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VII章

心理醫生在嗎 嚴歌苓 第1頁,共2頁

我收到了你的聖誕卡,謝謝!

真抱歉,我忙得連上街買卡的時間也沒有。怎麼也該給我爸爸、媽媽寄一張卡。

謝謝。她還好,比我父親穩定多了。他們離婚之後倒是我母親漸漸穩定下來了。

我沒告訴你嗎?他們離婚有十四年了。

我媽媽,她是個可愛的女人,比我起碼天真十五歲。

她演歌劇,後來調到圖書館工作,再後來又到文化館工作。她從事的這些工作都沒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她是個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覺。

很快就發覺了變化。像你一樣。我媽媽把時間、地點推算出來,問我:暑假裡你在上海怎麼了?

你問我:在十一歲到十二歲之間,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了?

其實我絲毫變化也沒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來。同我並排躺著,問我這個那個,但她問的絕不止那些,絕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了。

我馬上不願她的身體挨著我。我說我困死了,別擠我,蚊子該進帳子裡了。她開始用一種我兩三歲時的語態和我說話,哄逗我,反過來也讓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後頸上。她的目光也熱乎乎地在我背上,順著我側臥的肩膀、腰,明顯聳起的髖部直打量下來。髖骨已向廣度擴充套件開來,之間的容納在豐厚。表面無變化的腔內,一切都在甦醒。

她問:我請賀叔叔在火車上照顧你,要他督促你洗腳,他督促你了嗎?

我用粗嗓門說:那麼大個人要別人照顧什麼呀?

她對這份伴隨發育期同來的粗魯一向不一般見識,但這晚上她敏感起來,指出:從上海回來的我變得頂撞、野蠻。她並不厲聲,邊理著我的辮子邊嘆息。聲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兩三歲的我那樣憤怒地說,你知道媽媽就只有你一條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個時候,沒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塊劇痛的心病一塊活了那麼多年。直活到許多年後,我爸爸真的遇上了個女人。對於我爸爸愛著另一個女人這樁事,她從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無憑地怨怪,哭鬧,詛咒那個直到十幾年後才出現在爸爸命運中的女子。

在媽媽懼怕得不可終日的時候,那個女子還是一份完全無形無影的存在。她和我們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沒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還在唸她的大學,打她的籃球;她是個遠遠沒有開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敵。就像許多年前,我對父母,是尚未開始存在的女兒,而媽媽卻因了那女子必定要開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覺太好了,她自己也沒辦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們大家。

淺藍色的尼龍紗帳裡,我媽媽對我講著她對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說的名字,它們讓女孩子們上當。我面朝牆壁,俯臥,整個腹部被壓在席上,她講她的。她可以一連幾小時對著我獨白,我可以什麼也聽不見。直到她流淚,我才說:我不是在聽嘛!

聽見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從外面回來了。他剛打完一局橋牌。最不怕老婆的一個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來。她抓緊時間結束這場說教。她說,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結束語總是這句,像是真知灼見,含有權威。

她從來沒有機會去經歷普遍意義上的男人。二十歲嫁給我父親,此後便上了衛星執行軌道。她檢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傾」、「消極」情緒。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換掉一些詞,或刪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郵局那結了一層頗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著那根拴在繩子上的公用蘸水鋼筆,在爸爸的稿紙上推敲字句。文章發表後,爸爸總把文章讀許多遍,總覺得丟失了東西。有時媽媽手腳動大了,爸爸就罵主編或編輯部,說最有精神的句子給這些人貪汙了。他衝動得要去大門口的傳達室打電話,請他們把他的名字一塊刪掉,這樣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媽媽在這種時候總是一面攔阻他一面溫存地搖頭,半閉眼簾,食指豎在翹起的嘴唇上,彷彿在告誡一個稍年長的孩子,別吵醒搖籃裡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會壓低嗓音,放輕手腳。媽媽一句話不說,一直保持那個啞劇手勢,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靜下來。

她那個優美的啞劇動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記憶裡。似乎總有那麼一分稀薄的睡眠籠罩著我們;就在近旁或無所不在,那個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嬰,巨大而不可親地躺在我們的生活中,絕不能驚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媽媽看著我們的眼光,那樣溫存和壓抑,讓我們在那無邊際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媽媽放心了。她無聲一笑。這時候的笑是最嫵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後,雙手順理他狂卷的頭髮,像一個小女孩頗有興致地玩耍雜碎的毛線。她說:我看同你的原稿沒太大區別呀。

我爸爸說,對於語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沒區別。狗皮襪子,反正一樣。

媽媽從來不在乎爸爸對「趣味低下」的暗示,從來不覺得失面子:爸爸把頭一再從她手指下移開,厭煩得要爆炸了。還得說教下去:好賴你的文章發表了,讓人看見你還在這兒,沒給送到什麼地方打礦石去。改幾個字有什麼呀,把我們家的戶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隨便寫得多高階,還有人登嗎?

我爸爸坐在那裡,喘息從粗到細,慢慢變長變深,變得像入睡那樣均勻而帶著微微的鼻鼾。賀叔叔到達之前,他一次次從政治傾覆邊緣無恙迴歸,無功無過,無形無嗅地消磨年華和才智,一直到他寫出那篇八千字的雜文《兒不嫌母醜》。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報,兩天後又去一趟,如同舊時信差,坐在主編室外,把校樣等到手。一個標點都不妥協。

我媽媽知道時已經晚了。

同一張報紙上就有了反擊文章。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開,被人們半句、半段地拼鑲在他們的文章裡,被截斷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後果已大得無法吞嚥。無論是我爸爸,還是一切企圖為我爸爸開脫的人,比如,賀叔叔。

他在這個局勢中認識了我爸爸。

我媽媽懇求了他,去找那個剛調來的黨委書記,你要女兒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憑著她奇特的敏感。

對,非常瞭解我父親。他的本性。只有我媽媽知道這個本性。知道它時時刻刻地被壓制,被壓制成爸爸的好脾氣、大度、與世無爭。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會給賀叔叔一個大耳摑子。一份日夜瀰漫在我們生活中的恩寵和主宰終止在爸爸恢復的本性中。那是徹底的無拘束,是對一切權威瘋狂的反感,是兩扇書架後面連褲腰帶也不想要的那個生靈。

讓我們看看:這頂天藍色尼龍蚊帳裡躺著的三十三歲的女人和十二歲的少女。

1964年。

鄰居家的收音機都沒關,一會兒是合唱《雷鋒我們的戰友》,一會兒是新聞:「省委領導同志參加了這次罕見的大豐收,為顆粒歸倉做出貢獻。」

我爸爸在帳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倆。寂寞得很,便趿著拖鞋走開了。

不,我爸爸從來沒愛過我媽媽。是的,有時不需要愛情,我們中國那時有許多不幸和危險,把一個個家庭綁在一起,比愛情牢固多了。危險一過去,解體就開始,我的朋友們都在九十年代陸續離了婚。

我媽媽可能也不愛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險和製造不幸的稟賦吸引了她。她在隱約的危機中,生髮了她那學生腔的戲劇性激情。現實成了種假設,她的行為於是被放在舞臺式的考驗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劇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關係,婚姻的關係有了個悲劇的命題。她滿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媽媽,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幾輩子的安分和平凡,對於驚世駭俗的潛隱嚮往一點點積累,我媽媽就是這個積累。她需要我爸爸這樣能力高卻註定受貶抑的人。這種人和任何一個當局都處不下去。我媽媽在認識我爸爸的第二個禮拜向他借了一本書。還書時她夾了個紙條,上面寫:我要嫁給你。

你看,並沒提到愛情。

書?或許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別林斯基的文藝理論,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煥發學生腔的書,什麼「田畔中殘存的野花,往往比燦爛的花束更迷人」之類。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過剩的悲天憫人,政治行為的笨拙,她需要這一切素質。似乎社會和這類人之間總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喚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種戲劇假設中,她總在救死扶傷,總在以她單薄的靈肉抗衡無形而巨大的勢力。於是她感到整個生存有了種深度和實質。就是這樣一個溫柔和自我感覺神聖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細腰,塌塌的肩膀,小戶人家的那種勤勞和周全,細碎的對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還有最有忍受力的小業主階級那種對生活不衰的興致。她到鄉下去巡迴演出,給家裡揹回一袋黃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過來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來,後來的幾個月,我們餐桌上的黃豆燉豬腳她從來不碰。我和爸爸都憤怒地大吼:誰要你把腳掌走出血泡?!誰要你省給我們?!……她就那樣忍辱負重地笑笑,謝絕平等。這類犧牲讓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覺:她只需我爸爸、我對她的犧牲領情,對負欠於她這樁事實認賬而已。

自信,充滿力量,如張開翅膀的母雞,身心內是上下幾萬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償還,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輩子花那麼多時間、精力就為使你欠她。

我得告訴你,她揹著我爸爸做了什麼。

我講過:賀叔叔把那張定期存款單夾在首版的書中給了我爸爸。我媽媽聽見我爸爸一夜在書齋裡,一直抽菸,一直寫。她聽著他把寫完或未寫完的撕下、團掉,丟在桌下。

是寫給賀叔叔的信。是十幾封信的開頭。十幾種互相矛盾的念頭。有的感謝賀叔叔給了他一筆頗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張收據:今收到賀一騎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時八分五點六釐計價,遵照社會主義勞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時計算,工作時間共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小時。有一封信問:以這錢來買什麼呢?一個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嚴?永遠不顯露的秘密?

還有一封信寫得最長,絲毫沒有提書和錢的事,興致悠然地說起一個山區小鎮,那裡綠山白水,茶寨茶歌,應該去那裡洗滌知識分子內心的汙濁。在那裡,我爸爸說,他相信自己在文學創作上和做人上都會有長進。他說等他在那裡安下家,茶花時節請賀叔叔去客宿。這是十幾封未寫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樣不算數,在我爸爸長而彎曲的手指間也成了個青毛桃似的紙團。

我媽媽站在兩扇書架製出的籠圈裡,一綹燙得微微焦黃的頭髮從額角遮下,髮絲毫無彈性和光澤。她看著桌下桌上的碎紙片和紙團。看著她丈夫一夜的突圍:衝鋒和撤退。思維朝十幾個方向衝去,想衝出一條出路。卻是無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盡最後一滴血的犧牲者,青灰的眼簾寧靜地合著。我媽媽把開啟的一個個紙團又細細團起,把現場恢復。

下午她換了身寬下襬的連衣裙,拉上我,穿過一人巷,上了紅磚主樓。

賀叔叔住在四樓。到三樓時我逼問:你是不是去找賀叔叔談錢的事?

我媽媽說,不是的,我們家又不缺錢。這個家在祖母死後暗暗地闊起來,暗暗飲著1944年出產的美國克寧奶粉,從老舊的貴重衣物中源源不斷地拆出衣料和毛線;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帶哈味的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錢的。

的確,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很少有缺錢的。好的東西也不是錢能買的,好東西叫作「待遇」。賀叔叔的轎車和司機,錢是買不來的。賀叔叔的大客廳、皮轉椅,與錢都無關。

是我敲的門。我媽媽帶我來,是因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顯得寬宏,通情達理。大人其實不大願意駁孩子的面子。我媽媽的直覺是,賀叔叔對我,一直是沒有明顯的輩分和原則的。

我媽媽跟在我身後,進了客廳,忘了告訴你,這門是不常鎖的。許多人都同我們一樣,敲敲門就直接把他們自己請進去。賀叔叔很少鎖門。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見茶几上有幾杯剩茶,還溫熱,他也從來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們是誰。他若見到撲克牌攤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裡待過。我爸爸常獨自玩那種牌戲。一時沒有結果,他攤著剩局在茶几上,賀叔叔從來不去攪掉它們。他曉得我爸爸還會再回來,接著局勢玩下去。他對我爸爸所有的習性都接受,卻從不沾染上。

賀叔叔回來的時候,我正提著他的暖瓶下樓去開啟水。在樓梯拐角碰見了他。我坐在樓梯的木扶欄上,兩條腿掛在一側,一隻手提個大暖瓶,另一隻手把持平衡。你看,我們就那樣長大的,隨處可以冒險和娛樂。賀叔叔兩手背在身後,一隻腳跨兩格樓梯,嗔怒帶笑地看著我的本事。他讓我拎開水回來時別做笨蛋,給開水燙了腳。我點著頭,上下門牙小心地銜著兩分錢的邊沿。他沒問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塊兒來的,他斷定是的。進門看到在他客廳裡坐得如閨秀一般矜持的我母親,他肯定吃一驚。我媽媽從來沒去過他的住處。我媽媽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種生人。沒有我爸爸,他們之間的熟識會頃刻不算數。賀叔叔肯定在一進門就意識到事情不簡單了:我媽媽一看就是武裝好了,從內到外。

我拎著一暖瓶開水回來時,兩個人同時向我笑:可把他們從艱辛的閒聊中救了出來。我媽媽起身,找到兩個乾淨杯子,又輕聲討得賀叔叔的口頭嚮導,找出茶葉筒、杯墊子,她旋來轉去,為使那裙子不時怒放一下。我來了,她開始勇敢地施展自己。

賀叔叔突然和我對視一眼。他,和十歲的我。

沒有。

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帶我上火車。那件事還沒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個十一歲的女孩,在此時此刻,什麼都在從這螞蚱女孩向那略微圓潤的少女形成。與賀叔叔,我們一向有個默契。

他馬上明白了:我並不知道我媽媽在這裡轉些什麼。我也同他一樣急速地在猜這個女人的動機。

再沒什麼可迴旋的,我媽媽把我拉到她膝蓋邊,坐下,把我的頭擺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掙脫這個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發狠,揪緊我。

這一切賀叔叔都看在眼裡。後來我十八歲那年,和他單獨在他的瓜棚裡,我們一一核實過註冊進記憶中的場景動作。他在瓜棚裡告訴我,他看我母親那樣無援,拿我來遮擋。

我媽媽把我硬做成長輩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實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個年齡。我媽媽的嘴巴在我腦袋上方開啟,說,賀書記,我們想求你個事,要是方便的話,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個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聽著我媽媽的聲音,甜酒釀一樣。

賀叔叔的臉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隻耳朵上。

我媽媽拉緊我,她的嗓音和吐字從我腦後進入,穿透了我再出來;她藏在我身內,拿我講她的話演她的動作。她又說,就是——那本長篇小說。要是你跟出版社說一聲,就把她爸爸的名字添上去了吧?

賀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後背上,嘴角開始發緊,向下撇。眼光移到一邊,移到我媽媽看不見他眼睛的地方。他說,你是說我那部三部曲?

我媽媽說,她爸爸寫它寫得犯十二指腸潰瘍了。有時候吃了飯痛得太兇,直出黃汗!夜裡給痛鬧醒,要連夜熬薑茶!他在外面嘻哈沒事,只有家裡人曉得他。你問問他女兒!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來。我當時只明白她在誇大爸爸的病,長大後才意識到她無賴式的苦肉計腔調。她把我爸爸的臉丟得很乾淨。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積攢在人們印象裡的清高、對名利的傲視一記全毀光。把我爸爸的瀟灑全剝下來。

我掙扎回頭,看見她輕淡施粉的臉紅潤細膩,臉蛋上一邊掛一顆淚珠。她把我臉擰轉回去,不准許我看見她撒謊時的豔麗容顏,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兒寡母的造型。

賀叔叔向下撇的兩個嘴角使他看起來有些兇。兩個酒窩在他頰上時深時淺地浮動,眼睛還是我們無法找見的。他說,這不行,生病可不行啊。

我媽媽馬上請賀書記放心,她會督促他看病服藥。

賀叔叔馬上又說:一定要吃藥。好藥我想法給弄來。

我媽媽眼看主題漸漸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摟摟,說,她爸爸病的樣子她都看見了,她不願意她爸整天弓個背在那裡寫啊寫啊。她知道是賀叔叔要她爸爸寫的,就不作聲了……

整個情形讓我媽媽弄得不成話了。連我的自尊和體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麼?現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後在上海火車站見到的那個乞婦懷裡的嬰孩。我媽媽是那個露著一個乳房的乞婦。

她還沒完。她請求賀書記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親的名字填到書皮兒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個執筆者。她說劇團演戲也是a、b角兒,觀眾買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寫上去沒用的,觀眾橫豎是看不見它,就是照顧照顧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幾百句臺詞,也排演幾個月,暗地下的工夫比a角還大。對鏡子琢磨表情,創造手勢,幾百遍地運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瘋子一樣,心情應該照顧照顧。

我媽媽說著就笑起來,賀叔叔也笑。

賀叔叔笑完了說,這和劇團可不一樣。

我媽媽又笑,說當然她曉得不一樣。她掏出手絹,擦去前一刻的悲傷弄出的眼淚。

賀叔叔說,稿費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個名字這事不好辦。你該知道,印出來的東西就是麥面蒸成了餑餑,改不了樣兒了。

我媽媽很內行地說,那就下一版的時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說,上回漏掉一個作者的名字。

賀叔叔翻一翻嘴唇,說我媽媽該早讓我爸爸來,說明白此番意思的。

我媽媽說,他沒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這兒求情。下一版吧,賀書記,你看怎樣啊?

賀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們無法進入的空虛中。許久。他沒法再正眼看這對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後在火車站;他別過臉一眼也不去瞧那個袒露半個胸脯的年輕乞婦。

我低下頭。

我難受得直要哭出來,突然看見我自己的一對腳也是以兩個外側著地。什麼時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樣的姿態?在這個渾身不適、需要極度忍耐的時刻,我爸爸的姿態出現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無措,忍受他感到的這個空間中淡淡的無恥,忍受每一個人的難為情,忍受每一個人此刻的不得當、不對勁兒。原來我爸爸這樣站著,是忍受。他這樣站立,讓腳的不適,輕微曲扭來分走一部分壓力,那不得當、那難為情所造成的壓力。他原來有那麼多時候需要全力屏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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