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她嫁給了他,答應了他的請求。海倫覺得這故事對一個新人來說算不錯了。老廷池也喜歡。「充滿了瘋……瘋……瘋狂和哀傷。」廷池對蓋普說。廷池建議蓋普把《格里爾帕策民宿》投給廷池最愛的雜誌。蓋普等了三個月才有迴音:
這個故事只是略有趣味,而且從語言和形式來說都無創新處。仍然感謝您不吝賜稿。
蓋普不解,便把這封拒信拿給廷池看。廷池也不解。
「我猜他們感興趣的是新……新……新小說。」廷池說。
「什麼是新小說?」蓋普問。
廷池承認他也不大清楚。「新小說講究語言和形……形……形式的創新,我猜。」廷池說,「但我不明白新小說究竟寫的是什麼。有時新小說寫的是關於它……它……它本身,我想。」
「關於它本身?」蓋普說。
「有點兒像關於小……小……小說的小說。」廷池對他說。
蓋普還是不明白,但蓋普在意的是海倫喜歡這個故事。
差不多15年之後,蓋普發表了第三本小說。同一個廷池最愛的雜誌編輯寫信給蓋普,信中對蓋普和他的作品極盡吹捧之能事,並請蓋普將任何新寫的稿子投給這家廷池最愛的雜誌。但蓋普記憶力持久,並有著獾一般的憤怒。他挖出說格里爾帕策故事「略有趣味」的舊拒稿信,這信因為沾上了咖啡漬而變硬,而且被摺疊太多次,折縫處已經破了,但蓋普把它和回信一起寄給廷池最愛的雜誌編輯。蓋普的信這麼寫的:
我對貴刊只是略感興趣,而且我對語言和形式仍無創新。仍然感謝您不吝索稿。
蓋普有著可笑的自尊,過分牢記對他作品的攻擊和拒絕。幸運的是海倫自己極度自尊,因為如果她沒有高度的自尊,最終就會恨他。就這樣,他們很幸運。很多伴侶住在一起以後發現彼此並不相愛,一些伴侶從來沒發現這一點。另外的人結了婚,不愛對方的覺悟總是在他們生命中尷尬的時刻到來。而蓋普和海倫的婚姻呢,他們幾乎不算了解對方,但他們有直覺,而且在他們結婚後就固執地下定決心愛上對方。
也許因為他們都太忙於追逐各自的事業,這讓他們沒空對兩人的關係詳加考察。海倫唸了兩年大學就畢了業,她才23歲就獲得了英語文學的博士頭銜,24歲時開始她的第一份工作,在一間女子學院裡任助理教授。蓋普花了五年工夫才寫完第一本長篇小說,但那是本不錯的小說,會給他掙得年輕作家的尊敬和聲譽,儘管沒讓他賺到多少錢。到那時為止,都是海倫在賺錢。海倫上學和蓋普寫作期間,珍妮養活他們。
第一次讀珍妮的書時,海倫比蓋普更吃驚,蓋普畢竟和他母親一起生活,對她的古怪毫不驚訝,根本視若平常。然而蓋普倒是對這書的暢銷大為吃驚。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公眾人物,成為別人書裡的主人公,他還沒寫出自己的書呢。
這書的編輯,約翰·沃爾夫,不會忘記在辦公室第一次見到珍妮·菲爾茲的那個早晨。
「有一個護士找你。」他的秘書翻著白眼說,就好像她老闆身上有一樁親子認定關係官司纏身似的。約翰·沃爾夫和他的秘書怎麼也想不到,珍妮的公文包那麼沉是因為裡面裝著1158頁手稿列印件。
「這書寫的是我自己,」她告訴約翰·沃爾夫,一邊開啟公文包拿出一大摞手稿放在他桌上,「你什麼時候能讀一下?」約翰·沃爾夫覺得這架勢好像這個女人要待在他辦公室裡等他讀完似的。他瞟了一眼第一句話(在這個思想骯髒的世界上,你要麼是妻子,要麼是情婦,要麼就很快會成為兩者之一……)然後想到:啊老天,我如何才能擺脫這人啊?
後來,他當然因為找不到她的電話而焦慮至極,因為他想告訴她:「好!這書我們出定了!」他不知道珍妮·菲爾茲是史第林的厄尼·霍爾姆家中的座上賓,珍妮和厄尼徹夜長談,夜夜談(出於通常的那種父母發現自己19歲的孩子要結婚的擔心)。
「他們每晚能去哪裡?」珍妮說,「他們不到兩三點不回家,昨天晚上還下雨了。下了一整夜,他們連輛車都沒有。」
他們去了摔跤室。海倫當然有鑰匙。而且摔跤室的墊子對他們來說比什麼床都舒服熟悉不過。還更大。
「他們說他們想要孩子,」厄尼抱怨道,「海倫得先念完書。」
「有了孩子,蓋普永遠寫不完一本書。」珍妮說。畢竟,她想著自己可是等了18年才開始寫她的書。
「他們都很用功。」厄尼說,安慰自己和珍妮。
「他們非得用功不可。」珍妮說。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就不能先一起住住看,」厄尼說,「如果住在一起沒問題,那麼就讓他們結婚吧,然後讓他們生孩子吧。」
「我不懂為什麼有人會想和另一個人住在一起。」珍妮·菲爾茲說。厄尼看著有點兒受傷。
「可是,你喜歡和蓋普住在一起,」他提醒她,「我喜歡海倫和我住一起。她在學校的時候我真想她。」
「是慾望,」珍妮不祥地說,「這個世界充滿了病態的慾望。」
厄尼擔心她,他不知道她馬上就會從此變得有錢有名。「來罐啤酒嗎?」他問珍妮。
「不了,謝謝。」珍妮說。
「他們是好孩子。」厄尼提醒她。
「但最終還是都屈從於慾望了。」珍妮悶悶不樂地說,厄尼·霍爾姆小心翼翼走到廚房給自己又開了罐啤酒。
珍妮的自傳中關於「慾望」的章節讓蓋普特別尷尬。成為一個有名的非婚生子是一回事,而成為有名的青春期慾望的病例,是相當不同的另一回事,他私人的性衝動變成了受歡迎的故事。海倫覺得寫得很好笑,儘管她承認無法理解他為何會被妓女吸引。
「慾望讓舉止最得體的人表現得喪失本性。」珍妮·菲爾茲寫道,這句話特別惹蓋普生氣。
「他媽的,她懂個屁?」他尖叫著,「她從沒感受過性慾,一次也沒有。她是權威!那就跟聽一棵植物描繪哺乳動物的動機一樣。」
但其他人對珍妮的評價比較客氣,儘管較嚴肅的期刊偶爾會指摘她實際的寫作水準,但媒體總的來說對這書都很有好感。有人這麼寫道:「第一本真正的女權主義者自傳,充滿了對一種活法的讚頌,以及對另一種活法的奚落。」另一個人寫:「這本勇敢的書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主張,女人無需任何性牽絆也可以擁有完整的人生。」
「現如今,」約翰·沃爾夫給珍妮的書寫的序言這樣說,「你要麼在一個對的時間被當成對的聲音,要麼你就被貶為一無是處。」她在一個對的時間被當成了對的聲音,但當珍妮·菲爾茲穿著白色護士服坐在約翰·沃爾夫只帶最喜歡的作家去的餐廳裡時,她卻對女權主義這個詞很不舒服。她不太確定這是什麼意思,但這個詞讓她想起女性生理衛生和華倫泰療法。畢竟她是護理專業出身。她不好意思地說,她想她只不過對如何生活作出了正確的選擇,而且因為她的選擇不熱門,她感到非得說些什麼來自辯不可。諷刺的是,大批塔拉雜湊的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年輕女性覺得珍妮的選擇非常熱門,她們因為自己計劃懷孕引發了小小爭議。有那麼一段時間,紐約特立獨行的女性被稱為「珍妮·菲爾茲實踐者」。但蓋普總是叫那「格里爾帕策實踐者」。而珍妮只是覺得女性和男性一樣,起碼應該可以有意識地決定自己的人生,如果這樣她就成了女權主義者,她說,那麼她想她就是一名女權主義者。
約翰·沃爾夫非常喜歡珍妮·菲爾茲,他儘可能給珍妮打預防針,說她可能無法理解她的書招致的攻擊和讚譽。但珍妮從來沒能完全理解這書的「政治性」,或者說不理解這書如何被人當成政治性很強的書來利用。
「我受的是護理訓練,」她後來在一次訪談中坦誠地說,「護理工作是我喜歡的第一件事,也是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對我這個健康的人來說,護理工作很實用,我一直很健康,做護士能幫助那些不健康的人或不能照顧自己的人。我想我只是抱著這種心態自己也想寫一本書。」
在蓋普看來,他母親一生都是護士。她護理兒子唸完了史第林學校,她不厭其煩地催生了自己奇怪的人生故事,最後,她成了有難處的女性的某種護士。她變成有名有力量的人物,女人們向她尋求建議。隨著自傳爆紅,珍妮·菲爾茲發現了一整個國家面臨人生選擇難題的女性,這些女性從不走尋常路的珍妮那裡得到了鼓勵。
她本可以在任何報紙上開設建議專欄,但珍妮·菲爾茲現在覺得寫夠了,就如她當年決定不再念書了一樣,也像她決定不再待在歐洲了一樣。某種程度上,她從未不想再護理別人。她的父親,那位受驚的鞋王,在珍妮的自傳出版後不久就因心臟病突發離世,儘管珍妮的母親從未責怪過是珍妮的書導致了這場悲劇,珍妮也從沒怪過自己,但珍妮知道她母親無法獨自生活。不像珍妮·菲爾茲,珍妮的母親習慣和別人一起住,她現在老了,珍妮想到她在犬首灣的大房間之間晃晃顛顛地走來走去,毫無人生目的,沒了伴侶之後完全丟失了僅餘的神志。
珍妮便跑去看護她,也就是在犬首灣的大宅裡,珍妮開始充當女性顧問,用她那直截了當的本事幫她們作決定。
「哪怕是變態的決定!」蓋普哀號道,但他很高興有珍妮負責他的開銷。他和海倫很快有了第一個孩子。一個叫鄧肯的男孩兒。蓋普常常開玩笑說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分成那麼多短小的章節就是因為鄧肯。蓋普在餵奶、哄睡覺和換紙尿褲的間歇寫作。「這是短鏡頭組成的長篇,」他後來宣稱,「全虧了鄧肯。」海倫每天都要去學校,是因為蓋普答應帶孩子她才肯生的。蓋普喜歡從來不用出門這一點。他邊寫作邊照顧鄧肯,他煮飯寫作然後再照顧鄧肯。海倫回家來,等著她的總是個挺幸福的家庭主夫,只要蓋普的小說進展順利,無論多機械的家務他都甘之如飴。實際上,越不用動腦子的家務還越好。每天有兩個小時他把鄧肯交給樓下公寓的女人,自己去健身房鍛鍊。他後來成了海倫任教的這所女子學院的一道奇景,他繞著曲棍球場一圈圈不停地跑,或者在體操選手專用的健身房一角連續跳半小時繩。他懷念摔跤,他怪海倫,說她應該去有摔跤隊的地方上班。海倫抱怨說女校的英語系太小了,而且她不喜歡班上一個男生也沒有,但這份工作還不錯,她會繼續幹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機會出現為止。
新英格蘭的任何地方都捱得很近。他們能常常去看望住在海邊的珍妮和住在史第林的厄尼。蓋普會帶鄧肯去摔跤室,把他像球那樣滾。「這裡就是你爸摔跤的地方。」他告訴兒子鄧肯。
「這裡是你爸做所有事的地方。」海倫告訴鄧肯,指的當然是鄧肯自己的孕育,還有她和蓋普被關在空無一人的西布魯克體育館的第一個雨夜,在這地上鋪著深紅墊子的房間。
「哎,你到底還是逮著我了。」海倫當時含淚小聲對他說,但蓋普背靠摔跤墊攤開四肢,想著究竟是誰逮著誰了。
珍妮的母親去世後,珍妮更常來看海倫和蓋普,儘管蓋普討厭他母親所謂的「隨從」。珍妮·菲爾茲和一小撮她的核心粉絲一起來,偶爾也有其他自覺身處一場號稱女性運動中的人跟著,她們常常向珍妮尋求支援和背書。總是有什麼訴訟或社運需要穿著純白護士服的珍妮站臺講話,哪怕珍妮很少演講,也講不長。
通常是在其他人的演講之後,她們便介紹珍妮。穿著護士服的她一下就被認了出來。50多歲的珍妮·菲爾茲是個健美有魅力的女人,爽快又實在。她會站起來說「這很對」,或者有時候說「這不對」,視情況而定。因為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作出了困難的抉擇,因此人們相信她也能在女性問題上站對邊。
這一切背後的邏輯,讓蓋普氣悶了好幾天。有一次,一個婦女雜誌的記者問可否來採訪一下他,身為著名女權主義者的兒子是什麼滋味?記者挖出了蓋普選擇的生活方式,她愉悅地稱之為「家庭主夫角色」,蓋普就衝她發火了。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他說,「不要亂編名字。我不過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媽一直以來也不過如此。只做她想做的。」
記者緊逼不放,她說他口氣有點兒酸。當然了,一定很不容易,她提示道,身為一個籍籍無名的作家,卻有個享譽全球的作家母親。蓋普說主要是被誤解讓他難過,他並不嫉妒他母親的成功,他只是偶爾會不喜歡她的新隨從。「那群寄身在她身上的跟屁蟲。」他說。
這篇發表在婦女雜誌上的文章指出,蓋普也「寄生」在他母親身上,還過得很舒服,而且他沒有權利敵視女權運動。這是蓋普第一次聽說「女權運動」。
沒過幾天珍妮來看他。和一個打手一起來,這是蓋普給她起的名字:她是個高大、沉默、陰鬱的女人,躲在蓋普公寓的門口並且不肯脫下大衣。她謹慎地看著鄧肯,好像帶著極端不快在等著孩子可能觸碰她的時刻到來。
「海倫在圖書館。」蓋普對珍妮說,「我要帶鄧肯出去走走。你來嗎?」珍妮帶著詢問的眼神看了看和她一起來的高大女人,那女人聳了聳肩。蓋普覺得他母親自從成名以來最大的弱點,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容易被所有老弱病殘的女人利用,這些人希望能寫出珍妮的自傳那樣成功的東西來」。
蓋普討厭在自家公寓裡被母親這個不言不語的同伴震懾,這女人高大到足以做他母親的保鏢了。也許她就是保鏢,他想。母親帶著這個強壯的男人婆護衛的不愉快的畫面掠過蓋普心頭,這個兇猛的女殺手會擋開所有想要摸珍妮白制服的男人的手。
「媽,這女人的舌頭有什麼問題嗎?」蓋普小聲問珍妮。這個女人高高在上的沉默惹惱了他,鄧肯想要和她說話,但這女人只是飛過來一個叫他安靜的眼神。珍妮靜悄悄地告訴蓋普這女人不說話是因為沒有舌頭。真的沒有。
「是被割下來的。」珍妮說。
「天哪,」蓋普輕聲說,「怎麼會這樣?」
珍妮白了他一眼,這習慣是從她兒子那學來的。「你真的不讀書看報的,是嗎?」珍妮問他,「你總是懶得關心時事。」「時事」對蓋普來說永遠沒有他正在編造的東西重要,也就是他在寫的東西。他對他母親的諸多不滿之一(自從她參與女性政治運動以來)就是她總是討論新聞。
「你是說這是新聞?」蓋普說,「我錯過了什麼眾所周知的舌頭意外傷害事件啊?」
「哦上帝,」珍妮不耐煩地說,「不是眾所周知的意外。是故意的。」
「母親大人,有人把她的舌頭割掉了?」
「完全正確。」珍妮說。
「老天。」蓋普說。
「你沒聽說過艾倫·詹姆斯吧?」珍妮問。
「沒有。」蓋普承認。
「這個嘛,現在有一個女性協會,」珍妮告訴他,「就是因為艾倫·詹姆斯的事而成立的。」
「她發生了什麼事?」蓋普問。
「她11歲那年被兩個男人強姦了,」珍妮說,「然後他們把她舌頭割掉,這樣她就不能告訴任何人他們是誰、長什麼樣了。他們太蠢了,不知道11歲的人會寫字。艾倫·詹姆斯把男人的情況詳細描寫了出來,他們被抓了,然後他們受審被定罪。監獄裡有個人殺了他們。」
「哇,」蓋普說,「所以那位就是艾倫·詹姆斯?」他輕聲地開始用尊敬的口吻講到那個高大的沉默女人。
珍妮又白了他一眼。「不是啦,」她說,「那是艾倫·詹姆斯協會的成員。艾倫·詹姆斯還是個孩子,她是個金髮的瘦弱小女孩兒。」
「你是說艾倫·詹姆斯協會的人到哪裡都不講話?」蓋普說,「就好像她們沒了舌頭一樣?」
「不是,我是說她們真沒有舌頭,」珍妮說,「艾倫·詹姆斯協會的人都找人給自己割掉了舌頭,來抗議艾倫·詹姆斯的遭遇。」
「哦,天哪。」蓋普說,重新以一種厭惡的眼神打量那個大個子女人。
「她們叫自己艾倫·詹姆斯主義者。」珍妮說。
「我不想再聽這噁心事了,媽媽。」蓋普說。
「嗯,站在那裡的女人,就是一個艾倫·詹姆斯主義者,」珍妮說,「是你自己想聽的。」
「艾倫·詹姆斯現在幾歲了?」蓋普問。
「她12歲,」珍妮說,「這事是一年前發生的。」
「那麼這些艾倫·詹姆斯主義者,」蓋普問,「她們開會嗎?選主席和財務主管什麼的嗎?」
「你怎麼不自己問她?」珍妮說,她指站在門口的呆瓜,「你不是說不想再聽了嗎?」
「她沒有舌頭拿什麼來回答我的問題?」蓋普壓低嗓音說。
「她會用寫的,」珍妮說,「所有艾倫·詹姆斯主義者都隨身帶著一本小本子,她們會寫給你看她們要說的話。你知道寫是什麼,不是嗎?」
還好,這時海倫回來了。
蓋普以後還會見到更多的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儘管艾倫·詹姆斯的遭遇,給他的觸動很大,但他對那些噁心的成人模仿者只有厭惡,她們的習慣是遞給別人一張卡片。卡片上寫著類似這樣的話:
「你好,我是瑪莎。我是一名艾倫·詹姆斯主義者。你知道什麼是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嗎?」
如果人家不知道,她們就會遞過來另一張卡片。
艾倫·詹姆斯主義者,對蓋普來說,代表了那種吹捧她母親的女人,她們利用她幫助推進自己粗淺的社會訴求。
「我來告訴你那些女人的真相吧,媽媽,」他有一次對珍妮說,「她們肯定本來講話能力就很差,她們一生當中從來沒什麼值得一說的,所以她們切掉舌頭不算什麼偉大犧牲,而且事實上還能為她們避免許多尷尬呢。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就缺那麼點兒同情心。」珍妮說他。
「我有很多同情心,對艾倫·詹姆斯。」蓋普說。
「那群女人自己一定也在別的方面受過苦的,」珍妮說,「這就是為什麼她們想團結起來。」
「然後給自己施加更多痛苦嗎,媽媽?」
「強姦是每個女人的問題。」珍妮說。蓋普頂討厭他母親這種「每個人」都如何如何的說法。他覺得這是把民主推往愚蠢極端的例子。
「也是每個男人的問題,媽媽。下次再有強姦案,我猜我也應該把我那傢伙割下來掛在脖子上。你也會尊重這種行為咯?」
「我們說的是真心的表態。」珍妮說。
「我們說的是真蠢的表態。」蓋普說。
但他會一直記得他所見的第一個艾倫·詹姆斯主義者,那個和他母親來他家的大個子女人,她離開時寫了張字條塞在蓋普手裡好像給他小費那樣。
「媽搞了個新保鏢。」她們揮手說再見的時候蓋普小聲對海倫說。然後他讀了保鏢的便條。
「你母親有兩個你那麼值錢。」
便條寫道。
但他實在無法說他母親什麼不好,因為蓋普和海倫結婚的前五年,珍妮都在養活他們。
蓋普開玩笑說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叫作《拖延》是因為他寫了太久,但他持續認真地寫著,蓋普很少犯拖延症。
這部小說被說成是「歷史小說」。背景是戰爭年代的維也納,從1938年到1945年,一直寫到蘇聯佔領期間。主人公是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德奧合併之後他得小心隱藏行蹤,只待一個襲擊納粹的合適時機。他等了太久。重點是,他應該在納粹佔領前就襲擊,但當時他尚無法確定任何情況,他還太年輕無法看清局勢。而且,他母親,一個寡婦,珍愛自己的私生活,不關心政治,她藏著她死去丈夫的財產。
戰爭年代,這位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美泉宮當動物園管理員。維也納人民鬧起了嚴重的饑荒,夜襲動物園便成了普遍的偷食方式,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決定放走剩下的動物,它們當然無須對國家自身的拖延和納粹的默許負責。不過那時這些動物自己也在挨著餓,無政府主義者一放它們,它們就把他給吃了。「這不過是天性使然。」蓋普寫道。這些動物,反過來,也很輕易地遭到了遊蕩在維也納覓食的暴民的屠宰,就在蘇聯軍隊進城以前。那依然是「天性使然」。
無政府主義者的母親活了下來,住在蘇佔地區(蓋普把她安排在他和母親住過的施溫德路上的公寓裡),她現在一次又一次見到蘇聯人的暴行,他們強姦,軍官都不例外,這可憐的寡婦終於無法容忍。她眼見這座城市重現中庸和自滿,這讓她想到納粹勢力抬頭期間自己的不作為,對此悔恨非常。終於,蘇聯人走了,1956年,維也納再次重獲主權。但這女人哀悼著兒子和她被毀壞的國家。每個週末她都在部分得到重建的美泉宮動物園逛逛,動物園又重現健康。憶起打仗時她偷偷來這裡看兒子。是匈牙利革命的爆發促使這位老婦採取了最後的行動。成千上萬的新難民湧入維也納。
為了給這座沾沾自喜的城市敲響警鐘,希望人們不要再作壁上觀,任憑事態發展,這位母親想要學她兒子:她放走了美泉宮裡的動物。但動物們現在都被餵養得很好很滿意,只有幾隻還能被趕出籠子,而那些走出去的輕而易舉就被困在美泉宮的花園小徑之間,最終它們還是走回了籠子,毫髮無傷。一頭老熊為劇烈的腹瀉所苦。這位老婦的放生之舉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完全沒有意義,完全沒有實現。這位老婦被捕了,一名警方醫生檢查時發現她有癌症,已到了末期。
最終,諷刺的是,她藏著的錢還算有點兒用處。她死得倒風光,在維也納唯一的私人醫院魯道芬納豪斯里去世。死前她夢到有些動物逃出了動物園:是一對年輕的亞洲黑熊。她夢到它們活了下來並繁衍得非常成功,以至於它們成了多瑙河山谷中的一個新物種。
但這不過是她的想象。小說結束在這老婦死後,美泉宮動物園裡的腹瀉熊之死。「現代以來革命太多了。」一名書評人寫道,他將《拖延》稱為「一部非馬克思主義小說」。
小說收穫了史料確鑿的讚譽,蓋普對這一點並不太在意。也有人指出它的原創性,以及如此年輕的作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能有如此獨特的視角。約翰·沃爾夫是蓋普的出版人,儘管他答應蓋普不會在書衣折邊上提到他是女權主義英雄珍妮·菲爾茲的兒子,但鮮有評論者不提這事的。
「現在珍妮·菲爾茲的兒子出了名,」一個評論者寫道,「他真的得償所願成了作家,了不起。」這類評論,還有其他關於蓋普和珍妮母子關係的可愛解讀都和作品無關。蓋普對人們無法就事論事閱讀和討論書的好壞大為生氣,但約翰·沃爾夫向他解釋說這個難以接受的事實就是,大多數讀者都對他本人比對他親手寫的書更感興趣。
「年輕的蓋普先生還是在寫熊,」一個聰明人批評道,他夠有精力的,還從不知名的雜誌裡挖出了那個格里爾帕策故事,「或許,等他真的長大,他才會寫人的故事。」
不過總體來說,這本文學處女作引起的反響,還是比大部分更多的籍籍無名之作要大。當然,這書從未暢銷,也沒有讓蓋普成為一塊金字招牌,不會讓他像他母親那樣成為「家喻戶曉的商品」,用他說她的話來說。但這書不是那種書,他也不是那種作家,永遠不會成為那樣的作家,約翰·沃爾夫告訴他。
「你還想怎樣?」約翰·沃爾夫寫信給他,「如果你想變得有錢出名,你就排錯了隊。如果你是認真想搞創作,就不要嘰嘰歪歪。你認真寫了本書,書也正式出版了。如果你想靠它吃香喝辣,你說的就是另一回事。而且給我記住:你才24歲。我想你會寫出更多的書。」
約翰·沃爾夫是位值得尊敬有智慧的人,但蓋普不確定,而且也不滿足。他只小賺了一筆,而現在海倫也領薪水了,既然他不需要珍妮的錢了,他覺得她要是給他的話,也不妨拿一點兒。而且他感到自己至少取得了另一種回報:他問海倫可否再生個孩子。鄧肯已經四歲,他已經夠大了,該懂得喜歡弟弟或妹妹了。海倫同意了,因為有蓋普帶鄧肯,她很輕鬆。如果他願意在寫作下一本書的章節之間換紙尿褲,那麼就聽他的吧。
不過蓋普並不僅僅是為生而生。他知道他是個過分小心、擔心過頭的父親,他感到如果有另一個孩子來吸收他多餘的緊張,他對鄧肯那種身為父親的恐懼壓力就能減輕。
「我非常幸福,」海倫對他說,「如果你想再要個孩子,我們就生。我只求你能放輕鬆些,我只求能讓你更快樂。你寫了本好書,現在要寫下一本。這難道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嗎?」
但他對《拖延》收到的評論發牢騷,抱怨銷量。他對他母親吹毛求疵,還大笑她的「馬屁精朋友」。終於海倫對他說:「你要的太多了。太多名不副實的讚譽,或愛,或什麼東西,反正都是名不副實的。你希望這個世界對你說:‘我愛你寫的東西,我愛你!’這就要的太多了。實際上很病態。」
「這就是你對我說的話,」他提醒她,「‘我愛你寫的東西,我愛你!’你說的一模一樣。」
「可是世界上只有一個我。」海倫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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