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我也在椅子上安頓好後，審訊便開始了。首先，他說我在人們的印象中是個沉默寡言、性格內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麼看法。我回答：「那是因為我從來都覺得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寧可把嘴閉上。」
1
我被拘捕之後立即接受了好幾次偵訊，不過那只是些關於身份的例行訊問，時間都不長。初到警局時，似乎沒人對我的案件感興趣；然而八天後，當我見到預審法官，卻發現他那雙盯著我的眼睛充滿了好奇。一開始他同樣先詢問我的姓名、住址、職業、出生地和日期，接著他想知道我是否已經選好辯護律師。我表示沒有，並詢問是否一定得有個代表律師。他聽了說：「為什麼這樣問？」我回答說自己的案子很單純。他微笑道：「這是您的看法。但是法律自有其規定，如果您沒有選擇代表律師，我們會替您指派一位。」我覺得法院能負責這些小細節，真是再方便不過；他聽了我的想法，也同意法律確實制定得很完善。
起初我沒有認真看待與他的會面。法官的辦公室窗簾緊閉，桌上擺的那盞檯燈是唯一的光源，燈光投射在他讓我坐下的扶手椅上頭，他自己則待在陰影裡。我曾在書上讀過類似的場景描述，所以對我來說這就像一場遊戲。與他交談一陣子後，我才看清他的外貌：輪廓分明，眼珠是深藍色，身材高大，蓄著灰色鬍鬚，頭髮濃密且近乎花白。他看起來相當理智，儘管嘴角邊偶爾出現不自然的抽搐，整體來說還是給人一定程度的好感。要不是我及時想起自己殺了人，離開辦公室前，我甚至一度想跟他握手道別。
隔天，律師到監獄來看我。他身形矮胖，年紀頗輕，頭髮梳得很是服帖。這種大熱天（我只穿著襯衫），他卻是一身深色西裝打扮，直挺挺的燕子領襯衫，打著條怪異的黑白粗條紋領帶。他將公文包擱在我床上，自我介紹後說他研究過我的案子，認為雖然有些棘手，仍有勝訴的把握，只要我肯信任他，與他合作。我對他表示感謝，他隨即說道：「那麼就切入正題吧。」
他在床上坐下，向我解釋警方針對我私生活的情況進行了一番瞭解，知道我母親不久前才在養老院過世，因此也到馬悍溝做過調查。那裡的人說媽媽葬禮當天我表現出「無動於衷的態度」。「您瞭解嗎？」律師說，「向您提出這種問題，其實我有些尷尬。不過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找不到任何論點替您辯護，那它就會變成控方關鍵性的論述依據。」他希望我盡力協助他，並問我那天是否曾感到喪母之痛。這個問題令我非常震驚，若換作是我來發問，肯定也會相當為難。但我坦言自己已經不大有自省的習慣，因此很難回答。我應該是蠻喜歡媽媽的，然而這並不能代表什麼。每個心智健全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盼望自己所愛的人死去。聽到這裡，律師突然打斷我的話，顯得很不安。他要我保證絕對不在庭訊或預審法官面前說這番話。我繼續嘗試對他解釋，生理上的因素經常會對我的情感醞釀造成妨礙。媽媽下葬的那一天，我非常疲憊，只想倒頭就睡，所以沒能真正意識到當時發生的事。我很確定的一點是，我會寧願媽媽沒死，還活在世上。可是我的律師似乎仍然不太滿意，他對我說：「這是不夠的。」
他略作思考後，問我是否可以說當天我壓抑了內心情感，不讓它流露出來。我回答：「不行，因為這不是事實。」語畢，他奇怪地望著我，好像我有點令他反感。接下來他幾乎是帶惡意地警告我，無論如何，院長和養老院的員工都會出庭做證，結果可能對我極其不利。我提醒他這件事和我的案子並不相關，他聽了只說：「很明顯，您從來沒跟司法打過交道。」
最後他氣呼呼地離開。我也想留住他，說明自己渴望他的同情。這麼做倒不是希望他會因此更賣力為我辯護，而是希望他能自然而然、發自內心地憐憫我。尤其我看得出來自己讓他很不自在；他無法理解我，因而對我有些埋怨。我也想向他保證自己就跟所有人一樣，是個普通人。不過，這些話實際上起不了什麼作用，我懶得多費唇舌，便放棄了。
律師走後沒多久，我又被帶到預審法官那兒。時值下午兩點鐘，陽光穿透薄薄的窗簾，照亮整間辦公室，室內很悶熱。他先請我坐下，然後非常禮貌地告知說我的律師「由於突發狀況」不能前來。在有律師到場陪同以前，我有權不回答他的問題。但我表示可以單獨接受訊問，他在桌上按了一個鈕，馬上有個年輕的書記官進來，到我的正後方坐下。法官和我也在椅子上安頓好後，審訊便開始了。首先，他說我在人們的印象中是個沉默寡言、性格內向的人，想知道我有什麼看法。我回答：「那是因為我從來都覺得沒什麼好說的，所以寧可把嘴閉上。」他像我們第一次會面時那樣微笑，對我說這的確是最明智的做法：「再說，這一點也不重要。」他注視著我停頓了一會兒，然後突然坐正，迅速地脫口而出：「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懂他這句話的意思，便沒有回話。他繼續說：「您的行為中有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我相信您能幫我加以釐清。」我表示事情發生的一切過程很單純，他還是堅持要我描述那一天的經過。於是我又跟他把上次講過的內容順過一遍：雷蒙、沙灘、游水、打鬥、再次回到沙灘、流水、太陽光和開槍擊出五發子彈。每講完一句他都點頭道：「沒錯，沒錯。」當我講到躺在沙灘上的軀體時，他特別說了聲：「對。」就這樣，他讓我從頭把故事重複一次。我覺得自己這輩子好像從來沒說過這麼多話。
沉默一陣子以後，他站起身跟我說他很關心且願意幫助我，在上帝的協助之下，他也許能為我做點什麼。但在此之前，他想先問我幾個問題。沒等我反應，他劈頭就問我愛不愛媽媽。我回答：「當然，跟所有人一樣。」這時本來一直規律地打字記錄的書記官猶豫了會兒，不知是不是按錯了鍵，又退回去重打一遍。接下來同樣是看不出邏輯關聯的提問，法官想知道我那五槍是不是連續擊發的。我稍作思考後，說明我是先開一槍，隔幾秒鐘才繼續開另外四槍。「為什麼您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開槍中間會停下來？」他質疑道。回想起那時的情況，火紅色的沙灘再度浮現眼前，照在額頭上燒燙的太陽光還記憶猶新，然而這次我沒有回答。等不到我回應的法官，在這段靜默中焦躁了起來。他坐回椅子上，撥弄凌亂的頭髮，將手肘靠在辦公桌上，以一種奇特的態度微傾向我道：「為什麼？為什麼您會朝一個倒在地上的人開槍？」又一次，我還是不知該怎麼回答。法官以手支額，改用稍微不同的口氣重複一樣的問題：「為什麼？您一定得給個答案。到底為什麼？」我始終不發一語。
他猛然起身，大步走到辦公室另一頭，開啟檔案櫃的抽屜，取出一隻純銀的耶穌像十字架，舉著它朝我走來，以幾乎顫抖的聲音喊道：「您知道他是誰嗎？」我說：「當然知道。」他快速而激動地告訴我他相信上帝，且堅信沒有任何人是十惡不赦到上帝無法原諒的，前提是人必須心存悔意，像孩子一樣，敞開白紙般的靈魂，準備好全然接受信仰。他整個上身往前傾過半個辦公桌，在我頭上揮舞著他的十字架。說實話，他說的大道理我只能勉強理解，第一是因為我很熱，第二是他的辦公室裡有許多大蒼蠅，時而飛來停在我臉上，還有，就是他讓我覺得有點害怕；同時我承認這有點荒謬，因為畢竟我是個犯人啊。他滔滔不絕地繼續著，我大概聽懂的是，我的供詞中僅有一點隱晦不明的地方，就是我稍作停頓才開了第二次槍。其他部分都很明朗，只有這裡他無法瞭解。
我本想要他別再追根究底，告訴他這一點其實不怎麼重要，但他打斷我，站直了身子問我信不信上帝。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憤慨地坐回椅子上，對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相信上帝的存在，即使那些背棄他的人。這是他的信念，如果有天他對此產生了疑慮，那他的人生便將失去意義。「您想要讓我的人生失去意義嗎？」他叫道。在我看來這與我無關，我也照實告訴他。話才說完，他已經把耶穌推到我眼前，有些失去理智地對我喊道：「我是個基督徒，我請求他原諒你所犯的過錯。你怎能不信他曾為你受難？」我清楚地發現他對我已經不再以禮相待，不過我也受夠了。房間裡的悶熱讓人覺得越來越沉重。習慣上，當我想擺脫某個難以應付的人，就會假意表示贊同。令我驚訝的是，他馬上得意地說：「你看，你看！」他叫道，「你還是相信和願意依靠他的！」當然，我否定了他的推論。他又跌坐回椅子上。
他看起來很疲倦，沉默了好一陣子，一旁不停記錄談話內容的機器還在繼續嗒嗒響著，急忙跟上最後幾句話。他面帶憂傷，專注地凝視我，然後喃喃道：「我從來沒見過像您這樣頑固的靈魂。來到我面前的嫌犯，沒有一個不在這個耶穌受難像前掉淚的。」我心想，那純粹是因為他們犯了罪。但在脫口說出這句話前，我想起我也跟他們沒兩樣，只是沒辦法將自己與他們聯想在一塊兒。法官站起身，像是要告訴我審訊業已告一段落。他最後又有些疲乏地問我是否對罪行感到後悔。我思考了一下，回答與其說後悔，不如說這對我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擾。我覺得他聽不懂我的意思，但這一天的對話到此結束，沒再有任何進展。
之後我經常見到預審法官，但每一次都由我的律師作陪。雙方關心的僅止於讓我進一步釐清之前陳述的某些重點。有時法官也和律師討論我受到的指控，不過當他們談論這些細節時，從來不留意在一旁的我。總之，漸漸地，偵訊的氛圍有了轉變。法官似乎不再對我感興趣，某種角度上他就像已經結了案；再沒跟我提起上帝，我也沒再見過他像那天一樣激動的模樣。結果，我們的會面變得簡短扼要許多。幾個問題，和我的律師交換點意見，訊問就告終了。正如法官所言，我的案子進展得很順利。有幾次，當談話內容不那麼專業時，他們還會邀我一起加入。我開始能自在地呼吸，偵訊中沒有人厲聲嚴詞地對待我，所有事情看起來是那麼自然、按部就班，拿捏得恰到好處，我甚至產生「我是他們的一分子」這種荒謬的錯覺。預審到了第十一個月時，我甚至發現，除了每次法官送我到辦公室門口，拍拍我的肩膀以熟悉的語氣說「今天就先到這裡吧，反基督先生」這短暫、令人滿足的一刻以外，我幾乎沒什麼好期待的。因為與他道別後，我就得被送回牢房裡。
2
有些事我從來就不愛說。當我在監獄裡待上幾天後，我便知道自己以後不會想提起我人生中的這一段。
過了些時日，我已不再將這份厭惡放在心上。其實，起初幾天我還稱不上真的在坐牢，只是漫無目的地等待有新的事情發生。這情況在瑪莉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探監後，才有所改變。有一天我收到她的來信（信裡寫到她沒法再來看我，因為她不是我的妻子），從這天開始，我才有了以牢房為家、生命就在此停滯的真實感。我被拘捕的當天，是跟其他幾個囚犯關在同一間牢房裡，其中大多數是阿拉伯人。他們看到我先是一陣嬉笑，接著問我犯了什麼罪。我說我殺了個阿拉伯人，他們便全部安靜下來。不久，到了晚上，他們開始教我把睡覺用的席子從一端慢慢捲成圓筒狀，好當作枕頭。整晚都有臭蟲在我臉上爬來爬去。過了幾天，我被移送到個別的牢房裡，可以睡在木造床板上，還有便桶和盥洗用的鐵盆。監獄位於全城的制高處，從一扇小窗看得到海。某天就在我抓著鐵窗欄杆，伸長脖子欣賞外頭陽光普照的景緻時，監獄看守員進來說我有訪客，我猜想那應該是瑪莉，也的確是她沒錯。
我跟著看守員穿過一條長廊，步下樓梯，又走到另一條長廊盡頭，才抵達會客室。陽光透過寬敞的視窗照亮室內，兩道鐵柵欄將房間分成三等分，中間部分佔八到十米的距離，藉此將囚犯和訪客分隔開來。我端詳在我對面的瑪莉，她穿著條紋洋裝，小麥色的肌膚一如往常。我這一頭共有十幾名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瑪莉周圍是些摩爾人，她兩邊的訪客一個是全身黑色打扮、嘴唇緊閉的矮小老婦，另一邊是臃腫的婦人，嗓門很大，還不停地打著各種手勢。由於柵欄間隔了一段距離，訪客和囚犯沒有選擇，必須高聲說話才能彼此溝通。當我進來時，在赤裸牆面間反彈的迴音，加上通過窗戶玻璃後四散在房間裡的刺眼光線，讓我頓時一陣暈眩。我的牢房比起來寧靜、陰涼多了。我得花上幾秒鐘適應，不過才一會兒，我就又能看清每張臉孔從大白天的光線裡浮現。我看到有個看守員坐在兩道柵欄之間的走道盡頭。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們的家人都面對面蹲著，即使在一片嘈雜中仍能小聲對談。頭上是不停交錯的呼喊，他們喑啞的低語形成一股在背景中持續演奏的低音呢喃。這情況是我在走向瑪莉時，很快地一併注意到的。緊貼在欄杆上的她，努力向我擠出笑容。我覺得她很美，卻沒想到該對她表達讚賞之意。
「怎麼樣？」她高聲對我說，「你還好吧？不缺什麼吧？該有的東西都有嗎？」
「都有，什麼都不缺。」
我們沉靜了一陣，沒再對話，瑪莉始終對我微笑著。胖婦人朝我隔壁的人喊叫，他是個高大、目光坦率的金髮男子，大概是她先生。他們繼續著之前的話題。
「珍不肯照顧他。」她奮力叫道。
「喔，是嗎？」男子回答。
「我跟她說你一出去就會接他回家，可她就是不肯。」
瑪莉喊著告訴我，雷蒙要她代為向我問好，我回答「謝了」，但聲音被旁邊的男子一聲「他好嗎」蓋了過去。他太太笑著說：「當然，從來沒這麼好過。」我左邊是個年輕人，個子矮小，生著一雙纖細、秀氣的手，從頭到尾一語不發。他對面是那個矮小的老婦人，兩人激動對望，我聽見瑪莉大聲叫我不要放棄希望，因此沒機會繼續觀察他們的舉動。我看著瑪莉說：「我會的。」突然很想隔著洋裝按住她的肩膀。我是如此嚮往觸碰這塊輕薄的布料，除此之外實在不知道該希冀些什麼。而瑪莉想的好像也是同一件事，因為她總是微笑著。我只看到她潔白閃亮的牙齒，和眼角的笑紋。這時她又叫道：「你會沒事的，等你出來我們就結婚！」我回道：「你真這麼想？」但其實只是為了說點什麼。她聽了提高音量，一口氣不間斷地說她相信我會被宣告無罪，然後我們可以再一起去游水。同時，另一邊的婦人喊道她在書記室放了一隻籃子，把裡面所有東西都點過一遍，強調必須留意沒有短少，因為每樣都不便宜。左邊的年輕囚犯和他母親依舊相望無言。阿拉伯人的低語繼續在我們高聲喊叫下回蕩著。外面的日光彷彿氣球一樣膨脹開來，緊壓著窗洞。
我覺得有點不太舒服，寧願結束會面就此離開，鼎沸的人聲令我很難受。然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浪費與瑪莉相處的機會。我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瑪莉和我聊了她的工作，臉上一直掛著笑容。呢喃、喊叫、談話互相交錯。會客室裡唯一靜默的，只有我旁邊這對彼此凝望的母子。不久，阿拉伯人一一被帶走，從第一個人離開起，幾乎大家都同時靜了下來。矮小的婦人貼近欄杆，這時看守員向她兒子比了個手勢。他於是說：「再見，媽媽。」她將手伸出欄杆，微微地、緩慢地向他揮手道別。
她離開的同時進來的是個手上拿著帽子的男人，取代了她原來的位置。看守員領進另一名囚犯，兩個人很快便熱絡地交談起來，但音量只有之前的一半，因為會客室已從原先的嘈雜恢復到寧靜。接著我右邊的囚犯也被帶走，他太太好像沒注意到不再需要吼叫，還是高聲對他喊道：「小心點，好好照顧自己。」之後便輪到我了。瑪莉給我一個飛吻。我在走出會客室前回頭望了她最後一眼，她一動也不動，整張臉貼在欄杆上，笑容因而扭曲、僵硬。會面過後不久，她寫了封信給我，我不愛說的那些事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儘管如此，也無須過度加以渲染，而且在這上頭我比其他人更輕易就熬了過去。在我被收押之初，最辛苦的地方其實是我的思考模式還是跟個自由人一樣，沒有改變。舉例來說，我會想到沙灘上，往海里走下去。想象第一波浪潮弄溼我腳掌，身體進到水裡舒暢的感覺，一時之間牢房的四面牆就更充滿了壓迫感。不過這種情況僅持續了幾個月，過後我的想法便跟普通囚犯無異。我在牢房裡等待每天的庭院散步，或是律師來訪的時刻。剩餘的時間我安排得相當妥當。我常想若是有人讓我住在一根枯樹幹裡，天天無事可做，只能仰望那一小塊天空的變化，最後我也會慢慢習慣。我會等著聽路過的飛鳥或欣賞雲朵的分合，就像我在牢裡等著看律師的奇特領帶，或是在另一個世界裡，我耐心等到星期六，終於有機會抱著瑪莉一樣。而且仔細想想，我並不是待在枯樹幹裡，世上比我更為不幸的人還有很多。這也是媽媽的看法，她以前經常這麼說：人到最後什麼事都會習以為常。
其餘的，我沒再想得那麼遠。前幾個月的確很難熬，但咬緊牙關堅持住，也就過去了。例如，我對女人的渴望無法得到滿足，感到痛苦難耐。我還年輕，這很正常。我從來不是特別去想瑪莉，而是瘋狂地想要一個女人，回想所有我認識的女子，當時我之所以喜歡她們的各種情況，然後讓我的牢房裡填滿了每一張臉，被我的慾望所佔領。這雖然讓我失去心理上的平衡，但從另一個角度想，卻是打發時間的好方法。後來我獲得了陪送餐員巡房的典獄長的同情。最初，女人的問題是他跟我提起的，因為這是其他受刑人抱怨的第一件事。我告訴他自己跟他們一樣，並覺得這種待遇很不公平。「可是，」他跟我說，「這正是人家把你關在監獄裡的用意。」我問：「怎麼說？」「限制行動啊，不是嗎？坐牢就是要讓你失去自由。」我從來沒想過這一點。「沒錯，」我點點頭道，「不然怎麼叫懲罰呢？」「對，你能懂得這道理很好，其他人就想不通，不過最終他們會有法子自己解決的。」說完典獄長就離開了。
此外，還有煙癮問題。當我進到監獄裡時，皮帶、鞋帶、領帶和口袋裡的東西都一併沒收了，包括我的香菸。一到牢房，我便請他們還給我，但他們回答說這是明令禁止的。剛開始幾天真的很難過。沒煙抽可能是最讓我感到挫折的一環。我從床板拔下小塊木片，含在嘴裡吸吮；一整天焦躁地踱步，不時感到噁心想吐。我不懂為何他們要剝奪這種不會傷害任何人的權利。後來，我明白了這也是處分的一部分。不過這時我已經習慣了不抽菸，因而它對我也不再是一種懲罰。
除了這些困擾以外，我還不算太悲慘。就像之前提到的，坐牢的重點其實在於如何打發時間。自從我學會了回想過去，便再也沒覺得無聊過。有幾次我回想起自己公寓裡的房間，在腦海中想象從一端出發，清點路上該出現的東西，再回到原點。剛開始很快就能走過一遍，但每次只要重新來過，花的時間就會更長一些。我漸漸想起每一件傢俱，然後是傢俱上的每一樣物件，物件上的所有細節和細節本身，像是鏽痕、裂縫或者有缺口的邊角，還有顏色或紋路。在此同時，我試著保全記憶中列表的連貫性，好最後完整地列舉一遍。這樣幾個星期下來，光是數著我房間裡的東西，就能花上好幾個鐘頭。越是認真思考，就有越多忽略和遺忘的部分從記憶裡浮現出來。結論是，我發現即使在外頭僅生活過一天的人，都能在監獄裡待上百年。他已有足夠的回憶，讓自己不感到無聊。如果單純從這方面來看，可以說是個優點。
睡眠也是一個問題。一開始，我晚上睡不好，白天睡不著。日子慢慢過下來，我晚上睡得好些了，白天也還能睡一點。最後那幾個月，我一天能睡上十六到十八個小時。換言之，只剩下六個小時得打發，還不包括吃飯、上大小號、回憶遊戲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
在床板和草蓆中間，我找到一張幾乎黏在席子上、發黃、接近透明的舊報紙。上頭是一則社會新聞，雖然看不到文章的開頭，不過整個事件應該是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個捷克男子離開了生長的小村莊，希望能在外地成就一番事業。二十五年後，成功發大財的他帶著妻兒衣錦還鄉。他的母親在家鄉和他姐姐一起經營旅館，為了給她們驚喜，他將太太和兒子安置在另一家飯店，然後自己到母親的旅館去；由於許久未見，母親竟沒認出他來。他突然想和親人開個玩笑，當下要了一個房間過夜，還不吝於表現自己的富有。那天夜裡，他母親和姐姐用榔頭將他殺害，偷走他的錢財，然後將屍體丟進河裡。隔天早上，他的太太到旅館來，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揭露了他的真實身份。最後，他母親上吊，姐姐跳井。這個故事我讀了有上千次。表面上，它看起來太戲劇化，讓人難以置信；另一方面，卻又很合乎常理。總之，我覺得這場悲劇有一部分得怪捷克男子自己弄巧成拙，這種事本來就不該隨便鬧著玩。
就這樣，長時間的睡眠、回憶遊戲、閱讀那篇社會新聞，在日復一日的晝夜光影變換間，時間過得很快。我曾讀到在監獄裡待久了，會逐漸失去時間概念的說法，但那對我而言沒有太大意義，當時我並不懂，原來日子能讓人同時覺得漫長又短暫。漫長得度日如年不說，還膨脹到彼此交疊，最終界限消失，既定的名字也不復存在。對我來說，只有「昨天」或「明天」這種詞彙還保有原意。
有一天，看守員說我在這裡已經過了五個月，我雖然相信他，卻無法具體領會這句話的含意。在我看來，這只是同一天在我的牢房裡不斷重演，我也不停繼續同樣的動作來消磨時間。這天，看守員走後，我從鐵盆上端詳我的倒影，覺得即使自己試著對它微笑，它看起來依舊很嚴肅。我左搖右擺，看著那倒影在我眼前晃動，但它還是維持著嚴峻和陰沉的表情。一天將到盡頭，又到了我不願談論的時刻，一個無以名狀的時刻。此時，夜晚的聲音悄悄地從監獄的每一層爬上來。我走近窗邊，在最後的暮光中再次凝視我的倒影。它還是一樣嚴肅，然而已不再令我訝異，因為此時我感覺自己也嚴肅了起來。剎那間，數月來第一次，我清楚意識到一個說話聲，並認出那是每到傍晚便在我耳邊迴盪的聲音。原來，這段日子以來，我一直在自言自語。頓時我想起媽媽葬禮上駐院護士說過的話。的確，這種狀況誰都無可奈何，也沒人能想象監獄裡的夜晚是什麼樣的。
3
季節可以說交替得很快，才過了個酷暑，轉眼另一個夏天又到了。我知道第一波熱浪來襲時，新的局面也將隨之而來。我的案子排進了重罪法庭的最後一個庭期，該庭期預定於六月審結終了。開庭的第一天，同樣是個陽光普照的好天氣。我的律師向我保證，辯論的過程不會超過兩三天。「而且，」他繼續道，「您的案子不是這個庭期最重要的，緊接著後頭還有一件弒父案，所以法庭會盡量速戰速決。」
早上七點半，我被送上囚車，載到法院。兩個法警帶我進到一個小房間，裡頭有股陰暗的氣息。我們坐在門邊等待，門後傳來人聲、叫喚聲、椅子搬動的聲音和陣陣嘈雜聲，令我想起社群裡辦的節慶活動，當音樂表演一結束，人們會將場地重新整理，空出地方跳舞。警察告訴我在開庭前還得等上一段時間，其中一個還遞了支菸給我，我婉拒了。不一會兒，他又問我會不會「怯場」。我答說不會，不僅不會，反而對目睹案件受審的過程很感興趣。我一生中還沒有這樣的機會。「的確，」另一個警察說道，「開始是這樣沒錯，但要不了多久，這就會令人厭煩。」
過了一陣子，房間裡響起鈴聲，於是他們將我的手銬取下，開啟門領著我走進被告席。法庭裡滿是群眾。儘管放下了簾子，陽光還是從四面八方透進來，在緊閉的窗戶裡，悶熱的空氣叫人窒息。我坐了下來，法警則站在我的兩邊看守。這時我看見對面一排好奇的面孔，一雙雙眼睛全盯著我瞧，我明白他們就是陪審員。我說不出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只覺眼前是排普通的電車乘客，正仔細觀察剛上車的人，看看有沒有什麼滑稽可笑的地方。我很清楚這個想法多愚蠢，因為在這裡他們試圖找的不是什麼笑柄，而是罪行。不過當中的差異並不太大，總之這是我自然而然產生的一個聯想。
擠在密閉空間裡的人群也讓我有點慌亂失措。我再次環顧庭內的每個人，卻找不到一張熟面孔。我一開始沒意識到，他們其實全是衝著我來的。我一向不是個受到矚目的人，因而費了點工夫，才明白過來我是這場騷動的核心。我向法警說：「來了好多人啊！」他告訴我是因為報紙報道的緣故，並指了指坐在陪審團席下方的一群人。「就是他們了。」他說。我問道：「他們是誰？」他又重複了一遍：「報社記者。」這時他與自己認識的其中一個打了招呼，對方隨即朝我們走來，他看起來上了年紀，面貌有些猙獰，但不失親和。他與法警熱情地握手。同時，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行禮，聚集交談，就像在俱樂部裡，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再度聚首那樣融洽。我怪異地感到自己是多餘的，彷彿一個誤闖進來的入侵者。只有那位記者微笑著向我說話，希望我的案子能有好的結果。我對他表示感謝，他又接著說：「您知道的，我們為您的案子增加了篇幅。夏天是報業的淡季，最近只有您和弒父案比較值得報道。」他說完指著自己坐的媒體區，有個矮小男子，長得像被飼主養胖的鼬鼠，戴著一副又大又圓的黑框眼鏡。他說那人是巴黎某報社特派員：「他其實不是專程為您而來，不過既然他得負責弒父案的報道，報社那邊便要求他一併處理。」聽完，我又差點想謝謝他，還好及時想起那會有多荒謬。他以一個禮貌的手勢向我道別後，就回到原來的位子去。我們繼續幹等了幾分鐘。
這時我的律師出現了，他穿著律師袍，由許多同僚簇擁著。他先往媒體席走去，跟記者握手寒暄。雙方談笑風生，看起來似乎相當輕鬆自在，直到鈴聲響徹法庭，所有人才趕回座位。我的律師走過來，與我握手致意，建議我儘量簡短地回答問題，不要主動表示意見，其餘的只要相信他，交給他處理即可。
我從左邊聽見椅子往後拉的聲音，轉頭看見一名高瘦的男子，戴著夾鼻眼鏡，坐下時一邊把身上穿的紅袍細心地摺疊好。我知道他是檢察官。執達員宣佈法官入場，兩架大電風扇開始發出馬達運轉的嗡嗡聲。接著就來了三名法官，兩個穿著黑袍、一個穿著紅袍，帶著卷宗快步朝俯瞰全場的法官席走去。紅袍法官在中間的椅子上坐下，取下帽子擺在面前，拿手帕擦拭他的小禿頂，然後宣佈開庭。記者們已經個個手握筆桿準備記錄，清一色面帶無所謂和有些嘲諷的表情，除了一個身穿灰色法蘭絨西裝、搭配藍領帶、看起來相當年輕的記者。他沒有拿起放在面前的筆，只是盯著我看。在他略微不對稱的臉上，我只看到他一雙清澈的眼睛，專注地打量我，不表露出一點可供猜測的心思。不僅如此，還讓我有種凝視著我的正是我自己的奇異錯覺。也許是因為這樣，還有就是我對庭訊的慣例沒有概念，所以不太懂接下去進行的所有程式，包括陪審團抽籤，審判長向律師、檢察官和陪審團提問（每問一次，陪審團成員都同時轉頭朝法官席望去），對所控罪狀的快速朗讀（當中我聽見了熟悉的地名和人名），以及對律師的再次提問。
審判長接著宣佈將進行證人的傳喚。執達員念出的人名引起我的注意。從剛才看來朦朧、完全陌生的群眾臉孔中，我看到了養老院的院長和門房、老湯瑪·菲赫茲、雷蒙、馬頌、薩拉曼諾和瑪莉，她朝我有些不安地揮了揮手。他們聽到傳喚一一起身離開旁聽席，然後從側邊的門消失。我還正訝異著沒有更早認出他們，最後一個證人賽勒斯特站了起來。我發現他旁邊坐著曾經在餐廳裡跟我同桌的嬌小女人，依舊穿著那件合身外套，態度一樣那麼明確、果決。她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不過我沒時間停下來思考，因為審判長又發言了。他說答辯即將正式開始，不需特別強調，在場旁聽的群眾應懂得保持肅靜的道理。他表示自己的角色是以客觀的角度審視本案，並公正地引導案件辯論的進行。他將秉持司法公平正義的精神看待陪審團所做出的判決，而一旦有任何事端發生，都將勒令休庭清場。
室內溫度越來越高，在場人員紛紛拿起報紙扇風，發出連續不斷的翻紙聲。審判長比了個手勢，執達員立即取來三把麥稈編織的扇子，給三位法官使用。
接下來馬上開始對我的詰問。審判長以平靜，幾乎帶著些微友好的語氣向我提問。我再度被要求自報身份，雖然極其厭煩，我還是打從心底覺得這很正常，因為審錯人可就嚴重了。接著，審判長重複我敘述過的事情經過，每三句就停下來問我：「是這樣嗎？」每一次我都按照律師的指示回答：「是的，審判長先生。」由於審判長相當注重細節，整個過程頗為冗長，一旁的記者群邊聽邊埋頭奮筆疾書。我感覺那個年輕記者和舉止如機器般的女子目光停在我身上。電車乘客此時整排都轉而面向審判長。審判長乾咳了幾聲，翻閱手上的卷宗，然後邊扇扇子邊認真地望著我。
他說他現在必須進行的提問，表面上與我的案子毫不相干，但實際上可能具有莫大的關聯性。我猜到他又要提起媽媽的事，同時感到自己對這一點有多麼不耐煩。他問我為什麼將媽媽送進養老院。我回答那是因為我沒有足夠的錢請人照護和治療她。他問我與媽媽分隔兩地，在感情上對我有沒有影響。我回答自己和媽媽對彼此，甚或對其他任何人，均無所欲求，而且我們都很習慣各自擁有的新生活。審判長於是表示不願繼續著重在這一點上，並詢問檢察官是否有其他問題。
檢察官半背對著我，沒有看我一眼，說明在審判長的同意下，他想知道我是否懷著殺害阿拉伯人的念頭，獨自一人回到流水邊。「不是。」我回答道。「既然如此，為什麼會帶著槍，又為什麼會剛好回到那個地點？」我說那只是巧合。檢察官聽完以不懷好意的語氣做出結論：「我暫時沒有其他問題了。」之後的事有些令人摸不著頭腦，至少我是這麼覺得。但在一陣討論交涉後，審判長宣佈上午的庭訊告一段落，延至下午聽取證人的證詞。
我來不及思考，隨即被帶離法院，送上囚車回到監獄。吃過午飯沒多久，就在我剛剛感覺到疲倦的時候，押解的人員就出現了；一切重新來過，我回到同樣的法庭，面對同樣的臉孔。不同的只有變本加厲飆高的溫度，奇蹟似的，每位陪審員、檢察官、我的律師和幾名記者都拿到了一把麥稈扇。那個年輕記者和嬌小女子也沒缺席，但他們不動手扇風，仍舊是不發一語地望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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