人試圖推開門。庭長趕忙把啞鈴放回原處，開啟了門。

「抱歉。」他說。

一位審判庭成員走進屋，他戴著金絲眼鏡，個頭不高，雙肩高聳，面色陰鬱。

「馬特維·尼基季奇又沒到。」這位法官不滿地說。

「還沒到，」庭長穿上制服，答道，「他總是遲到。」

「奇怪，真不難為情。」法官說著，氣哼哼地坐下，掏出香菸。

這位審判庭成員是個一絲不苟的人，這天早晨他剛和妻子發生了一場不愉快的衝突，妻子提前花光了交給她的本月生活費，她要求再預支一些給她，可是他說不行，於是他倆吵了起來。妻子說，如果不給錢，就不做飯，他就別想在家吃到飯。吵到這裡他就出門了，擔心她氣話當真，因為她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好好過日子，安分守己，結果卻是這樣。」他心想，看著容光煥發、健康快樂、和藹可親的庭長，庭長架著胳膊，用白皙好看的雙手整理繡花衣領兩旁濃密、花白的長絡腮鬍，「他倒總是心滿意足，開開心心，我卻在受罪。」

書記員走進來，帶來一份案卷。

「非常感謝，」庭長說道，抽起煙來，「我們先審哪樁案件呢？」

「我看先審投毒案吧。」書記員有些心不在焉地說。

「好，投毒案就投毒案吧，」庭長說道，心想這樁案件能在四點鐘之前審完，然後就可以走了，「馬特維·尼基季奇還沒到？」

「還沒到。」

「勃列維到了嗎？」

「到了。」書記員回答。

「要是看見他，您就告訴他，我們先審投毒案。」

勃列維是副檢察官，在這次庭審中擔任公訴人。

出門來到走廊，書記員遇見勃列維。勃列維兩肩高聳，敞穿制服，腋下夾著公文包，沿著走廊疾步走來，鞋跟磕得地板咚咚響，像是在跑，沒拿東西的那隻胳膊前後擺動，掌心與他的行走方向保持垂直。

「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要我問您準備好了沒有。」書記員問他。

「當然，我隨時可以上庭，」副檢察官說道，「先審哪樁案子？」

「投毒案。」

「好啊，」副檢察官說道，可他一點也不認為這有什麼好的，因為他通宵未眠。他們為一位同事餞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裡兩點，然後去找女人，去的正是瑪絲洛娃六個月前待過的那家妓院，因此，關於那樁投毒案的案卷他還不及細讀，他想馬上草草看一看。書記員也是成心，他知道副檢察官沒看投毒案的案卷，便建議庭長先審此案。書記員是一個思想方式有些自由甚至很激進的人。勃列維卻很保守，甚至篤信東正教，就像在俄國任職的大多數德國人那樣，書記員因此不喜歡他，也嫉妒他的位置。

「閹割教徒的案子怎麼辦？」書記員問。

「我說過我辦不了這案子，」副檢察官說，「缺乏證人，我就這樣對法庭說。」

「可是反正……」

「我辦不了。」副檢察官說，他擺擺手，跑進自己的辦公室。

他拖延了閹割教徒的案件，藉口是一個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證人無法到場，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這樁案件若讓由知識分子構成的陪審團來審，可能被判無罪。與庭長商量一下，應該把這樁案件轉到縣法院去審，那裡的陪審員多為農民，因此更有可能被判有罪。

走廊裡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大多聚集在民事審判庭附近，庭上審理的正是那位愛打探案件的儀表堂堂的先生說給陪審員們聽的那樁案件。休庭時，被那位天才的律師敲走家產的老太太走出審判庭，這筆財產轉到一位商人名下，這位商人本無任何權力擁有這筆財產，法官們對此心知肚明，原告和他的律師更是清楚，可是他們想出一個狠招，使得那位老太太的財產只能歸商人所有。這位老太太是個胖女人，衣著考究，帽子上插著幾朵巨大的花。她走出門來，站在走廊裡，攤開短粗的手臂，不停地重複：「這可怎麼辦呢？您行行好吧！這是怎麼回事？」她問自己的律師。律師看著她帽子上的花，想著心思，沒在聽她的話。

那位名律師跟在老太太后面快步走出民事審判庭，他敞開的西服背心的前襟以及他得意洋洋的臉龐都亮閃閃的，他讓頭戴大花的老太太傾家蕩產，讓付給他一萬盧布的商人得到十多萬盧布。眾人的目光一起投向這位律師，他覺察到了，可他的神情卻彷彿在說：「沒什麼大不了的。」然後迅速從眾人身旁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