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今天最後一個訪者嗎？

我得告訴你這件事了，它是我父親、賀叔叔、我、我母親，我們生活中標著最醒目記號的事。就是那個耳光。我或許已經提到過，或許沒有。

我印象中，我父親和賀叔叔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朋友。離不開是他們友情的根本。比「好」、「親密」要深沉得多，類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從達爾文進化論派的心理學觀點來看，人和一切生物間的依存關係，是相互的開發利用，相互投資，一切生命間被視為價值的，是可開發可投資的潛能。友情和愛情，都是以開發和投資為主導的。

你們都知道中國內地1966年到1976年發生了什麼，「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無前例」、「無產階級」。沒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個巨型卡通片，億萬人的動作、行走、揮拳頭都特徵化地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來由和邏輯。

既然你們大致瞭解「文革」中的中國人幹了些什麼，我就不多介紹。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兩個細部，給你看——是個傍晚，很好的一個傍晚。初夏的風哆嗦著白楊葉片。批鬥會的標語從一棵楊樹牽到另一棵楊樹上，組成一個牌樓狀。賀一騎三個字被縛在紅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場景就是這樣。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動作家」。

批判會場是木板搭成的臨時舞臺，沒人可鬥時它也不荒著，十五六歲或五六十歲的紅衛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這樣一個舞臺。這樣高高架在「藝術家協會」紅磚大樓的門口。賀叔叔胸前垂吊著有他名字的木牌，長久地鞠躬。被他領導過的藝術家們一個個上臺去，朗讀講稿，不斷伸出食指，指向舞臺中央的賀叔叔。賀叔叔仍是他幾年前在朗誦會上的那身海軍藍，紐扣丟了兩顆，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塗黑一片。乾淨筆直的頭路沒了。

一半留髮，一半剃禿。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觀眾。常常是觀眾。看歌舞，看演說，看人兌換毛主席像章。飛機制造廠停工，有足夠的鋁去鑄像章，越鑄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現在看著賀叔叔僅剩的頭髮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個陌生者，他忽然看見了觀眾中的十五歲少女。是我。他不知道這少女該不該來觀看。他還想對她笑一下，表示他並不和人們一般見識，不那麼大不了。他沒能做到，給我看到的是那滿腹委屈滿心屈辱。他沒看見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裡。那隻手捏著兜裡掖藏的幾頁批判稿，像當年賀叔叔的手撫摸著我爸爸替他寫的小說，橫豎拔不出來。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頭髮，肚子微腆，臂上套著紅衛兵袖章。他們爬上舞臺，如京劇中老生那樣抖抖的指頭將賀一騎數落著。

許多崇拜賀一騎的讀者們特地趕來，從遠郊來的人腳踏車上蒙一層厚塵如出土文物。崇拜者們聆聽一個個默默無聞的作家念批判稿。賀一騎也好，作家們也好，從此都卸了妝。如此地當著大庭廣眾，在舞臺上隆重地一點一點地卸妝。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術家、音樂家站在一堆，也戴紅袖章，卻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讓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講過我爸爸一向的裝束：料子是祖母遺留的，設計是他自己的，總是與他存在的時間、空間有一點差錯。已經不倫不類，再加一個位置不對的造反派紅袖章。他既不願意放棄個性建樹，印象的製造，又企圖同化於集體。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樣子，面色蒼白，神經質地眨著眼。

崇拜者們聽懂了一件事：每個人控訴的內容，都包含這個事實，賀一騎從來沒在稿紙上連續爬過四十分鐘。除了《紫槐》，他從來沒有動筆寫過任何作品。他們說，賀一騎，你奴役別人；你從一開始就相上了一個軟弱而有天資的人，讓他替你寫了八十九萬字！

我爸爸的臉突然紅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臺。右手還那樣，深插在外套口袋裡，像賀叔叔一樣，按在隨時會響的武器上。我看著這張酒醉似的紅臉，有這麼一張臉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開，不想知道將會出什麼事。我見我爸爸踏上木階梯，根本沒感覺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連貫性和手腳的協調性都出現了梗阻與變態。笨拙而難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紅袖章，我父親那麼嚴肅冷峻地在開大家一個玩笑。他走到賀叔叔旁邊。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場。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動勢。也許他寫得不那麼惡意十足，寫得生動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滿不得志者的正義和倒算。可是太近了，離賀叔叔微微發胖的身軀已不到一步。

賀叔叔這才意識到誰來了。他向爸爸轉過臉。有幾個月了，他們彼此分離，此情此景的相見，他有點戰亂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與爸爸照面的剎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來了，竟是空的。那隻手從口袋的底部出發，從它自己也不能預估的暗地發動，它漸漸成形了一個動作，一個被叫作「摑耳光」的動作。我爸爸、賀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時明白這個動作的意義。在它的釀成和發生之前，我爸爸和賀叔叔以及臺下上千人一樣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為這隻手出發前的目的地並不明確，在完成旅程後，它頓時驚覺地回顧。我爸爸的整個意識開始回顧。

他從來沒有打過人。恨暴力，恨人與人、動物與動物肉體間的暴烈接觸。認為沒有比它更低階的交流。

沒有，人們一時靜靜地，反應斷在那兒。

賀叔叔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中頭偏了一下。像是看著那一巴掌打在別的人或別的物體上。過了一會兒他才逐漸弄清，被打的客體正是他自己。又過一會兒，他才抬手去摸被摑的那塊面頰。他不是因為被摑痛，被摑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邏輯、頭緒來。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個耳摑子存留在那裡；不管他會不會忘卻和原諒，它都永遠存留在那裡。不摸，他絕對不相信它會從他最信賴最不可分離的朋友那兒來。

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賀叔叔那雙眼睛，那裡面有一點點天真，來自自信的天真。它們就那樣看著我爸爸，像是說：你怎麼了？

耳光還在初夏黃昏的空氣中一圈圈地擴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盪開，賀叔叔就那樣看著我爸爸：你到底怎麼了？

我得承認，賀叔叔眼睛裡的其餘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對權術的通曉。是雙厲害的眼睛，表面上有著農民溫暖的笑意。它們正是看透了人的弱點而能做他們的領導，發揮他們的長處，最好地開發他們的長處。看出袒護和嬌慣人的短處是開發他們長處的始點。因此，它們寬厚地審視人們的短處，給予悅然的默許。

賀叔叔摸了一下臉頰：沒有口角流血那種電影鏡頭，只是微細地泛起一層恥辱。

現在來看看我爸爸這隻手。文弱、細長，一向是我媽媽替它們剪指甲。許久前，那中指內側出現一條淺槽，筆桿壓出的槽。漸漸，槽的形狀定了下來，變成一個永固的曲扭。當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紙最下層寫上「終稿於一九六三年二月」這行字時，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藍血管，顯得那樣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隱身在兩個書架形成的隔離中，一趴四年。我媽媽沒有進去為他擦過桌子，因為桌面太小，鋪了稿紙和賀叔叔的筆記，就沒什麼面積可落塵土了。一盞十二瓦的日光燈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樣趴在亂鬨鬨的小桌上。有時桌上太滿，他就把菸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燈讓你看清他寫下的每個字，但每看清一個字你的瞳人都是一個抽搐。他在那隔絕中乾咳、冒煙、吱吱地扭椅子，有時一個字也寫不出，只寫出一地紙團子。有時他不出來吃飯，不出來倒菸缸，茶幹了他就把茶葉全嚼掉也不出來添水。最後出來了，臉色和十二瓦日光燈一模一樣。告訴媽媽他寫了有多精彩的三行，這樣的文字寫下去會了不得。他在這個時候頂天立地，灰白著面孔在傢俱叢中高視闊步。像個聾子一樣嗓門特別大，根本不聽別人說什麼。眼睛空空的，是古希臘時期廟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種宇宙式的目光。

這個時刻他什麼都不計較。我可以多要幾角錢去游泳或買冰食，媽媽可以乘機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筆跡。這個時刻，之於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這樣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萬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給你壯闊的感覺，的確是時代之作，深紅底色，如靜脈之血，書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賀一騎三個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設計家，爸爸說。他以那隻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撫在深紅、金色、黑色上面。像農夫撫著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個已把土地割讓、出售了的農夫。

還像沒有做母親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著。

賀叔叔沒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種內在的抖顫。他說起書引起的種種重大反應。他沒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種寡婦把不可正名的嬰孩永遠寄託於人的心情。也許他看出了，卻只能由它去。

賀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後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銷了。

我們還回到這個粗糙的舞臺上——風颳著兩側高高的毛筆形的白楊樹，之間的白紙標語刺啦啦作響。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記耳摑子的歸途上，五個指尖為餘震所麻木。賀叔叔的左手伸向臉頰，去核實。我爸爸看著賀叔叔的眼睛，那麼創傷的目光，像是一個人在全力迎擊撲面而來的槍彈時突然從側面或後面中彈，子彈發自如此近的一個槍口，槍後面是他自認為已永遠結盟的人。賀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離開我爸爸，要雙方一同確認那證據。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隻打賀叔叔的右手，再也無法使手指的震盪平息。他永遠別想把耳光從這隻手上洗去了。

他沒有發一言，批判稿白白待在他外套兜裡，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這記耳光，完全迷失了行為的方向，完全被賀叔叔那傷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點，根本沒有聽見不少人為他這個耳光鼓掌。人們把它看成奴隸起義。我爸爸，一個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沒有看見臺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轉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開始同情受如此之叛賣的賀一騎。我爸爸兩眼昏黑，什麼也無法看見。他為自己身心內突然蹦出這麼個不屬於自己的行為而茫茫然，臺下上千張臉，臺上白紙黑字的巨型條幅，斜陽沐浴的紅磚樓房上鱗甲般的一層層大字報，一層層背叛和起義，一層層人寰顛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變形、蠕動，柔和地將彼此色彩形態滲成一體。

是的，我爸爸眼裡湧起淚水。

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華，和蜷伏的自尊。為他那份報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兒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風調雨順，只是因為一份格外的恩寵和袒護。他還為自己突然從背後向朋友開槍，為自己人格中突然顯露的卑鄙，我爸爸為這所有的顛來倒去而痛苦得噙滿兩眼的淚。

他沒有看見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張面孔中。路兩頭的交通徹底堵塞，卡車已被人佔領而變成瞭望臺。他眼睛的焦點定在樓前那個永遠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這時分是淺紅的，全都浸泡在沉澱的夕陽裡，那樣巍峨而混沌，潛存著成為各種人形的可能性。那龐大的朦朧是個尚未定型的巨型胎兒。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終點是王琛白要以畢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沒有看見它。他急於走出這裡、這個現實，去拭掉淚水。太窘人了。那麼凜然的叛變之後竟流出淚水。

賀叔叔站立在簡陋的舞臺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場，下臺。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隻風箏從自己手中的線軸上掙脫了，就要飄走。他的右頰上留著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參觀：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後甩起的外套兩襟，看著他長年伏案而形成的駝背，以及他自以為挺起胸實際只不過聳著的瘦削的肩膀。賀叔叔看著我爸爸越走越遠，如同古道上看著一個一去不復返的友人。

他是傷感為主，還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為是他一輩子的朋友。

我本來已打算隨我爸爸一塊兒離開，可我突然感到我不能與他為伍。他可以在任何場合給賀叔叔耳光，那將只是脾性上的過失而不是人格的敗筆。他完全可以在賀一騎春風滿面捧著剛出版仍帶墨腥的長篇小說來我家時，在賀叔叔將一張定期存款單曖昧地夾在書中來結清我爸爸的四年心血時，打出那記耳光。他還可以在賀一騎不斷把他召到食堂的屏風後面，工頭一般對他的寫作蹙眉或欣悅時，摑他一記。甚至於，在賀書記提著十斤白米、兩根豬大腸來救濟大饑荒中微微浮腫的我們一家三口時，給他一下子。總之，我爸爸可以打出這一巴掌的機會很多，他一個又一個地錯過了。失去的機會使他越來越窩囊，越來越弄不清他與賀叔叔的這場友情是什麼東西。弄成這麼個局面，誰也無力收拾了。

是的，羞恥感。

我爸爸的行為讓我無地自容。完全是低能動物的虛張聲勢，趁著強大者的傷殘和絕境，突然撲上去，可憐和醜陋。賀叔叔本來不應該那樣強大，卻被我爸爸那卑小的一舉反襯出偉大來。

我爸爸從他十五歲的女兒身邊走過去。他的女兒給他讓路，覺得她得離這卑劣的血緣遠些。你看，十五歲的少女是唯一見證了舞臺上舞臺下的一切的人。她是唯一將自己的良知平均分成兩半的人：一半給她的父親，為他那窩囊了幾輩子終於爆發的造反；一半給她的賀叔叔，痛心他付出去的信賴和友愛。

你說對了。

我同情賀叔叔。在我爸爸落荒的背影被巨型怪胎的雕像遮掉後，我對賀叔叔的同情佔滿了對父親的憐惜，任何人都不該被叛賣得這樣慘，不該承受這樣形式的反目。賀叔叔的髮梢忽然一層灰白，面容也一層老態。留在他左頰上的，是我父親醜陋的手印。

真對不起，我忘了時間！

這是你要的清單——所有在我腦際閃過的想法。只可能是一部分，因為許多時候我無法中斷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講課，交談（有時我會邊談邊潦草地記一兩筆，之後再規整），晨跑。

過分亂，只能是由我念給你聽，如果願意你可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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