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就是尋求真相……因此這個使命被玷汙的可能性，甚至只是這個使命被玷汙的想法都讓我深深為之憂慮。然而，長久以來，我們都在被這個問題困擾，我們也應該被這個問題困擾。
——羅伯特·m.蓋茨（中央情報局前局長）
一隊全副武裝的suv，上面坐著國家情報總監、中央情報局局長、國家安全域性局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正開向曼哈頓中心這座高大的、金光閃閃的大廈。2017年1月6日，距離總統就職日還剩兩週，當天早上，我們全都聚集到了這座大廈裡。紐約警察局的警員引導我們的車開過路障，來到麥迪遜街和第五大道之間的小巷中。我們下了車，在安保衛隊的保護下走入特朗普大廈的側門。
此時，媒體都在第五大道的等候區，看不到我們下車；抗議者也在不遠處的等待區，也看不到我們。儘管如此，我們這浩浩蕩蕩的一群人，依然在特朗普大廈的大廳裡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我們這一群人足夠擠滿兩個電梯。上電梯的時候，從一個電梯裡走出一位要去遛狗的女士。她和她的愛犬都穿著華貴又保暖，以便能抵禦外面的寒風。她牽著她的愛犬穿梭在我們這群西裝革履還全副武裝的人之中。我們這些情報機構領導人，手裡拿著美國最重要的秘密，嘴裡禮貌地嘟囔著：「借過一下，謝謝。」
過去這段時間，這座位於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廈接待了很多前來求職的工作人員，其金碧輝煌的大廳也見證了高管的來來去去，這些畫面都通過電視直播了出去。現在，美國最大的情報機構的領導們正悄悄走進這座大廈，想要面見這位即將任職的美國總統。
這已經是情報界（政府內部將其稱為ic）領導層第三次簡報會，也是最後一次簡報會了。在簡報會上，情報界領導層會就俄羅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案的一些機密資訊進行彙報。在歐巴馬總統的指示下，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域性和聯邦調查局的分析師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分析師一起，花了幾個月時間，把所有能調查到的線索拼在一起，形成情報評估報告遞送政府部門，也遞送給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這份情報評估報告完整地說明了俄羅斯是如何幹預了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這份情報評估報告的非機密版本已經準備好要公開了，但涉及的內容太多，包含一些非常敏感的資訊。其中，資訊來源和獲得資訊的方式都很敏感，更確切地講，是獲得資訊的方式更敏感一點兒。這份報告事無鉅細地講述了我們所有的情報機構為什麼如此反常地形成高度統一的意見，堅信俄羅斯勢力深入干預了美國總統大選。
4家情報機構聯合簽署了這份評估報告，這種做法令人震驚不已，卻傳達出了一個再清楚不過的資訊：俄羅斯總統普京非常努力想要影響2016年的美國大選。他通過網路活動、社會媒體和俄羅斯官方媒體干涉2016年美國大選，想要達成以下目的：降低民眾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信心；抹黑希拉里·克林頓，干擾其競選過程以阻止其登上總統之位；幫助唐納德·特朗普贏得大選。
2017年1月5日，我們開了第一次簡報會。簡報會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召開，我們向總統歐巴馬、副總統拜登和國家情報總監吉姆·克拉珀彙報了工作進展、調查結論和得出結論的依據。總統問了好幾個問題，副總統也問了幾個問題。
每當這樣的時候，我總能時不時地發現巴拉克·歐巴馬和喬·拜登之間那些溫暖的兄弟情義，儘管這兩個人個性完全不同，有時擦出的火花卻讓人驚歎。他們兩個總是這樣，歐巴馬總統就某個問題發表了清晰明瞭的看法，指向了這個問題的東面。然後有那麼一刻，拜登插進來，說「總統先生，我能問個問題嗎？」歐巴馬會禮貌地同意他的提問，但臉上的表情明顯透露出，他完全知道這接下來5~10分鐘的時間裡，我們可能都在討論這個問題的西面。但是，歐巴馬還是非常耐心地聽拜登講，等他講完，歐巴馬再把討論拉回正軌。
但在這次會議上，我們一直都沒有偏離討論的正軌。在會議延時了一會兒之後，歐巴馬總統問我們，接下來我們打算做什麼。克拉珀總監解釋說，我們第二天早上要與來自兩黨的8名參議員組成的「八人團」開一個簡報會，說明一下情報部門面臨的問題，然後我們會直接去紐約，向即將就職的總統團隊彙報。
克拉珀對歐巴馬總統說，有一個不太正常的情況，我們必須得提請特朗普先生注意：有一些材料（後來公眾將其稱為「斯蒂爾檔案」）中包含了一系列對特朗普先生的指控。這些材料是由一個非常可靠的情報機構前工作人員蒐集的，但還未被完全證實。材料中有些資訊實在是太敏感了，其中有一些未經證實的材料，指控特朗普涉嫌在2013年出行莫斯科時，與俄羅斯妓女發生過異常性行為。這幾位俄羅斯妓女還在麗嘉酒店的總統套房（歐巴馬總統出訪俄羅斯時曾在此居住）的床上小便。另一項指控是說，這些活動已經被俄羅斯情報機構拍攝下來，很有可能會以此勒索特朗普先生。克拉珀解釋道，我們覺得媒體很快就會對這些材料進行報道，因此，由情報界先告訴特朗普先生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聽了這些話，歐巴馬總統並沒有任何反應，至少沒跟我們說。他的聲音波瀾不驚，不帶任何感情色彩：「那你們去見了特朗普，打算怎麼說呢？」
克拉珀以常人難以察覺的餘光瞥了我一眼，深吸了一口氣，說：「我們決定，在完成情報評估報告的彙報後，由科米局長單獨會見特朗普先生，討論這些敏感問題。」
總統一句話也沒說，他轉過頭看著我，挑了挑眉毛，像是要強調些什麼似的，然後又轉回去。我知道對於這種表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在當時的我看來，他的那種喜劇演員式的挑眉暗含著一絲幽默，又有對我的擔心，就好像在說：「祝你好運吧，朋友！」我覺得胃裡像灌了鉛一樣，無比沉重。
會議結束之後，我盯上了橢圓形辦公室的咖啡桌上放的那筐蘋果。歐巴馬總統和歐巴馬伕人都非常關心健康問題，這位第一夫人還在學校開展了一項活動，倡導把垃圾食品都換成蔬菜和水果。因此幾年以來，橢圓形辦公室的咖啡桌上都會擺上一筐蘋果，這已經成為橢圓形辦公室的一個慣例了。我不確定這些蘋果是不是能吃，但有一次，我看見白宮辦公廳主任丹尼斯·麥克多諾（denismcdonough）拿了兩個，他肯定不會吃塑膠蘋果吧。很久之前，我最小的女兒曾求我給她帶個總統蘋果回來，這明顯是我最後一次機會了，要不要拿個蘋果呢？現在不拿，以後就再沒有機會了。但要在有關俄羅斯干預總統大選一案的會議結束之後順走一個蘋果，也太沒教養了吧。但那時候，父親對女兒的愛打敗了所謂的教養，我還是拿了一個。沒有人阻止我拿這個蘋果。回到車上後，我給蘋果拍了張照片，然後發給了我的女兒。晚上回家的時候，她讓我嚐了一片。嗯，不是塑膠的。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國土安全部部長傑·約翰遜的電話。我們兩個從20世紀80年代一起在曼哈頓做聯邦助理檢察官的時候就是朋友了，早上的會議他也在。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歐巴馬總統的建議下給我打這通電話，也不知道他們兩個是否談過這個問題，但傑還是就這件事跟我說了他的看法。
「吉姆，我對你單獨面見特朗普還是有點擔心。」
「我也有點擔心。」
「你之前見過唐納德·特朗普嗎？」
「沒見過。」
「吉姆，請一定小心，一定要非常小心。我總覺得，這事兒不會一帆風順的。」
我對傑對我的關心表示感謝，也感謝他特意打電話來提醒我。這通電話，讓我覺得更加不安。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聯邦調查局知道這些材料的存在，也有兩位參議員分別與我聯絡，讓我注意這些材料，並且提醒我華盛頓有很多人手上都有這些材料或知道這些材料的存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也知會聯邦調查局新聞辦公室，稱他們第二天就要跟進這些材料了。不管他們說的是真是假，但如果敵人想要脅迫哪個政府官員，而你想讓這個官員對此有所準備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告訴這個官員敵人可能會做什麼。聯邦調查局將其稱為「防衛式簡報會」。
但我們究竟要怎麼給特朗普彙報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的事兒，同時又不告訴他那些敏感資訊呢？這些資訊太淫穢，當著一群人的面告訴他實在是太尷尬，尤其還是當著歐巴馬任命的這群官員。特朗普一上任，這些人就要離職了，而我還會留下來繼續做聯邦調查局局長，現在我們知道的這些資訊又必須得有人告訴特朗普，因此這事由我來做也是有道理的。這個計劃是明智的，如果在跟他談起那些莫斯科妓女的時候能選擇恰當的措辭，就更好了。但這個「明智的」計劃，依然讓我覺得非常不安。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非常不安。很久以前我就意識到，人們總是按照自己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來推測別人。就算你和他們的世界觀完全不同，他們還是會把自己的世界觀投射在你身上。唐納德·特朗普作為一名政客和態度強硬的交易者，很可能會覺得我是用這個妓女的事情作為把柄，想要從中謀取些什麼。他也可能覺得我在玩埃德加·胡佛那套，因為如果是胡佛局長的話，就會這麼做的。這事兒肯定不會順利。
不過，想到埃德加·胡佛，我覺得我得找點兒籌碼，讓這位即將上任的總統相信我。我得準備點兒說辭，讓場面變得好看一些。為此，我和我的團隊商量了很長時間，終於決定，我的籌碼就是，向他保證聯邦調查局此刻並沒有對他展開調查。其實這是真的，聯邦調查局確實沒有在這件事上對他展開反情報偵察。我們其實不關心他是否在俄羅斯跟妓女有什麼瓜葛，只要俄羅斯人不脅迫他就行。
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極力勸阻，說這種保證雖然是真的，但會誤導特朗普，讓他覺得聯邦調查局可能正在調查他的其他行為，或是聯邦調查局將要調查他的大選團隊是否與俄羅斯有關。而且，如果聯邦調查局之後真的對特朗普立案偵查，可能就必須得提前告知他了，這也著實令人擔心。我明白其中的邏輯，但我考慮到新任總統特朗普一向衝動，一旦他與聯邦調查局開戰，後果將更嚴重。我決定盡己所能，好好跟他合作。因此，我拒絕了吉姆·貝克深思熟慮的建議，還是決定帶著「聯邦調查局此刻並沒有對你展開調查」這個籌碼，去見特朗普。這次會見，又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會見。
2017年年初，處理完希拉里·克林頓這個複雜的案子之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公眾人物，大家都認得我。就算我想藏起來不讓別人看見，就我這個身高來說也不太容易。很明顯，共和黨人也都同意希拉里·克林頓的觀點，認為是我影響了大選，讓特朗普獲勝了。希拉里對我有多生氣——有時可能是憤恨——特朗普團隊對我就有多友好。在特朗普這邊的人眼裡，我也算是個名人了，這讓我走進特朗普大廈這一路感到非常不舒服。我並不想看起來和其他的情報機構領導有什麼不同。
我們在特朗普公司內部的一個小會議室裡開會。這個會議室裝飾得很平淡，臨時掛了個金燦燦的落地窗簾遮擋住玻璃牆，這樣走廊裡路過的人就看不到我們了。特朗普準時走進會議室，後面跟著即將上任的副總統和其他即將被任命的白宮團隊。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唐納德·特朗普本人，他本人比在電視上跟希拉里·克林頓辯論的時候看起來矮一些，但他長得跟在電視上看起來一模一樣，這一點令我非常驚訝，因為很多人真人和電視上看起來會有些差別。跟電視上一樣，他的西裝上衣釦子沒扣，領帶太長；臉上有點偏橘色，眼睛下方有白色的半月形痕跡，可能是太陽鏡的作用；頭髮明顯有精心打理過，從近處看起來都是他自己的真頭髮。我還記得，我曾好奇他早上要花多長時間打理頭髮。他伸出手打招呼的時候，我偷偷和他比了比手掌的大小，他的手掌比我的小，但沒小多少。
特朗普把他團隊的主要成員全都叫來了會議室，即將上任的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pence）、白宮辦公廳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priebus）、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mikeflynn）和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spicer）都坐在這個橢圓形會議桌兩邊，特朗普和彭斯坐在桌子兩頭。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屋子裡十分安靜。我們與特朗普團隊的人握了手，即將上任的副總統多握了我好幾秒，還拉長了音稱呼我的名字「吉……姆……」，聽起來很奇怪，就好像許久沒見的老朋友在打招呼，又好像是在安慰某個老友。我不記得我曾經見過邁克·彭斯，但我想起來，14年前我們曾通過一次電話。2003年，我還在曼哈頓做聯邦檢察官，我和他一起調查一起案件。那件案子中，嫌疑人註冊了一些色情網站，那些網站的網址與當紅兒童網站的網址十分相近，這樣如果哪個孩子不小心拼錯了網址，就會進入那些色情網站。對此，我的反應是：這肯定是犯罪。我發現，就在幾個月前國會通過了一項《真實域名法案》，將這種行為認定為犯罪。我特意要到了提出該法案的眾議院議員的電話，想對他表示感謝。接電話的就是印第安納州的議員邁克·彭斯，他在電話裡告訴我，在他的一個孩子被誤導登入這樣的網站之後，他就開始推動這項法案的頒佈。
情報總監克拉珀坐在特朗普右手邊離他最近的位置上，旁邊依次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國家安全域性局長邁克爾·羅傑斯（mikerogers），然後是我。我後面靠著牆坐著的是特朗普未來的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篷佩奧（mikepompeo）、國土安全顧問湯姆·博塞特（tombossert）和國家安全副顧問k.t.麥克法蘭（k.t.mcfarland）。特朗普團隊的中央情報局簡報員（一名為即將上任的總統傳遞一般情報簡報的工作人員）也參與了會議，負責會議記錄。
截至此時，我已經同兩位總統緊密共事過，還與很多其他政府領導人一起工作過，因此，我對特朗普非常好奇，這一典型的「離水之魚」，在完全陌生的工作環境中是如何自處的？經營一個家族企業和經營一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是經營一個大型市政機關也和經營私人公司有很大差別。在政府機構裡，你要和各種各樣的選區選民打交道，而這些選民並不會聽你的，也不會向你彙報，你還要遵守一些公司總裁一般不需要遵守的法律和規章制度。
我見過很多領導者，從他們身上我明白了，足夠自信所帶來的謙遜之舉是有效領導力的重要部分。謙遜待人才能成事。想要保持謙遜，只需要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我遺漏了什麼呢？」優秀的領導者總擔心自己的能力是否有侷限，會有自己沒看到的東西。為了克服自己的侷限性，優秀的領導者會鍛鍊自己的判斷力。判斷力與智力不同。智力可以用來解決問題，在紛繁複雜的事件中找到真相，同時處理很多個任務；判斷力能夠讓人全面思考問題，從其他人的角度，從不同的側面、動機和背景中思考問題。判斷力能讓人將一連串事實應用於恰當的時間和地點：可能是聽證會上，也有可能是法庭上；可能是一個月以後，也有可能是一年以後；可能是主要媒體的新聞直播間，也可能是對手的董事會議室。智力能夠讓人從不同渠道蒐集資訊和事實；判斷力則能讓人看到這些事實背後的含義，以及這些事實對其他人會產生何種影響。
在我第一次與特朗普的會面中，我一直在觀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自信和謙遜中找到平衡的，又是否能夠展示出強大的判斷力。我承認，我一開始對此有所懷疑。在大選的過程中，特朗普給我留下的印象一直是，他的自我安全感很低，看起來不夠自信，也不夠謙遜。這樣的人一般不太可能謙遜待人，也不太可能會問出「我遺漏了什麼呢？」這種問題。但在特朗普大廈開會那天，我並沒看出我之前的判斷正確與否，這位即將上任的總統顯得有些沉悶，也有些嚴肅。
克拉珀將之前向歐巴馬總統和「八人團」彙報的情報評估報告原封不動地彙報給了特朗普團隊。特朗普團隊對此提出了一些問題，做出了一些評論，大部分都是由坐在後排的湯姆·博塞特提出的。在我們討論到俄羅斯干預大選這件事的時候，我記得特朗普一直靜靜地聽，沒有打斷我們，只問了一個問題，或者說更像是在陳述一個問題：「但你們並沒發現他們是否干預了最終結果，不是嗎？」克拉珀回答道，我們沒有對此進行分析，因為這件事不歸我們管，也不是我們擅長的領域。我們只能說，我們沒有找到他們更改選票統計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