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讚歎道:「這些白宮的工作人員,他們每次都手寫這些東西。」
我點頭同意:「確實,有個書寫人員。」
他的嘴角噙著一絲嘲弄,重複道:「他們是手寫的。」
晚餐開始後不久,可能是在這幾個海軍服務生上挪威海螯蝦的時候,特朗普突然發問:「所以你想做什麼呢?」這個問題太奇怪了,我一開始都沒聽明白。但他沒等我回答就開始他的長篇大論,然後我就非常清楚他想問什麼了,他想問我,我還想不想繼續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
他說很多人都想做聯邦調查局局長,但他個人對我評價很高。他說他聽到別人對我的評價也都很高,也知道我在聯邦調查局內部有很高的威望。但儘管如此,如果我想「離開」的話,他還是能夠理解的,畢竟我經歷了這麼多。但隨後他又說,如果我真的離職了,可能會對我的個人形象有影響,因為別人會覺得我可能是因為做錯了什麼才離職的。最後他說,只要他想,他就「可以對聯邦調查局做出一些改變」,但他想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話說到這兒,我完全明白情況了。這次晚餐,這個私人晚餐的安排,還有之前特朗普在各種場合下對我是否會繼續出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試探,都讓我堅信,他是想跟我建立一個互惠互利的關係。可能有人提醒了他,也有可能是他自己這麼認為,他覺得是他「免費給了」我這份工作,現在他想要一些回報。明白了這一點,我覺得對他更陌生了。美國總統邀請我吃晚飯,跟我討論我自己的去留問題?
我回答他說,他確實隨時可以炒掉聯邦調查局局長,但我想繼續這份我深愛的工作,我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失職的地方。我對他說,我之前並不打算再回政府機關工作了,但這份工作讓我受益良多,我希望我能幹滿我的任期。從他的反應來看,他可能還想聽我說點兒別的,於是我就加了一句,說我有一點是「完全可靠的」,但在這裡這個詞並沒有任何政治含義,不像政治上那些「完全可靠的」投票,而是指我會永遠對他說真話。
我對總統說,我並沒做過什麼偷偷摸摸的事情,我也沒有洩露資訊。但我也並不在任何人的政治陣營裡,不可能成為傳統意義上所謂的「政治盟友」,而這對於總統來說,其實是最好的選擇。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調查的都是這個國家最具爭議的問題,經常會涉及一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員,就像之前布什任期內的時候,我們曾處理過布什總統的首席政治顧問卡爾·羅夫和副總統的辦公廳主任「滑板車」利比的案子。聯邦調查局有能力進行這樣的調查,能夠得出可信的結論,因為聯邦調查局並不是總統維持政治統治的工具。如果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沒有這樣的口碑,淪為總統維持政治統治的工具,那麼總統就無法再對政府內部的那些爭議進行調查,只能任命特別檢察官來調查了。
我的這番解釋顯然沒有讓他滿意。又過了一會兒,他嚴肅地看著我,說:「我需要忠誠,我希望你能對我忠誠。」
我沒有說話,沒有動,臉上的表情也絲毫未變,氣氛就這樣安靜了下來。剛才發生了什麼?美國總統居然想讓聯邦調查局局長對他保持忠誠?這簡直匪夷所思。請特朗普的支援者想一想,如果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對歐巴馬政府的高官進行調查的時候,歐巴馬總統單獨請他吃飯,而且在飯桌上跟他討論其工作是否能保得住,然後總統說他希望聯邦調查局局長對他保持忠誠。那第二天,福克斯新聞上肯定會有人抨擊歐巴馬,要求對其進行彈劾。我永遠也不可能想象歐巴馬會做這樣的事情,喬治·w.布什也不可能。在我看來,這樣的要求是「公牛薩米」這樣的黑幫老大才能做出來的,只有黑幫老大才會在入會儀式上問我,是否想成為「自己人」,而此時的特朗普,就像一個黑幫老大一樣。我從未成為過誰的「自己人」,今後也絕不會成為誰的「自己人」。於是當時我決定,我絕不能給總統任何暗示,不能讓他以為我會同意他的要求,所以我保持了絕對沉默。我們彼此對望了一會兒,好像過了很久,但可能實際上才過了兩秒鐘。我望向他平靜無波的藍眼睛,望向他眼睛下那半月形的白色痕跡。那時我想到的是,總統並不瞭解聯邦調查局在美國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不關心我們這些人用了40多年建立起來的聯邦調查局宗旨和準則。他確實一點兒也不瞭解,也不關心。
在職業生涯的早些年,我還年輕的時候,我從不敢這樣靜默,不敢讓氣氛這樣冷下去,我都會點點頭,或是嘟囔幾句,表示自己同意對方的觀點。就算現在我已經56歲了,經歷過很多事情,做聯邦調查局局長也做了4年,在跟總統坐在一起的時候我依舊得做好心理建設,才敢直視他的眼睛。我內心有一個聲音:「別動,千萬別動。」
這個尷尬的沉默是由特朗普打破的,他低頭看著自己的盤子,換了個話題。我之前的沉默回應並沒有讓他冷場,他一點兒也沒冷場。我們繼續吃飯,氣氛又變得輕鬆愉悅起來。
我們的會面繼續了下去——我不想用「對話」這個詞,因為對話是要雙方有來有往地交流才行,但我們這次會面,基本都是特朗普在唱獨角戲。我又一次努力想讓總統瞭解,聯邦調查局和白宮保持距離是非常重要的。但想在他滔滔不絕的長篇大論中插一嘴,實在是有點難。在接下來吃飯的過程中,除了有時停下來吃幾口,他一直在講話,從參觀就職典禮的人數,講到大選過程中他在媒體中露面的次數,又講到大選中的人心險惡。他對希拉里·克林頓郵件一案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在他的敘述中,每個階段都是以我為標誌命名的。他說,在「科米第一幕」裡,我於7月5日發表的對希拉里·克林頓不提起訴訟的宣告「拯救」了她。他認為我的這個結論實在是大錯特錯。在他所謂的「科米第二幕」裡,我向國會遞交了重啟調查的宣告,做了我必須做的事情。在「科米第三幕」裡,我又向國會遞交了一份宣告,再一次結束了這個案子。在他看來,我又一次拯救了希拉里,但希拉里自己「把手裡的牌打爛了」。他聽起來就像是在講述自己最喜歡的電視節目的劇情。
接下來他開始談論白宮的裝飾,大概說一些類似「這就是奢華,我知道什麼是奢華」的話。我抬頭看了一眼他身後那兩個頭頂著壁爐架的可憐的雕像,想著他這句話也說得過去。然後特朗普又說,他沒有嘲笑那些可憐的殘疾記者。他對這件事的解釋我已經在電視上看過很多次了。他還說他沒有虐待過那些女性,他一件一件跟我詳細地講,就像我們上次談話時那樣。他堅持說,他不可能對飛機上坐在他身邊的那位女士上下其手,那些對他豢養三級片明星的指控也十分荒謬。他說話的方式就好像是在參加口頭謎語大賽,還有計時的那種。他會像爆豆一樣,撿起一個話題就講起來,講完再換另一個不相關的話題,偶爾又回到剛才那個話題,迴圈往復。但這些話題都是他起的頭兒,他來講,然後他又停止這個話題換另一個。而這些行為,絕不是優秀的領導者與下屬建立融洽關係的方式。
我妻子帕特里斯曾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想要告訴我:「親愛的,這些事都跟你沒關係。」我的工作換了一個又一個,她依然這樣說。而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努力理解才能認識到這一點。她經常得提醒我,無論其他人是什麼感受——是開心、傷心、懼怕或是困惑——都和我沒什麼確切關係。他們可能是收到了一個禮物,失去了一個朋友,拿到了什麼檢查報告,或者只是不能理解為什麼愛人不回電話。那些都是別人的生活、別人的問題、別人的希望和夢想,不是我的。人類的本性讓我們(或至少讓我)很難自然而然地理解這些。畢竟,我們只能通過自身經歷來理解這個世界,這就讓我們總是相信,我們所想、所見、所聞的一切,都與我們自身有關。在我看來,我們所有人都這樣。
但領導者需要不斷地訓練自己不要這樣去想,這樣的洞察力對領導者來說很重要。首先,這讓你能喘息片刻,相信自己並沒有那麼重要。其次,意識到人們並不總是在關注你,這會讓你想知道他們在關注些什麼。我將其視作情商的根本,能夠想象出另一個「自我」的認知和感受。有些人天生對情商就有著很好的感受力,但我們所有人都可以通過後天的練習來彌補情商的缺陷,至少大部分人都可以。而我覺得,可能沒有人教過特朗普這些。
這位總統基本不問一些會引發討論的問題,總是說一些他的觀點和論斷。這讓我覺得,我的沉默是不是代表我已經成為他口中說到的「每個人」,認同參觀他就職典禮的人數是史上最多的,認同他在就職典禮上的演講是無與倫比的,認同他從未虐待過任何女性,諸如此類。這些話基本就泯滅了真誠的雙向對話的可能。
他還說了一些令人困惑又沒什麼必要的謊言。比如說,總統告訴我,辦公廳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不知道我們見面,但這事兒有點不太可能。如果總統單獨與聯邦調查局局長吃飯,辦公廳主任應該知道才對。但吃了一會兒以後,特朗普又不經意地說:「雷恩斯知道我們吃飯的事兒。」
我一邊吃,一邊聽他漫無邊際地侃。突然,他提到了之前我們說過的那個俄羅斯妓女的事情,他稱之為「金色液體事件」。他把之前跟我說過的話基本上又重複了一遍,然後說,如果他妻子梅拉尼婭(melania)有「哪怕1%的可能性」相信這是真的,那他就麻煩了。這句話讓我略微有點走神。我立刻開始想,為什麼他妻子會覺得他能做出這種事情來?哪怕只有一點點兒懷疑,在我看來也不太正常。儘管我有很多缺點,但帕特里斯絕對不可能,100%不可能相信,我會在莫斯科跟妓女混在一起,還讓她們在彼此身上小便。她要是聽到這種指控,肯定會覺得這是無稽之談。究竟在怎樣的婚姻關係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丈夫,才會讓妻子有可能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我幾乎確信,總統沒聽過「做賊心虛」這句話。他又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了,解釋說為什麼這些說法都不可能是真的,最後說想請我調查所有對他的指控,證明那些都是假的。我說這些都由他決定。與此同時,我也表示說,如果這樣,那肯定會傳出聯邦調查局正在對他展開調查的風聲,但就算調查也很難證實什麼都沒有發生。他說我說得也對,但又一次請我考慮一下,說他自己也會好好考慮。
他還問了我其他的問題,但看起來也沒頭沒腦的。他問我司法部部長埃裡克·霍爾德和洛蕾塔·林奇相比怎麼樣。我說,霍爾德與歐巴馬總統的關係親密一些,這樣的關係有好處也有壞處。於是,我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解釋,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要與白宮保持距離。我說,這種關係其實是一種和諧的矛盾體:從古至今,有一些總統覺得他們要與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保持親密的關係,因為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都是「麻煩」的來源。但親密關係一旦越界,會讓這些麻煩愈演愈烈,因為這樣會降低民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削弱民眾對其工作能力的認可度。我並不清楚他是否聽懂了我的話,也不知道他對我的話感不感興趣。
吃飯的時候,我又想起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特朗普沒笑過,至少我不記得他笑過。開會之前閒談的時候他不笑,對話的時候他不笑,我們這次看似放鬆的晚餐會上他也不笑。我想知道其他人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知道他在面對鏡頭的那幾千個小時裡有沒有笑過。我沒開玩笑,他確實在鏡頭前面過了好幾十年,之前做商界精英的時候他就生活在鎂光燈下,後來又做了好幾年的真人秀明星。因此我很好奇,於是我就在谷歌和影片網站優兔上搜尋了一下。在搜尋結果中,我找到了一個影片。這個影片中,唐納德·特朗普露出了一個可以稱之為笑的表情。那是2016年1月,他問一個來自新罕布什爾州的聽眾,背景音中有一個類似狗叫的聲音是什麼,那個聽眾說「那是希拉里」,然後他做出了這個表情。我可能有點過分解讀了。我覺得他私底下對著妻子和孩子,或是跟親密的工作人員在一起的時候,總會笑的,也可能是我錯過了他所有在公眾面前露出笑容的鏡頭。但在所有我認識的通過選舉得到職位的領導人中,特朗普是唯一一個不經常在公眾面前露出笑容的人。在我看來,他不在公眾面前展露笑意是因為他的自我安全感太弱,無法展示自己脆弱的一面,也不肯冒險去欣賞他人的幽默(萬一沒欣賞好呢)。而這些對一個領導者而言是非常悲哀的,對一個總統來說,甚至有些恐怖。
這頓飯快吃完的時候,他問了我一個問題——這是他第一次想了解一下這個跟他吃了一晚上飯的人。他想知道,我是怎麼當上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說到,其實當我知道歐巴馬總統對這個職位的認知與我不謀而合時,我真的又驚又喜。當時歐巴馬總統說,他希望聯邦調查局局長稱職且保持獨立,不想讓聯邦調查局牽涉進政治中,他只想在晚上能安心地入睡,知道聯邦調查局正在正常運作,保護著每一位美國公民。隨後我又複述了一下歐巴馬總統和我第一次在橢圓形辦公室見面時所討論的話題。我那時就在想,我與歐巴馬總統的第一次談話,無論是討論的內容還是討論的形式都與今晚大相徑庭。聽完我的話,特朗普總統說,我能留下來他非常開心,因為他身邊很多人都對我評價甚高,就連他選中的國防部部長和司法部部長都是如此。
然後,他又回到了忠誠這個話題上,再一次說:「我需要忠誠。」
我又一次停住了,然後說:「我對您會永遠誠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他停了一下,然後接著說:「這就是我想要的,誠實的忠誠。」顯然,我的這番話在他看來,就是代表我們達成了某種雙贏的「交易」。
我又停下來,然後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不想再說下去了,我非常想擺脫這種僵持的局面。我對自己說,我能做的都做了,能說的都說了,再也不可能說得更明白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位「自由世界的領袖」,自詡偉大的商業大佬,並不理解什麼才是領導力。優秀的領導者從不會要求下屬對其保持忠誠,只有像美國黑幫頭目那樣通過讓人懼怕來領導別人的人,才要求下屬對其個人保持忠誠。優秀的領導者非常關心自己的下屬,教會他們誠信待人、體面做事;優秀的領導者一諾千金,勇於犧牲;優秀的領導者非常自信,因此能夠禮賢下士,謙遜待人;優秀的領導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長處為何,也害怕自身的侷限性所帶來的問題。他們知道,他們不可能總能理解問題,總能找到原因,總能看到世界的真相,總能不被矇蔽雙眼。他們能說出真相,也知道只有聽到了真相才能做出明智的判斷。為了獲取真相,他們創設高標準的環境。他們知道什麼才能使團隊持續長久,什麼才能使團隊產生卓越的成就。他們知道,實現這一切的最有效方式是「愛」。優秀的領導者絕不會要求他人對自己保持忠誠。
晚餐最後,我們每個人吃了兩個冰激凌球,隨後我就回家了。回家後,我對這次晚餐寫了個備忘錄,之後每次跟特朗普單獨會面之後,我都會寫一份這樣的備忘錄。之前,我從未這樣做過,也從未以聯邦調查局局長的身份在與其他人會面之後做過備忘錄。但與特朗普會面之後,我必須要這樣做。原因有很多,其一就是我們會討論一些有關聯邦調查局職責和總統本人的話題,而在看過特朗普的大選過程之後,我對這個人是否正直表示非常懷疑。我得保護聯邦調查局,保護我自己,因為我不能寄希望於他會坦率地說出我們的談話內容。寫完之後,我將備忘錄列印了兩份,一份與聯邦調查局的領導團隊共享,讓我的辦公室主任歸檔留存,另一份我鎖在了家裡。我把其中一份鎖在家裡也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備忘錄是我的個人財產,就像日記一樣,需要保留;另一個原因是,我覺得把與這位總統打交道的過程記錄下來十分必要,說不準哪天就能用上。
悲哀的是,有一天我真的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