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曼特是一個基庫尤小男孩，父母是農場上的非法棚戶。農場上非法棚戶的孩子們總是到我房子周圍的草地上放羊，因為他們總覺得這裡會有有趣的事情發生。他們也和父母們一起為我幹活。我對他們很熟悉。在我遇到卡曼特之前，他一定在這兒生活了很多年，但我總覺得他一定是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就像一隻生了病的小動物。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正騎著馬要穿過農場上的草原。他當時正在放羊，看起來像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人。頭很大，身子卻出奇地瘦小，胳膊肘和膝蓋突出得很明顯，像是棍子上的疙瘩。雙腿長滿膿瘡，從大腿到腳跟，全部都是。在廣袤的草原上，他顯得特別特別微小。但在如此微小的一個點上，竟然集中瞭如此多的苦難，這實在讓人感覺很震撼。我停下來和他說話，他沒有理我，好像沒有看到我似的。他那張扁平的、稜角分明的臉上佈滿了痛苦，卻又顯露出極大的耐性。臉上那雙眼睛黯淡無光，像是死人的眼睛，看起來他好像活不了幾個星期了。你甚至會依稀看見幾只禿鷹在他頭頂盤旋，天空昏暗，似乎要燃燒起來。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哪裡有死人，哪裡就會看到禿鷹。我讓他第二天上午到我的房子裡來，看能不能幫他治好腿上的膿瘡。
上午的九點到十點，我是農場上土著人的醫生。就像所有優秀的冒牌醫生一樣，我也有許多病人，每天基本上都會有兩名到十二名病人來我這兒治病。
基庫尤人能夠坦然面對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們習慣了意外。在這一點上，他們和白人們完全不同。大多數白人在生活中都是努力不讓意外發生，也很習慣與命運做抗爭。但黑人們與命運永遠都是友好相處，他們一生都被命運女神死死地控制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對於黑人，命運女神就是他們的家，就是小屋裡那熟悉的黑暗，是深深地埋在地下的莊稼根上的黴菌。他們能夠從容面對任何命運的改變。正因為如此，他們最期待在主人、醫生或上帝的身上看到的品質是想象力。可能也是因為這種期待帶來的力量，所有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把哈倫·拉希德哈里發看作是最理想的統治者。沒人知道他下一秒會做些什麼，也沒人知道會在哪裡見到他。每當非洲人提到上帝的性格的時候，他們就好像在講《一千零一夜》或是《聖經·約伯書》的最後幾章。上帝震撼他們的，也同樣是想象力帶來的無窮力量。
因為土著人的這種特質，作為醫生的我受到了大家的歡迎，或者說名聲很不錯。第一次來非洲時，和我同船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國科學家。那是他第二十三次到非洲嘗試治療昏睡症。他帶了一百多隻小白鼠和豚鼠上船。他告訴我，非洲土著根本不怕疼，也不害怕大型手術，但他們特別討厭程式化的、重複性的或是步驟性極強的治療，這才是給土著居民看病時最難克服的困難。這位著名的德國科學家很不理解這一點。和土著人熟悉之後，我最喜歡的恰恰就是他們的這種特徵。他們對險境是發自內心地喜愛，這是一種真正的勇氣，是對造物主命運安排的真實回應，是天堂在大地上的迴音。有時候我會想，其實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真正害怕的是我們的迂腐，是我們的書呆子氣。在這些人手裡，他們會死得很痛苦。
我的房子外面有一塊鋪平了的空地，病人們一般會蹲在上面等待。瘦骨嶙峋的老頭們流著眼淚咳嗽著，眼睛骨碌碌地四下裡看；打過一場架的瘦高年輕人平靜了下來，眼睛黑漆漆的，嘴巴青腫淤紫；母親們抱著發燒的孩子，這些孩子像是乾枯的小花兒，掛在母親的脖子上。我經常要治療一些燒傷病人。基庫尤人喜歡在小屋裡的火堆邊睡覺，正在燃燒的木堆或木炭有時會坍塌，然後滑到他們身上。儲存的藥物用完之後，我發現蜂蜜是一種很好的治療燒傷的藥膏。那塊空地上很熱鬧，氣氛極其火爆，就像歐洲的娛樂場合。他們嘰嘰喳喳地小聲聊著天，一旦我走出來，這股歡快的小溪流就立刻斷了水，空地上也安靜下來。這種安靜孕育著所有的可能。接下來，「一切皆有可能」的時刻就要來了。他們每次都由我確定第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
其實我根本不懂醫術，只是從一般急救護理課堂上學到一點點醫學知識。幸運的是，我竟然治好了幾位病人。從那之後，我的醫生名聲便傳播開來，即使之後有好幾次都犯了嚴重的錯誤，這種聲譽也絲毫未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那時我每次都能把病人治好，誰知道找我看病的土著人會不會越來越少。當然，我會獲得專業名醫的聲望——這完全就是一位來自沃拉亞的醫術高超的醫生，但他們還會覺得上帝與我同在嗎？他們所知的上帝，存在於大旱的年月中，存在於夜晚大草原上的獅群中，存在於孩子單獨在家時徘徊在附近的豹子身上，以及不知道從哪兒蜂擁而至，但一旦飛過，連一片草葉都不留下的蝗蟲群中。另外，飛過玉米田，卻沒有做任何停留的蝗群——這種難以置信的事情帶給他們無比的喜悅，春天很早就降臨的雨水，田野和草原上開放的花朵，長得綠油油的莊稼，都讓他們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當他們考慮到生活中這些重大事件時，我這個來自沃拉亞的神醫恐怕也就成了一個外來者。
第二天早上，我吃驚地發現，卡曼特站在我的房子外面。房子外面還有三四個病人，但他沒有和他們在一起，而是身子挺得筆直站在一邊，臉上是一副馬上就要死掉的表情。他對生命畢竟還是留戀的，決心要抓住最後一次機會。
在以後的時間裡，他變成了一位非常優秀的病人。我讓他什麼時候來，他就什麼時候來，從來不會出錯；我讓他每隔三四天必須來一次，他也會準時過來。一般的土著人很難做到這一點。治療膿瘡的過程極其痛苦，但他每次都很坦然很淡定地忍受下來，我從來沒見到過這樣的病人。鑑於此，我本應該把他樹立成一個榜樣，供其他病人效仿，但我沒有這麼做，因為他同時也讓我心裡感到很不安。
我真的很少會遇到這樣野性十足、完全與世隔絕的人類。他堅定而決絕地放棄和周圍世界的接觸，把自己與周圍的人完全隔絕開來。他從來不會主動和我說一個字，也從來沒有直視過我，只有在我問他問題的時候，他才會開口回答。在傷口被清洗和包紮的時候，其他孩子會哇哇大哭。對於這些孩子，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同情或憐憫，而是低聲笑著，笑聲裡帶著輕蔑，帶著一種「我太瞭解這種疼痛」的意思。他一眼都沒看過這些孩子。他沒有慾望與周圍世界以任何方式進行交流，因為他所體驗過的交流方式都太過殘忍。他像古代的勇士一樣，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直面痛苦。不論事情變得多糟糕，他都絲毫不會有所觸動。他的工作和生活哲學教會了他時時刻刻都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但這樣的行為通常都是頗宏大和莊重的，會讓人想起普羅米修斯對自己信念的宣言，例如：「痛苦是我的名分，狠毒是你們的本性；現在來折磨我吧，我毫不在乎。」再例如：「好吧，盡你狠心做，你原是無所不能。」卡曼特是如此瘦小的一個孩子，這種行為在他身上出現，總是會讓人感覺不舒服，會失去對生活的信心。真不知道上帝在面對這個小孩子的這種生活態度時會作何感想。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他第一次主動看著我，和我說話時的情景。當時，我放棄了第一種治療方案，正在嘗試從書中找到的一種新方法——把一種膏藥熱敷在膿瘡上。所以，我和他已經相當熟悉了。我有點心急，想趕緊做完，就把藥膏做得太熱了。當我把藥膏敷上輕拍的時候，卡曼特說話了：「姆薩布……」然後深深地瞥了我一眼。非洲土著們把白人婦女稱作「姆薩布」。這本是一個印第安詞彙，他們把發音稍微改變，把它變成了一個非洲詞彙，聽起來感覺就很不一樣。卡曼特的這聲喊，是在求助，同時也是在提醒我，像是一位忠實的朋友在提醒你放棄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在以後的日子裡，每當想到這個詞，我的心裡就充滿了希望，然後就雄心勃勃地要成為一名好醫生。因為把藥膏弄得太燙，我對他感到很抱歉，但心裡還是愉快的。因為他的這一瞥，預示著我和這個小野孩開始互相理解了。這個孩子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受難者，除了苦難，他對生活沒有任何期待。但在我身上，他已經不再期待苦難了。
我盡心盡力地為他治療，但效果一直不理想。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堅持為他清洗和包紮傷口。但這種病我確實治不了。有時這兒的膿瘡好了，別的地方又長出新的。最後，我決定把他帶到蘇格蘭佈道會里接受治療。
這個決定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希望。卡曼特雖然感到很震驚，但他一點兒都不想去。不過，因為他的放牧生活和生存哲學，他對很多事情都不會太反抗。於是，我就開著車把他送到了佈道會，帶著他走進了長長的醫院。對他而言，周圍的環境是陌生的，而且充滿了神秘，他渾身都在顫抖。
蘇格蘭佈道會的教堂位於農場西北十二英里處，海拔比農場高五百英尺，算得上是我們的鄰居。農場東部十英里處是法國的天主教佈道會，海拔比農場低五百英尺，而且地勢比較平整。我本人不怎麼支援這兩個佈道會，只是跟他們的私人關係比較好。這兩個佈道會之間有著很深的敵意，這讓我覺得很可惜。
法國的神父們和我是好朋友。為了能說說法語，也為了能享受一次愉快的騎行，我和法拉常常會在週末的早晨騎馬去他們那兒做彌撒。路上，我們要穿過一個金合歡種植園，而且要走很久。這個園子是屬於林業局的，已經建好很多年了。走在園子裡，空氣中瀰漫著清新而渾厚的松香味，甜蜜得直想讓人歡呼。
不管去哪兒，羅馬天主教堂都會把它那種獨特的感覺帶到那兒，這一點頗令人歎服。這裡的神父們在當地土著人的幫助下，自己設計和建造了這座教堂，他們是有理由為此感到自豪和驕傲的。這是一座精緻的灰色大教堂，頂部是一座鐘樓，坐落在一座寬大的庭院裡，腳下是一座平臺和臺階。而庭院，則坐落在教會的咖啡園正中央。這是殖民地最古老的咖啡園，管理得相當不錯。院落的兩側是帶有拱廊的餐廳和女修道院。不遠處有一條小河，河邊坐落著教會學校和磨坊。河上有一座拱橋，騎馬穿過這座橋，沿著一條馬路一路向上，就到了教堂。拱橋用灰色石頭堆砌而成。如果你在橋上下馬觀看周圍，你會發現，整座橋乾淨整潔，周圍的景色迷人至極。你會感覺自己正身處瑞士的南部或義大利的北部，而不是非洲。
神父們都很友好。彌撒結束後，他們會站在教堂門口等我，邀請我去喝杯紅酒。我們穿過庭院，走進寬敞涼爽的餐廳。對於這片殖民地上發生的事情，這些神父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甚至發生在犄角旮旯的事情，他們都很清楚。所以聽他們講話是很有意思的。他們很擅長用甜蜜、親切的交談套取你所有的資訊。他們簡直就是一群精力旺盛、整日粘著花朵採蜜的小蜜蜂，而且還是全身褐色、毛茸茸的蜜蜂，因為他們都長著又長又密的鬍鬚。雖然他們對殖民地的生活如此感興趣，但卻仍然過著一種法國人的流亡生活，對某種高階的神秘力量一直耐心、愉快地保持著敬重。一旦接到「任務解除」的命令，他們會立刻把所有事情留給當地人，以最快的速度飛回巴黎。所以，你會感覺，如果不是這股不知名的神秘力量，他們應該就不會來到這兒。如果是這樣，那座用灰色石頭砌成的、帶有鐘樓的教堂，以及餐廳裡的那些拱廊，還有學校、整潔有序的種植園以及傳教基地，也就都不復存在了。
無論是在教堂還是去餐廳，法拉總會把我們的兩匹小馬牽在手裡。在回農場的路上，他一定能感覺到我愉悅的心情。他是一個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從來不喝酒，所以他覺得我喝的酒和我做的彌撒一樣，在我的宗教儀式中佔有一樣的地位。
這些法國神父們有時會騎上摩托車到我的農場吃午飯。在農場上，他們給我講拉封丹寓言故事，還給我提出了很多關於咖啡種植的好建議。但我對蘇格蘭佈道會就不太熟悉了。那兒的地勢極高，站在教區內向四周的基庫尤村落觀望時，視野極其不錯，但整個教區基地卻總是給我一種「失明」的感覺，就好像除了它自己，就再也看不見別的了。他們竭盡全力說服土著人穿上歐洲人的服裝，我覺得這麼做沒有任何好處。但他們的醫院是很不錯的。當時，院長是亞瑟醫生，他樂善好施，聰敏過人。我的咖啡園裡很多人都得到了他們的救治。
卡曼特在蘇格蘭佈道會的醫院裡住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裡，我只見過他一次。當時，我騎著馬去基庫尤車站，路上經過教會醫院。去車站的路離醫院的空地很近，與其平行著向前延伸。我看到卡曼特在空地上站著，與正在鍛鍊恢復的病人們保持著距離。他的腿好多了，可以跑了。看到我，他奔向空地的籬笆旁，跟著我一直跑到了籬笆盡頭。他沿著籬笆向前跑著，像是我騎著馬吸引過來的一頭小馬駒，在一個小型牧場裡奔跑。他向前跑著，眼睛一直盯著我的小矮馬，但始終沒有說一句話。跑到空地的盡頭，他不得不停了下來。走過空地之後，我回頭看他。他筆直地站在那兒，頭抬得高高的注視著我，很像一匹小馬駒盯著遠去的騎馬人。我抬起手臂向他揮手，第一次他沒有任何反應，我揮了好多次之後，他的手臂才突然像泵杆一樣直直地指向空中，而且也只指了一次。
復活節上午，卡曼特回到了農場。他帶給我一封信，是醫生寫的。信裡說，卡曼特的腿已經痊癒，以後再也不會復發了。我看信的時候，卡曼特盯著我的臉，沒有想和我討論的意思，他肯定早就知道里面寫什麼了。他應該在想更重要的事情。卡曼特平時總是很鎮定，或是表現出一種內斂的莊重，但這次卻明顯看得出他在強忍歡喜，整個人看起來神采奕奕。
土著人非常喜歡戲劇性的效果，卡曼特也是如此。為了讓我感到驚喜，他用舊繃帶把自己從腳後跟到膝蓋裹個嚴嚴實實。很明顯，他覺得這個時刻很重要，倒不是因為他運氣好康復了，而是因為他慷慨地想把這份快樂傳達給我。他可能還記得，我因為治不好他的腿而整日心煩意亂。而且也很清楚，醫院的治療結果一定會讓人大吃一驚。他慢慢地，慢慢地把繃帶從膝蓋開始拆掉，然後露出來光滑的雙腿，他的腿上竟然只留下了一些依稀可見的灰色傷疤。
看到這樣的效果，我大吃一驚，感到特別開心。平靜莊重地享受了我的反應後，卡曼特又讓我震驚了一次。他居然告訴我他現在已經是基督徒了。「我跟你一樣了。」他告訴我，然後又要求我一定要給他一盧比，因為耶穌在這一天覆活了。
之後，他就回家看媽媽去了。他媽媽是一名寡婦，住在離農場很遠的地方。後來，這位女士在聊天時告訴我，卡曼特這天的行為很不同尋常，他完全敞開了心扉，告訴了她很多在醫院裡見到的奇人奇事。去過他媽媽的小屋之後，他很快就回到了農莊，他覺得自己現在理所當然是屬於農場的。之後，他就一直在農場上為我工作，直到最後我離開非洲。這期間，一共有十二年時間。
我第一次見到卡曼特的時候，他看起來只有六歲。他有一個兄弟，看起來有八歲。但兄弟倆都告訴我，卡曼特是哥哥。我想，卡曼特應該是因為長期的腿疾而發育遲緩。所以他那時應該已經九歲了。後來他長大了，但整個人看起來還是很矮小，或者說某些方面發育畸形，但至於什麼地方畸形，還真說不出來。日復一日，他有稜有角的臉龐慢慢變得圓潤，走起路來也相當輕快。我以造物主的眼光審視他，倒並不覺得他難看，只是他的雙腿太細了，永遠都像是兩根棍子，所以整個人看起來也就有點古怪，有點像小丑，又有點像魔鬼。如果稍微改動一下，我想他就可以坐在巴黎聖母院的鐘樓上俯視民眾了。他的身上帶著一種鮮明的活力和生機，如果是在一幅畫中，他一定是需要濃筆重墨的那一筆。有了他，我在農場上的大家庭顯得獨特而別緻。他的頭腦總是不太正常，或者至少是形容白人時所說的「特別古怪」。他是一個喜歡思考的孩子。或許是因為常年的苦難生活，他習慣了遇事就思考，然後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來得出自己的結論。他一直就是一個特立獨行、與世隔絕的人。做同一件事情，他的方式絕對與別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