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義有利可圖，人人都高尚可敬。
——托馬斯·莫爾
2017年2月8日，白宮辦公廳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的辦公室很大，牆上有壁爐，中間擺了張會議桌，窗外便是高大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13年前，我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裡和副總統迪克·切尼一起開會的，聽他講如果司法部不肯改變對「星風」專案的看法，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就會因此丟掉性命。在那之後沒過幾天，我便見證了在約翰·阿什克羅夫特病床前的那場對峙，從病房回來後，我又在這間辦公室待到臨近午夜。
現在，我又踏進了這間辦公室，原因自然是之前和特朗普總統共進晚餐。普利巴斯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我也想跟他解釋一下聯邦調查局與白宮之間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才是合適的。之前，普利巴斯從未在總統身邊工作過，對於在這個職位上應該如何處世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截至當時，我已經跟兩任白宮辦公廳主任打過交道了，其中共處時間最長的是喬治·w.布什總統任期內的安德魯·卡德，而令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與安德魯·卡德在醫院裡的那次交鋒了。作為歐巴馬總統任內的聯邦調查局局長，我跟他的辦公廳主任也打過不少交道。歐巴馬總統的辦公廳主任是丹尼斯·麥克多諾，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細心周全，又堅強勇敢的人。人生而不同，各屆總統的辦公廳主任也各有性格，為人處世和領導方式都各有不同。但所有的辦公廳主任都遭受了同樣的痛苦，那就是睡眠不足。白宮辦公廳主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得使出渾身解數保證白宮的有效執行，而白宮就像一個混亂不堪的企業，就算在最平靜無波的時候也是如此，更別提有事的時候了。當然，美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總統，他有自己的領導技巧，也面臨著獨特的挑戰，他給白宮帶來的混亂，可算是前無古人了。
其實，我並不太認識普利巴斯。他看起來總是一臉困惑、脾氣火暴，但他脾氣火暴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經營特朗普任內的白宮肯定不容易，就算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管事都會焦頭爛額，更別提普利巴斯本身就沒什麼政府工作經驗了。在成為白宮辦公廳主任之前，普利巴斯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之前在威斯康星州做一名律師，從來沒在聯邦政府工作過。就算不是普利巴斯，任何一個有類似經歷的人，都很難管理好唐納德·特朗普任期內的白宮。我都不知道普利巴斯該怎麼辦，但他一直在為做一個稱職的辦公廳主任而努力。
我和普利巴斯的會面持續了差不多20分鐘，會面很愉快，我們討論了很多機密話題，也討論了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與白宮之間的關係。會面快結束的時候，他問我想不想面見總統。這很奇怪，我們剛剛討論完白宮與聯邦調查局的關係，他怎麼就要讓我去見總統呢？這之前說那麼多不是白說了嗎？白宮與聯邦調查局之間的聯絡方式自有成規，除了像「稜鏡門」這種突發事件，或是聯邦調查局牽涉其中的國家安全政策討論之外，如果白宮想聯絡聯邦調查局，還是要經過司法部的。我們今天這場對話已經談論了聯邦調查局要與白宮保持距離的問題，普利巴斯也已經說過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想法，但現在他又迫不及待地讓我去見總統，這是什麼情況？
上次面見總統之後，我不太想再與總統先生會面了。因此我回絕了普利巴斯，感謝了他的好意，說我覺得總統肯定特別忙，就不去叨擾了。他又問了我一次，我再一次回絕了他。
但他說：「請坐一會兒吧，我確信總統先生會願意見您的。我去看看他是不是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說完他就離開了。從他辦公室到橢圓形辦公室並不遠，他很快就回來了，笑著說：「總統願意見您。」
我臉上一點兒笑意都沒有，只能說：「好吧。」
我們兩個走進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總統正在和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說話。我們進去坐了一會兒之後，斯派塞就走了，就剩下普利巴斯和我，還有總統先生。
儘管我並不是第一次面見這位新任總統了，但這次是我第一次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見他。他坐在那張著名的堅毅桌邊，穿著西裝上衣，兩個小臂搭在桌子上，整個人都顯得不太適應。他坐在桌子後面，來見他的所有人都得隔著這樣一塊兒大木桌跟他說話。
我也算與布什總統和歐巴馬總統開過幾十次會了，從沒見過他們在桌子後面跟我們說話。這兩位總統都喜歡坐在壁爐邊的扶手椅上開會，這樣顯得更隨意，姿態更開放。在我看來，他們選擇坐在那兒是有意義的，因為一般人和總統一起開會時都不可能特別放鬆，但如果大家都坐在一起，就可以假裝是一群朋友圍在咖啡桌旁討論問題，氣氛會更輕鬆開放一點兒。這時候，總統作為討論群體中的一員，更容易從與會人員口中聽到真相。然而，如果總統坐在他的「王座」上，面前還有一張大桌子，會議一下子就變得正式起來，所有人都會正襟危坐，那總統就不太可能從與會人員口中聽到所有真相。不幸的是，在我與特朗普總統一起開會的時候，他都是這樣坐在桌子後面的。
同時，我也注意到特朗普總統把屋子裡的窗簾換了，換成了明亮的金色。後來我瞭解到，這套窗簾是比爾·克林頓的，但一想起特朗普對這位前總統的公開評價，想到克林頓的夫人，我覺得他用比爾·克林頓的窗簾似乎有點奇怪。（後來，媒體報道說特朗普總統把克林頓的窗簾換成了他自己的。）
斯派塞走後，總統跟我打了個招呼，讓我坐在一把木頭椅子上，我的膝蓋都頂到他桌子上了。然後，普利巴斯努力把話題轉到所謂的「俄羅斯檔案」一事上。這件事我們其實已經討論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又提起這個話題，但這次總統似乎對這個話題不太感興趣。他坐在肯尼迪總統和里根總統用過的桌子後面，開始他一貫「爆豆式」的意識流獨白。這次他講的是幾天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比爾·奧雷利（billo'reilly）對他進行的電視採訪。採訪是在「超級碗」之前的節目中播出的，我沒看到直播，但直播後的評論我看到了不少。
採訪中，奧雷利問特朗普總統，他是否「尊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
特朗普回答道：「我確實尊重他，但我也尊重很多人。尊重他並不意味著我就得跟他保持友好關係。」
奧雷利接著說：「但他是個殺人兇手啊，普京的手上沾滿了鮮血。」
特朗普回答道：「殺人兇手太多了。我們當中也有很多殺人兇手。怎麼，你覺得美國政府就乾淨嗎？」
特朗普這麼說，就好像是把普京的殘暴專制與美國的民主體制等同起來，這讓四面八方的批評如潮水般湧來。還有人因此附會，說特朗普與俄羅斯政府關係親密。特朗普本不該支援這種言論的，但他在採訪中的言論有這個傾向。我曾不止一次好奇，俄羅斯政府入侵鄰國，壓迫甚至謀殺其公民的事例不勝列舉，為什麼特朗普從不願意正視這些再明顯不過的事實呢？可能他想反其道而行之，也可能在下一盤大棋，這樣就能解釋他為什麼一直對俄羅斯政府的行為不明確發表意見，還總對普京表示歉意。也可能是因為有什麼地緣政治上的堅實理由讓特朗普無法公開對其他國家表示譴責，因為這畢竟是人家的內政。但4周前在特朗普大廈的時候，儘管情報機構的領導一致表示，俄羅斯政府已經干預了美國大選，想要損害美國的民主政治，但總統先生似乎對此並不擔心。即使是在私下裡，他也沒有對俄羅斯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太大反應，也不好奇俄羅斯政府下一步打算做什麼。我們都知道普京政府確實史無前例地干預了美國大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特朗普贏得大選。而特朗普對奧雷利問題的回應只會讓大家更加理解普京為什麼願意扶特朗普上位。
緊接著，奧雷利以其暴風驟雨式的提問挑戰特朗普，質問他與普京之間關係為何如此親密，但特朗普依舊不願對俄羅斯政府進行批判。
現在，三天過去了。特朗普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顯得有點傷心，至少有些心事重重，而且依然非常憤怒地想要辯駁。
「我能怎麼做呢？說我不尊重這個我們需要與之交好的大國領導人嗎？」特朗普貌似在自問自答。
一開始，普利巴斯和我都什麼也沒說。就算我們想說點兒什麼，也插不進去嘴，特朗普總統根本沒有給我們留出說話的時間。他接著說，奧雷利又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我回答得很好」。他一邊說一邊看著我們，一臉不容置疑的神情。「我確實回答得很好，誰也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了。」
特朗普在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我能明顯地看出，他是在說服自己，同時他覺得他也說服了我們。其實，我並不覺得奧雷利的問題有多尖銳，也不覺得特朗普的答案有多好，但他並不想聽我的意見。
跟特朗普打過幾次交道之後，我就能辨別出特朗普的意圖了。他會一直強調「大家都這麼想」，這事「確實如此」，一直強調，不容辯駁。我們之前一起吃晚飯的時候就是這樣，他根本不給你說話的餘地。因此，正常談話其實就變成了特朗普的一言堂。每次開會，他都連珠炮似的說很久，其他人根本插不上嘴。這時候，其他人的沉默就會自動被認為是同意了他所謂的「事實」，但這其實是他想象出來的。馬丁·路德說得好：「你不僅要為自己說出的話負責，還得為自己沒有說出的話負責。」
我坐在特朗普對面，看著他不斷用自己的話語結成一個「另類事實」的繭，牢牢地把我們包裹起來。只要我沒有反駁他，那我就一定同意了他一直以來所強調的，他就職典禮的觀禮人數是史上最多的；只要我沒有反駁他，那我就一定同意他接受奧雷利採訪時的反應是非常好的，他給出的回答也是非常機智的。我已經見識過他的這種招數了，這次我不會再讓他得逞。這時候，他正好看著我問：「你也覺得我的回答很棒，是吧？」然後就想繼續說下去。
我抓住了這個空隙，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再年輕一點兒，我絕不會這麼做——尤其是對著美國總統。在我與特朗普有限的交集中，我從沒見過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這樣跟他說話。那時候，他正要開始下一篇宏論，覺得我們就該同意他的觀點。我不記得我是打斷他的話插進去的，還是趁他稍微停頓的時候插進去的，反正我插進去了。
「總統先生，您回答的前半部分很好」我說道。他吸了一口氣，一臉疑惑地看著我，「但後半部分不太好。我們和普京不一樣，我們並不是普京那樣的殺人兇手」。
我這句話一齣口，特朗普不說話了。在這個掛著明晃晃的金色窗簾的屋子裡，一絲陰霾似乎爬上了他的臉龐。我能看到他眼神中的變化，一絲冷酷，一絲陰鬱。他眨了眨眼，眼睛眯了起來，下巴也收緊了。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獨裁者，不習慣身邊的人挑戰他的觀點，更不習慣身邊的人糾正他的錯誤，他才是那個萬物的主宰。我沒說幾句話，卻給他實實在在地潑了一盆冷水。他將我們政府中每個人的努力與普京的暴政置於同等地位，真是讓美國政府蒙羞。他臉上的陰霾來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我從沒說過那些話，而他也從沒有發怒一樣。這場會面就這麼結束了。
總統感謝了我的到來，而從頭至尾普利巴斯都沒說話。普利巴斯陪我走出了橢圓形辦公室，我徑直走出了白宮，我們倆之間也沒再交流。
回到聯邦調查局總部，我對手下人說，經過今天在白宮裡發生的這件事，我跟特朗普總統之間算是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情了。兩週之前，我拒絕對他表忠心，現在又打斷了他的話，直接批評了他。我與特朗普之間，不可能建立我與布什總統或是與歐巴馬總統之間那樣友好暖心的交情了。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聯邦調查局局長本就不應該與在任總統或政府保持密切關係，而這也是我當天去白宮的初衷。
然而，這場會面依然讓我心有餘悸，我從沒在橢圓形辦公室裡說過這樣的話。在我回顧我與特朗普的會面時，我又一次想起了早年做聯邦助理檢察官時對抗美國黑幫的事情，想起了黑幫裡那種無言的順從，想起了老大掌控全域性、手下人必須宣誓效忠的氛圍，想起了他們非友即敵的世界觀。黑幫裡那些為了顯示忠誠而無處不在的謊言，使黑幫組織拋棄了道德理念，拋棄了事實真相。
沒過一週，我又回到了橢圓形辦公室，又坐在了那把椅子上，膝蓋再次頂在堅毅桌的下面。
2月14日，我到橢圓形辦公室參加一個早就計劃好的反恐簡報會，特朗普總統也有參加。他還是坐在桌子後面，我們6個人圍著桌子坐成一個半圓。參會的有我、副總統彭斯、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家反恐中心局長、國土安全部部長，還有我的新上司——司法部部長傑夫·塞申斯（jeffsessions）。這位新任司法部部長上任還不到一週。我一見他，就覺得他與阿爾貝託·岡薩雷斯出奇地相像，都因在這個崗位上承受的重壓而顯得疲憊不堪，但塞申斯還不如岡薩雷斯善良。
奇怪的是，整場簡報會上，總統都顯得沒什麼興趣，有些心不在焉。會上，我對當時美國境內的恐怖主義威脅表達了關切和擔憂，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現象，但他並沒有任何反應。這場會議就這麼死氣沉沉地進行著，快結束的時候，總統示意我們可以離開了。「感謝各位！」他大聲說，然後他指著我說，「我想與吉姆談談。感謝各位！」
又來了。
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說什麼，但這個要求有點不同尋常，我覺得結束後肯定又要寫備忘錄了。因此，我知道我得努力記下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一字不差地記下來。
當時，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坐在椅子上，看著其他人陸續離開橢圓形辦公室，只有司法部部長還在我身邊。作為我的上司，他肯定覺得他得參加這場會面，但總統下了逐客令：「傑夫，謝謝你，但我只想跟吉姆單獨談談。」
然後，賈裡德·庫什納來了。庫什納和其他白宮工作人員一起，坐在後面咖啡桌旁邊的椅子上。他可能要比屋裡的其他人都瞭解他的岳父特朗普，也想留下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事。為了能留下來看看我們要談什麼，他跟我談起了希拉里郵件案，討論當時的情況多麼困難。可能他覺得特朗普會忘記自己說過讓所有人出去，但特朗普可沒忘。
「好了賈裡德，謝謝你。」特朗普說。他的女婿不情不願地出去了。
老爺鐘旁邊的門關上了，屋裡只剩下我們兩個，總統看著我。
「我想跟你談談邁克爾·弗林的事情。」弗林本來是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幾天前被迫辭職了。我不怎麼認識弗林，只是在2014年他出任國防情報局局長的時候，跟他一起出庭做證過。我覺得他還挺招人喜歡的。
弗林本是個退休的五星上將。2016年12月，他與俄羅斯駐美大使交涉過多次，就阻礙聯合國決議一事尋求過俄羅斯的幫助。這項決議譴責以色列擴張定居點，而歐巴馬政府並不打算否決這項決議。此外，弗林還通過俄羅斯大使敦促俄羅斯政府，不要對歐巴馬政府實施的制裁措施做出激烈回應。當時，美國正以俄羅斯干涉2016年美國大選為由對俄羅斯實施制裁。2017年1月初，媒體曝出了這段有關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對話，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響，當時尚未上任的副總統彭斯在鏡頭前否認了弗林曾與俄羅斯政府討論過制裁問題。彭斯說，因為弗林跟他說過這件事，所以他知道。1月24日，我派出了兩名探員去白宮詢問弗林，想知道他跟俄羅斯政府之間究竟都說了什麼，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調查的俄羅斯政府幹預大選案之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對聯邦調查局探員說了謊，否認了自己曾與俄羅斯大使仔細討論過相關問題。
現在總統跟我討論的，就是這個案子。他說，弗林上將跟俄羅斯政府討論這個問題並沒有做錯什麼，但他必須得讓弗林離開這一崗位，因為弗林誤導了副總統的判斷。總統還說，他對弗林還有其他的擔憂，但他並沒有明說。
然後，總統又說了很多關於機密資訊洩露的事情。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確實所見略同。一直以來，有些能接觸機密資訊的人會對記者洩露這些資訊，所有的總統都對這件事憂心忡忡，他也不例外。我解釋道，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歷屆總統都被這個問題困擾，而立案也十分困難，因為查案的時候，有時需要調查涉案人員與媒體的交流情況（比如電話記錄之類的）。但我也告訴他，如果我們確實能鎖定是誰洩露了機密資訊，就有可能立案，而一旦立案就會有殺雞儆猴的效果。儘管我並沒有提出任何調查媒體的建議，總統卻提起了之前我們將一名記者收監並審問的事情。這件事發生在「滑板車」利比案中，那時候《紐約時報》的記者朱迪思·米勒（judithmiller）在監獄了待了將近三個月。因為在2005年對此案的調查中，這名記者藐視法庭，拒絕向法庭提供與利比的相關談話記錄。隨後，總統又極力勸我跟司法部部長塞申斯討論一下，有什麼更有攻擊力、更有威懾力的方法對付那些機密資訊的洩露者。我對他說，我會把這件事轉告司法部部長。
總統談了一會兒資訊洩露的事之後，雷恩斯·普利巴斯側身探入。我看到有一群人在外面等著，其中也包括副總統。總統揮揮手，示意他關上門，說馬上就結束。普利巴斯把門關上了。
轉過頭，總統又回到了邁克爾·弗林的事情上，他說：「弗林是個好人，經歷過很多痛楚。」他又重複說弗林其實並沒犯什麼錯誤，只是誤導了副總統而已。
然後總統又說：「我希望，你能找個什麼方式讓這事兒過去，放過弗林一馬。他確實是個好人，我希望你能想想辦法。」
當時，我理解的總統的想法是，他想讓我們撤銷關於弗林做偽證一案的調查。但我當時並沒有理解到，總統所指的案子範圍更廣，他想讓我們撤銷對俄羅斯干涉美國總統大選一案，以及俄羅斯與他的競選團隊之間的關係的調查。無論如何，聯邦調查局都是獨立的調查機構，因此總統的這種要求讓我異常憂慮。試想一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頓當上總統，然後與聯邦調查局局長單獨談話，還極力勸說要他撤銷對她任期內的國家安全顧問的調查，那會是個什麼情況？
其實，總統的這種要求是非常不恰當的，但他還是極力在為自己辯解。我並沒有打斷他，儘管我應該打斷他。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這個要求是不恰當的，為什麼他又讓所有人出去，連司法部部長和副總統都沒留下，而要單獨跟我談呢？
至於我，我只能同意「弗林是個好人」，從我認識的弗林來看，他確實是個好人。但我並沒有說我會「想想辦法」。
對於我的反饋，總統並沒有什麼反應，又回過頭簡單討論一些資訊洩露的問題，隨後就結束了我們的會面。我起身從老爺鐘旁邊的門出去，徑直穿過門口等待的那一大群人。站在那兒等著的有普利巴斯、副總統彭斯、新上任的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湯姆·普賴斯（tomprice）。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
回到車裡，我給手下人發郵件，說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給我準備的反恐簡報材料非常有用，但「現在我又得寫封備忘錄了」。這份備忘錄記錄了會後我與總統的談話。我寫了一份非機密的備忘錄，寫了關於弗林的事。寫完之後，我與聯邦調查局的一些高階領導討論了這件事，包括副局長麥凱布、辦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已經寫了好幾封與唐納德·特朗普會面的備忘錄了。我知道，我得把這些會面中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談話的內容有些敏感，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知道，我正在與一個可能會說謊的行政機構領導者打交道。為了保護聯邦調查局，也為了保護我自己，我得保留一個即時記錄。
其他的聯邦調查局領導也同意，我們不應該因總統的要求而影響對弗林一案的調查（從更廣泛意義上說，就是對所謂的俄羅斯勢力與特朗普競選團隊相勾結影響2016年美國大選一案的調查），我們也不打算按總統的要求行事。同時，我們還討論到，因為見面的時候只有我和總統兩個人，沒有人可以證實我的言論，所以我們覺得，向司法部部長塞申斯彙報這件事並沒有什麼意義。在我們看來，塞申斯才不想蹚俄羅斯這攤渾水，他一定會抽身的。（果然，兩週之後他就不管這事了。）而當時，副總檢察長的職位是由一位聯邦律師代理的，他不會一直出任這個職位。經過討論，我們覺得應該等調查有了進展，想明白應該如何回應總統的要求，弄清楚其中的關竅之後，再做決定。
2月14日，我與總統談話之後，我讓吉姆·雷比茨基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週三上午的反恐例會結束之後，安排我與司法部部長會面。例會結束之後，所有人都走了，只有我、司法部部長和我們各自的辦公室主任在場。會面就在剛剛開會的司法部安全會議室裡，我和塞申斯各坐在會議桌的一頭。當年洛蕾塔·林奇對我說，把對希拉里·克林頓郵件一案稱為「事件」的時候，就是坐在塞申斯坐的那個位置上，甚至可能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會議室裡的人都離開了之後，我兌現了對總統的承諾，替他將對資訊洩露的擔憂轉達給了司法部部長，也對司法部部長說明了總統希望我們加大調查力度，找到一些更有攻擊力的方式使洩密者受到懲罰。我當時抱著樂觀的想法，覺得司法部部長可能能夠影響特朗普總統的想法，於是我利用這個機會懇求他，以後不要再讓我與總統單獨見面了。「這不行啊，你是我的上司，總統與我談話的時候你必須在場，不能被排除在外。你必須得處在我和總統中間啊。」塞申斯並沒有問我發生了什麼讓我如此憂慮，我也沒說。他只是把眼睛垂下，望向桌子，前後看了幾下，又左右看了幾下。他的這種行為我後來又看到過許多次。在我的記憶中，他什麼都沒說。四下看了一會兒之後，他把雙手放在桌上，站起身來，感謝我的到來。於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並不能給我提供幫助。雷比茨基和我一起離開了。我被塞申斯看得心裡直發毛，於是我讓雷比茨基給塞申斯的辦公室主任打了個電話，確保他確實理解了我的想法，也理解了司法部部長要介於聯邦調查局局長和總統之間的重要性。他的辦公室主任回答道，他們知道了。
但其實，他們不知道。或者說，他們根本無法知道。
截至當時，我還不知道，我與特朗普總統之間的糾纏只剩下三個月了。3月1日，我正要乘直升機飛到里士滿，參加一場阿片類藥物峰會。正要登機的時候，我的助手奧爾西婭·詹姆斯給我打電話，說總統想跟我講話。我完全不知道總統打電話想要講什麼，但我覺得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讓車停在直升機跑道上，等著接電話。緝毒局局長，也是我的老友查克·羅森貝格正在直升機上等我。
過了幾分鐘，我的電話響了，話筒裡傳來了白宮接線員的聲音，說總統正線上上。電話裡傳來總統的聲音，說他就是想「問候一下」。我回答他說，我挺好的，有很多事情要忙。為了讓對話繼續下去，我說司法部部長最近正忙著準備關於打擊暴力犯罪的演講，忙得不可開交。總統說：「他就該幹這個。」這個對話太詭異了，不到一分鐘就結束了。掛了電話，我突然反應過來，這可能是另一個想讓我變成「自己人」的嘗試，他應該是想要確認我是「自己人」吧。不然的話，為什麼日理萬機的美國總統要給聯邦調查局局長打電話，而且僅僅是為了「問候一下」呢？我下了車，登上直升機，向緝毒局局長道歉，解釋說我來晚了是因為總統剛打電話來「問候了一下」。
3月30日，特朗普又給我打電話，這次我在聯邦調查局總部。他打電話來說，聯邦調查局對俄羅斯一案的相關調查就像他頭頂上的「一片陰雲」，讓他無心理政。他說自己與俄羅斯政府沒有任何關係，與俄羅斯的妓女也沒有任何關係，而且對於他在俄羅斯的一言一行都被人錄了下來這件事也早就已經料到。然後，他又提到了所謂的「金色液體事件」。這已經是他第4次宣告這件事不是真的，而且再次問道：「你能想象我會和妓女混在一起嗎？」隨後，他提到了他美麗的妻子，說這整件事已經給他的妻子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顯然他是想勾起我的惻隱之心。
他問我，我們能做點什麼才能拂去他頭頂的「陰雲」。我回答道，我們正在儘快調查，如果什麼都沒找到，那就說明萬事大吉。他同意了我的觀點，但又強調了一遍這件事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