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總統問我，為什麼幾周前就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一案召開了國會聽證會。這個聽證會確實開了，是在司法部的要求下由我組織召開的，目的是確認聯邦調查局將要對俄羅斯與特朗普競選團隊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絡進行調查。我解釋道，召開聽證會是因為兩黨的高層領導都想了解更多的資訊。同時，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艾奧瓦州參議員查爾斯·葛拉斯利（charlesgrassley）堅持要求我們針對這一調查向他進行詳細的彙報。我還解釋道，我們已經向國會領導簡單彙報了我們將要對誰進行調查，也告訴他我們並沒有對特朗普總統本人展開調查。總統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你們得讓公眾瞭解，你們沒有對我本人展開調查」。其實，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並不願意發表公開宣告，說明我們沒有對特朗普總統展開調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情況有變的話，我們就還得發表公開宣告繼續對此進行說明。然而，我並沒有告訴總統這一點，主要是因為我覺得他不會願意聽。

總統又接著說，如果他身邊有誰做了錯事，我們能把他揪出來是再好不過的了，但他什麼都沒做錯，因此希望我可以找機會對公眾說明，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對他展開調查。

接著，他突然把話題轉向了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安德魯·麥凱布。他說他也沒有將「麥凱布那些事」公之於眾，只因我認為麥凱布是個值得尊敬的人。接著他說，弗吉尼亞州的州長特里·麥考利夫（terrymcauliffe）是民主黨人，與克林頓夫婦關係密切，還曾為麥凱布（我覺得他說的可能是麥凱布的妻子）提供過競選資金。我知道他說的這件事。麥凱布的妻子吉爾是一名醫師，在北弗吉尼亞州工作，曾在2015年參與弗吉尼亞州的州立法委員競選，但失敗了，那時候麥凱布是聯邦調查局華盛頓特區辦公室的一把手。吉爾是由麥考利夫州長招募進競選團隊的，她的競選資金大部分都來源於由州長負責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大選的時候，特朗普總是譴責聯邦調查局對希拉里·克林頓手下留情了，還說就是因為麥凱布的妻子與克林頓夫婦的老朋友、弗吉尼亞州州長之間有這樣的關係。作為總統候選人，當時特朗普還聲稱，希拉里自己就曾經給麥凱布的妻子提供過競選資金。當然，這個指控不是真的。

無論何時，這個指控都是無中生有。說它無中生有有很多原因。首先，聯邦調查局的員工並不是希拉里的秘密粉絲。儘管聯邦調查局特工在踏入聯邦調查局大廈之前，都得把自己的政治傾向置之度外，但他們也傾向於在政治版圖中選擇自己認為正確的那一側——而麥凱布長期以來都覺得自己是個共和黨人。同時，聯邦調查局花了好幾年時間調查與克林頓有關的案子，在比爾·克林頓執政的時候就開始調查了。那時候，聯邦調查局局長路易斯·弗裡（之前也是聯邦調查局特工）放棄了可直入白宮的通行證，因為他認為克林頓涉嫌一樁刑事案件。但特朗普自打一上任，便問過我兩次，「麥凱布是否跟我有過節，因為我對他妻子確實不太客氣」。我回答道，麥凱布非常專業，不會讓這些事情影響自己的工作。

我不理解為什麼這時候總統又把這些事情翻出來了，是想跟我做什麼交易，還是想威脅我他要開始攻擊副局長了？我又說了一次，麥凱布是個值得尊敬的人，並不會因政治原因影響工作。

最後，特朗普總統又強調了一遍他頭上的「陰雲」已經影響了他做決策，希望我能讓公眾瞭解，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對他展開調查。我對他說，我會想辦法，我們會好好調查，我們會盡快調查。

掛了電話，我馬上給代理副總檢察長達納·本特（danaboente）打了個電話（因為塞申斯已經從俄羅斯相關案件中抽身出來，而又沒有正式的副總檢察長上任）。我對本特彙報了總統的要求，表示我會等待他的指示。但過了兩週，我都沒有等到他的指示，只等來了特朗普的另一通電話。

4月11日上午，總統又打來電話，問我對他上次的要求採取了什麼處理方式。這次他打電話來，並沒有像之前一樣先奉承我一番，也沒跟我寒暄幾句，而是直接切入正題。看起來，他對我很是生氣。

我回答說，我已經向代理副總檢察長說明了他的要求，但沒有得到副總檢察長的回覆。總統說，頭頂的「陰雲」已經妨礙到了他的日常工作，也許他會讓自己的工作人員去跟代理副總檢察長談談。我對他說，這才是正常的溝通方式。總統顧問應該與司法部領導溝通，提出要求，這才是正常的溝通渠道。

總統表示，他會這樣做的。然後說：「因為我一直都對你十分忠誠，十分忠誠。我們之間還是有點什麼的，是吧。」

我什麼也沒說，也沒問他「有點什麼」究竟是什麼，但這好像是個互相表忠心的過程，可能他想起來之前我拒絕對他表忠心，所以這次想讓我表個忠心吧。之前我們一起在綠色會議室吃晚餐的時候，我只承諾他一定會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無論如何，他這種要求下屬表忠心的行為，都是不太正常的。而我只能回覆他說，如果他想盡快處理俄羅斯這個案子，就得讓總統顧問給代理副總檢察長打電話。他說他會這麼做的，然後把電話掛掉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與特朗普總統通話。掛了電話，我就把這次通話內容向代理副總檢察長做了彙報。很顯然，從3月30日到現在，他對於這件事什麼也沒幹。他對我說：「天哪！我還以為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但這件事，並沒有過去。

最終，這些狂風化作暴雨落了下來。2017年5月9日，我正在洛杉磯參加一場多樣化探員宣講活動。我們之前已經在華盛頓和休斯敦開展過這個活動。活動中，我們邀請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年輕律師、工程師和商學院畢業生來聽宣講，就是想讓年輕人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願意領著不高的薪水到聯邦調查局來做特工。我非常喜歡參加這樣的活動，這與我一直以來想讓聯邦調查局特工更加多樣化的訴求十分相符，之前的兩場活動也大獲成功。讓聯邦調查局的員工保持多樣化，是保持聯邦調查局活力的重要舉措。我之前也說過，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到聯邦調查局工作的原因，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美國人不願意來這兒工作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聯邦調查局是「白人工作的地方」。誰想到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工作呢？我喜歡參加這樣的宣講活動，因為這給我和聯邦調查局的其他領導者提供一個機會，向這些有天賦的年輕人展示我們的工作，展示聯邦調查局的團隊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這些年輕人急於改變社會，而我們可以告訴他們，為公眾服務、為國家盡忠、從事有益的工作將會對社會帶來多麼深刻的影響。一朝入聯邦調查局，永是聯邦調查局人，體驗過聯邦調查局特工的工作與生活後幾乎沒有人願意離開。我的任務就是激發這些年輕人內心的熱血，讓他們想要加入這樣的組織，過這樣的生活。華盛頓和休斯敦的兩場宣講會呼聲很高，於是我到洛杉磯來參加這場活動，面對500多名可能成為新任探員的年輕人說出我的想法。我知道，很多未來的特工可能就出自那些臺下的聽眾。我已經等不及要跟他們交流了。

宣講活動在晚上舉行，但我早早就到了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我願意在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裡面走一走，參觀每個樓層、每個隔間，看望每一位聯邦調查局的員工，跟他們握握手。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非常值得，因為對聯邦調查局人來說，局長能親自來感謝他們，對他們意義重大。像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大組織，辦公室遍佈世界各地，我的探望會讓員工感到自己的辛勤勞動被肯定了，讓他知道他們的上司不是隻關心他們工作做得怎麼樣，還真正地關心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家人。每一次我出差的時候，都會擠出幾個小時，去探訪當地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探訪這些為了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殫精竭慮的普通探員。他們平凡，卻又很偉大。

當天，我在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裡見到了很多聯邦調查局員工。洛杉磯分局的領導者還做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他們把那些沒有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包括清潔人員和裝置間工作人員）叫到一起，坐在一間大指揮室的桌子前，跟我見面。下午2點（華盛頓時間下午5點）的時候，我去問候了他們。我對他們說，2015年我們重新撰寫了聯邦調查局的使命，現在我們的使命更簡短，更能凸顯我們職責的重要性。我們最新敲定的使命是：保護美國人民，捍衛憲法尊嚴。我對大家說，我想讓使命表述得簡短一些，這樣所有人，尤其是年輕人，都能知道我們的使命，瞭解我們的使命，記住我們的使命，然後與親朋好友分享我們的使命。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識到……

然後我停了下來。

我看到後面牆上的電視中出現了「科米離職」這四個大字。我的聽眾是背對電視的，大概他們注意到了我的失神，也都轉過頭去探個究竟。我笑了，然後說：「這太滑稽了。這個謠言應該是費了大力氣吧。」我沒管這些，繼續說：「聯邦調查局裡沒有所謂的職能部門，我希望……」

螢幕上的字又變了。三個螢幕正在播放來自三家不同電視臺的新聞，但內容都是一樣的：「科米被解僱了。」我笑不出來了，屋子裡開始議論紛紛。我對大家說：「朋友們，我得去弄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但無論這條資訊是真還是假，我想傳達的理念不會改變。現在請讓我說完。」我繼續說，「你們之中的每個人都肩負著保護美國人民的任務，肩負著捍衛憲法尊嚴的使命。我們分工不同，但使命都一樣。感謝各位在過去的時光裡做出的貢獻，謝謝各位！」然後，我走到每個員工面前，和他們握手，緊接著便離開會場去到一間私人辦公室，想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

聯邦調查局局長出差的時候，身邊是有通訊團隊的，以保證司法部或白宮可以隨時找到他。但是沒人給我打過電話，司法部部長沒打過，副總檢察長也沒打過，沒有一個電話。明明出差的前一天我剛剛見過司法部部長，幾天前我還跟新上任的副總檢察長單獨見過面。副總檢察長請我去見他，想就如何開展工作諮詢我的意見，畢竟我在2003—2005年曾出任這一職位。2016年10月末，大選之前不久，現任副總檢察長當時還在巴爾的摩任聯邦檢察官，他還請我去做演講，面對他所有的員工講領導力，講我為什麼要在希拉里郵件案中發表7月宣告。那時，他還誇讚我是個能夠鼓舞人心的領導者。現在，他不僅一個電話都沒給我打，還起草了一份備忘錄，支援特朗普解僱我，說我2016年的所作所為不可接受，非常糟糕。這讓我覺得十分不可理喻。

當時，我知道的所有情況都是通過媒體得知的。一通混亂之後，我們瞭解到一名白宮的工作人員正在前往聯邦調查局總部，想要給我帶個總統的信兒。我給帕特里斯打了個電話，她說她和孩子們都看到新聞了。我對她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們正在研究是怎麼回事。帕特里克·菲茨傑拉德給我打電話，我也是這麼對他說的。

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凱利（johnkelly）也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我被解僱之後他也傷透了心，也想辭職抗議。他說他不想再為這個無恥之徒工作了，對我他都能幹出這種事情來，還有什麼幹不出來的。我勸凱利別這麼做，這個國家、這個總統都需要自律的人在身邊，尤其是總統更需要。

我的助手奧爾西婭·詹姆斯非常給力，她在聯邦調查局大樓門口拿到了白宮工作人員帶來的訊息，草草地看了一遍然後發給了我。我確實被解僱了，即時生效。我居然被解僱了，被這個多次表揚我、請我留任的總統解僱了。解僱我的決定是由副部檢察長提出並經司法部部長同意。這位副總檢察長不久之前還誇讚我，說我是一名出色的領導者；而司法部部長不僅完全抽身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一案，而且據總統先生所說，還曾稱讚我工作做得很好。解僱我的原因都是假的，但這封解僱信確實是真的。我覺得我有點反胃，還有點頭暈。

我走出這間辦公室，一大群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的員工聚在外面，很多人都熱淚盈眶。我跟他們簡單說了幾句，告訴他們聯邦調查局的價值觀比我們任何人都重要、都堅定。現在要離開他們，我非常傷心，我告訴他們，正因他們都具備那些生而為人的珍貴品質——誠實、稱職和獨立，使我覺得離開是如此苦痛。我非常不願離開他們。隨後，我去了洛杉磯分局局長迪爾德麗·菲克（deirdrefike）的辦公室。當初是我推薦她出任這個職位的，我相信她的判斷力。直覺告訴我們，無論如何我都應該參加這場宣講，就算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也好。這場宣講是我非常關注的活動，我依舊願意勸說那些有才能的男男女女加入聯邦調查局，就算我不再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分子了。但最終我還是決定不參加了，因為我的出現會轉移大家的注意力，只要有一個媒體看見了我，整場活動就別想順利進行下去了。我的出現沒什麼好處，可能還會帶來害處。於是，我覺得還是直接回家比較好。

但現在問題出現了：我該怎麼回家呢？我還是把這個問題留給安德魯·麥凱布來操心吧，這傢伙幾分鐘之前剛從聯邦調查局副局長變成代理局長了。麥凱布剛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也跟我一樣驚愕不已。現在他是一把手了，他得想個合理又合法的法子解決這個問題才行。剛聽到這個訊息的我十分震驚，我還想過租個車，開上2700英里回家得了，但轉念一想覺得不妥，我又不是自己來的，腦子也還算清楚，不能這樣做。最後還是麥凱布決定，既然聯邦調查局依然對我的安全負有責任，我還是坐來時的飛機原路返回，反正安保人員和機組人員也都得回華盛頓。拿定了這個主意，我們就都上了車，開向機場。

新聞直升機在我們從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去機場的路上追上了我們。我們的車緩緩地行駛在洛杉磯的路上時，我看到我們右側的車裡，開車的人用手機在看新聞，新聞裡儼然都是我們的身影。然後他轉過頭來，搖下車窗，對我笑了一笑，豎起了大拇指。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完成了這一串動作，同時又握得緊方向盤的。

往常，我們都是直接將車開進停機坪，由警官直接護送我到登機梯架上，這次也不例外。一般我都會感謝護送我們的警官，但這次我整個人都是懵的，不知道在胡思亂想些什麼，差點兒忘了這事兒。還是我的特別助理喬希·坎貝爾（joshcampbell）提醒了我。他看我沒有與護送警官握手告別，就用胳膊肘輕推了我一下，讓我去謝謝那些警官。我照做了，跟每個人握了手，然後登上了扶梯。我不敢看飛行員的眼睛，也不敢看我的安保團隊，怕我會失態。他們也非常安靜。隨後，機艙廣播響起，說飛機即將滑行起飛了。這些影像全都被跟隨我們的新聞直升機拍攝了下來。

特朗普總統顯然在白宮也一直盯著電視看，自然看到了我感謝護送警官之後登上飛機離開的畫面。而這讓他異常惱怒。第二天早上，他給麥凱布打電話，要他調查一下是誰允許我乘坐聯邦調查局的飛機從加利福尼亞州飛回來的。

麥凱布說，他確實可以調查是誰允許我使用聯邦調查局的飛機的，但他不必這麼做，因為就是他自己允許的。麥凱布對總統說，無論如何飛機也是要返航的，安保團隊也得回來，而聯邦調查局也肩負著將我安全送回家的責任。

聽麥凱布這麼說，總統爆發了。他下令說，決不允許我再踏入聯邦調查局的任何地方，絕對不許。我的前同事只能將我辦公室裡的東西都打了包送到我家。總統的命令中還禁止我與聯邦調查局員工見面，不允許我與他們之間有任何交流。那些都是曾與我並肩奮鬥過的兄弟啊！

大選的時候，特朗普就對麥凱布和他妻子的事情有諸多不滿，至今還總對那事兒憤懣不已，總想拿出來說一說。

因此，特朗普問麥凱布：「你妻子在弗吉尼亞州輸了競選，是不是？」

麥凱布回答道：「是的，她沒能取勝。」

然後，總統居然問了聯邦調查局代理局長這樣一個問題：「替我問問她，輸了的感覺如何？」然後把電話掛了。

回家的飛機上，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努力理清思路。我從手提箱裡掏出了一瓶從加利福尼亞州帶回來的黑皮諾，倒在紙杯裡抿了一口，盯著舷窗外的萬家燈火，盯著這片我深愛的土地。如果我還沒有被解僱的話，這種行為可是不被允許的。快到華盛頓的時候，我問飛行員，能不能讓我坐在駕駛室裡感受一下降落的過程。聯邦調查局的飛機我坐了幾百次，從未進過駕駛區。我坐在駕駛位後面的彈跳座椅上，戴上耳機，看著兩個出色的特工飛行員操縱飛機降落，穩穩地停在了里根國家機場。這是我最後一次坐這架飛機了。他們曾帶著我飛遍整個美國，飛遍整個世界，而現在，我們只能眼含熱淚，緊緊地握著彼此的手，說聲珍重。

我在從加利福尼亞州飛回來的路上，一邊抿著紅酒，一邊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什麼也不想做，就想花些時間真正思考一下，我接下來要幹些什麼呢？在家的那段日子，有朋友自發地告知媒體：我曾經多麼努力想要在聯邦調查局與特朗普的白宮之間劃出一道清晰的界限；我又是多麼努力在那天的晚餐會上，拒絕向特朗普總統表忠心。然而，我與特朗普總統打過這麼多次交道，自然還有很多黑暗的故事沒有見諸報端。

可能聽起來很奇怪，但跟特朗普總統共事5個月有餘，我是真心實意地希望他能成為一名成功的總統。這並不是什麼政治偏見。如果希拉里·克林頓上臺了，我也同樣會希望她成為一名稱職的總統。在我看來，這是愛國的表現。誰不希望自己國家的總統是成功的、稱職的呢？我與特朗普總統之間發生的事情讓我感到很悲哀，但我並不生氣。我並不怎麼了解他，也不瞭解他的生活。但他似乎並沒有跟隨過像哈里·豪厄爾這樣的領導，因此也就沒學到剛柔並濟的領導藝術；他可能也沒在像海倫·費伊這樣自信又謙遜的領導手下待過，因此也無法感受到其中的不同之處。將心比心是人之常情，帕特里斯和我失去科林之後，我們變得更願意同情他人，關心他人，其他遭受過痛苦且能將心比心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特朗普肯定也經歷過痛苦與失去，但他似乎並沒有從中學到將心比心。我也曾做過凌虐他人的事情，也曾在打籃球的事上說過謊，更見過很多信口雌黃、最後把自己都騙了的人，這些經歷都給了我很大的教訓。但我從未見過特朗普因自己的謊言而痛苦，也未曾見過他因給別人帶來痛苦而罷手，這實在是悲哀又可怕。生而為人，如果不能用善良紓解強硬，不能在自信和謙遜中找到平衡，不能同情他人，不願尊重真相，那麼特朗普總統就無法吸引能幫他做明智決定的人才。他不能，任何一個這樣的總統都不能。這讓我為他感到悲哀，更讓我憂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5月12日，星期五。特朗普總統發表了一篇推文，當著他390萬關注者的面警告我說：「在將我們之間的談話洩露給媒體之前，詹姆斯·科米最好祈禱我沒有將我們的對話錄下來。」這句話簡直讓我摸不著頭腦。他是在威脅我嗎？我根本沒想過要將這些對話公之於眾，也不想洩露機密資訊。我只想將唐納德·特朗普這個人從我的腦海中清除，這樣我就不用花時間思考他這些話的意義了。這些日子，我都待在家裡，睡覺、鍛鍊、避免與家門口的媒體接觸。

5月16日，星期四。帕特里斯和我計劃偷偷溜出去，繞過媒體的包圍圈，去城外過幾天。我早上2點就驚醒了，猛然想起，2月14日我們見面的時候，特朗普與我討論邁克爾·弗林的事情。當時，他說「希望」我撤銷對這位前國家安全顧問的調查。儘管我就我們的會面寫了非機密的備忘錄，但當時聯邦調查局領導層和我都隱隱有些擔憂，因為備忘錄裡可謂全是我的「一面之詞」。當時，我們並沒有撤銷調查，而是決定不管這件事，讓調查團隊不受總統的影響，等司法部決定。待司法部部長撤出對俄羅斯一案的相關調查之後，司法部將如何處理特朗普團隊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調查？我們準備等司法部做好決定後，我們再做打算。但這條關於錄音的推文讓我猛然驚醒，我躺在黑暗中，思緒萬千。如果我和特朗普總統的對話真的被錄下來了，那麼他想讓我撤銷對弗林的調查這件事就有了呈堂證供，這就不只是我的「一面之詞」了。如果真的有錄音，大家就能聽到美國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對我說：「我希望你能想想辦法。」

我躺在床上，細細思考著這份遲來的爆料。我可以什麼都不管，寄希望於聯邦調查局的領導層看到特朗普推文裡的東西，這樣他們就會敦促司法部去拿到這些錄音。也許聯邦調查局還能敦促司法部指派一名獨立檢察官去調查這件事，也許我該相信政府會處理這件事的。但幾年前，我在虐囚案上已經相信政府一次了，最終呢？後來我又相信司法部部長會在刑訊政策問題上與白宮據理力爭，最後也沒成行。現在，我再也不願犯這種錯誤了。這次，我能做，也願意做點兒事情，因為多虧了特朗普，我現在是個普通公民了。這真是大大的諷刺。

我信任聯邦調查局，但我不信任現任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領導下的司法部會做正確的事情。若想讓他們做點兒正確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些刺激。既然我現在是名普通公民了，這點兒刺激我還是能給的。於是，我決定要向媒體曝光2月14日總統讓我撤銷對弗林的調查這件事。這可能會逼迫司法部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來處理，然後就可以順藤摸瓜，找到特朗普推文裡所說的錄音了。同時，儘管我不能再踏進聯邦調查局大樓一步，但我還有一份備忘錄，安安全全地躺在家裡。

週二早上，天亮之後，我聯絡了好友丹·裡奇曼（danrichman），他之前也是個檢察官，現在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當教授。自從我被解僱後，丹就一直給我提供法律建議。我對他說，我會給他發一份非機密的備忘錄，想讓他將裡面的內容（而不是這份備忘錄）爆料給媒體。我之所以請丹來做這件事，是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做這件事，那我家門前一定會堆滿了狂熱的記者，而我本人也會被緊緊追問，不得不對這事兒發表看法。當然，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參與了此事，我確實參與了，我不得不這麼做。在這裡，我必須澄清，這並不是對機密資訊的「洩露」，無論那些政客、政治掮客或是總統怎麼說，我的這種行為都不是「洩露」。普通公民，無論是將自己與總統對話中得到的非機密資訊分享給媒體，還是將其寫在書裡，都是完全合法的。我相信媒體的力量，也知道托馬斯·傑斐遜曾經說過：「新聞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基礎，新聞自由一旦限制即意味著徹底失去。」

我並不知道，司法部指派特別顧問這事兒，跟我將2月14日與總統的對話曝光給媒體有沒有關係，但聯邦調查局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指派特別顧問前去調查特朗普總統推文中說到的錄音了。我只知道司法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指派了羅伯特·穆勒（robertmueller）來負責調查特朗普團隊與俄羅斯政府的關係，一切相關問題都由穆勒來處理。

我也不知道，這位特別顧問是否會發現特朗普有什麼刑事犯罪行為，也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查出來我沒寫到的其他東西。我覺得，羅伯特·穆勒的調查團隊正在調查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勸我撤銷對其國家安全顧問的調查和炒我魷魚這兩個案子上，特朗普總統有沒有妨礙司法公正。如果有，那他就觸犯了聯邦法律。其實在我看來，特朗普很有可能已經妨礙了司法公正，因為間接證據還是存在的，穆勒的團隊可能也會找到很多其他的證據。我處理過很多妨礙司法公正的案子，但在這件案子上，我並不是檢察官，而是個目擊者。我對眼之所見有自己的看法，這可能並不符合優秀領導者的基本要求和理念，卻是合理合法的。比如說，在這起妨礙司法公正案中，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總統是否表露出自己想要妨礙司法公正的意圖，是否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他採取這些行動的目的就是妨礙刑事調查，而且他自己明知道這些行為是違法的。我並沒有掌握全部的證據，也不能確鑿地回答所有這些問題。但我知道，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特別顧問穆勒及其團隊正在努力調查，美國人民可以相信，除非有人妨礙他們調查，不然他們一定會調查出真相。無論是什麼樣的真相，他們都會調查得清清楚楚。

2017年6月8日，我在參議員情報委員會面前公開出席聽證會，參議員們都想聽聽我跟特朗普總統都交流了些什麼。不知道為什麼，特朗普的言論讓人們對我的說法愈加好奇。於是，我決定把我和他之間的這些交流過程記錄下來，提前交給委員會，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在一開始花很多時間去講述這些事情，也能給參議員一些時間消化我說的這些東西，然後提出問題。

我想通過一個簡潔的方式與聯邦調查局成員說再見。我走的時候，特朗普總統並沒有大發慈悲讓我與同事們好好道別，他也沒有那個氣度。同時我還想利用這一機會代表聯邦調查局，也代表我自己，澄清政府曾經說過的謊——聯邦調查局並沒有陷入混亂。我知道聯邦調查局成員都會看到，這是我能與他們直接對話的機會。

寫好開場白之後，我在帕特里斯和一個女兒面前演練過，她們對我想脫稿發言的做法很是震驚。但我對他們說，我的這番話都是發自內心的，如果我拿了稿子，我就會不停地看，反而不好。儘管我對當眾脫稿發言很打怵，但我更想讓聯邦調查局的那群同事體會到我的真情實感。帕特里斯也擔心我會緊張，擔心我會傻笑，或是緊張得眉頭深鎖。我得找到一個方式平衡一下。

就在我即將走進參議院聽證會房間的時候，我依舊在思考究竟要不要脫稿。如果我忘詞了怎麼辦？要是我緊張，舌頭打結了怎麼辦？一般情況下，我在鏡頭前都不會緊張，但這並不是一般情況啊。然而，這時已經容不得我猶豫不決了。我與委員會的領導一起走進了會議室，走過發言臺後面長長的走道，左轉，踏上了證人席。一切都顯得那麼不真實，之前我也面對過很多次鏡頭，也經常聽到咔嚓咔嚓的快門聲，但這次太不同了。

我坐在證人席上，腦海中一直響起帕特里斯的那句話：「想想聯邦調查局成員，一想到他們，你的眼睛都會亮起來。」我確實想到了他們，我說話時有點結巴，最後提到聯邦調查局成員的時候，幾乎沒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我所說的話，完全發自肺腑，出自內心。

2013年，我被任命為聯邦調查局局長，那時我知道，總統對我的上任很滿意。國會之所以決定聯邦調查局局長有10年的任期，就是要保持聯邦調查局的獨立性，希望聯邦調查局能成為政治鬥爭之外的獨立組織。儘管如此，我也能理解，總統確實能以任何原因，或是壓根兒沒有原因，辭退聯邦調查局局長。

5月9日，我知道自己被解僱了之後，就立刻回了家，做一名普通公民。但隨後那些說法，那些顛倒黑白的說法讓我很困惑，也讓我越來越擔心。這些說法讓我很困惑，是因為總統和我曾就我的工作進行過很多次探討。他在上任之前和上任之後，都曾一次次告訴我，我工作得很出色，他希望我能留下來。我也一次次向他保證，我願意留下來，做滿10年任期。

總統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他與很多人談起過我，包括現任的司法部部長。這些人都對他說，我的工作很出色，聯邦調查局成員也都愛戴我、尊敬我。

因此，當我在電視上看到總統說，是因為我對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一案的調查而炒我魷魚的時候，我困惑不已。同時，我也是從媒體口中才知道，總統私下和其他人說道，炒掉我之後針對俄羅斯問題相關調查的諸多壓力大大減輕。

我被解僱後，政府第一時間釋出的解僱原因是，我在大選年做出了不當的決定。對此，我也十分不能理解。在我看來，這個說法根本說不通。首先，時間上就說不通；其次，大選年的那些艱難決定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必須要做的。因此，這個說法我十分不能理解。

其實，法律規定，總統解僱聯邦調查局局長不需要任何理由。但隨後，政府開始對我進行誹謗，更重要的是，開始對聯邦調查局進行誹謗，說聯邦調查局已經陷入一片混亂，說我的領導使聯邦調查局一團糟，說聯邦調查局成員已經對他們的領導者失去了信心。

這些都是謊言，徹頭徹尾的謊言。我很抱歉，聯邦調查局成員竟然會聽到這些謊言；我也很抱歉，有人將這些謊言告知了美國民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這段時間裡，我每天兢兢業業，就是為了能給聯邦調查局添磚加瓦，使它能更上一層樓。而我說「添磚加瓦」，是因為我並不是在孤軍奮戰。在聯邦調查局，沒有誰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聯邦調查局的力量就在於，其價值觀已經深深根植在每個聯邦調查局成員的心中。沒有我，聯邦調查局也能繼續運轉。聯邦調查局的使命就是：保護美國人民，捍衛憲法尊嚴。這個使命，一定會被聯邦調查局成員堅定徹底地貫徹下去。

未來，我一定會非常懷念曾經為此奮鬥的生活。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使命一定會繼續向前，無論是我還是政府，都無法撼動其前進的腳步。

最後，我有幾句話要對我的前同事們說。但在此之前，我想讓每一名美國公民都知道：聯邦調查局永遠誠實，永遠強大，永遠保持獨立。

現在，我的前同事們，我想向你們表達我的歉意，因為我沒有機會跟你們好好說再見。能與各位一起為國家服務，能成為聯邦調查局大家庭中的一員，是我一生的榮幸，我會永遠想念你們。感謝你們來聽我的發言，感謝你們為國家做出的卓越貢獻，希望各位能繼續為國家奉獻青春，直到年華老去的那一天。

現在，參議員們，我期待你們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