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寫日記是一種特別的感覺。不僅以前從未寫過日記，而且我覺得，不管是我自己還是別人可能都不會對一個十三歲小女生的內心世界產生興趣。即便這樣，我依舊有興趣寫下去，重要的是我想以此吐露全部心聲。

有一天我有點兒憂鬱，無聊地坐在桌前，雙手託著下巴，慵懶的不知道是該出去走走還是窩在家裡。就這樣一直坐著發呆，這時我想起了那句很棒的話：「紙比人更有耐心」。沒錯，紙有耐心。況且我並不打算把這本叫「日記」的小冊子給別人看，除非什麼時候有了真正的朋友，那給他（她）看也沒關係呀。

此刻終於明白，我為什麼有了開始寫日記的想法：我沒有真正的朋友。

在這裡必須解釋一下，因為沒人能理解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兒感到在這個世界上是如此的孤單。表面上看來並非如此，我有愛我的父母，有個十六歲的姐姐，掰著手指頭算算還有至少三十來個算是朋友的人。我還有一堆一眼就能看穿的愛慕者，他們還常常在班級裡用破碎的小鏡子偷瞄我。我有親人，有幸福的家庭。是啊，明明什麼都不缺，唯獨缺一個真正的朋友。在我認識的人裡，除了一起玩耍以外，沒有一個能交心的，只能跟他們談談日常生活的瑣事，但無法與他們親近。

這是根深蒂固的，這也許是因為我不夠讓人親近。總之就是這樣啦，很遺憾，但也無法改變。

正因為如此，才有了這本日記。為了能讓我對這個渴望已久的「朋友」更加充滿幻想，我不會像其他大多數人那樣在日記中記錄一些瑣碎無聊的事情，而是會把她當作我的朋友，這個朋友叫凱蒂。

這就是我的故事啦！（小傻瓜，這些事情人們是不會忘的。）

一旦我敞開心扉，無人能懂我在跟凱蒂說些什麼。即便我很不願囉嗦，但我必須簡要介紹一下我的情況。

我的父親，是我見過的最好的父親。他三十歲時娶了二十五歲的我的母親。1926年，姐姐瑪戈特在德國法蘭克福出生，隨後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了。直到四歲，我們都住在法蘭克福。因為我們一家是猶太人，所以1933年父親去了荷蘭。父親當時任荷蘭特拉維斯果醬生產公司的總經理。同年9月，母親伊迪絲·弗蘭克（荷蘭人）也去了荷蘭。瑪戈特和我則寄居到亞琛的外婆家。瑪戈特是在12月份去的荷蘭。次年2月，在瑪戈特生日那天，我把自己作為生日禮物出現在了瑪戈特的面前。

不久，我就上了蒙臺梭利學校的幼兒園。在那兒待到六歲才上一年級。六年級時我轉到了庫伯茹斯夫人的班。畢業時與庫伯茹斯夫人依依惜別，我們都哭成了淚人兒。因為我要去猶太女子中學讀書了，瑪戈特也在那個學校。

然而，日子過得並不安寧，因為生活在德國的其他親人深受希特勒反猶法的迫害。1938年大屠殺事件後，我的兩個舅舅逃亡美國，外婆也來投奔了我們，那時她已經七十三歲高齡了。自從1940年5月起，我們的好日子就結束了：先是德軍入侵，猶太人的苦難日真正的來臨了。一個個的反猶法接踵而至，極大地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凡是猶太人都必須佩戴一個黃星標誌；必須上交腳踏車；還不能乘坐電車；不能開車；只能在每天的三點到五點到掛有「猶太商店」牌子的店裡購物；晚上八點到早上六點之間猶太人禁止在街上出沒；猶太人不得出入劇院、電影院及其他娛樂服務場所；不能去游泳池，甚至連網球場、曲棍球場以及其他運動場所也不能去；猶太人不允許參加公共體育活動；晚上八點後，既不允許猶太人停留在自家院子裡，也不允許在朋友家做客；猶太人不能去基督教徒的家裡；猶太人的孩子必須上猶太學校……還有諸多類似的限制。你不可以這樣，也不可以那樣，然而我們的生活還得繼續。傑西卡常常對我說：「我什麼都不敢做了，因為我怕做什麼都是被禁止的。」

1941年的夏天，外婆病重，她得做手術，那時正是我的生日。去年夏天還不是這樣呢，那時候荷蘭剛剛結束戰爭。外婆於1942年1月去世了，沒有人知道我有多想念她，在我心裡她一直活著。1942年家人也給我過了生日，為了彌補對外婆所有的愛，我們為外婆點上了蠟燭。那天我們一家四口過得還算不錯。因此，我把這天的日期定為正式開始寫日記的日期，也就是194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