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要能用善良中和怒火；要追求真相，而不只是找到受害者；要為法律服務，而不是為黨派服務；要能以謙卑的態度對待每一個案子；只有這樣的檢察官，才能成為國家安全的保障。

——羅伯特·h.傑克遜（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對於華盛頓各黨派來說，希拉里·克林頓的「郵件門」可謂是鬧得滿城風雨。儘管如此，聯邦調查局在處理這一案件的同時，還在處理其他很多重要的案子。2016年夏，我們正在緊急處理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一案，想要知道俄羅斯人到底在搞些什麼鬼。情報機構的證據非常確切地顯示了俄羅斯政府試圖通過三種方式干涉美國大選。

第一，俄羅斯政府想削弱民眾對美國民主政體的信心。為此，俄羅斯政府拼命抹黑美國，這樣美國大選就失去了鼓舞世界民眾的功能。

第二，俄羅斯政府想抹黑希拉里·克林頓。普京很討厭她。2011年12月，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爆發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抗議者反對普京繼續執政。希拉里公開支援抗議者，普京因此對希拉里極為不滿。希拉里當年在俄羅斯大選之前和大選過程中公開批評俄羅斯議會在選舉中存在舞弊行為，並稱其為「令人不安的舉動」。普京認為，希拉里的這一行為是在給參與街頭抗議的俄羅斯民眾「一個訊號」。希拉里曾說道：「俄羅斯人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一樣，應該享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應該享有參與大選的權利」。普京將希拉里的這一言論視為對其個人的攻擊，不可原諒。

第三，普京想讓唐納德·特朗普贏得大選。特朗普一直都對俄羅斯政府很友好，一直以來普京也對商界領袖非常欣賞，因為商人願意做交易，不堅持原則。

在俄羅斯政府幹預美國大選的整個事件中，最核心的就是那些他們從民主黨相關機構和個人電子郵箱中竊取到的郵件，這些郵件對大選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影響。還有證據顯示，俄羅斯政府曾非常努力想要進入由美國政府維護的選民註冊資料庫。7月末，聯邦調查局瞭解到，特朗普大選團隊的外交政策顧問喬治·帕帕佐普洛斯（georgepapadopoulos）幾個月之前就在研究如何用俄羅斯政府獲取的這些郵件打倒希拉里。於是，聯邦調查局對此展開了調查，想要知道是否有美國人——包括特朗普大選團隊在內，在與俄羅斯政府一起影響美國大選。

和調查希拉里郵件案時一樣，剛開始調查的幾個月裡，聯邦調查局拒絕一切媒體採訪。此時還為時尚早，我們手裡並沒有什麼過硬的證據，因此不方便把媒體牽扯進來，也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聯邦調查局在對此事展開調查。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並沒有公開確認對此事開展官方調查。但2017年3月，一切都改變了。

當時，我們面臨著一個困境，那就是是否要在大選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告訴民眾我們在對俄羅斯政府幹涉美國大選一事展開全面調查。整個8月和9月，歐巴馬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團隊都在為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在一次與歐巴馬總統一起召開的會議上，我們討論了是否應該給美國民眾先「打預防針」。也就是說，讓民眾先知道究竟哪些敵對勢力試圖操縱美國大選，這些勢力又是如何操縱大選的，以此減輕敵對勢力對美國大選的影響。在會上，我表示，在7月5日發表了那個宣告之後，我已經厭倦了這種成為眾矢之的的日子，但這次如果沒有別人願意出面發聲，我依然願意做那個「出頭鳥」。同時，我也對總統表達了我對這個「打預防針」手段的看法。我提醒總統先生，如果我們真的給美國民眾「打預防針」了，其後果可能正好達成了俄羅斯政府的目的——削弱美國民眾對大選體制的信心。如果我們真的告訴美國民眾確實有俄羅斯勢力干擾美國大選，那最後民眾會不會懷疑大選結果？會不會給失敗的一方以失敗的藉口？這是個兩難的選擇。歐巴馬總統完全清楚這些，我們決定不能讓俄羅斯政府的陰謀得逞，不能讓美國民眾對我們的大選體制失去信心。於是，工作人員繼續討論「打預防針」計劃的可行性，討論其可能造成的後果。

歐巴馬團隊對這個計劃思考了很久，幾天之後仍然沒有定論。於是，我以個人名義起草了一篇評論文章，並交給歐巴馬團隊審議，看是否可以起到「警示」美國民眾的效果。在這篇文章中，我列出了俄羅斯政府竊取郵件並披露這些被竊郵件的意圖，強調有駭客想要黑入選民投票資料庫，還將這一做法與之前俄羅斯大選中那些干預選舉的做法聯絡起來。但針對這篇文章，歐巴馬團隊始終沒有給出審議結果。歐巴馬團隊的審議一向嚴謹、充分但非常耗時。我懷疑，他們花這麼長時間審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從當時民意測驗的結果來看，特朗普不可能贏得大選。我還記得，在9月召開的一個討論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的會議中，歐巴馬總統表現出了自己對本次大選結果的信心。他說：「普京選錯人了。」他似乎已經有了論斷，既然俄羅斯勢力並不能影響大選結果，那為什麼要冒著讓美國民眾對大選體制失去信心的風險呢？又為什麼要給唐納德·特朗普以藉口，讓他有機會指責歐巴馬總統恐嚇美國民眾呢？反正特朗普會輸掉大選的。

到10月初，歐巴馬團隊最終還是決定要釋出一個政府官方宣告。國家情報總監吉姆·克拉珀（jimclapper）和國土安全部部長傑·約翰遜（jehjohnson）打算在這份宣告上簽字。聯邦調查局領導層和我都覺得，我們沒有足夠的理由在這封宣告上簽字，於是我沒簽。那時，媒體上鋪天蓋地都在報道有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媒體聲稱他們的資訊來自很多不具名的政府官員。聲譽頗高的立法委員也發表宣告，告訴媒體他們已經就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一事開過簡報會。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本人也說過，俄羅斯勢力已經選擇支援她的對手。網站和社會媒體都聲稱那些被竊取的郵件與俄羅斯有很大關係，甚至包括維基解密網站及其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assange）的推特都與俄羅斯勢力有關。因為有了這些報道，歐巴馬政府的10月宣告充其量不過是對公眾現有的資訊進行了有限補充。如果是這樣的話，聯邦調查局簽署這份宣告什麼也改變不了，不簽署宣告恰恰符合我們的自身設定——與大選保持距離。

無論政治家和學者怎麼說，實際上，對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應該怎麼在大選年處理相關調查這個問題，並沒有書面規定。雖然如此，但我始終遵守一個重要準則：我們應該盡力避免任何會影響大選結果的行為。2016年10月，聯邦調查局還沒有什麼理由能對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一事發表公開宣告，而美國民眾也知道發生了什麼，因此聯邦調查局規避這些行為是十分合理的。

但在那之後，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希拉里郵件案的相關調查材料又回到了我的辦公桌上，新的調查線索來勢洶洶。這時，「規避」就不再可能了。然而，我已經在4個月前，面對鏡頭斬釘截鐵地宣告，聯邦調查局已經對該案件進行了全面調查，並且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

10月初的一天，聯邦調查局總部有人［我記得是副局長安德魯·麥凱布（andrewmccabe）］向我提到，國會前議員安東尼·韋納（anthonyweiner）有個筆記型電腦，裡面可能含有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相關資訊。我記不清他原話是怎麼說的了，可能因為他也是個傳話的。而安東尼·韋納的電腦裡的資訊可能與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有關這個訊息當時在我看來難以理解。

安東尼·韋納，紐約州國會前議員，是民主黨人士，為人不怎麼樣，因將自己的裸照發給一些女性的醜聞被揭露而辭職。他還是希拉里·克林頓最親密的助理胡瑪·阿貝丁（humaabedin）的前夫。當時，韋納被指控與未成年女孩有一些不當接觸，聯邦調查局紐約刑事調查科正在處理這起刑事案件，因此得到了韋納的筆記型電腦。調查人員申請了一個搜查令，可以檢視筆記型電腦中的一些檔案，但僅限於與這起性醜聞案相關的內容。但在調查過程中，調查人員還在他的電腦上發現了一些檔案，這些檔案的命名讓紐約調查組懷疑與希拉里郵件案相關，但是他們的搜查令並沒授權他們開啟這些郵件。

10月27日，星期四，距離大選只有12天了。早上5點半，麥凱布給我發了封郵件，說「中期團隊」想要見我。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見我，但我立即讓工作人員安排了一次會面。當天上午，我們就見面了。我走進會議室，微笑著向在座的主管、律師和所有「中期團隊」成員致意。他們都坐在當初常坐的椅子上。

「我們又回來啦！」我一邊說，一邊坐到了我的座位上。「怎麼了各位？有什麼事兒嗎？」

在這之後很久，我都沒再那樣笑過了。

「中期團隊」的成員向我解釋，在韋納的筆記型電腦中，他們發現了幾萬封與希拉里·克林頓的私人郵箱的往來郵件。這是很大一部分郵件啊！2014年，希拉里將其私人伺服器上的郵件提交國務院的時候，她提交了大概3萬封，刪除了其他3萬封，並聲稱那些是私人郵件。這些新發現的郵件數量比她提交的和刪除的郵件總數還要多。在調查過程中，還有一些資訊引起了調查人員的注意。「中期團隊」一直沒找到希拉里·克林頓剛出任國務卿那幾個月時的郵件，那時候她用的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黑莓郵箱域名。調查人員特別想找到這些郵件，因為如果存在所謂的「問題郵件」（要麼是有人跟她說不要用私人郵件系統，要麼是她知道她這麼處理機密資訊是不對的），那麼這些資訊最有可能出現在她出任國務卿之初，剛剛設立私人伺服器的那段時間當中。然而，我們自始至終都沒有找到這些黑莓郵箱的郵件。

不知為何，韋納的電腦中有幾十萬封來自希拉里·克林頓的使用黑莓郵箱域名的郵件。調查人員告訴我，這些郵件中可能就有那些早期郵件，而韋納早已麻煩纏身，是絕對不會同意我們搜查這些郵件的。

「我們需要您的許可去申請一個搜查令。」

我當然同意，我馬上回答了他們：「去申請吧！」

「你們最快需要多久能稽核完這些郵件，並且評估它們是不是有用？」

會議室裡的所有人都說，稽核這些郵件可能要好幾周才行。郵件的數量太多，不可能更快了。他們每個人都要看上幾萬封，而且還得是熟悉案情的人才行，並不是隨便哪一位聯邦調查局探員都可以做的，不熟悉案情的人連要找什麼都不知道。調查人員告訴我，11月8日大選之前，他們不可能完成對這些郵件的調查工作，因為只剩下不到兩週時間了。

「好吧，但請儘快完成。要保質保量地完成，不要為了加快速度而犧牲質量。」

會後，調查人員聯絡了司法部的律師，律師同意立刻申請相關搜查令，批准調查人員搜查韋納筆記型電腦上有關希拉里·克林頓的郵件。於是，我們又面臨著一個問題。

7月的時候，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告訴美國民眾和所有的國會成員，聯邦調查局的調查是真實的、稱職的、獨立的，這個調查已經完全結束了，沒有任何繼續的必要，所有人都可以相信這個結論。然而在10月27日，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又決定申請搜查令，對數萬封希拉里·克林頓的郵件展開調查，其中可能就包括會推翻之前調查結果的證據。同時，調查人員還告訴我，這個調查不可能在大選之前完成。那我們的責任何在呢？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那樣，自成立以來，聯邦調查局的準則就是不影響大選。這個準則，或者說傳統，是我的立身之命。這也是為什麼聯邦調查局沒有簽署歐巴馬政府關於俄羅斯勢力影響大選的10月宣告。如果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項全新的調查，我們可以不採取任何相應措施，什麼也不做。但在希拉里郵件案上，我只看到了兩種選擇，任何一種都要求我們採取相應措施。

其中一個選擇是「坦言」。這樣，我就得通知國會，聯邦調查局之前的調查宣告並不是真的。這簡直是太糟糕了，會把聯邦調查局和我本人都置於可能影響大選結果的位置上。這不是個好選擇，簡直是個糟糕透頂的選擇。如果能避免，我絕不會選這個。

另一個選擇是什麼呢？另一個選擇是「隱瞞」。聯邦調查局的成敗，完全依賴於民眾的信賴。作為聯邦調查局的代表，我曾向國會和美國民眾發誓，稱這個案子的調查已經結束了。現在我知道這個案子並沒有結束。如果我們一邊申請搜查令，稽核數萬封希拉里·克林頓的郵件，一邊卻對此保持沉默，這就是對真相的隱瞞。這就意味著聯邦調查局局長已經誤導、並且要繼續誤導整個國會和全體美國人民。

無論是「坦言」還是「隱瞞」，都不是什麼好選擇。「中期團隊」經驗豐富的調查員對此爭論不休。我們一起展開討論，沒得出結論，大家各自回去思考，然後再聚在一起討論。我們坐在會議室裡，從各個角度討論所有我們能想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我的辦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jimrybicki）坐在長方形會議桌的另一頭——我的對面。這是他常坐的位置，這樣他就能靜靜地觀察所有與會人員和他們的肢體語言，他的工作就是確保我能聽到所有人的發言，確保沒有人被遺漏。他的情商很高，如果他看到了什麼令他擔憂的事情——比如說有人遲疑了，或是誰的發言沒有被聆聽，他就會私下跟那個人溝通，然後告訴我，這樣我就能在接下來的會議中把被忽略的與會人員重新帶入討論範圍內。聯邦調查局總法律顧問吉姆·貝克也扮演著類似的角色。貝克是我的老友，也是諍友。無論何時，只要有沒被充分討論的爭論或疑慮，貝克都會將其重新帶回討論中。貝克還經常私下來找我討論問題，故意提出跟我相反的觀點，但我知道，他這樣是為了能讓我從不同視角、不同方面考慮問題。

我們討論，然後再推翻自己的討論，迴圈往復。但討論了幾十個角度之後，我們又回到了原點——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岌岌可危。假設一下，如果兩週之後，希拉里·克林頓真的被選為美國總統了（其實當時幾乎每個人都覺得希拉里·克林頓能當選），當選之後要是有人揭露她仍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物件，那麼整個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和希拉里的總統之路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影響？如果總統大選之後，我們真的找到了能起訴希拉里·克林頓的證據，我們又該怎麼辦？無論我們找到了什麼，這種對真相的隱瞞都會對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公信力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這麼想來，「糟糕透頂」和「嚴重打擊」之間，還是很好選的，我們得告訴國會，今時不同往日了。

就在我們要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團隊中的一名律師問了一個要命的問題。她是個十分聰明但很安靜的人，有時候在會上我還得點名讓她發言。她問我們：「你們想沒想過，你們現在做的這些可能最終會幫助唐納德·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

我沉默了。我當然想過，每個人應該都想過這個問題，只是大家沒說出來。

我感謝了她的提問，隨後回答道：「這是個好問題，但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因為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要保障聯邦調查局的司法獨立性。如果我們開始以政治角度思考問題，思考我們的做法會影響哪一派的政治利益，那我們從一開始就輸了。」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聯邦調查局也像華盛頓的那些黨派人士一樣思考問題，想著什麼決定對我的黨派有利，這個決定會助益哪些人的政治前途，會毀掉哪些人的政治前途，那麼聯邦調查局就再也得不到公眾的信任，也不配得到公眾的信任了。這樣，我們的「信用水池」就會乾涸。

我命令團隊成員告知司法部高階官員，聯邦調查局必須知會國會，對希拉里·克林頓的調查已經重啟，這是我們作為聯邦調查局成員的責任。我會盡可能不披露細節，但聯邦調查局得對此發聲。我說，我願意跟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我並不完全清楚，為什麼我現在願意跟她們合作，而7月的時候不願意。我覺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出自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畢竟我曾經因為繞過司法部單獨行動而受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覺得這次她們會跟我意見相同，會在這個嚴峻的形勢下支援我。畢竟，司法部部長在7月的時候曾公開表態，說聯邦調查局對希拉里郵件案的調查非常徹底，而且案子也結得很漂亮。現在，她自己的檢察官就在針對此案重新申請搜查令。她當然也能看出來，如果我們隱瞞真相，那將是司法部的一場災難。然而，林奇和耶茨都通過工作人員對我表態，她們不同意我的做法，不願意跟我站在一起，重啟調查只是我一廂情願的做法。但她們並沒有命令我不要重啟調查，我應該遵守她們的命令。

果然，司法部部長和副總檢察長都不想選擇，既不想「坦言」，也不想「隱瞞」。

得到了她們的回覆之後，我有一瞬間想著要不要告訴她們我決定不通知國會。我就是想看看，如果我把責任完全推給她們，她們會是什麼反應。但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這樣做不僅非常愚蠢，而且還十分膽怯。我又一次走上了風口浪尖，接受所有的批評和指責。我告訴「中期團隊」，讓他們把我準備遞交國會的草案送到司法部稽核，問司法部是否要做出什麼改動。司法部儘管依舊不建議我這麼做，但還是在措辭上給了我一些中肯的建議。

10月28日，星期五。早上起來，我突然想起這天是當年「拉姆齊強姦案」的39週年紀念日。這天，我將草案遞交給國會議長和各個委員會的高階成員。而就在幾個月前，我剛給他們遞交過一份報告，稱希拉里郵件案的所有調查都已經「完全結束」了。跟7月那次一樣，我還是給所有的聯邦調查局員工都發了一封郵件，告訴大家現在的情況。

我的同事們：

今天早上，我已將有關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郵件一案重啟調查的相關草案遞交國會。昨天，調查團隊告訴我，他們在一個不相關的案子裡發現了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相關資訊，於是他們想要檢視這些郵件。因為這些郵件確實與我們的調查相關，我已經同意他們採取恰當的措施，獲得並審查這些郵件。

當然，按照慣例，我們沒有必要將此次調查告知國會。但鑑於幾個月之前，我已經再三證實，我們對希拉里·克林頓郵件案的調查已經完全結束，因此我認為我有義務告知國會我們將重啟調查。同時，我也認為，如果我們隱瞞不說的話，將會誤導美國民眾。然而，由於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新發現的郵件中含有什麼資訊，因此我不想誤導大家得出什麼結論。我們已盡力平衡各種措辭，盡力將草案寫得言簡意賅，但鑑於大選將至，一定會有很多人誤解我們的做法。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們能直接從我這裡聽到這個訊息。

大概10分鐘之後，我遞交國會的草案就被媒體披露了，比我預想的速度慢了9分鐘，我本以為在華盛頓，這封草案會立刻被曝光。但跟我想的一樣的是，這封草案引起了極大轟動。

對7月聯邦調查局發表的那篇宣告持支援態度的人和持反對態度的人顯然調換了位置。因為害怕我的這封草案最後會讓特朗普登上總統寶座，那些原本很理智的人也有些抓狂了。同時，認為聯邦調查局嚴重違反司法部的規章政策的人也愈加歇斯底里。當然，對於這種事情並沒有什麼明文規定，也從沒在大選年發生過這種事情。我覺得，理智的人可能會決定不對聯邦調查局重啟調查一事發表看法，但批評我們違反規定的聲音讓我不能接受。「告訴我，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做？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問他們。但沒人回答，報紙專欄作者、電視評論員都不理會我的問題。當然，我知道他們的答案，大多數人肯定會選擇有利於自己立場的做法。然而，聯邦調查局沒有立場，聯邦調查局是中立的，聯邦調查局代表了蒙著雙眼的正義女神，要在政治世界之外做正確的選擇。

10月30日，星期日。晚上，我收到了來自司法部部長的一封郵件，問我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會後，單獨留下見她。

「當然可以。」我回複道。

每星期一早上，聯邦調查局總部都會召開情報簡報會。就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司法部部長當著所有與會人員的面，問我是否可以留下來單獨跟她談話。我感到有點奇怪，昨晚我已經回覆郵件，同意單獨見面了，她為什麼還要問一遍呢？但當我看到同事們的表情時，我明白了她的意圖。會後，我們在為司法部部長預備的私人辦公室裡談話，辦公室就在簡報會會議室旁邊。她的下屬和我的下屬等在外面，辦公室裡只有我們兩個人。

在過去幾天裡，媒體的抗議鋪天蓋地，尤其是支援希拉里·克林頓的媒體，更是如此。我不知道洛蕾塔·林奇要跟我說什麼。她會吼我嗎？會威脅我嗎？會警告我嗎？會給我帶來總統的口信嗎？歐巴馬政府裡的每個官員對我都非常憤怒，唯恐我會阻斷希拉里的總統之路。我完全有理由認為林奇也跟他們一樣。